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132.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6年10月5日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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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摩尔：
　　你开了期票连它的钱数都不知道，这样的天真使我感到好笑；不过好在差额不大，好心的面包铺老板就在附近。为了使你能够马上把这笔钱还给这个善良的人，从而维持信用，现寄给你五英镑，I/F59667，曼彻斯特，1865年1月30日，同时退回已付款的期票。
　　关于特雷莫［注：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编者注］。上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开头）。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对各学派的批评，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作者的功绩是：他比前人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土壤”对于人种以及种的形成的影响，其次是对杂交的影响，他比他的前辈发挥了更正确的意见（虽然在我看来仍很片面）。达尔文对杂交的变异影响的看法也有正确的一面，其实特雷莫也默认这点，他在对自己方便的地方也把杂交看做是变异的手段，尽管最终还是起拉平作用的手段。达尔文等人并没有否认土壤的影响，如果说他们还没有特别强调这种影响，那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土壤是怎样发生影响的——除了知道肥沃的土壤发生良好的影响，贫瘠的土壤发生不好的影响。其实特雷莫所知道的也不见得比这多多少。关于晚形成的土壤一般说来对于高等种的发展更为有利的假说，含有某种颇为合理的成分，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当我看到特雷莫想用多么可笑的证据（这些证据十分之九是根据不可信的或被歪曲的事实，而十分之一是什么也没有证明）来证明它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把对假说创造者的怀疑转向假说本身。当他进一步宣布由杂交校正过的较新的或较老的土壤的影响是造成有机的种以及人种变异的唯一原因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就没有理由跟着这位作者跑这样远了，相反，我还有了许多反驳这种说法的理由。
　　你说居维叶也指责过肯定种的变异性的德国自然哲学家不懂地质学，可是这些哲学家是正确的。不过那时这个问题与地质学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作者完全依靠地质学来创造种的变异性的理论，同时又犯了这样一些地质学上的错误，歪曲一系列国家（例如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地质，而自己其他的证据又是从一些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地质情况的那些国家（非洲，中亚细亚等）弄来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关于人种学方面的例子，凡是和人所共知的国家与民族有关的，无论就地质条件，或者由地质条件而得出的结论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全是错误的；作者把大量的和他的理论相反的例子完全放过去了，例如，西伯利亚内部的冲积平原，亚马孙河的广大冲积盆地，拉普拉塔河以南几乎直到美洲的最南端（科迪勒拉山脉以东）的整个冲积地区。
　　土壤的地质结构与一般能生长东西的“土壤”有密切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真理，就象这种能生长植物的土壤对生活在它上面的动植物的种产生影响一样。而到现在为止这种影响几乎还没有被探讨过，这也是事实。但是从这里到特雷莫的理论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他强调了至今还没有被注意的方面，这的确是他的功绩；并且如我已经指出的，关于土壤因其地质年代大小的不同而对加速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的假说，在一定范围内或许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但是他所做的所有进一步的结论，我认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
　　穆瓦兰的书［注：托·穆瓦兰《生理医学讲义》。——编者注］，特别是其中关于法国人利用活体解剖所取得的成果，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是确定某些神经的功能及其失常的后果的唯一途径；这些家伙显然把折磨动物的方法发展到了十分完善的地步，所以我很能理解英国人对活体解剖的伪善的愤怒，因为这些实验对这里的懒人说来往往是很不愉快的，常常推翻了他们的抽象推论。至于发炎理论中的新东西，我无法评论（我想把这本书给龚佩尔特看看），不过，在我看来，这整个法国新学派带有一些不踏实的作风，喜欢对许多东西下断语，而且随便拿出证据。至于药物方面，其中没有为任何一个高明的德国医生所不知道或不采用的东西；穆瓦兰只是忘记了（1）往往必须用害处较小的药物来克服害处较大即本身具有直接威胁的病症，就象没有其他办法时只好施行外科手术来破坏组织一样；（2）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只有采用药物。穆瓦兰如果能用他的电疗法来医治梅毒，汞很快就会不用，但是在这以前，恐怕未必能不用。总之，但愿现在没有人向我说，只有德国人会“创造”体系，因为法国人在这方面彻底打败了他们。
　　致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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