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112.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6月7日-品论天涯网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DOJ品论天涯网

曼彻斯特
1866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处境很困难，因为再也没有可以典当的东西了，而人们又在猛烈地向我进逼。至于身体的情况，幸好没有再出现痈的征兆。然而为了肝病我不得不到艾伦那里去，因为龚佩尔特不在这里，而这种病又不能同医生分处两地来医治。我还有差不多一整瓶砒剂，但是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服用，因为我目前的生活方式不适于服用此药。
　　你们也由于联合银行而受到损失吗？罗德博士前天在这里，他幸灾乐祸地说，德朗克由于巴尔奈特的破产而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如果不出现奇迹，战争终究是要爆发的。普鲁士人将自食其说大话的恶果，而且无论如何，德国的田园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238]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在他们关于法国当前农业危机的论文中，他们的“学问”非常令人惊讶。
　　俄国人经常玩他们的老把戏，唆使欧洲蠢驴们互相反对，一会儿做甲的伙伴，一会儿做乙的伙伴；近来无疑在教唆奥地利人，第一，因为普鲁士人在奥登堡问题上还没有作出足够的让步，第二，为了在加里西亚捆住奥地利人的手，以及第三，也确实是因为亚历山大二世先生和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的晚年）一样，在遇刺[239]后产生一种保守的忧郁情绪，而他的外交官先生们至少也应当使用“保守的”诡计，同奥地利的联盟就具有保守的性质。一遇到适当的时机，他们就会暴露出相反的一面。
　　普鲁士这个“血和铁”的国家的官方腔调表现了严重的胆怯心理。他们现在甚至竭力恭维1789年的法国革命！他们抱怨奥地利易于激动！
　　这里在可鄙的议会辩论中产生的最妙的东西，就是迪斯累里向不幸的克拉伦登提出的那份罪行录[240]。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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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的热忱大概会被泼上一桶冷水。只要背景上画的不是对巴登格的希望，甚至那种一般地和意大利民族的性格相符合的传奇剧风格也是可以被容忍的[230]。我不能忘记我的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干出多么荒唐的事来啊！

　　注释：
　　[230]指俾斯麦为把同盟国拖入他发动的对奥战争而采取的步骤。1866年4月8日，普鲁士和意大利签订了秘密的同盟条约，保证共同对奥作战，直到意大利得到威尼斯地区而普鲁士在德意志得到相等的地区。——第213、225、232页。
　　[238]1866年5月20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5号上刊登了一篇针对普奥之间的战争威胁而写的呼吁书：《巴黎大学生致德意志和意大利大学生》（《Aux étudiants des universités d’Allemagne et d’Italie，les étudiants de paris》）。呼吁书是在蒲鲁东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在1866年6月5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了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以各国工人名义起草的答巴黎大学生以及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见《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年莫斯科版第258—260页）。对这个呼吁书的内容马克思并不满意。马克思在1866年6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辩论中，对民族问题上的蒲鲁东主义立场作了全面的批判（见本卷第230—231页）。——第224页。
　　[239]这里指的是1866年4月4日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卡拉科左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没有成功。——第224页。
　　[240]在1866年6月4日的下院会议上，迪斯累里在发言中指摘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例如，说他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和在1856年巴黎和会上的立场不够坚定。——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