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4月11日[于伦敦] |
我亲爱的小燕妮:
你们走了以后,这里就变得寂寞起来了——你不在了,琼尼、哈拉和“茶!”先生[注: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不在了!当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你们有一所好的、适合于孩子们的住房;其他方面看来比在伦敦稍微差些——不过气候除外,你会逐渐感到那里的气候对气喘病也有良好的作用。
我又给妈妈[注:指燕妮·马克思。——编者注]请来了由朗凯斯特教授推荐给我的一位新医生,就是唐金医生;看样子他是一个富有学识的聪明人,不过对妈妈的病来说,我看所有的医生实际上都一样好。但是,医疗顾问的变换可以使她宽心,最初一段时间——多半为时不久——,她对新的埃斯库拉普赞不绝口。龙格的单片眼镜在他走后马上就找到了,它确实放在你们的卧室里。我们决定让希尔施给捎去,不过这个好搬弄口舌的人,在有机会大肆搬弄口舌的时候,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伦敦的。仅仅一个“可怕的”莫斯特案件[172],对于这只鹿[注:双关语:希尔施,原文Hirsch,是姓,也有牡鹿的意思。——译者注]来说,就是取之不尽的(尽管决非“水晶般清澈”的)源泉。现在他威胁说,要到4月18日才走。此外,他发现了他过去非常厌恶的考茨基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从这个K?utz[注:《Kautz》(其指小词是《Käutzchen》),怪人,和姓Kautsky(考茨基)发音相似。——编者注]显出酒量很大的时候起,恩格斯对他也宽容多了。当这个可爱的人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是说这个Kautzchen[注:《Kautz》(其指小词是《Kautzchen》),怪人,和姓Kautsky(考茨基)发音相似。——编者注],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象不象您的母亲[注:敏娜·考茨基。——编者注]?他保证说一点也不象,我就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我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
前天这里成了道勃雷[注:道勃雷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一个人物。——编者注]俱乐部,而昨天除了梅特兰的两个姑娘以外(朗凯斯特和唐金医生也来了一会儿),海德门和夫人[注:玛蒂尔达·海德门。——编者注]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他俩爱好久坐。我喜欢她那种思考和言谈的爽快、毫无拘束而又果敢的风度,然而可笑的是,她以某种景慕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洋洋自得、喋喋不休的丈夫的一张嘴!妈妈(当时快到晚上十点半了)疲倦得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不过,那场哑剧还是使她开心了一阵子。事情是这样的,杜西在道勃雷们中间发现了一个新的神童——一个叫雷德福的人;这个青年已经是个律师,但是他鄙视法律学,他和瓦尔德霍恩干同一行工作。他的仪表很好,是厄尔文和已故的拉萨尔的混合体(但是同拉萨尔所固有的犹太侯爵的那种犬儒主义的、无耻地纠缠不休的举止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聪明的、还有点出息的青年。多莉·梅特兰拚命向他献殷勤,——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妈妈和杜西在吃晚饭的时候,一直互相使眼色。最后,梅特兰先生也来了,他头脑十分清醒,想起要同邻座的好教训人的海德门争辩关于格莱斯顿的问题,而招魂者梅特兰是信奉格莱斯顿的。当时我很不舒服,咽喉痛,所以当这伙人全走了的时候,我很高兴。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
加特曼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分正在乌里治辛勤地劳动;不论用任何语言同他谈话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要求他拒绝承认罗什弗尔[174],而且要公开发表声明。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仅仅由于彼得堡委员会给罗什弗尔写过言过其实的信,而罗什弗尔已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他也不可能这样做。事实上日内瓦人长期以来力图使欧洲相信,实际上是他们在领导俄国的运动;现在,当他们自己散布的这个谎言被俾斯麦之流抓住了的时候,当这个谎言变得对他们有危害的时候,他们却作出相反的断言,妄想使全世界相信他们自己是无辜的。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空谈家、糊涂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俄国“战争舞台”上的影响完全等于零。
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175]?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彼得堡执行委员会[157]如此努力活动,而发表的宣言却非常“克制”。它的做法与莫斯特和其他一些孩子般的空谈家的幼稚做法截然不同,后者把刺杀帝王当作一种“理论”和“法宝”加以鼓吹(象迪斯累里、萨维奇·兰多尔、马考莱、马志尼的朋友斯坦斯菲尔德这样一些非常天真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前者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象对待希沃斯的地震[176]一样。
由于这件事情,下院发生了一件大丑事。(你知道,这些可怜的格莱斯顿分子为了迎合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拿倒霉的莫斯特作样子,想要扼杀英国的出版自由,——不过他们未必能够得逞。)丘吉尔勋爵(出身于马尔波罗氏族的一个厚颜无耻的年青的托利党人)就《自由》的津贴金问题向查理·迪耳克爵士和布拉西——内阁里的两个下等角色——提出了质询。他们对此断然否认,而丘吉尔不得不说出向他提供这些情况的人。于是他说出了回避不了的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我随信给你寄去《每周快讯》(迪耳克的报纸,由“伟大的迪耳克”的弟兄、“哲学激进派”艾什顿·迪耳克主编)上关于这件事的剪报以及马耳特曼·巴里发表在《每日新闻》上的声明。显然,迪耳克在胡说八道;这个自命为未来“英吉利共和国总统”的吹牛大王是多么卑贱,由于害怕失掉自己的职位,他竟然按照俾斯麦的指示来决定赏给或不赏给哪些报纸一英镑!加特曼一到伦敦,艾什顿·迪耳克就请他吃早饭,如果这件事也弄得尽人皆知,那又会怎么样呢?不过加特曼当时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展览”。
顺便谈一下孔德主义者-叛徒马克西。《正义报》给这位好汉的荣誉太多,对他过分客气。英国的自由派这个独特的集团和比他们更坏的变种——即所谓的激进派实际上认为《正义报》的作法是犯罪,即它不顾传统、不顾协议,对这些流氓和骗子所采取的态度不合常规,不支持自由主义的大陆报刊上所传播的关于他们的神话!仔细想一想,伦敦报刊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攻击是多么卑鄙无耻,而当有人认为需要进行反驳的时候,要在这些报刊上说一句话,登几行答辩又是多么困难,既然如此,就难于维持下列的原则了,按照这个原则,巴黎报刊既然批评了“伟大的”格莱斯顿这个头号伪善者和旧学派的诡辩家,就有义务给格莱斯顿提供整栏整栏的篇幅发表马克西先生的散文,使马克西能够殷勤地报答他预先给与的赏赐。
即使格莱斯顿关于爱尔兰的政策(高压法[167]和武器法[177]的政策)如此正确,正象它如此虚伪那样,难道这就能成为说这个人“慷慨大方”和“宽宏大量”的根据吗?好象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于这一点似的!还是应当让马克西明白,这种柏克司尼弗式的空话在伦敦有公民权,但是在巴黎没有!
让龙格读一读今天《泰晤士报》上帕涅尔在科克的演说;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对于格莱斯顿的新土地法案[168]所应当说的东西的实质;同时不应当忽视,格莱斯顿通过事先采取的种种卑鄙措施(包括剥夺下院议员的言论自由[166]),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现在爱尔兰发生大规模的逼迁,而法案只是一种纯粹欺骗,因为贵族已从格莱斯顿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再也不害怕土地同盟[178]了,他们无疑将把法案否决掉,或者把它阉割得使爱尔兰人自己最终也去投票反对它。
千遍地吻孩子们;问候龙格。亲爱的孩子,来信讲讲你的健康怎样。再见。
你的 老尼克[注:卡·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亲爱的琼尼,你喜欢法国吗?[注:这几个字,马克思用大的印刷字体写在信头上。——编者注]
注释:
[157]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民意党”是由于革命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发生分裂,于1879年8月产生的民粹派恐怖分子的一个秘密组织。——第159、173页。
[166]大概是指1881年2月3日下院根据格莱斯顿的提议所通过的一项在英国议会实行新的议事程序的决议。爱尔兰的反对派在下院里采取了妨碍议事的策略,使议会无法通过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见注167)法案,因此格莱斯顿就提出了议长有权随时打断发言者的发言并将其逐出会议厅的决议案。——第165、174页。
[167]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 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1881年初,下院通过了两个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165、174、308页。
[168]1881年土地法案从1880年年底起就在议会中讨论,但直到1881年8月22日才成为法律(见注19)。——第165、174、177页。
[172]指莫斯特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而写的一篇题为《完蛋了!》(《Endlich!》)的文章,该文刊登在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第12期上。3月30日,莫斯特在伦敦被捕,5月2日被交付法庭,6月,以用外国语言写文章为政治谋杀进行辩护的罪名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实行强制劳动。——第167、169、171页。
[174]法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昂·罗什弗尔在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被驱逐出法国,于1874年来到日内瓦,在这里同俄国的政治流亡者建立了联系。“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寄给罗什弗尔一封信,请求他帮助委员会的代表列甫·加特曼组织反对沙皇政府的宣传工作。但是,1881年3月26日在《自由》周报上出现了一则消息,说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发表声明,拒绝同罗什弗尔发生任何联系,并且说从来没有向他提供过情报。——第172页。
[175]指对参加了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的民意党人(见注157)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娅、尼·伊·雷萨科夫、提·米·米哈伊洛夫、尼·伊·基巴耳契奇和格·米·格耳夫曼的审判。审判于1881年4月7—10日(俄历3月26—29日)进行。1881年4月10日作出判决:除格耳夫曼以外,所有参加谋杀的人都被判处绞刑。1881年4月15日(俄历3日)执行判决。由于怀孕而缓期的格耳夫曼被判处服无期苦役,于1882年2月14日死去。——第173页。
[176]希沃斯岛的地震发生于1881年4月3—11日。由于地震有三千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希沃斯城和附近的乡村差不多完全被毁。——第173页。
[177]武器法(Arms Act)把一切未经许可携带武器的人看作是社会治安的破坏者,应依法惩办。1881年3月1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以对付爱尔兰,从4月6日起发布命令,规定一切没有特别许可证的人要在4月15日以前就近向警察分局交出武器,命令还列举了从4月7日起禁止自由出售武器的郡和城市。——第174页。
[178]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迈克尔·达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一部分领袖(帕涅尔和其他人)采取了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而下赞成革命民主派所坚持的消灭英国的大地主统治。土地同盟于1881年被英国政府查禁,但实际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第175、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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