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1年3月12日

1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ASF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这里附上一些关于禁止通奸的材料[160]。您是否能用得上，我自然不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您应当考虑好，谈这一问题是否会弊多利少。无论如何，我愿意告诉您一种谈论这个戒律而又不陷于庸人劝善的办法；我所掌握的搜集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历史材料，对您总是会有用的。
　　此外，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总的说办得很不错。个别的几号很好。要是少登几篇象论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学理主义的文章[161]，是不会有害处的。怎么能把杜尔哥同奈克尔，尤其是同可怜的卡龙相提并论呢？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奈克尔是金融贵族的最实际代表，拉菲特们和贝列尔们的先驱，卡龙则是个典型的贵族，他的办法是收入多少就花多少：“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注：据说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话。——译者注］。怎么能把这些人，特别是杜尔哥、甚至奈克尔，同俾斯麦相提并论呢？俾斯麦充其量也只是象卡龙那样，想不择手段地弄到钱；再说，难道可以丝毫不加考虑地把这个俾斯麦同施特克尔、而另一方面又同谢夫莱之流相提并论吗？他们也都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倾向。如果说资产者把所有这一切混为一谈，那末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也应当不加批判地这样做。学理主义的根源正是在于相信对手自私自利的和眼光狭小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些论断来建立体系，这种体系当然是以它们为基础，并且随着它们的破产而破产。对俾斯麦来说，第一是为了钱，第二是为了钱，第三还是为了钱，而他弄钱的借口纯粹依对外部情况的考虑而变换。如果在帝国国会是另外一些人占多数，他就会抛弃他现在的一切计划而制定相反的计划。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根据在理论上是那样无知、在实践上是那样变化无常的俾斯麦这个畜生所采取的任何步骤来作出关于现代社会破产的结论，正如不能根据象施特克尔那样的小丑的精神上的舞蹈病，或根据象谢夫莱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废话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样。这些人根本不“想”宣告现代社会破产（这大约就是他们所“想”的全部东西）。恰巧相反，他们纯粹是靠想方设法去重新修补现代社会而活着。且看谢夫莱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家：在《精髓》一书中，这个愚蠢的士瓦本人承认，他对《资本论》中的一点（最简单的一点）思考了整整十年才理解，而他的理解却荒谬已极！[162]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163]、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末，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此外，我认为您对报纸应当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报纸不再象当初那样滥用“革命”一词了。在1880年的严重动摇[164]以后，起初这是很好的，但最好还是和莫斯特针锋相对，谨防夸夸其谈。不连篇累牍地用“革命”一词也可以表达革命的思想。其实，莫斯特这个可怜虫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已经不知道往哪儿靠岸了，何况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在美洲的成就[165]使他最后的希望遭到破灭。
　　报纸现在能够真正激励和振奋我们在德国的人，而对这些人，至少对所谓的领袖们，这有时是非常需要的。我又收到了几封诉苦的信，已作了适当的回答。菲勒克起初也很灰心，但他去伦敦呼吸了几天自由的空气之后，又恢复了朝气。报纸应当把这种自由的空气带到德国去，为此首先必需蔑视和嘲笑敌人。只要人们又学会了嘲笑俾斯麦之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当忘记，人们，至少是大多数的人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尤其是一大批鼓动家和编辑很不舒服地从非常舒服的状态中被摇醒过来。因此，现在必需提高情绪，同时要不断地提醒人们，俾斯麦之流同他们在谋刺事件[23]之前一样，仍然是蠢驴，仍然是骗子和仍然是在历史进展面前无能为力的可怜的蠢人。因此，对这伙混蛋的任何朝弄都是有价值的。
　　关于爱尔兰，只说这么一点：爱尔兰人只有过分聪明，才会不知道起义对他们来说会是灭亡；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起义才有成功的希望。在此期间，爱尔兰人迫使格莱斯顿在议会中实行大陆式的会议规则[166]，从而破坏了整个英国议会制度。他们还进一步迫使格莱斯顿抛弃了自己的一切空话并且变得比最激烈的托利党人更象托利党人。高压法[167]通过了，土地法案[168]会被上院或者否决，或者阉割，那时就会开始争吵了，即各党派的秘密分化就会公开。从格莱斯顿上台时起，辉格党人和温和的托利党人，也就是全体大土地占有者正在悄悄地联合成一个土地占有者的大党。一旦这点完全成熟，家族的和个人的利益就会得到调整，或者，例如一旦土地法案使这个新党走上社会舞台，内阁和现在的多数马上就会垮台。那时新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会出来对抗新的保守派，但是除了工人和爱尔兰农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后盾。为了在这里不再发生愚弄和欺骗，在约瑟夫·考恩（新堡选出的议员）的领导下刚刚在组成一个无产阶级激进派。约瑟夫·考恩是一个老宪章主义者，即使不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个半共产主义者，并且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爱尔兰在促成一切；爱尔兰是帝国内的推动因素。这些我是私下跟您谈谈。关于这个问题下次详谈。
　　祝好。

　　您的　弗·恩·ASF品论天涯网

　　请您代我向考茨基问候，因为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所以详细地答复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您见到博伊斯特，请代为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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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160]指恩格斯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不要通奸》（《Du　sollst　nicht　ehebrechen》）；可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篇题名为《十戒》（《Die　zehn　Gebote》）的文章，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伯恩施坦。这篇文章未曾发表。——第162页。
　　[161]指卡·考茨基用辛马霍斯（Symmachos）这个笔名发表在1881年3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上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Der　Staatssozialismus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第162页。
　　[162]下面恩格斯批判的是谢夫莱1875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社会主义精髓》（《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一书中阐述的观点。——第163页。
　　[163]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金融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163页。
　　[164]暗指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09）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间在策略问题上的摇摆。其中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里就在柏林及其郊区实行所谓“小戒严”问题发表的演说、以及1880年2月17日在萨克森邦议会中就开姆尼斯城第一选区的选举问题发表的演说，也反映了这种摇摆。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里的演说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它是一个改良党，而且是就这个字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的，他否认“暴力”革命，认为那是荒谬行为。1880年2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邦议会的演说中说，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它就不是一个变革党。——第164页。
　　[165]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1881年2—5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社会工人党根据1880年8月20—23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3年5月10—11日和1884年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第164、190、442页。
　　[166]大概是指1881年2月3日下院根据格莱斯顿的提议所通过的一项在英国议会实行新的议事程序的决议。爱尔兰的反对派在下院里采取了妨碍议事的策略，使议会无法通过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见注167）法案，因此格莱斯顿就提出了议长有权随时打断发言者的发言并将其逐出会议厅的决议案。——第165、174页。
　　[167]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　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1881年初，下院通过了两个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165、174、308页。
　　[168]1881年土地法案从1880年年底起就在议会中讨论，但直到1881年8月22日才成为法律（见注19）。——第165、174、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