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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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普顿 1878年9月18日［于伦敦］ |
亲爱的弗雷德：
一切都好。
附上考布的信，请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给他回信。希尔施在巴黎逗留期间的表现，象一个糊涂虫，似乎硬要去殉难。此外，从巴黎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你不让我去巴黎观光是正确的。
这个听任俾斯麦－施梯伯先生摆布的共和国是多么好啊！昨晚巴里来了。洛桑代表大会没有开成，这件事他还在巴黎时就已知道了，因此就留在那里。希尔施和他只是以采访记者身分去参加大会的，但是大会已被驱散了，而参加大会的人被捕了；希尔施是后来夜晚在自己住所里被捕的。[146]次日，桀骜不驯的巴里来到警察局（带着证明他的身分是《旗帜报》记者和《白厅评论》撰稿人的证件）。在那里他找到一个小官吏并向他声明，希望见到“他的朋友”希尔施和盖得。当时那个小官吏把逮捕希尔施和盖得的两个警官的地址告诉了他。这两个警官被这位“英式煎牛排”的纠缠气坏了，最后把他赶走了。巴里毫不退缩，返回警察局，终于设法见到了伟大的吉果。这个“善于应付的”警察同伟大的巴里交谈了几句话以后，向他声明英语说不好，而巴里法语说不好，因此叫来了一位翻译。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巴里对他说的希尔施没有参加一事，应由法院侦查员处理，而不应由警察局长处理；逮捕是“合法的”等等。对此巴里回答道：“据我所知，这在法国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在英国不是合法的”。吉果以郑重的激动语气反驳道：“凡是来到我们这里的外国人，必须遵守法兰—兰—兰西共一和一国的法律！”而不肯让步的巴里对此的答复是挥着帽子高呼：“共和国万岁！”吉果被这呼声弄得面红耳赤，就向巴里指出，不能同他进行政治争论等等。这一次很客气地对巴里下了逐客令。
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他那幼稚可笑的放荡不羁行为达到了顶点。即：他通知我说，本周他同全家再次去哈斯廷斯，而我现在大概有时间为他准备写文章（在《十九世纪》杂志上）的资料。他这次图谋的下场恐怕比在那两个法国警官的住处更糟。
最无耻的伦敦报纸又是勒维的报纸［注：《每日电讯》。——编者注］。他在今天的社论里对他的读者说，赖辛施佩格代表“中央党”[141]表示赞成法律（这一点勒维是在给他提供通讯稿的柏林爬虫报刊[147]上读到的），俾斯麦保证能得到多数票。不过，勒维本人尽管无上崇拜“伟大的首相”，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同“卓越的”倍倍尔的争辩[148]中，伟大人物“看来是失败了”。
在吴亭所收集的小册子中，我还只翻阅了阿道夫·萨姆特的小册子（《货币制度的改革》）。关于他怎样引证（他常常引证我的话，而且更多的是用复述的办法抄袭；整个小册子都是用“商品券”代替银行券的荒谬思想，实际上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就已经以信用证券的形式实行商品券了），现举例如下。我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49]等等。他正确地指出页码，却引证为：“金银天然是货币。马克思云云”。[150]看来，在德国“有教养的”阶层中间，阅读能力日益衰退。这个萨姆特引证得如此荒谬和拙劣，尽管他没有任何恶意。例如，他引证配第的一句话：“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之母”，因为我谈到“物质”财富时指出配第这句话在这里有力量等等。[151]
又及：我们的胖子柯瓦列夫斯基在瑞士又一次遇见了罗尔斯顿，罗尔斯顿一见面就问他，是否认识曾在《法兰克福报》小品文栏内把他（罗尔斯顿）描述为骗子、懦夫等等的那个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是我的妻子写的。）柯瓦列夫斯基感觉到风是从哪里刮来的，但是他照实地回答说，他不知道这样一个俄国人。但是，从那时起，罗尔斯顿（在这里又纠缠上柯瓦列夫斯基）就更疑神疑鬼了。（这篇刊登在小品文栏内的文章是由于罗尔斯顿对“俄罗斯革命文学”的卑鄙行径而引起的[152]）。
昨天小蒙蒂菲奥里先生来我这里，他前往柏林去；他对杜西说的一段话，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青年文人的特色：“但愿普鲁士人使我如愿以偿，把我拘捕一两天！这是给杂志投稿或给《泰晤士报》写信的多好的材料呵！”
我到你家去过，已将在那里看到的一封信寄给你。
再见。
你的 摩尔
注释：
[141]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个中小邦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76、81、321页。
[146]根据1878年1月28日至2月8日在里昂召开的法国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78年9月在巴黎举行国际博览会期间要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它的主要发起人是茹·盖得。法国政府禁止开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代表大会的会址已不可能由巴黎迁往洛桑），1878年9月4日，聚集到巴黎的代表们决定秘密集会。但是警察占领了会场，驱散了会议参加者，并逮捕了组织者。10月24日，以盖得为首的三十八名社会党人被提交法庭审判。
以观察员身分去参加会议的卡·希尔施于9月5日被捕，监禁到10月9日，释放后被驱逐出法国。——第80、326页。
[147]爬虫是指接受政府经费支持的反动的报人和报纸。爬虫报刊基金是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众议院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密探、政府的反对者是“爬虫”以后，这些用语便广泛流传起来。此后，左派报刊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俾斯麦本人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演说时不得不承认下列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在德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第81、313、323、398页。
[148]指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在帝国国会中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的第一次辩论。——第81页。
[14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章。——第81页。
[150]阿·萨姆特《货币制度的改革》1869年柏林版第62页（A．Samter．《Die Reform des Geldwesens》．Berlin，1869，S．62）。——第81页。
[15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中引用了配第的《赋税论》（《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London，1667，p．47）一书中的这句话。萨姆特从《资本论》中借用了这一引文，并歪曲转述在他自己的书的第七页上。——第82页。
[152]威·罗·谢·罗尔斯顿的《俄罗斯革命文学》一文于1877年5月刊登在伦敦的《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ury》）杂志第1卷第3期上。燕妮·马克思的反击文章发表在1877年5月到1878年8月初之间的《法兰克福报》上。——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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