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12月2日[于伦敦] |
亲爱的弗雷德:
谢谢你寄来的《卫报》[注:《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我又给厄·琼斯补寄了几份《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同时写信给他,说他想必从你那里先收到了一份《宣言》。今天他来信说,从你那里并没有看到和听到什么。他的地址是:十字街55号,而不是52号。他写道,在陪审法庭开庭期结束后,他就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中建立协会的分部。
你能弄到音乐家佩茨累尔的住址吗(也许能在曼彻斯特住址簿或席勒协会[21]中找到)?他在曼彻斯特工人中间的联系很多,用不着你参预,我就可以从这里使他同厄·琼斯发生联系。你只须把佩茨累尔的住址寄来。
进行这种鼓动时讨厌的是,一旦参加进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例如,现在要给林肯写公开信,我又不得不来起草(这比写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还要困难得多),为的是使适于这种体裁的作品的词句,至少要同民主派的庸俗词句有所区别。[38]幸而给波兰人的公开信是福克斯先生写的;写这封信是因为11月29日是1830年波兰革命纪念日。[39]
由于给林肯的公开信要交给亚当斯,委员会中一部分英国人就借口说,按照惯例,代表团要由一名议员来率领。但是大多数英国人在大陆代表的一致支持下否定了这种意图,不仅如此,他们还解释说,英国的这种旧习惯应当废除。另一方面:勒·吕贝先生这个真正的癞蛤蟆[40],却希望公开信不是给林肯,而是给美国人民。我狠狠地嘲笑了他一顿,而且向英国人说明,法国民主派的礼法一点也不比君主派的礼法值钱。
顺便说一下。没有一种机关报,要在这里搞运动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蜂房》(周报,工联的机关报)就被宣布为协会的机关报。正如工人常常碰到坏运气一样,真倒霉,把持这家报纸的是一个坏蛋乔治·波特尔(他在《泰晤士报》上以参加罢工[41]的建筑工人的代言人身分出现,虽然文章不是他写的,而是别人写的)和一个股东集团——他是干事——,这伙人暂时还是多数。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其大部分英国委员都是《蜂房》股东(每份股金只有五先令,任何人即使拥有五千股,也不能享有多于五票的权利;这样,每股一票,但是最多只能有五票)——决定在这里建立股份基金的原因,这种基金使我们有可能造成一批新的股东,把旧的多数排挤出去。如果你也能为此目的而缴纳股金,那我十分高兴。当然,整个这一活动应当在委员会委员的比较亲密的朋友中间进行,因为否则对方会及时(也就是在不久将要召开的全体股东大会之前)采取对策。
这里除《海尔曼》外,还有另一家小报——可敬的犹太书商本德尔的《伦敦通讯》。这家小报想成为同《海尔曼》竞争的机关报,因为担任编辑的是一个自己简称为路·奥托的新闻记者路·奥托·冯·布赖特施韦特。我大概不会直接参与此事,因为对我来说,《人民报》已经够了,不过,象反对布林德这样的声明[注: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在德国报纸发表后要是能够在伦敦转载,倒也不坏。
这个奥托先认识了埃卡留斯,经埃卡留斯提议他当了国际委员会的德国委员。他是士瓦本人,生于斯图加特。完全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约二十七、八岁。很象我的内兄[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起先他是奥军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在那里学过几种语言,受过全面的严格训练。后来在杜宾根上学。他本人是一个十分和蔼和机智的小伙子,风度很好。他的头脑里还有许多士瓦本的卑贱东西和德意志的愚蠢东西。虽然如此,他还是有很好的禀赋和才能。但是我认为,对于新闻工作,他是兴趣多于志向,他是一个枯燥无味的空论家。作为同南德意志、特别是同士瓦本进行联系的中间人,他是很合适的。有时他也给《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写文章,不拉自然是用福格特的观点写的。
我曾写信给尊敬的克林格斯,说要在莫泽斯和伯恩哈特[注:赫斯和贝克尔。——编者注]之间进行选择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两个人都是诚实的人,也都是没有才干的人。现在,谁当主席都是一样。到了决定性时刻,也必定会找到所需要的人材。[注:见本卷第423页。——编者注]
我又感到右腰部正在长出一个痈,真有些可怕。艾伦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我是自己治疗的。如果现在我到他那里去要砒剂(未经医生同意是不能服用的,他也许不会同意开这个方子),他会严厉地责备我那样久地瞒着他胡搞!!
你的 卡·马·
布林德在给士瓦本的迈尔(通过傀儡布朗纳)的答复中声称,林肯和弗里芒特曾经争夺过他的在选举中有决定意义的一票。而他在美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报》[注:《密苏里民主主义者报》。——编者注]上写道,是他完成了波兰的革命。
注释:
[21]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见本卷第599—606页)。1868年9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写信给席勒协会理事会,决定“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6—367页)。理事会秘书戴维逊于1868年10月2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恩格斯没有同意。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20、34、62、92、189、414、417页。
[38]由马克思起草的祝贺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公开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2页)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1864年11月29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第35页。
[39]在1864年11月2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彼·福克斯的建议通过了以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的名义起草一封给波兰人民的公开信的决定。公开信的起草工作被委托给小委员会,而小委员会又把这项工作委托给彼·福克斯。关于福克斯起草的公开信在小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中进行讨论的情况,见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注48。——第35、41页。
[40]癞蛤蟆(crapaud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以及法国的蒲鲁东派。——第35、349页。
[41]指1859年夏季爆发的、与争取规定九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性运动有关的伦敦建筑工人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是组织在建筑工人联合会中的建筑工人,改良主义者乔治?波特尔是这个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59年7月底,伦敦的建筑工人为了回答企业主拒绝缩短工作日的要求而举行罢工,罢工一直延续到1860年2月。企业主在他们1859年7月27日举行的联合会议上公开向各个工人联合会宣战,一致决定不雇用属于工联的工人,8月6日又宣布同盟歇业,解雇两万余名工人。罢工最后以妥协告终:企业主同意雇用工联会员,而工人则被迫撤销关于九小时工作日的要求。——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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