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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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德林顿码头 1881年8月18日[于伦敦] |
亲爱的弗雷德：
大概你现在已经收到我前天从阿尔让台给你写的短信。从信中你可以知道，我一个人来到这里，没有带我的妻子（不是象你信里所当然设想的那样同她一起来的）。
接到杜西病情的消息后，我决定尽可能当天就动身；我的妻子则应同海伦［注：德穆特。——编者注］一起于今天出发，而且是乘头等车，先到亚眠，在那里过夜，然后过一天到布伦，在那里至少休息一天，如果她愿意的话，住两天或者三天；从那里去福克斯顿，此后再根据她的身体情况由那里直接回伦敦，或者乘以后的任何一班车回来（我觉得最好是后一种办法）。把她留下，我自然是很难过的。但真正能给予她帮助的是海伦，我自己在跟前对她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此外，我的离开迫使她终于下决心告别阿尔让台，由于身体越来越虚弱，这确实是必要的。
这样，星期二［注：8月16日。——编者注］晚七点三刻我乘特别快车离开巴黎，途经加来，约于晨六点钟抵达伦敦。
我当即给唐金医生打了电报，而他到来时已是上午近十一点了，他给杜西作了长时间的检查。她的神经处于极度的抑制状态；她已经好几个星期几乎什么都没有吃了，吃的东西比唐纳医生在其实验时吃的还要少[15]。唐金说，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心脏正常，肺部正常，等等。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胃的功能完全紊乱，不能接受食物（大量饮茶使病情更为恶化；医生立即完全禁止她喝茶）和神经系统严重的过度紧张，因此出现失眠、神经痛的痉挛等等。奇怪的是这种衰弱现象早先没有出现过。他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并告诉她——对这样一个固执的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她要是一个听话的病人，就没有任何危险；但她如继续固执己见，就一切都徒劳无益（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幸好她答应听话，既然答应了，她是会履行诺言的。唐金说，以后她应当离开此地去散散心。
我之所以提前出发，还因为我知道唐金在8月17日以后要去赫布里底群岛休假。为了杜西，他在这里呆到星期六，然后留一个代替的人来照管杜西和我的妻子。
最近一次选民大会——在这个会上，甘必大先生从会场内知道了他第一次在伯利维尔大会[16]时只是从会场外的人群那里得知的东西——的参加者也都是些由甘必大自己的委员会所邀请的人，这些人还是经过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们的两次清洗以后才准予参加的。因此，这场丑剧便更为意味深长。两次笼罩会场的喊声都是：加利费！甘必大由此得到一条教训，就是意大利的无耻行径在巴黎是吃不开的。罗什弗尔如能公开发表演说，并能直接被提为竞选人，甘必大无疑会遭到失败。伯利维尔的工人居民由于公社事件减少了将近两万人，其大部分被小资产者所取代了。在这种情况下，伯利维尔（两个区）无论是留下来的，还是新补充进来的居民都是最落后的；他们的理想人物，超过甘必大的，就是罗什弗尔了；这两个人1869年都在那里被选为议员。
至于在巴黎的工人党的状况，一个在这点上毫无偏见的人，即利沙加勒承认，它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只有它一个算是站在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对面的。它的组织虽然还很弱并且多多少少是空的，但毕竟是有足够纪律性的：它能在所有各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能在各种集会上引人注目并使官方人士感到伤脑筋。我自己从这方面注意了巴黎各种色彩的报纸，没有一家报纸不被激起反对这个共同的祸患——集体主义工人党[17]。
关于工人党领袖们的最后分裂，最好是我以后口头告诉你。
衷心问候彭普斯和伦德斯顿小姐。
你的 摩尔
注释：
[15]1880年美国医生亨·斯·唐纳在纽约创造了特殊的记录：他做了一个绝食一个多月（从6月28日至8月7日）的实验。——第24页。
[16]1881年8月12日在伯利维尔（巴黎的一个区）选民大会上，甘必大发表了自己的纲领，他自己也把它说成是“机会主义的”。这个演说证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彻底放弃了他们过去的民主改革纲领，即1869年甘必大在伯利维尔宣布的纲领。
关于8月16日的大会见注13。
马克思在下面谈到的甘必大的“意大利的无耻行径”，是暗指他的意大利出身（甘必大的父亲生于热那亚）。——第24页。
[17]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1879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1882年引起了党的分裂（见注78）。——第25、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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