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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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向你认罪［注：：套用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说》里的一句话。——编者注］。但是因为有下列这些情况我才没有给你写信，它们可以减轻我的罪。首先，你知道，我在柏林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拉萨尔家里。我不可能从他那里给你写信而又不给他看，这是我所不愿意的。其次，我全部时间都是在旅途中：从柏林去爱北斐特，接着去科伦、特利尔、亚琛、博默耳［注：：扎耳特博默耳。——编者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最后，我原来的计划（我写信告诉过我妻子），是从鹿特丹去赫尔，再从赫尔去曼彻斯特，要在那里向你详细地口头报告这次旅行。这个计划被我的表兄弟雅克·菲力浦斯打乱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准备好从鹿特丹出发的时候，他通知我第二天要来伦敦，而且也真那样做了，当然，我就不得不直奔伦敦，好给他以应有的接待。他前天才离开这里。
　　无论如何希望你在圣灵降临节到我们这里来住几天。我在爱北斐特听说，你准备在圣灵降临节去看望亲属。即使是这样，你也可以安排在我们这里至少逗留几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口头讲比写信好。此外，你总是绕开伦敦，我家里的女士们在生你的气了。
　　先谈谈事务吧。我目前从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那里挤出了一百六十英镑，所以我们得以偿还大部分债务。我的母亲（她没有一点现款，而且她的生命也快要结束）把我以前开给她的几张借据销毁了。这是我在她那里住了两天所取得的非常满意的结果。关于钱的事我甚至没有向她开口，是她主动提到这个问题。其次，我在柏林开辟了一条途径，以便在迫不得已时同维也纳《新闻报》[164]进行联系——在当前美国这种情况下，看来是非这样做不可的。最后，我通过拉萨尔谈妥了把我的政治经济学[25]的第二部分交给布罗克豪斯去出版，而不交给敦克尔。关于敦克尔，卡米拉·埃西格（即柳德米拉·阿辛格）说得对，她说，如果想把书保密，那就交给敦克尔去出版。不过，我的名字还是在劳－劳这个德国的萨伊的近著[165]中被提到了。
　　顺便说一下。关于你的《波河与莱茵河》等，哈茨费尔特——她在她姐夫冯·诺斯提茨将军家里能见到所有普鲁士将官；她的外甥，另一个诺斯提茨，是“美男子威廉”的侍卫官，——告诉我说，军界的高级和最高级人士（包括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周围的人）都把你的书看成是一个不愿露名的普鲁士将军的著作。据陪审官弗里德兰德（维也纳《新闻报》编辑的兄弟）告诉我，维也纳也都这样认为。我亲自同普富尔将军谈过这事，他现在已经八十二岁，但精力依然充沛，思想非常激进。普富尔当然不知道我们曾经授予他以“硝酸银”[166]的光荣称号。不过，他已失宠，被宫廷视为雅各宾党人和无神论者等等。
　　现在来谈谈政治情况。
　　柏林当然没有什么“高级政治”。一切都围绕着同警方的斗争转圈子（并不是因为警方在目前有什么放肆行为；它倒是温和与容忍的模范），而且要求把策德利茨、帕茨克等人撤职查办。其次是军人和文官之间的敌对。就是这些问题（在资产阶级人士中，特别还有军事法案和免除大地主的征税问题），必将引起麻烦[167]。（炮兵军官塔韦尔尼埃伯爵对我说，他们最乐意向禁卫军开火。）到处笼罩着瓦解的气氛，各界人士都认为灾难不可避免。看来，首都比外省走得更远。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军界人士普遍确信，在和癞蛤蟆［注：：指法国人。——编者注］的第一次交锋中，普鲁士人就免不了要挨揍。柏林盛行一种傲慢无礼而轻浮的风气。议院受到蔑视。我在剧院里亲自听到讽刺芬克的歌曲博得热烈掌声。大部分公众很不满意现在的报刊。在即将来临的第二议院改选时（秋季），那些当过普鲁士国民议会[168]议员的大部分人肯定会当选。这事之所以重要，不是由于他们本身，而是因为“美男子威廉”把他们看成是红色共和派。总之“美男子威廉”自当上国王以来，就受赤色幽灵的折磨。他把他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声看作是变革党为他设下的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从明年起在柏林（虽然我个人很厌恶这个地方）出版一份报纸，那确实是很合时宜的。如果和拉萨尔等人合作，有可能筹集两三万塔勒。但是这里有问题。拉萨尔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他信任地说，应当同我一起担任总编辑。我问他，恩格斯呢？“行啊，三个人如果不算多，恩格斯也可以担任总编辑。不过你们两个人的表决权不能比我一个人的大，否则我每次都将是少数。”他认为必须同我们共同领导，其理由如下：（1）他在一般人看来比较接近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可以比较容易地弄到钱，（2）他势必要牺牲自己的“理论研究”和从事这种研究所必需的安静，为此需要有某种补偿等等。他补充说：“不过，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今后还是象现在一样，仍然准备在钱和写作方面帮助这个报纸；这对我甚至更有利，因为我可以从报纸那里得到一切好处，而不用为它承担任何责任……”所有这些话当然都是带着感情说出来的。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注：：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而受到尊重，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于是就被这些蒙住了眼睛，自然不知道他在广大公众中的名声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辩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习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分寸，等等。
　　拉萨尔可以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当一名编辑。不然他只会给我们丢脸。你当然理解，在他对我做了这么友好的表示之后，我是很难把所有这些都开诚布公地跟他谈的。因此我采取了含糊的态度，告诉他说，不预先同你和鲁普斯商量，我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这也就是我没有从柏林给你写信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不愿在柏林得到你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如果我们作否定的决定，那末伯爵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和拉萨尔就要到东方或意大利去旅行一年。但是困难就在这里。他现在等着我的答复，我不能再拖延了。这个问题你看怎么办？这个家伙高谈阔论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因此我毫无办法，只有经常诉诸讽刺。由于曾把他奉为全面天才的伯爵夫人也开始表现出要摆脱这位佛陀的危险倾向，这就尤其伤害他的自尊心。奇怪的是，哈茨费尔特受他感染，有时还学到了某种犹太人的腔调。
　　鲁普斯对普鲁士警察局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唯一还存在的困难，最多只可能涉及到那些以前作过军人宣誓的人。陪审官弗里德兰德告诉我，鲁普斯在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以及在西里西亚另一个什么地方（地名我忘了）至今还是最有名望的人。埃尔斯纳投靠了《西里西亚报》，而施泰因则投靠了《布勒斯劳报》。但是在布勒斯劳又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民主党。附上《普鲁士司法报》的剪报，这是该报编辑市法官希尔泽门策尔因我坚决要求而登载的。[169]记录员施泰因已从苏黎世返回柏林，他向鲁普斯衷心问好。
　　关于我同普鲁士政府，换言之即同警察局的交涉，下次再谈[170]。
　　顺便说一下。我这里有拉萨尔送给你的一本很好的军用地图集，但是你要亲自来取。
　　向你、鲁普斯和龚佩尔特问好。

你的　卡·马·a96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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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164]《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报是1848年7月作为温和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创办的，1848—1849年奥地利革命失败后曾暂时被封，这就使它得到了某种“反对派立场”的名声。该报在六十年代初很受欢迎，原因是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持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发表了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论。《新闻报》的编辑部一再想使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但是马克思一直到1861年10月，才表示了同意。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的文章，涉及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向奥地利和德国的读者介绍了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民主运动。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持续一年多。在这期间，该报共登载了马克思五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一篇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和通讯有相当多一部分未被该报编辑部刊载。这是马克思在1862年底停止为该报撰稿的主要原因。——第161页。
　　[165]大概是指卡·亨·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卷：《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1860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第6版（增订版）（K．H．Rau《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and　Ⅰ：《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Sechs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sgabe．Leipzig　und　Heidelberg，1860）。——第162页。
　　[166]《新莱茵报》给普富尔以“硝酸银”（《von　Höllenstein》）的绰号，是由于他残酷镇压1848年波兹南起义的参加者。根据普富尔的命令，给被俘的波兹南的起义者剃光头发，并用硝酸银在他们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第162页。
　　[167]指1860年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见注13）和关于取消贵族征税特权的法案，该法案同年提交给普鲁士议会，但遭到贵族院的否决。
　　普鲁士军队改组问题成了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在六十年代初发生的所谓宪制冲突的导火线。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草案。但是政府很快就使资产阶级批准了对“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这实际上是开始实现拟议中的改组。宪制冲突到1866年才得到解决，这时在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向政府投降，批准了政府在以前进行的全部活动。——第162页。
　　[168]普鲁士国民（协商）议会是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旨在“和王权协商”制定宪法；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变时被解散。——第163页。
　　[169]指匿名的论文《关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二日大赦令的解释》（《Zur　Auslegung　des　Amnestie-Erlasses　von　12．Januar　1861》），载于1861年5月1日《普鲁士司法报》第26号上。该文的续篇载于1861年5月15日该报第30号上。——第165页。
　　[170]马克思1861年春在柏林时，为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采取了一些措施。柏林警察总局拒绝了马克思根据王室大赦令要求给他以普鲁士公民权的申请，而建议按通常手续申请入普鲁士国籍。但是马克思关于入籍的申请在1861年6月被柏林警察总监策德利茨拒绝，同年11月又遭普鲁士内务大臣施韦林拒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67—685页）。——第165、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