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11月22日[于伦敦] |
亲爱的拉萨尔:
一方面,今天是往美国寄邮件的日子[304];另一方面,我吃了许多药。所以无论写什么都有困难。因此将很简短。
(1)谢谢你上上次的来信。但是,很可能我能够在伦敦这里以我自己的名义开期票,用高利息借到一笔钱。
(2)在《改革报》已经刊载了我的声明[注: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之后,你驳斥福格特的声明最好不要发表。对我特别重要的是迫使福格特先生在伦敦继续这个案件[注:见本卷第609—610页。——编者注]。
(3)我已告诉弗莱里格拉特,你称赞他的关于席勒的诗,你对他对待你的态度感到不满。[510]现在他会给你写信。请看一看第四十三期《凉亭》,金克尔的奴仆贝塔先生(以前是路易·德鲁克尔在这里出版的《您好!》的编辑,而现在是《海尔曼》的主要头目,而这个杂志的编辑完全是从文化流氓无产阶级中搜罗的)在那里造出一个发现,说弗莱里格拉特自从“感到我的呼吸”之后就“很少歌唱”[431]。最近几年,弗莱里格拉特过分地巴结有权势的人物,因为他渴望成名。在这方面,他的妻子对他的影响似乎不是很好的。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只是指出,我们党内某些很有才能的人正确地感到,我对待我个人的和党内的老朋友过于宽容了。
(4)关于波拿巴。据我看,意大利战争曾一度巩固了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它把意大利革命交到皮蒙特空谈家及其同谋者的手中;它使普鲁士因其豪格维茨式的政策而在自由派平民眼中得到特别的声望;它加强了俄国在德国的影响;最后,它助长了前所未闻的道德败坏,即波拿巴主义与民族空谈的最可耻的结合。我简直不能理解,我们党里的人怎样能够辩证地支持自由派市侩们的这种令人恶心的反革命幻想。从迪斯累里公开承认波拿巴和俄国之间存在同盟时起,尤其是从俄国向德意志各邦宫廷发出无耻的周知照会时起[511],在我看来,就应当对俄法同盟[346]宣战。所有一切在表面上看来与反对法国有关的反自由主义的东西,由于同俄国的对抗而立刻被消除了。
我仔细研究过施莱尼茨的紧急指示[505],这些紧急指示以及这里的大臣一部分是直接在议会发表的,一部分是在报刊发表的声明,向我表明,普鲁士在德国边境受到侵犯以前并不曾打算进行干涉。波拿巴受俄英两国的保护,当时得到许可进行“局部”战争以巩固他在法国的地位。普鲁士连指头也不敢动一下,如果它动了,就会爆发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切事件中最理想的。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在这里,因为普鲁士永远不会有采取这种步骤的勇气。相反地,问题在于,一方面,要使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可怜弱点暴露出来,另一方面,——这是首要的——要揭穿波拿巴的骗局。这场戏并不难演,因为革命派的全部代表——从马志尼到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甚至蒲鲁东——都可能参加。这样一来,揭露波拿巴骗局的论战就不会带有敌对意大利或法国的性质。
我在这里自然没有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是指出几点。但是请允许我提出一点意见。形势可能不久又要临近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应当在两者之中择其一:要么任何人不同别人商量,均不得代表党讲话;要么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管其他人。然而,最好是不采取后一种方法,因为在人数这样少的党内进行公开辩论(而应当希望党通过它的努力来弥补其数量上的不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利的。我只能说,在我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旅行(夏天)[372]期间,——我们的党内的老朋友都在这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不希望你在许多问题上修改自己的小册子[注: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在英国和在大陆对国外政策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缘故。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304]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每星期寄两次文章,即星期二和星期五。——第374、614、639页。
[346]马克思在这里是说,1859年3月3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如果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之间发生战争时实行中立和合作的秘密条约在形式上把俄国和法国结合在一起。报刊披露了关于这个秘密条约的消息,于是马克思在他1859年4月29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金融恐慌》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52页)中报道了这个条约。——第408、615页。
[372]1859年6月下半月,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出版《人民报》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同时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划出版《人民报》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马克思大约在7月2日回到伦敦。——第433、598、606、616页。
[431]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该报的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第488、503、614、618、622页。
[505]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文件。后来在7月30—3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些文件。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文章《Quid pro 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页)中详尽地分析了这一批发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施莱尼茨的一系列紧急指示。——第606、615页。
[510]马克思指拉萨尔1859年11月中给他的信。拉萨尔在信中赞扬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并且抱怨弗莱里格拉特收到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以后不作任何回答。——第614页。
[511]俄国的周知照会是指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1859年5月21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全文刊载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并于1859年6月16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67号上转载。
马克思在他的《Quid pro Quo》一文中关于这个紧急指示写道:“哥尔查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责成它们严守中立。这个照会上了报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3页)。——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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