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49．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9年11月6日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pEp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拉萨尔：
　　要不是许多伤脑筋的家庭琐事占去了我的全部空闲时间，你早就收到我的回信了。
　　（1）感谢你在敦克尔那里奔走张罗[503]。但是，如果你以为，我期望得到德国报刊的赞扬或者我认为这种赞扬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错了。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完全不理也会大大影响销路。要知道，这些人在各种场合骂我的共产主义可卖劲了。所以可以期望他们会挖空心思地反对它的理论根据。在德国也有专门的经济学杂志。
　　在美国，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德文报刊对第一分册［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我只怕它对当地的工人读者来说写得太带理论性了。
　　（2）关于福格特。
　　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福格特诉讼[406]的报道和我在那里处于多么奇怪的一伙人之中，想必使你感到惊奇。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
　　这里除了《海尔曼》之外，有一家最近由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辑的所谓工人报纸《新时代》。给该报撰稿的有在乡下当教师的比斯康普。这家报纸同《海尔曼》有所谓原则性的对立。埃德加尔·鲍威尔认为把自己装扮成共产主义者是适时的。我自然同这件事毫不相干。鲍威尔写信给比斯康普这样说，为了摆脱竞争者，金克尔把自己的报纸交给了承印《新时代》的印刷所老板［注：霍林格尔。——编者注］印刷（《新时代》是依靠这位印刷所老板的贷款，并且完全受他操纵的）。比斯康普收到这封信后，马上赶到伦敦，他不仅发现金克尔以出版自己的报纸挤垮了《新时代》，而且发现所谓的“工人报纸”的编辑埃德加尔也参加了《海尔曼》的编辑部，投到金克尔那边去了。
　　这位比斯康普的情况大致如下：他曾经是《大胡蜂》报的发行人之一，并且同杜朗和卢格一起编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在瑞士他曾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504]。由于他跟卢格有联系，我们在他逗留伦敦期间没有同他会过一次面。我根本不注意他，但是他却偶尔对我提出论战性的批评。这个人是高尚的本能、软弱的天性（和身体）、禁欲主义和游手好闲、康德的道德意识和不通人情的任性的奇怪混合体。当他神经质地暴怒时，他能够“从原则出发”牺牲任何立场，突然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消极地和克制地忍受一个时候，然后又突然作出一些近乎无耻的蠢事。当然，我当时对这个人的了解并不象我在这里向你描绘的这样。我现在是按照我跟比斯康普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印象来描绘他的。
　　现在再回过来谈上面的事情。比斯康普马上放弃了教师的职位，并且为了进行“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即反对金克尔的斗争），创办了《人民报》，但除了一个工人协会给予的津贴之外，没有任何经费，等等。当这种情况还继续的时候，他当然一直在挨饿。而他的新职务一为人所知，他就失去了在此以前所得到的给几家德国报纸写通讯稿的机会。过去，搞点私人授课曾使他得以勉强维持名士派的生活。
　　我还必须预先指出，从1851年起，我没有跟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协会，包括跟所谓的共产主义协会［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发生过任何联系。我会见的唯一的一批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二三十个人，我私下向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不过，李卜克内西是资助比斯康普创办《人民报》的那个工人协会的主席。
　　这个报纸创办后几天，比斯康普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我家，请我给它撰稿。我当时断然谢绝了这个请求，一则因为没有时间，再则因为我曾打算长期离开伦敦。我只是答应通过在英国的朋友搞些钱，而且已经这样做了。那一天我对他们俩讲了布林德在前一天义愤填膺地告诉我的关于福格特的情况，同时告诉了他们我的消息的来源。我后来看到，比斯康普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366]。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人民报》上转载了承印《人民报》的同一个印刷所印的布林德的匿名传单。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把传单的副本寄到奥格斯堡《总汇报》[406]，他一直供给这家报纸关于英国的文章。（关于后面这个情况，应当指出，这里的流亡者一视同仁地给所有的报纸写文章。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因为我不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东西。不过，我要指出，帕麦斯顿曾经企图通过也曾利用英国书商威廉斯作为自己工具的普鲁士大使馆，借口李卜克内西有“反政府倾向”而把他撵出奥格斯堡《总汇报》。）
　　我回到伦敦以后[372]，《人民报》收到我和恩格斯的几篇与福格特案件毫无关系的文章。除了几篇抨击施莱尼茨的外交通告[505]的文章［注：卡·马克思《Quid　pro　Quo》——编者注］之外，我只寄去一些揶揄的评论，从文法观点分析了金克尔在《海尔曼》上的漂亮的说教［注：卡·马克思《报刊述评》。——编者注］。在伦敦这里生活十分枯燥，八年来这样的消遣只有这么一次。
　　这家报纸突然停刊了，主要是缺钱。比斯康普生活毫无着落，而且患有重病，应当到德国医院就医。如果我不帮助他，他出院后的确会饿死。当时，他向几家德国报纸要求给它们写通讯，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收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而且寄去了一封非常丢脸的回信，这一点当然是瞒着他的朋友干的。［注：见本卷第480和483页。——编者注］自然，他当时以为，他写的是私人信件。现在这头蠢驴沮丧到了极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样。我把这一切这样详细地讲给你听，是为了说明这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替它辩护。如果他是象此地大多数“民主主义者”那样出卖灵魂的人，那末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无法忍受的境地。
　　至于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声明［注：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编者注］，事情的经过如下：
　　你知道，布林德发表了揭露福格特的文章。与此同时，伦敦《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的报纸）发表了他的内容大体相同的匿名文章（随信附上），不过文章中没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也没有某些细节。[367]当福格特向法院控告了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该报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对奥格斯堡《总汇报》负责的李卜克内西自然也就找到我，而我又自然找到布林德。但是布林德不愿对自己的声明负责。他说一切都出于误会。整个案件与他无关。他甚至还发誓说，他同匿名传单毫无关系。一再要求都没有什么结果。这种行为尤其无耻的是，这个蠢材知道，福格特在伦敦私下地、而在瑞士公开地指出我是揭露材料的来源，并把整个案件说成是共产党人对“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前帝国摄政”[341]嫉妒和仇视的结果。因此，我首先找科勒特，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是布林德写的。后来我搞到了排过传单的排字工人的证词[411]。布林德的背信弃义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我根本不打算为这个“共和主义者”火中取栗。此外，弄清真相的唯一可能就是迫使他和福格特相互攻击。最后，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就象对刊载过这种揭露文章的其他报纸一样，应当讲清事情的全部情况。
　　德国的整个庸俗民主派现在都攻击我，所以比斯康普的蠢举将会帮他们的忙。当然，我并不打算在一些小报上同所有这些狗崽子对骂，但是我仍然认为应当教训一下《自由射手》的爱德华·梅因先生，使其他人不敢再动[421]。我要寄一份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一份给汉堡《改革报》。［注：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如果我寄给你的一份能够在随便哪一家柏林报纸上发表，那就太好了。
　　叙述我对意大利战争的看法，——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推迟到下一封信（不久之后就寄出）［注：见本卷第614—616页。——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pEp品论天涯网

　　又及：关于下面这一点我很难开口，我的经济状况这样危急，以致几乎没有时间给《论坛报》写文章，更没有时间写《政治经济学》[400]。不错，八至十个星期后我将得到四十多英镑，但是对我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期限以前要使用这笔钱。你能否为此帮我办一次小额期票贴现业务？八个星期，至多十个星期以后，我可以支付五十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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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41]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而在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的。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
　　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一种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叫做“福格特”）的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福格特”的这两重意思。——第407、591、595、607页。
　　[366]指1859年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发表的比斯康普写的抨击福格特的文章《帝国摄政》。他在文章中未经马克思的同意透露了马克思在1859年5月9日开群众大会时从布林德那里得到并告诉了他的关于福格特成为波拿巴的代理人的消息。
　　李卜克内西的短评《政治评论。——伦敦》载于1859年5月21日《人民报》第3号。——第424、606页。
　　[367]1859年5月27日，即写这封信的一天，《自由新闻》（第5号）匿名发表卡尔·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后来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5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该文揭露了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扶植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当匈牙利国王的计划。在同一号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将科苏特和马志尼的立场加以对比的私人信的片断。这个材料看来是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向恩格斯报道所根据的来源之一。
　　1859年5月16日出版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一期刊载了马志尼的宣言《战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它的译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426、471、607、617页。
　　[372]1859年6月下半月，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出版《人民报》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同时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划出版《人民报》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马克思大约在7月2日回到伦敦。——第433、598、606、616页。
　　[400]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出版后，根据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签订的初步合同，马克思计划出版《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然后再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其余部分（见注209和299）。但是紧迫的党的事务使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只是在1861年8月马克思才又重新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这时他已经放弃以分册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计划。——第460、469、474、476、483、494、598、608页。
　　[406]由于《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福格特于1859年7月对该报提出诉讼，控告它诽谤。1859年8月初《总汇报》编辑部请求李卜克内西告知传单《警告》中对福格特的指责的证据之后，李卜克内西请求马克思帮助他设法让布林德承认他是这个匿名传单的作者。马克思认为必须迫使布林德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因为福格特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本人，还无中生有地指责马克思使布林德成为自己的党的替罪羊。对马克思来说，通过批判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不敢同波拿巴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的怯懦立场，也是重要的。布林德拒绝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实际上起了福格特帮凶的作用，因为他使《总汇报》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对该报引用的事实的证明。尽管《总汇报》反对波拿巴主义是站在与马克思及其战友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同利益给该报以支持是必要的。——第471、604、606页。
　　[411]由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马克思于1859年10月19日给该报编辑部寄去排字工人奥·费格勒1859年9月17日写的书面声明。这个声明指出，传单《警告》（见注394）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版的，手稿是布林德的笔迹，霍林格尔说布林德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7、755页）。
　　这里提到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两封信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附录《10．奥尔格斯先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1—742页）。——第475、479、594、607页。
　　[421]1859年11月3日《自由射手》第12号发表（未署名）一篇攻击马克思的短评《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为了答复它，马克思给几家德国报纸寄去一篇声明（见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6—769页）。马克思在声明中用事实说明，布林德正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394）。——第483、608页。
　　[503]马克思指拉萨尔同敦克尔交涉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事（见注400）。——第604页。
　　[504]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从1847年起存在到1852年。见弗·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1—261页）。——第605页。
　　[505]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文件。后来在7月30—3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些文件。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文章《Quid　pro　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页）中详尽地分析了这一批发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施莱尼茨的一系列紧急指示。——第606、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