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4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59年9月17日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sG5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转来的布林德9月8日的信［注：见本卷第471页。——编者注］，如果不是其中有些地方使我必须从我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定犯罪构成，我早就奉还了。
　　布林德在信中硬说，他与“这件事”（即当众揭露福格特一事）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他硬说，他“在私下谈话中”（可见，他只是“私下”谈到福格特）所说的“意见……被完全错误地理解了”。[350]这个所谓错误理解的指责是对我而言的。我“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布林德“在私下谈话中”所说的“意见”，因而“完全错误地”把它告诉了你和比斯康普。这里不是有意识的、蓄意的歪曲，而是这样的歪曲，它或者是由于布林德天生低能，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面引起的，或者是因为我的理解力差和我天生喜欢曲解所造成。
　　对此，我指出下面几点：
　　（1）福格特成了波拿巴收买德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国外的革命者的工具。其次，福格特曾经表示要给在德国的某个自由主义作家三万古尔登，以引诱他参加波拿巴主义的宣传。这两个消息是布林德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第一次群众大会那一天以最认真的口吻告诉我的。他曾经把这两个消息告诉过弗莱里格拉特。他告诉过其他人。他曾经当着你的面，当着霍林格尔的面，当着我的面，在我们同他一起谈话的那一天重复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再次确认了这两个消息。［注：见本卷第471页。——编者注］可见，在这两点上谈不上理解错误或正确的问题。它们被承认了。它们能够得到证人的证实。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布林德的讲话是事实。
　　（2）至于布林德的“理解”，除了作为波拿巴的行贿代理人的福格特的名字和三万古尔登一事之外，它包括在5月27日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文章标题是：《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布林德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在文章中说，“他〈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曾经同一位议员谈过这个题目”，他“知道一位瑞士议员的名字”，而且甚至知道普隆－普隆对这个瑞士议员讲了什么；他布林德还知道“……企图为俄国—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被驱逐出境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威望的自由主义者”；他还知道“大量金钱用来收买他们”，最后他说，他“很高兴”，“这种提议遭到了愤怒的拒绝”。这个“理解”被刊印出来了，可见，不只是“在私下谈话中说的”。由此可以看出，布林德不仅与“这件事”有“关系”，而且是作为首倡者“参与了”这件事。
　　（3）把一、布林德讲的，后来又被他证实的事实，和二、布林德刊印出来的（这在法律上可以得到证明）“理解”，合而为一，结果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匿名传单《警告》[394]，不过删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话。因此，布林德是不是这份传单的作者完全无关紧要。他是构成这份传单的那些成分的发行负责人。
　　他“在私下谈话中”谈过福格特的姓名和三万古尔登的事情。不仅同我，而且同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一些人谈过。而且不是作为“秘密的”私事，而是作为政治的揭露来谈的。他自己已经把对这两点的“理解”印行于世了。
　　至于他是不是后来印发的传单的作者，这尤其无关紧要！它不过是把口头的和刊印的布林德合而为一；这是合而为一的布林德。因此，不仅我，而且弗莱里格拉特也认为他是这份传单的作者。他还向他详细地打听过这件事。
　　可见，他是不是传单的作者，这完全改变不了这件事。他仍旧是责任首倡者。
　　你记得，他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面时曾经发誓说，他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创作和抄写确实是两回事情。但是，现在我掌握着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它们归你支配），证明传单是在菲·霍林格尔那里印刷的，它是布林德交给他的，上面是布林德的笔迹，菲·霍林格尔把它看作是布林德创作的成果。[411]
　　因此，我的不仅“错误的”，而且“完全错误的理解”依然保留下来。
　　至于说奥格斯堡《总汇报》，我同它之间过去始终存在、直到今天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敌对关系。但是，在10月28日将在奥格斯堡公开进行的诉讼中[492]，问题并不牵涉到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福格特之间的争吵，而是牵涉到对前德意志帝国摄政福格特[341]和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之间的关系做出法律判决。因此，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每一个德国革命者来说，即使他不属于“祖国之友协会”[493]，这并不是“与他完全格格不入的一家报纸的事情”，而是他切身的事情。但这是口味问题。De　gustibus　etc．［注：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各有所好。——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sG5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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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41]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而在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的。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
　　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一种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叫做“福格特”）的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福格特”的这两重意思。——第407、591、595、607页。
　　[350]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开会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经费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第412、439、471、490、591、592、617页。
　　[394]1859年7月中前后，马克思就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由于李卜克内西6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第451、471、594、598、617页。
　　[411]由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马克思于1859年10月19日给该报编辑部寄去排字工人奥·费格勒1859年9月17日写的书面声明。这个声明指出，传单《警告》（见注394）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版的，手稿是布林德的笔迹，霍林格尔说布林德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7、755页）。
　　这里提到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两封信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附录《10．奥尔格斯先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1—742页）。——第475、479、594、607页。
　　[492]见注406。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是1859年10月24日开始审理的。——第595页。
　　[493]“祖国之友协会”是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存在的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主义团体；卡·布林德、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霍林格尔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