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八卷——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1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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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改革报》，我将设法在德国和巴黎搞点东西。皮佩尔现在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八点在西蒂区上班。这样，如果再考虑到给《同盟报》写通讯，他剩下的时间就很少了。他只能搞一点。如果付钱，我主张先让埃卡留斯得一点，否则他只能整天干裁缝活。根据我们商定的结果，他现在将定期寄通讯去。如果有可能，请设法让他得一点钱。至于他关于法国的文章[564]，琼斯已停止发表了，而手稿没有退还给我，现在也没法拿到手，因为琼斯现在正在进行宣传旅行。但我还是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我也已经约海泽写稿。多样化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海泽由于同我们交往，将会变好。我已通过恩格斯向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和德朗克约稿。不过这不会有多大效果。在这个悲惨的不幸时刻，鲁普斯的年岁加上单身汉的习惯造成了不良后果。
　　维利希的臭东西［注：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我还没有看到。差不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来自战场的消息上去了，甚至没有一分钟去考虑伟大的维利希。虽有电讯，但消息来得很乱，断断续续，而且很晚，况且这些东西无例外地都要通过维也纳警察局之手，也就是说，都经过检查。君士坦丁堡的消息当然来得太晚。民主派的英雄们蠢蠢欲动。这对土军是个不祥之兆。至于维利希，我想尽可能避免发表个人声明，我最后只能在《改革报》小品文一栏里给这个卑鄙庸人的“意识形态”描绘一幅心理学的，或更确切些说是现象学的风俗画。
　　上星期二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收到了克莱因的信，应该说，信写得很出色，很机智，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写道，他将从他那方面搞一个反对维利希的声明，因为他可以揭穿这个家伙在伦敦的整个时期的谎言。克莱因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仿佛你对他很傲慢。我将设法调解一下。
　　对于《论坛报》，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假装你们似乎“认出了我的文风”。[565]论帕麦斯顿的文章［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在乌尔卡尔特的心目中提高了我的声望。为了帮助我写作，他给我寄来一些书，不过这些书我都已经知道[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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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63]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第605页。
　　[564]指从1852年9月至1853年5月《人民报》刊登的埃卡留斯关于法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通讯。这些通讯中有一组文章的标题是《政变文献评述》，其中特别阐述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著的内容（1852年12月11日和18日《人民报》第32号和第33号）。——第605页。
　　[565]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是答复克路斯1853年10月23—24日的来信，来信中谈到，克路斯已经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一部分译成了德文，并把译文寄给了《改革报》。译文发表时难以指出作者，因为《论坛报》是以社论的形式刊载这篇著作的，没有署马克思的名字（见注307）。因此，《改革报》在开始发表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它促使我们采用了《论坛报》这篇东西。这篇短文显示了作者对英国的问题异常熟悉，尽管没有署名，但不难猜出它是谁写的。”克路斯的译文刊载在该报1853年11月2、3、4、8和9日第72、73、74、77和78号上。——第606页。
　　[566]克路斯隔了几行写道：“由于琼斯在一份我将要收到的报纸上很不妥当地把乌尔卡尔特说成是俄国的同盟者，马克思又附来了对乌尔卡尔特的一些评语。马克思说，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编者注）中，他曾为这件事训斥了琼斯一顿。我将根据‘乌尔卡尔特的东西’写一篇不长的文章。”这篇题名《戴维·乌尔卡尔特》的文章确实由克路斯不署名地刊登在1853年12月19日《改革报》第112号上。这篇根据没有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评语写成的文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字逐句转抄的，原文如下：
　　“从最近的轮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乌尔卡尔特这个近来由于鼓动在英国召开反俄大会而不止一次被提到的人，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密探。我们只能设想这种谬论是‘自由斯拉夫民族’搞的阴谋，因为全欧洲一直知道乌尔卡尔特只是个态度鲜明的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在他当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企图毒死他。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人要谈几句，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着，但是他实际上是什么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醉心于某种固执的思想。二十年来他总是没有成效地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由于这个缘故，他象一个着了某种思想的迷、而又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失掉了一半理智。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至今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纠纷，这是对的，但自然只是对了一部分。目前英国议会不是依据人们的功绩，而是按照唯一的标志——这个人是不是担任某种职务——来对待人的，他这个天生的保守党人认为，要摆脱目前的英国议会，只有一方面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自治。为了反对俄国，他总想使西欧组成一个象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所以，他不愿听到谈政党，他是中央集权倾向的主要敌人。由于从1848年以来到现在发生的一切革命，在某一时刻曾经起了推动俄国前进的有利作用，所以他狂妄地把这些结果都当作俄国外交所预先策划好的目的。同时，在乌尔卡尔特心目中，俄国密探都是革命的秘密领袖。由于在旧的保守体系的范围内奥地利是和俄国直接对抗的，所以他特别倾心于奥地利，而对威胁奥地利国际威力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一方面与俄国相对立，另方面，又与革命的平等化相对立，他坚决地维护个人主义和各民族的特殊的独特性。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牙人和穆斯林（包括切尔克斯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敦的庸俗影响。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一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把历史当作外交的最终结果。至于客观的唯物史观，他认为这是某种力图阻挠犯罪行为受到法院审判，或者相反，希望把它当作法律的东西。正如一位评论家对他所作的评论，‘他是一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疯疯颠颠的老先生。’
　　既然他所知道的，只有一个生活任务，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丰富知识所进行的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并不那样可怕。只有一个生活目的的骑士，必然再以‘高贵的愁容骑士’的姿态出现，而且无论在这里或在欧洲他都不缺桑科·判扎这样的人。这种人的现代化典型之一就体现在人A．P．C．这个《论坛报》在伦敦的主要台柱身上。”——第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