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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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尔[452] 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象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象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烟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注：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编者注］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注：莎士比亚《奥赛罗》。——编者注］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罗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注：指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的死亡。——编者注］，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最后，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寄去了一组文章[60]中的第一章，并附去（即附在该急件中）我亲笔写的便条，而且是用我自己的英语写的。［注：见本卷第517—518页。——编者注］在这篇东西寄走以前，弗里德里希［注：恩格斯。——编者注］读它时不言不语地皱着眉，颇有批评之意，这自然使我不十分愉快。不过他在第一次读时，感到非常惊奇，并高呼这一重要的著作应该用另一种形式出版，首先用德文出版。我将把第一份寄给你和在德国的老历史学家施洛塞尔［注：双关语：Schlosser（施洛塞尔）是姓，也有“钳工”的意思。——编者注］。
顺便告诉你，在《奥格斯堡报》［注：指《总汇报》。——编者注］（它直接引用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77]中的我们的通告［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上我读到，“似乎”从同一个来源，即从伦敦又发出了一个新的通告[453]。这是一种捏造，是施梯伯先生按我们的作品搞出来的可怜的改编；这位先生由于近来在普鲁士不大吃香，想在汉诺威装作一个汉诺威的大人物。我和恩格斯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加以驳斥[454]。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注释：
[60]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77]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在受审的人当中也有卡尔·奥托，他于1856年10月15日被提前释放。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七名被告三至六年要塞监禁。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69、517、553页。
[453]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通告》曾经转载在1856年6月16日《总汇报》发表的汉诺威通讯中。——第517页。
[454]驳斥的文章并没有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第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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