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八卷——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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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魏德迈：
　　你将随信收到马克思关于希尔施“自供”的声明［注：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你应该马上把它登在可能登载的一切报纸上。你要是即刻抄寄一份给克路斯，他无疑能承担很大一部分工作。我想，你不妨在声明的末尾写上：下列署名者完全同意上述声明——恩·德朗克，弗·恩格斯。关于手稿［注：指班迪亚交给警察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的事以及一般与班迪亚的关系，我们负有跟马克思一样的责任，要是我们迫使他一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交出去的抄件一部分是德朗克抄的，而原本完全是由我抄的。我们现在指望这个东西能在瑞士刊印出来。
　　当然，这个声明只是根据你摘抄的由克路斯转寄给我们的材料［注：指从准备付印的希尔施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作的摘要。——编者注］写成的。在看到其余的材料之后，是否需要另写一个声明，自然还不能说。但是所有涉及我们的地方，你大概都已经摘抄出来了。我们希望两三天之后你能把印好的全文寄给我们。
　　至于班迪亚，他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家伙陷得太深，已彻底完蛋了。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怀疑，他不得不逐渐向马克思展示他所有的全部科苏特、瑟美列等人的文件。例如，瑟美列关于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的原稿［注：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现在就在我这里。这样，班迪亚先生就使科苏特先生大出其丑。这个马扎尔化的斯拉夫人的小聪明，碰上马克思的沉着和使他迷惑的灵活性，就破产了。现在除了我们，再没有任何别人（除了瑟美列有一部分）掌握揭露班迪亚的详尽证据。但是现在来宣扬这一点是否值得呢？据说5月间这个家伙又要来伦敦，那时可以压他一下，也许从他那里还能探出点有用的东西。在维利希和希尔施之间有许多东西还远没有弄清。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希尔施的手稿是通过金克尔送到美国的，那末其中会有许多有趣的东西。需要设法把这一切弄清楚，而班迪亚对此可能有用。所以关于这点你暂且什么也不要说。让那些匈牙利人先生们先说，把他们的看法谈出来，特别是科苏特。我们何必为他们指点出路呢？要是他们用公开声明来出丑，那就更好，那时就轮到我们出来说话了。
　　流亡者中还继续进行着原来那些无谓的争吵，但是已不象先前那样公开大吵大闹了。我在圣诞节去过伦敦，我们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较小一点的人物往往很友好地对待我们，耐心地忍受嘲笑，特别是高尚的尤利乌斯·文德克斯-梅因［注：梅因被讽刺地比喻为罗马统帅尤利乌斯·文德克斯。——编者注］。我们的圈子里一切照旧。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好象很孤单。德朗克谋求一个店员的位置已经有半年了，为了在离这里两个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布莱得弗德找到这么一个位置，现在正在施用一些巧计。关于维尔特，我从西印度的圣托马斯得到了他的最近消息，他在那里正碰上黄热病季节。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你知道，他已经做了丈夫和父亲，成天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少露面。弗莱里格拉特照常住在哈克尼，在牛津先生的庇护下从事商业。我自己这个冬天在斯拉夫语言知识和军事知识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到年底就能多少懂得一些俄语和南斯拉夫语［注：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编者注］。我在科伦廉价购得了一个普鲁士退职炮兵军官的藏书，在一个时期内，我又感到自己象个真正的炮兵，置身于老普吕米克[537]、炮兵学校教本及其他你熟悉的旧书当中了。普鲁士的军事著作无疑是所有军事著作中最糟糕的；唯一过得去的只是在1813—1815年历次战役的直接的新鲜印象下写出的东西，但是从1822年开始了极其讨厌的拘泥细节和卖弄聪明的写法。最近几年在普鲁士又出版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东西，但为数不多。可惜，由于我不熟悉专门文献，法国人的著作我完全不懂。
　　老的战役（即从1792年以来的战役）我多少下过一番工夫；拿破仑的几次进军都很简单，不大会搞错。若米尼到底是写这方面历史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虽然写了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538]对于不久的将来，即对于我们，1812年的俄国战役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还有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有待解决的一次战役。在德国和意大利，除了拿破仑所制定的作战线路，就没有别的作战线路；相反，在俄国一切都还是混混沌沌。当我们考虑一支革命军队在对俄国发动成功的进攻的情况下应当怎么办时，在我们面前就重新出现了这个问题：1812年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是一开始就立即进军莫斯科呢，还是第一次战役只推进到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我现在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取道水路才能解决：取道松德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向彼得堡、里加和敖德萨进攻——当然，这没有把偶然发生的情况估计在内，而只以双方实力大致相等为出发点。自然，我们也没有把俄国内部的运动考虑进去，然而在彼得堡发生一次贵族资产阶级革命，并接着在国内发生内战，是完全可能的。赫尔岑先生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他竟按黑格尔的方式设计了一个以巴枯宁—赫尔岑—戈洛文三执政为首的蒲鲁东主义的民主社会共产主义俄罗斯共和国，来保证自己万无一失（《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可是巴枯宁是否还活着，却完全不知道。无论如何，要征服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的俄国，是极其困难的。至于波兰过去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这边的各个省份，那末，我是再也不愿听这些事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里的农民全都是乌克兰人，只有贵族和一部分平民是波兰人，而且对那里的农民来说，就象1846年在乌克兰的加里西亚的情形一样[539]，恢复波兰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恢复旧的贵族统治。在所有这些地区，不算波兰王国本土，波兰人最多只有五十万！
　　不过，这一次革命遇到了俄国这样的劲敌，而不是1848年所遇到的那样软弱的稻草人般的对手，倒是好事情。
　　同时正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这里棉纺织业生产的繁荣简直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而个别的棉纺织工业部门（粗棉布——domestics）却处于完全衰落的状态。投机商指望仅仅在美国和法国搞大规模的投机交易（用英国的钱筑铁路），而在这里只用零售的方式搞小规模的投机，以便使投机热渐渐蔓延到一切商品上去，从而使他们自己摆脱投机热。这里冬季和春季极不正常的气候大概已经损害了谷物，要是还和往常一样，接着再来一个气候不正常的夏天，那收成就完了。我认为，目前的繁荣是维持不到秋后的。同时，一年之内已经是第三个英国内阁出尽了丑，而且这第三个内阁是最后一个能够没有激进资产阶级直接参与的内阁。辉格党、托利党、联合内阁派——他们依次倒台都不是由于税收赤字，而是由于有税收剩余。[540]这就说明了旧政党的全部政策和它们的极端无力。要是现在的内阁大臣们垮了台，那末要是不大大扩大选民的范围就再不能治理英国了；这种事情很可能和危机的爆发正好碰在一起。
　　令人厌烦的持久的繁荣使不幸的波拿巴几乎不能保持他的尊严——世界正感到厌烦，波拿巴也惹得世界厌烦起来。遗憾的是，他不能够每月重新结一次婚。这个骗子、酒鬼和赌棍会身败名裂，因为他不得不实行恩格尔的《王公明镜》，哪怕是为了装装样子。这个扮演“国父”的无赖！他真的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甚至不能发动一次战争：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就会遇到密集的队伍、林立的刀枪。此外，和平使农民有很必要的时间来考虑：这个曾经答应为农民的利益而捣毁巴黎的人，现在却用农民的钱在怎样装饰巴黎，而抵押和赋税又怎样不顾一切地日益增加而不是减少。总之，这一次，事情很有节奏地发展着，而且大有希望。
　　在普鲁士，政府由于征收所得税而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官僚们厚颜无耻地提高税额，你可以想象，这些舞文弄墨的贵人正在多么兴高采烈地到处打听一切商人的商业秘密和底账。甚至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一个顽固的普鲁士人，也感到异常愤怒。这些先生们现在一定尝够了这个立宪宗法式的普鲁士“廉价”政府的种种好处。普鲁士的国债在1848年以前大约是六千七百万塔勒，从那以后已经增加了三倍，而现在还要借款！应当认为，如果这笔款子保证在这个肥胖的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归天以前能搞到，他是一定愿意象在三月的日子里［注：1848年（普鲁士革命开始）。——编者注］那样再流一次汗的。而且路易-拿破仑帮助他重新建立了关税同盟，奥地利由于害怕战争而作了小小的让步[541]，“现在，主啊，让你的仆人平安地走进坟墓吧！”
　　奥地利人正在尽一切可能使米兰暴动[213]前完全热中于贸易和繁荣（因为这与税收是一致的）的意大利重新行动起来。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一两个月，欧洲就会准备得很好，只等着危机来推动了。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1849年初开始的非常持久而普遍的繁荣，使得各党派把疲乏不堪的力量（只要它们还不象法国保皇党那样完全精疲力尽）恢复过来要比1830年以后快得多，那时，商业情况是长期动荡的，而且整个说来很不景气。加之，在1848年，只有巴黎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由于进行顽强的斗争而弄得疲惫不堪；1848年6月以来法国的几次起义都几乎不值一提，它们最后只是摧毁了旧的保皇党。此外，在一切国家中，运动的结果都是很可笑的；除了巨大的历史讽刺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集中，就没有什么严肃的或重大的事情了。根据这一切，即使作最冷静的估计，我也认为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拖过1854年春季。
　　我们的党这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出场，这太好了。1848年为了反对纯粹的民主派和南德共和派而不得不加以捍卫的一切社会主义蠢事，路易·勃朗的荒谬观念等等，以至我们为了在混乱的德国局势中为我们的观点寻求支点而不得不提出的种种东西——所有这一切，现在我们的反对者，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等先生们都要出来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条件，为我们准备基地和扫清道路的种种措施，例如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542]等等，我们当时为了反对某些人而必须加以捍卫的东西（这些人天然的正常的使命本来应该做到或至少要求这些东西），——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承认，而那些先生们也已经把这一切都学会了。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的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
　　此外，我们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说来，现在将比上次有威力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所有旧日的废物——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青一代（仅仅科伦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全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还能有时间至少把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局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虽然缺少令人满意的地图等等，但是整个说来，这全部历史我是十分清楚的，不过要作出论述，就必须更明确地说明细节，这需要花许多劳动和费用。意大利人在这两方面的做法都象蠢驴一样；维利森的描述和评论，一般说来，大多是正确的，不过有时候也很笨拙。[543]维利森在1848年战局中就强调指出的奥地利战略的无比优越性，只是在诺瓦拉战役[544]中才表现出来，这的确是在拿破仑之后在欧洲进行的一次最出色的战役（在欧洲之外，查理·纳皮尔老将军1842年在东印度建立了的确可以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的战绩；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目前还活着的将军中首屈一指的）。可笑的是，在意大利，正象1848年在巴登那样，对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各次战役中所使用的阵地有一种传统的迷信，认为它们是毫无缺陷的。济格尔先生除了在那种因莫罗而成为典范的阵地上作战之外，绝不会在任何别的阵地上作战，而查理-阿尔伯特相信里沃利高原的神奇力量，就跟迷信童贞马利亚的贞洁一样。在意大利，这种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奥地利人每一次大的机动都是以对里沃利的佯攻开始，而皮蒙特人每一次都落入了圈套。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地利人的相应的阵地和交通线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匈牙利，戈尔盖先生不管怎么样比所有其他人都高明，其他人都因为忌妒而对他抱敌意；假如甚至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的戈尔盖不是那么爱慕小小的虚荣，那末我觉得这些多半笨拙的恶意攻击最终会使他成为一个叛徒。在那次从军事（但不是从革命）观点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维拉戈什事件之后，这些先生们对戈尔盖提出了如此笨拙和荒唐的指责，不由得使人对这个家伙发生兴趣。真正的“叛变行为”是在科莫恩［注：科马罗姆。——编者注］解围之后，俄国人还没有来到之前发生的，但是这件事，科苏特跟戈尔盖同样应当负责。[545]现在在伦敦的、戈尔盖的总参谋长拜尔的作用，还完全不清楚。根据戈尔盖的回忆录［注：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及其他资料来判断，戈尔盖的战略计划的灵魂正是他。据普莱耶耳告诉我，拜尔是奥地利官方论述这次战局的著作[375]的主要作者。（拜尔在佩斯被俘，但是逃跑了。）据说这本书很好，但是我还没有能弄到手。戈尔盖很佩服克拉普卡，可是谁都说这个人软弱无能。佩尔采尔这个匈牙利“民主”将军，是公认的蠢驴。老贝姆一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好游击战士和一个担负有限任务的分遣队的好指挥员。据我判断，他只当过这种角色，不过干得很出色。他干过两件蠢事：一件是向巴纳特进行了毫无目的和毫无结果的进军，另一件是在俄国人大举入侵的时候，他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他在向海尔曼施塔特［注：锡比乌。——编者注］进攻时曾经取得战果的巧妙的机动，结果被打败了。[546]而邓宾斯基老爷子不过是个幻想家、吹牛家和游击战士，他自以为有指挥大战的天赋，因而做出了各种各样极其狂妄的事。斯米特论述1831年波兰战役的书［注：费·斯米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编者注］中，讲到他的许多有趣的事。
　　顺便提一下，你能不能给我简略地描述一下科伦的工事，并且凭记忆画几张平面图，大致的草图呢？如果我没有记错，要塞主墙设有棱堡，堡垒是按蒙塔郎贝尔体系建筑的；是否真是这样？堡垒有多少个？你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筑城学术语，我这里有好的参考书和平面图。关于普鲁士的要塞你还知道什么细节？我知道一些科布伦茨（至少是埃伦布莱施坦），并且看到过美因兹的平面图。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最新的蒙塔郎贝尔式建筑物在德国是怎么建成的。由于普鲁士保守秘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请尽快来信，并代我向你夫人［注：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和克路斯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lG0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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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13]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1853年2月6日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对这次志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600—602、621、624—625页。）——第214、586页。
　　[375]大概是指《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各帝国—王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官方出版物，1849、1850年欧芬版第1册和第2册（《Sammlung　der　für　Ungarn　erlassenen　allerhöchsten　Manifeste　und　Proklamationen，dann　der　Kundemachungen　der　Oberbefehlshaber　der　k．k．Armeen　in　Ungarn》．Amtliche　Aus-gabe．1．und2．Heft．Ofen，1849．1850）。——第366、590页。
　　[537]指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J．C．Plü-micke．《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Berlin，1820）。——第583页。
　　[538]若米尼论述拿破仑战争的下述著作最闻名：《1792年至1801年革命各次战争的军事批判史》1819—1824年巴黎版第1—15卷（《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792　à　1801》．T．1—15，Paris，1819—1824）；《拿破仑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自述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1—4卷（《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racontée　par　lui-même　au　tribunal　de　César，d’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T．1—4，Paris，1827）。
　　恩格斯看到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看来是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的他的第一版全集《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Hinterlassene　Werke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共十卷。论述拿破仑战争的著作收在该版全集第五至第八卷中。——第583页。
　　[539]1846年2月，当波兰国土上为争取波兰民族解放而举行起义以及起义者在克拉科夫暂时获得胜利的时候，加里西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各级政府利用受压迫的乌克兰农民对波兰贵族的仇恨，多次使起义农民把矛头指向了波兰起义者的队伍。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残酷镇压。——第584页。
　　[540]指1846年7月至1852年2月执政的罗素的辉格党内阁，接替这个内阁的以得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它维持到1852年12月）以及阿伯丁的联合内阁（由辉格党人和皮尔派组成）。——第585页。
　　[541]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又趋于尖锐化；譬如，奥地利利用沙皇俄国的支持，阻挠普鲁士恢复关税同盟（见注130）。在法国1851年12月波拿巴政变以后，由于波拿巴集团妄图恢复第一帝国的边界，在欧洲产生了新的战争危险。正是由于这个情况，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通商问题的谈判中表现了某些让步（见注229）。——第586页。
　　[542]指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3月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第587页。
　　[543]指威·维利森写的《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W．Willisen．《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Berlin，1849）。——第588页。
　　[544]指北意大利1849年春季战役，战役是在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间1849年3月12日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开始的。在这次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1849年3月23日的诺瓦拉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击败了皮蒙特军队。由于这次失败，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恢复了。在这次战役的进程中，奥军司令巧妙地利用了拉莫里诺将军造成的皮蒙特兵力分散的弱点。——第589页。
　　[545]恩格斯指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决定的一项军事行动：在1849年4月19日在纳迪-夏尔洛歼灭奥军和奥军在1849年4月26日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之后，它们决定不去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被击溃的奥军，而是去解放布达（见注69）。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使得奥军在沙皇军队开始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以致最终导致了匈牙利军队1849年8月13日在维拉戈什的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有战斗力，并且受到匈牙利人民中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戈尔盖的叛卖行动所造成的，戈尔盖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中和贵族中的反革命部分。另一方面，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反对戈尔盖的叛卖行动的斗争中表现得很不坚决，很不彻底。——第589页。
　　[546]指贝姆率领的匈牙利军队于1849年春天在特兰西瓦尼亚击败反革命的奥军、沙皇军队以及当地敌视革命匈牙利的武装力量以后向巴纳特的进军，巴纳特是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的版图。尽管贝姆取得了个别胜利，但战争的整个进程在这里对匈牙利人是不利的，因为巴纳特的情况极其复杂，它是民族杂居的地区，而匈牙利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使奥地利君主国得以利用塞尔维亚人争取自治运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
　　恩格斯所说的在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近郊的机动，是指贝姆的部队1849年2月到3月间在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中的下述行动：贝姆用强行军向海尔曼施塔特推进，沿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部队，把一支软弱的俄国部队赶出了城，并且最后迫使奥军和沙皇军队全部撤出特兰西瓦尼亚。接着贝姆和佩尔采尔的部队完成了向巴纳特的进军。1849年夏天，由于沙皇军队举行全面进攻，贝姆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这里他又向海尔曼施塔特进军，把俄国的城防部队赶出了城，但是由于这次遇到沙皇军队和奥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撤退。——第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