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240．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10月5日

240．

马克思致恩格斯LgK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现在很混乱（施佩克破了产，人也不见了；而出纳员加尔特现在在布莱顿），而《人民报》过去一直就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关于列斯纳以前时期外埠订户的精确账目。比斯康普肯定说，除了最初的几号之外，给提姆一直是寄十二份。
　　霍林格尔为了《人民报》的十二英镑几先令欠款，包括没有出版的最后一号的付排费，对我提出诉讼。这个恶棍突然要把我变成报纸的“所有者”，虽然这整个废物之所以以亏空告终（我不愿说是毁灭，因为同这里的庸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正是因为我不是所有者，不论花了多少时间，也一直未能把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同样，我从来没有向这个家伙作过任何法律上的保证。我认为账目是不确实的，因为这个家伙，除了其他的进款不算，单是由于最后一号的前三号（他的账目上只有后两号）就从我手里收到七英镑（给列斯纳的十五先令没有经他的手，是我直接付的）。但是我决不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辩论，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会立刻承认他有权对我提出诉讼。这个恶棍将发誓并逼迫他的一个排字工人发誓，说我曾经向他作过保证。（即使是这样，他也应当先对比斯康普提出诉讼。）我将找比斯康普等人当反证人。我手中如果有钱，就立刻付钱，以避免任何的公开审理，不过不是付给霍林格尔本人，而是要收买一个叫利斯耳的人——霍林格尔的房东和印刷所的所有者，让他向霍林格尔要债。霍林格尔欠这个人六十英镑，直到现在一文钱也没有还。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完全谈不到。
　　如果我想不出一条妙计，——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在这里的地位是完全无法维持的。弗莱里格拉特又搞了一次期票贴现业务。但是昨晚接到他的信，说完全失败了，同时还接到房东的恐吓信等等。附上的拉萨尔的信，我认为是个好消息，我即刻写了回信［注：见本卷第597—599页。——编者注］。尽管存在沉默的阴谋，这东西看来正在出售。不然敦克尔不会提出这个间接的要求。但是在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一切极其讨厌的生活琐事的污垢清除干净之前，我决不可能继续写这个东西[400]。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德文报纸都转载了你的关于我的东西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两篇文章登在《人民报》上）。——编者注］（通过小小的《人民报》，就可以掌握美国的所有德文报刊）。附上维也纳《新闻报》刊登的广告的剪报，作为德国出版的废物的例子。看看目录就够了。（顺便说一下，我正在给经过挑选的一批大老粗讲第一分册。看来他们很有兴趣。）
　　最后，我来谈谈两个“大人物”的情况。
　　关于鲁·施拉姆。这个可怜的畜生不久前在奥斯坦德，并且从那里给《海尔曼》发了一篇通讯。我没有看到这篇废物，是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的。鲁·施拉姆在这篇通讯中报道说，细听一下德国人在海滨的谈话，就足以明了他们堕落到何等地步。例如，他说，他听到两位女士操着道地的乌培河谷方言闲谈，而其中的一位称另一位为“恩格斯太太”。[404]这就是这个小人的报复！但是，这个畜生得到了惩罚，他在不久前（据弗莱里格拉特证明）损失了二千英镑。因为这个蠢货作起了“宝石生意”。这也使他在伦敦办自己的德文报纸（本来应当在这个月出版）的计划流产了。我已经通过比斯康普把这些事实——报纸不出版、宝石生意、赔钱——交给《威塞尔报》发表，作为对他的幼稚的恶作剧的答复；使得这个家伙大伤脑筋。
　　关于卡·布林德。对于这位“国家活动家”，我必须多讲几句。
　　我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后，大约过了两星期，比斯康普告诉我，布林德通过霍林格尔向他提出，要他（即《人民报》）同布林德及其同伙联合起来，但是我和所有的共产主义分子都必须走开。由合理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正象你知道的，当时除了几篇打趣的短文［注：卡·马克思《报刊述评》。——编者注］之外，我在《人民报》上什么也没有写。但是我马上给布林德写了一个不是信，而是大约十行字的便条，在那里除了说别的以外，还称他为“国家活动家”和“重要人物”，并谈到他的忠实的“菲德利奥”（即霍林格尔）[405]。第二天，李卜克内西来了，对我说，布林德和霍林格尔坐在拐角一家酒馆里。前者在等我。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那里去了。布林德发誓说，没有这么一回事。恶棍霍林格尔也是这样。所以我不得不相信。但是，这次会晤提供了顺便谈到布林德的其他欺诈行为的机会。其中谈到了福格特。布林德发誓说（这点他过去也对弗莱里格拉特谈过，只是没有发誓），起草和散发匿名传单《警告》[394]的不是他。我说，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它的内容完全是他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对我亲口讲的东西[350]。我提醒他，他当时曾保证说，他手头有证据，他知道福格特要奉送三万或四万古尔登的那个人的名字，但“可惜”他不能告诉我等等。布林德这时已经不敢否认这一点，相反地，当着李卜克内西和霍林格尔的面，明白无误地一再确认了这一点。
　　好吧！几个星期以前，奥格斯堡《总汇报》给李卜克内西写来一封信，因为李卜克内西给该报寄去了《警告》。李卜克内西来找我。[406]我让他去找布林德，而我将到“布林德拐角的酒馆”等着“国家活动家”。布林德已经到疗养地去了，我想是圣莱昂纳兹。李卜克内西给他写了信；一次，两次。终于接到“国家活动家”的回信。他以最冷漠的和“最外交的”措辞表示遗憾说，“我”白白地跑了路去找他。他说，李卜克内西必须明白，他（布林德）不想干预对他“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和对他完全陌生的事务。至于李卜克内西对“私下谈话”中所谈的“意见”的暗示，那“完全”是出于误解。“国家活动家”以为这么一来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我带着李卜克内西去找科勒特。我记得5月27日《自由新闻》（《康斯坦丁大公……》，第五十三页）[367]上有一段话，我当时就认为它是出自布林德的手笔，它同布林德对李卜克内西、霍林格尔和我亲口确认的事情在一起，就构成匿名传单的整个内容，另外，这还证明，布林德不只是在“私下谈话”中顺便涉及到对他“完全陌生的事务”。这样，我才去找科勒特，他立即说布林德是作者。他还保存着布林德的一封信，布林德在信中附了自己的名片，但要求别说出名字。这就是罪证。
　　我施用种种手法——在这里说它们，太啰嗦了——搞到了附上的这一切（你必须马上寄还；我还给弗莱里格拉特看过）。你看，这个蠢材的“誓言”（！）值几个钱。
　　上星期六，李卜克内西给“国家活动家”写了一封信（按照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写的，我在那里对这事的叙述措词相当尖锐［注：见本卷第592—595页。——编者注］）。回信一到，你就会得到比较详细的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LgK品论天涯网

---

　　注释：
　　[367]1859年5月27日，即写这封信的一天，《自由新闻》（第5号）匿名发表卡尔·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后来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5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该文揭露了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扶植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当匈牙利国王的计划。在同一号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将科苏特和马志尼的立场加以对比的私人信的片断。这个材料看来是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向恩格斯报道所根据的来源之一。
　　1859年5月16日出版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一期刊载了马志尼的宣言《战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它的译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426、471、607、617页。
　　[394]1859年7月中前后，马克思就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由于李卜克内西6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第451、471、594、598、617页。
　　[400]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出版后，根据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签订的初步合同，马克思计划出版《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然后再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其余部分（见注209和299）。但是紧迫的党的事务使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只是在1861年8月马克思才又重新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这时他已经放弃以分册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计划。——第460、469、474、476、483、494、598、608页。
　　[404]马克思指1859年9月10日《海尔曼》周报第36号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短评，上面注明：“8月31日于奥斯坦德”。——第470页。
　　[405]马克思讽刺地把印刷所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称为“忠实的菲德利奥”，他借用的是贝多芬的歌剧《菲德利奥》的主人公的名字。歌剧的主人公列奥诺莱女扮男装，化名为菲德利奥，大胆地潜入监狱，将丈夫从死亡中救出。这个歌剧出现以后（十九世纪初），“菲德利奥”这个名字成为忠实和忠诚的象征。——第471页。
　　[406]由于《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福格特于1859年7月对该报提出诉讼，控告它诽谤。1859年8月初《总汇报》编辑部请求李卜克内西告知传单《警告》中对福格特的指责的证据之后，李卜克内西请求马克思帮助他设法让布林德承认他是这个匿名传单的作者。马克思认为必须迫使布林德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因为福格特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本人，还无中生有地指责马克思使布林德成为自己的党的替罪羊。对马克思来说，通过批判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不敢同波拿巴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的怯懦立场，也是重要的。布林德拒绝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实际上起了福格特帮凶的作用，因为他使《总汇报》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对该报引用的事实的证明。尽管《总汇报》反对波拿巴主义是站在与马克思及其战友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同利益给该报以支持是必要的。——第471、604、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