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3月9日星期二[于巴黎] |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小册子是今天早晨云格交给我的;几天前艾韦贝克把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云格。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写的,并且给云格逐点作了分析。今天晚上我见到了艾韦贝克,他承认小册子是他带来的,而在我切实地加以批判以后,才发现这本糟糕的低劣作品的作者原来就是他自己,即艾韦贝克。他说,这是他在我住在这里的头几个月里写成的。由于他最初陶醉于我所报道的新闻而产生了灵感。这些小伙子就是这样。他曾经嘲笑赫斯用那些跟自己配不上的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并禁止施特劳宾人[50]把我对他们作报告的内容传达给格律恩,使格律恩不能够剽窃,可是同时他却埋头干起来,——象往常那样怀着最良好的愿望——而且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莫泽斯和格律恩搞坏的事不会比这个民间的淋病医生更多。当然,我先是嘲弄他一下,然后就禁止他在任何时候再搞这种玩意儿。但是,这种人显然是改不了的。上星期,我一方面由于闹着玩,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绝对需要钱用,就坐下来用假名写了一篇充满轻薄词句的致洛拉·孟戴斯的感谢词[79]。星期六我从中挑了几段念给他听,今天晚上他怀着通常的善意告诉我,这件事鼓舞了他,他在第二天就写了一篇类似的东西,并且立刻把所写的东西交给了莫伊勒主办的化名杂志[注:《巴黎时钟》。——编者注](这个杂志确实是完全秘密地、并且仅仅是为莫伊勒夫人检查下的编辑部出版的,这种检查已经删去了海涅的诗)。他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我,据说是表明自己诚实,没有抄袭!这位贪心不足到处抄袭的作家所写的这部新杰作,当然只不过是用庄重的夸张的形式把我的游戏言词改写一下而已。此外,这个力不从心的粗劣作品虽然使我不屑一顾,但它却表明,不管是你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还是我们的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都多么迫切需要尽快问世。这些家伙们总是哀叹如此卓越的思想却这样长久地被埋没,最后愁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从自己身上把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消化了的东西全部排泄出来。所以不能放过不来梅人[注:屈特曼。——编者注]。如果他不回答,就再给他写封信,万不得已时,最低的条件也得同意。这些手稿放在那里不动,每个月每印张都要损失五至十法郎的交换价值。再过几个月,普鲁士邦议会就要开始辩论,在柏林就要展开冲突,鲍威尔和施蒂纳每印张就卖不到十个法郎了。处理这类具有现实性的作品,搞来搞去到最后都只得放弃高稿酬而照顾不了作者的自尊。
我在萨塞尔的贝尔奈斯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人也做了些蠢事。他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而且高兴得象个孩子,因为那里常发表他针对资产者而发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空谈。当然,编辑部和书报检查机关保留了那些仅仅反对资产者的部分,而删去了那些为数不多的、会使他们自己难堪的暗示。他咒骂陪审制、“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代议制等等。我解释给他听,这叫做不折不扣的pour le roi de Prusse [注: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他听不进,热烈的感情相当冲动,说不可能有什么成效;我向他说明,《阅览室》是由政府津贴的,他坚决否认,还援引了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除了萨塞尔的敏感的居民以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恰恰都证明我说得对。结果是:高尚的热忱、热烈的感情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写作,不愿意理解怎么会是这样的政策,竟要宽恕那些他至今还恨得要死的人。“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少篇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我要在相当程度上放弃贝尔奈斯,并且不想再干预那个自命豁达而令人恶心的家庭悲剧,他在这出悲剧中扮演着忠贞不二和无限自我牺牲的英雄角色。这种事只好看在眼里。这件事所发出的气味,就象五千条没有晾过的鸭绒褥子再加上吃了奥地利素菜所放出的无数臭屁。就算这个家伙再有十次从那个下流圈子中脱身到巴黎来,他还是要跑回去十次的。你可以想象,这件事使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制造了多少道德方面的胡说。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家庭,正在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他再也不能引诱我到他的铺子里去,而且不要很久他就不会怀念我这个冷酷无情的人了。
关于宪法问题的小册子[80]你很快就会收到。我将把它写在单张纸上,以便你能够补充或删节。如果福格勒有希望付一些钱的话,请你再问问他是否愿意要关于洛拉·孟戴斯的游戏文章,大约一个半印张到两印张,但不必告诉他是我写的。请你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如不成功,我就去别列坞试探一下。大概你在《辩论日报》或《立宪主义者报》上已经看到,大市政会接受了维尔腾堡的申诉,禁止施累费尔这个无赖在黑里骚出版革命的书刊。他自己写到这里来的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不许人家再给他寄任何东西。这是又一条必须抓住不来梅人的理由,如果同不来梅人完全没有了关系,那末只剩下康斯坦茨附近别列坞的那个“书局”了。此外,如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我们两人并不能从我们的著作中得到特别多的好处。
你大概已经读到了昨天《科伦日报》(星期一的)上有关马丁·杜·诺尔的丑事的那篇庸俗的文章了吧。这篇文章是贝尔奈斯写的,他常常代替伯恩施太因写通讯。
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猖獗。看来他们是竭尽一切力量利用饥荒来挑起一场暴动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他们先是散发各种印刷品,到处张贴煽动性的告白,现在甚至制造了燃烧装置到处扔(不过这些装置并没有烧起来),想让店主们感到这种恶毒的密谋真狠。而且,他们还制造了一个绝妙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事件[81],逮捕了一大批人,在这些人当中,甲认识乙,乙认识丙,丙认识丁,如此等等,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关系和一些证词把整个这一大批大多数都素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帮”。对这个“帮”的审判不久就要进行,如果在这种新的办法上再加上旧日的精神同谋,那就能够十分容易地宣判任何一个人有罪。这完全象阿贝尔。因此,没有比一句话不说就宣判卡贝老爹有罪更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请你4月来这儿吧。我要到4月7日才搬家(搬到哪儿去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会有点钱。那时我们可以在一起极其愉快地痛饮一番。由于目前警察的举动十分可恶(除了我在信中写过的那个萨克森人以外,连我的老对手艾泽曼也被驱逐,这两个人还都留在这里没有走,请看《科伦日报》上卡·格律恩的文章),所以最好还是听从伯恩施太因的建议。你可以设法根据你的侨居证书到法国大使馆搞一张护照;如果不行,我们就在这里想一些办法——大概能找到一个保守派议员,通过第六个人的手去拉上关系。你完全有必要离开那个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黎来,而且我也强烈地希望同你在一起痛饮一番。在这里,不是做放荡的人,就是做老学究;不是在放荡的无赖汉中间做一个放荡的人——而这样做在两手空空时全无好处——,就是做教训艾韦贝克、贝尔奈斯及其一伙的老学究。再不然,就得接受法国激进派领袖们的聪明的忠告,这些人以后还必须加以保护而反对其他一些蠢驴,叫它们不致由于自身的虚浮的德国精神而高傲得太厉害。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并不妨碍有时谈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两点对我所认识的这一帮家伙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你必须到这里来。
你看见了路·勃朗的《革命史》[82]吗?这是正确的猜想和绝顶的谬论的杂乱混合物。我只在萨塞尔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它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它刚刚以其有趣的看法令人惊异,马上又以其最不可思议的荒唐议论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路·勃朗的嗅觉很好,不管他怎样胡说,却完全不是走在坏的道路上。但是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他已经被“一种妖术束缚住”,——即意识形态。
你知道去年出版的阿希尔·德·沃拉贝耳所著《帝国的没落,两次复辟的历史》这本书吗?作者是《国民报》的共和派,并且具有旧学派(梯叶里、米涅等人以前的)编年史的风格。他完全不了解最通常的关系——甚至卡普菲格的《一百天》这本书在这方面也要比他好得多。但是,由于书中列举了波旁王朝和同盟者的一切卑鄙行为,对事实作了准确的叙述和批评(在其民族的和政治的利益不妨碍他这样做的范围内),这本书是有意义的。然而,一般说来,正是由于对事件的总的进程缺乏了解,所以这本书写得枯燥无味。《国民报》是很坏的历史学者,而沃拉贝耳据说是马拉斯特的朋友。
莫泽斯已完全消失了。在我不“交往”的“工人们”那里,他答应作报告,把自己冒充为格律恩的敌人和我的知己!上帝知道,莫泽斯本人也知道,在我们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在维芬商场会见时,我曾和画家克尔纳以及克尔纳所找到的两个姑娘走开,而把他撇在那儿,目瞪口呆。从那时以后,我还在谢肉节时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冒着倾盆大雨垂头丧气地拖着他那厌世的“我”到交易所去。我们彼此根本没有打招呼。
给巴枯宁的信我一旦知道他的准确地址就一定送去,——这件事至今还没有把握。
顺便说一下:你可写信给艾韦贝克谈谈他的小册子,并且要嘲笑他一下;他卑贱地露出屁股来希望人揍他——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希望赶快回信,并且设法安排到这里来。
你的 弗·恩·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79]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找到。——第90页。
[80]指的是恩格斯于1847年3—4月写的论德国制宪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65页)。恩格斯本来预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德国发表。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没有印成(见本卷第95—97页)。——第92页。
[81]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工人创立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会员。他们是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中革命的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奥多·德萨米思想的影响。1847年7月对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进行了审判,结果被判处长期监禁。——第93页。
[82]指1846年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第1卷。——第94、113、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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