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危机，所有描写价格的实际运动的著作家或所有在危机的一定时候进行写作的实践家，都有理由藐视那些貌似理论的空谈，有理由满足于说：认为市场商品充斥等等不可能的学说，在抽象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只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危机时期就被抛弃的空话。
　　[709]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于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
　　如果比如说买和卖，或者说，商品的形态变化运动，代表着两个过程的统一，或者确切些说，代表着一个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过程，因而，如果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末，这个运动同样本质上也是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独立。但因为它们毕竟有内在联系，所以，有内在联系的因素的独立只能强制地作为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表现出来。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因素的统一才显示出来。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所具有的彼此的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因此，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但是，辩护论经济学家说：不对。因为有统一，所以就不会有危机。而这种说法又无非是说，各个对立因素的统一排除它们的对立。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实际上是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这里，第一，包含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的商品变成了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因而商品交换变成了单纯的产品的物物交换，仅仅是使用价值的物物交换。这就不仅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而且甚至退回到简单商品生产以前去了；并且通过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即产品必须是商品，因而必须表现为货币并完成形态变化过程，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最复杂的现象——世界市场危机。不说雇佣劳动，却说“服务”，在“服务”这个词里，雇佣劳动及其使用的特殊规定性——就是增大它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创造剩余价值，——又被抛弃了，因而货币和商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那种特殊关系也被抛弃了。“服务”是一种仅仅作为使用价值来理解的劳动（这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次要的事情），完全象“产品”这个词掩盖了商品的本质和商品中包含的矛盾一样。于是货币也就前后一贯地被看作仅仅是产品交换的媒介，而不是被看作必然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商品的本质的、必然的存在形式。因为这样把商品变为单纯的使用价值（产品）会抹杀交换价值的本质，[710]所以，货币作为商品的本质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独立于商品最初形式的形态，也就同样轻而易举地可能被否定，确切地说，必然被否定。
　　因此，这里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由此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的分离因素，最后，货币或商品对雇佣劳动的关系。
　　此外，有些经济学家（例如约·斯·穆勒）想用这种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如买和卖的分离——来说明危机，他们的情况并不更妙些。说明危机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程，它们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作用。这种买和卖的分离在危机中也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这个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也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
　　这种幼稚的胡说，出自萨伊之流之口是相称的，出自李嘉图之口是不相称的。首先，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而进行生产的。当我们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时，即使有人把他的产品的某些部分再用于生产消费，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不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但是，李嘉图说的是私人消费。以前，李嘉图忘记了产品就是商品。现在，他连社会分工也忘记了。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别生产者遭到破产。在二者择一的说法[“为了消费或出卖”］中，前一部分是荒谬的。后一部分也是荒谬的。一个人已经进行了生产，是出卖还是不出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是非出卖不可。在危机中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他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于费用价格出卖，甚至不得不干脆亏本出卖。因此，说他把产品生产出来是为了出卖，这对他、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处呢？问题正是在于：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他这个善良愿望的实现。
　　其次：
　　把资产阶级关系描绘得多么美好呵！李嘉图甚至忘记了，有人可能是为了支付而出卖，忘记了这种被迫的出卖在危机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资本家在出卖时的直接目的是把他的商品，确切些说，是把他的商品资本，再转化成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他的利润。消费——收入——决不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因素，对于仅仅为了把商品变成生活资料而出卖商品的人来说，消费确实是主导因素。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收入[消费]是作为结果，而不是作为起决定作用的目的出现的。每一个人出卖，首先是为了出卖，就是说，为了把商品变成货币。
　　[711]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个人只要把商品卖出去，他就会感到很满意了，至于买进，他暂时不会去考虑。当然，要使实现了的价值能再作为资本发生作用，这个价值就必须通过再生产过程，也就是必须再同劳动和商品进行交换。但是，危机恰恰就是再生产过程破坏和中断的时刻。而这种破坏是不能用在不发生危机的时候它并不存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毫无疑问，谁也不会“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第339—340页），但是谁都没有作过这种荒谬的假设。并且，这样的假设同问题也毫无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
　　这里成为李嘉图的论断的基础的，还是我在前面考察过的[120]詹姆斯·穆勒关于“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的论点，这个论点在买和卖的过程中只看见统一而看不见分离。李嘉图下面这个主张（追随詹姆斯·穆勒）也是从这里来的：
　　货币不仅是“进行交换的媒介”（第341页），同时也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但是，前面所说的李嘉图对货币的错误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李嘉图总是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alienation）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注：[718]（李嘉图把货币仅仅看成流通手段，同他把交换价值仅仅看成转瞬即逝的形式，看成对资产阶级生产，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是一回事；因此，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是唯一的生产方式。）[718]］
　　不是所有种类的商品，而只是个别种类的商品，才能“在市场上过剩”，因此生产过剩始终只能是局部的，这种论点是一种可怜的遁辞。首先，如果谈的只是商品的性质，那末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所有商品在市场上都过剩，因而妨碍它们都降到自己的价格之下[123]。这里说的恰恰只是危机的因素。就是说，除了货币以外的所有商品。说这种商品必然表现为货币，这只是说：所有商品都有这种必然性。完成这个形态变化，个别商品有多少困难，所有商品同样有多少困难。商品形态变化（它既包括买和卖的分离，又包括两者的统一）的一般性质，不仅不排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的可能性，相反，它本身就是这种普遍充斥的可能性。
　　其次，李嘉图的和其他类似的论断，当然不仅是从买和卖的关系出发，而且是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出发，这等我们考察资本的竞争时再谈。照穆勒的说法，买就是卖，如此等等，那末，这样一来，需求就是供给，供给就是需求。但是，供给与需求同样是彼此分离并且可以彼此独立的。在一定的时刻，由于对一般商品即货币亦即交换价值的需求大于对所有特殊商品的需求，换句话说，由于商品表现为货币、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因素居优势，商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因素居劣势，所有商品的供给就可能大于对所有商品的需求。
　　如果从更广泛和更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就要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包括在内。这里仍然必须看到，这两个因素的潜在的、恰好在危机中强制地显示出来的统一，是与同样存在的、甚至表现为资产阶级生产特征的这两个因素的分离和对立相对的。
　　至于局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对立，既然问题在于承认第一种生产过剩是为了逃避承认第二种生产过剩，那末，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指出：
　　第一，在危机之前，所有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品往往普遍涨价。因此，所有这些商品都卷进接着而来的崩溃之中；在按照它们在崩溃之前的价格出卖的情况下，它们就造成市场负担过重。这种按照以前的市场价格市场吸收不了的商品量，按照下降了的、已经降到商品费用价格之下的价格，市场却能够吸收。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使商品能被吸收的那种价格，对生产者或商人来说，是引起破产的价格。
　　[712]第二，危机（因而，生产过剩也是一样）只要包括了主要交易品，就会成为普遍性的。

[（9）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错误观点]

　　我们就更仔细地看一看，李嘉图是怎样试图论证不可能有市场商品普遍充斥的：
　　还能有比这个更幼稚的论证吗？它的意思就是：个别商品已生产出来的数量可能比能够消费的要多。但不可能所有的商品同时都这样。因为用商品来满足的需要是无限的，而所有这些需要不能同时得到满足。相反，满足一种需要的过程会使另一种需要转入可以说是潜在状态。因此，除了满足这些需要的钱以外什么都不需要，而这种钱又只有用增加生产的办法才能获得。这就是说，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能说明什么呢？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如果，比如说鞋子、棉布、葡萄酒或者殖民地产品充斥市场，难道这就是说，国民，哪怕只是三分之二的国民，对于鞋子、棉布等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而有余了吗？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或者占有商品的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在这种意义上，既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
　　但是，李嘉图会说，如果有一批人需要鞋子和棉布，他们为什么不去设法弄到购买这些东西的钱呢？他们为什么不生产一些可以用来购买鞋子和棉布的东西呢？干脆说为什么他们不自己生产鞋子和棉布，不是更简单吗？而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这里不能说，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得去生产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但他们还是没有。也不能说，某一种商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对这种商品没有需要。因此，既然甚至不能用充斥市场的商品的数量超过了对这些商品的需要这一点来说明局部的生产过剩，那末，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市场上的许多商品还有需要，还有未能满足的需要，就否定普遍的生产过剩。
　　我们仍然以棉织厂主为例［注：见本册第545页及以下各页（那里不用“棉织厂主”，而用“麻织厂主”，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编者注］。只要再生产不断进行，——因而，这一再生产中作为商品，作为待出卖的商品而存在的产品即棉布按其价值再转化为货币的阶段也不断进行，——可以说，生产棉布的工人也就消费掉棉布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再生产的扩大，也就是随着积累，他们消费的棉布也就相应地增多，或者说，也就有更多的工人来从事棉布生产，而他们同时也就是一部分棉布的消费者。

[（10）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

　　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们要指出：
　　在考察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时[124]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713]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
　　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危机的可能性表现为：
　　首先，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在观念上以价格形式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W—G。如果这个困难——出卖——已经解决，那末，购买，G—W，就再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货币可以同一切东西直接交换。必要的前提就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是有用的，否则它就根本不是商品。其次，假定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等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中的表现来说，仅仅来自以下情况，即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阶段——第一，必须是相互补充的形式和阶段，第二，尽管有这种内在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却是过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着、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开、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互相独立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只在于卖和买的分离。只是在商品的形式上商品必须克服这里所遇到的困难。一旦它具有货币形式，这种困难就算度过了。但是，往前走，这又是卖和买的分离。如果商品不能以货币形式退出流通领域，或者换句话说，不能推迟自己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如果——就象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一样——买和卖彼此一致，那末，在上述假定下的危机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因为已经假定商品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来说是使用价值了。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形式中，商品只有当它不是使用价值，或者在对方没有别的使用价值可以同它交换的时候，才不能进行交换。因此，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不可能进行交换：或者是一方生产了无用之物，或者是对方没有有用之物可以作为等价物同前者的使用价值交换。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不会发生交换。然而只要发生交换，它的因素就不是彼此分离的。买者就是卖者，卖者就是买者。所以，既然交换就是流通，从交换形式产生的危机因素就消失了，如果我们说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那只不过是说，在这种形式本身包含着本质上相互补充的因素彼此割裂和分离的可能性。
　　但是，这也涉及到内容。在进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时候，从生产者方面来说，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或者，到分工有了一些发展以后，是为了满足他所知道的他的协作生产者的需要。作为商品拿来交换的是剩余品，而这个剩余品是否进行交换，却是不重要的。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产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直接生产已成为过去。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货币，即转化为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的困难，在于货币不是作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出现，在于已经卖掉了商品而现在持有货币形式的商品的人并不是非要立刻重新买进、重新把货币转化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不可。在物物交换中不存在这种对立。在那里不是买者就不能是卖者，不是卖者就不能是买者。卖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困难仅仅是由于买者可以轻易地推迟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而产生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立即必须转化为商品，因此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而产生的。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714]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
　　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总是危机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
　　而这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
　　总之，可以说：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
　　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
　　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
　　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两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地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资本从它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然后重新以商品形式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时候起所经历的运动。如果我们这里把所有对内容的进一步的规定撇开不谈，那末，总商品资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都要经历W—G—W过程，都要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这个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此外，鉴于不同商品的形态变化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一种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因为另一种商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因此，买和卖的分离在这里进一步表现为：一笔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一笔资本发生第一形态变化，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发生第二形态变化，一笔资本离开生产过程，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回到生产过程。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相互连结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对危机的内容的规定已经扩大了。
　　但是，第二，至于由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产生的危机的可能性，那末，在考察资本时，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更现实得多的基础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织布厂主必须支付全部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的要素是纺纱厂主、亚麻种植业者、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等提供的。只要后面这些人生产的不变资本，只加入不变资本的生产而不加入最后商品——布，他们就是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互相补偿各自的生产条件。现在假定[715]织布厂主把布卖给商人，作价1000镑，但用的是一张汇票，所以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这个织布厂主又把这张汇票卖给银行家，他在银行家那里用它偿付了一笔什么债务，或者银行家给他办理了汇票贴现。同样，亚麻种植业者凭汇票卖给纺纱厂主，而纺纱厂主又凭汇票卖给织布厂主，同样，机器制造厂主凭汇票卖给织布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凭汇票卖给机器制造厂主，煤炭业者凭汇票卖给纺纱厂主、织布厂主、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此外，制铁厂主、煤炭业者、木材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之间也用汇票互相支付。现在，如果商人支付不出，织布厂主就不能向银行家支付自己的汇票。
　　亚麻种植业者开出了由纺纱厂主支付的汇票，机器制造厂主开出了由织布厂主和纺纱厂主支付的汇票。由于织布厂主不能支付，纺纱厂主也就不能支付，他们两人都不能向机器制造厂主支付，而机器制造厂主则不能向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支付。他们由于都没有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就全都不能使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得到补偿。这样就要发生普遍的危机。这不过是在考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展现的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危机可能性可能发展成为现实性的相互债权和债务之间、买和卖之间的联系。
　　在所有情况下：
　　如果买和卖彼此不发生梗阻，因而没有必要强制地加以平衡，另一方面，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互相抵销，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只要买和卖不彼此脱离，不发生矛盾，或者只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不出现，因而，只要危机不是同时以其简单的形式——买和卖矛盾的形式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矛盾的形式——出现，那就不可能发生危机。但是，这终究只不过是危机的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只不过是现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存在以这些形式出现就是以危机的最简单的形式出现，也是以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出现，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但是，这还不是有了根据的内容。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而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转向其危机的方面，为什么这些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经济学家的极端的庸俗，他们在再也不能用推理来否定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现象时，就安慰自己说，在上述形式中既定的[只]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以，不发生危机是偶然的，发生危机本身也不过是偶然的事。
　　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716]单单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不能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为了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存在，就得假定这一过程的条件是既定的。因此，在论资本的第一篇——在论直接生产过程的那一篇，并未增加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这里潜在地包含着危机的要素，因为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这一点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这里不仅谈不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
　　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初次显露出来。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必须在叙述完成了的资本——资本和利润——之前叙述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因为我们不仅要叙述资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己开始并以自己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对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125]中加以补充。
　　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也就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己的不同阶段来通过的过程。这里包含着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可能性，或者说，包含着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抽象形式。因此，否认危机的经济学家们只坚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如果这两个阶段只是彼此分离而不成为某种统一的东西，那就不可能强制地恢复它们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危机。如果它们只是统一的而彼此不会分离，那就不可能强制地把它们分离，而这种分离还是危机。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716]

[（11）危机的形式问题]

　　[770a]对第716页的补充。
　　因此：
　　（1）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末，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单单由于这一笔债务，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
　　这就是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一般地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因此，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末，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因此，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的形式，是完全多余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学家们乐于举出这个显而易见的形式作为危机的原因。（既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是同信用和信用过剩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末当然应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里还不是这样说明的地方。）
　　（2）只要危机是由同商品的价值变动不一致的价格变动和价格革命引起的，它当然就不能在考察一般资本的时候得到说明，因为在考察一般资本时假定价格是同商品的价值一致的。
　　（3）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末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4）危机的一般条件，只要不取决于和价值波动不同的价格波动（不论这种波动同信用有无关系），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770a]
　　[716]（危机可能发生在：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时候；第二，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的价值变动，如棉花收成减少，因而它的价值增加。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还不是价格，而是价值。）[716]
　　[770a]第一个因素。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假定这是生产或再生产的一定阶段。这里，可以把固定资本看成既定的、不变的，它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既然原料的再生产不仅取决于花费在其中的劳动，而且取决于这一劳动的同自然条件有关的生产率，那末，产品量——甚至[ⅩⅣ—771a]同一劳动量生产的产品量——就可能减少（在歉收时）。于是原料的价值增加，原料的量则减少。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按一定比例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而现在这个比例被破坏了。用于原料的部分必须增加，剩下用于劳动的部分就减少，因此就不能吸收和以前相同的劳动量。第一是物质上不可能，因为原料的量减少了；第二是因为产品价值中必须有比原来更大的一部分用于原料，因而只能有较小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再生产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进行。一部分固定资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会被抛到街头。利润率会下降，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增加了，使用的可变资本减少了。以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根据事先规定的固定提成——利息、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和资本危机。因此，这就是由于靠产品价值补偿的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其次，虽然利润率下降，产品却会涨价。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其他生产领域，那末这种产品的涨价会使其他领域的再生产遭到同样的破坏。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加入一般消费，那末，它或者也加入工人的消费，或者不加入工人的消费。如果是前者，它的后果同后面要讲的可变资本遭到破坏时产生的后果一样。但是，在这种产品加入一般消费的情况下，由于这种产品涨价（如果这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而其他产品就不能再转化为相当于其价值的货币额，这样，其他产品的再生产的另一方面——不是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是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就会遭到破坏。无论如何，我们所考察的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量和工资量会减少，从而其他生产部门出卖商品所得的一部分必要收入也会减少。
　　但是，即使不受收成的影响，或者说，即使不受提供这种原料的劳动的受自然因素制约的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原料不足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就是说，如果某个生产部门花费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部分追加资本过多，那末，虽然按原来的生产规模原料是够的，但按新的生产规模就不够了。因此，这种情况是由于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资本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这是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情况，它所产生的现象正好同第一种情况[即原料歉收时]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样。
　　[861a][…………………………………………………………………]［注：在手稿中，这一页的左上角撕掉了。结果原文前九行只留下六行的右半截，全文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是可以猜测，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由可变资本的价值革命”而产生的危机。由比如说歉收引起的“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会导致用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支出增加。“同时，也会导致对其他一切商品、即一切不加入”工人的“消费的商品”的需求“减少”。因此“这些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就成为不可能，“它们的再生产的第一阶段”，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就遭到破坏。于是，生活资料的涨价“导致其他生产部门发生危机”。
　　这一页撕坏的部分的最后两行中包含着总结这全段议论的思想：“不论这种原料是作为材料加入不变资本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由于原料涨价都可能发生危机。——编者注］
　　或者，它们[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是以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不足为基础的。
　　因为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都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那些否认商品生产过剩而同时又承认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经济学家们的立场是最可笑不过的了。
　　（5）由于再生产的第一阶段遭到破坏，也就是由于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发生障碍，或者说出卖发生障碍而产生的危机。在发生第一种[由于原料涨价而引起的]危机的情况下，危机是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的回流发生障碍而产生的。[ⅩⅣ－861a]

[（12）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转化为普遍生产过剩]

　　[ⅩⅢ—716]在开始考察危机的新形式[126]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嘉图的著作和前面举过的例子［注：见本册第545页及以下各页（那里不用“棉织厂主”，而用“麻织厂主”，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并见第579页。——编者注］。
　　[716]只要棉织厂主进行再生产和积累，他的工人也就是他的一部分产品的买者，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花费在棉布上。正因为工厂主进行生产，所以，工人们就有购买他的一部分产品的钱，就是说，工人们部分地给他提供了出卖产品的可能性。工人作为需求的代表所能购买的，只是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为他不是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因而也不是自己占有实现自己劳动的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所以，这一点已经把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就是工人本身）排除在消费者、买者之外了。他们不购买原料和劳动资料，他们只购买生活资料（直接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此，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数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们支付包含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它们。但是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观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观条件。
　　[717]可是有人会说，雇用工人的企业主在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时是工人的代表。但是，企业主代表工人——指的是在市场上代表——与假定说工人自己代表自己，条件是不一样的。企业主必须出卖包含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话，就只须出卖把生产中预付的价值——以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工资的价值形式出现——再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因此，资本家需要的市场比工人需要的市场大。而且，企业主是否认为市场条件对于开始再生产已充分有利，这取决于企业主而不是工人。
　　因此，对于一切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用于生产消费的物品来说，即使再生产过程不遭到破坏，工人也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者（买者）和生产者（卖者）等同起来，从而否定危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只是对3000个生产者之中的一个，即对资本家，才可以说是等同的。反过来，说消费者就是生产者，也同样是错误的。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的人）不生产，可是他消费。所有货币资本的代表也是这种情况。
　　否认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它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因此，说它们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可以说：它们证明，如果被它们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有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一个证明，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
　　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能够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消费了。或者他们的劳动会停止，或者他们的劳动会缩减，或者，无论如何，他们的工资会降低。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生产水平不变——他们就不是消费他们生产的等价物。但是，这时他们之所以缺少钱，不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得到的太少。
　　因此，如果把这里所考察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工人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了。这里又是用把生产中实际存在的对立撇开的办法来否定对立。仅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
　　（1）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买者）；
　　（2）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其等价物时，即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产品时，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718]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127]
　　因此，就这个生产者阶级来说，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种论调，无论如何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
　　如果李嘉图说，需求的唯一界限是生产本身，而生产只受资本的限制，[128]那末，如果剥去错误假定的外衣，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只以资本作为自己的尺度，同时这里所说的资本也包括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之一并入资本（为资本所购买）的劳动能力。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本身是否也是消费的界限。无论如何从消极意义上说它是消费的界限，就是说，消费的东西不可能多于生产的东西。但问题是，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不是消费的界限，是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多少，就能够或者必须消费多少。如果对李嘉图的论点作正确的分析，那末，这个论点所说的恰恰同李嘉图想说的相反，——就是说，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
　　因此，根据假定，市场上比如说棉织品充斥，以致一部分或者全部都卖不出去，或者要大大低于它的价格才卖得出去。（我们暂且说价值，因为在考察流通或再生产过程时，涉及的还是价值，而不是费用价格，更不是市场价格。）
　　此外，在整个这一分析中，不言而喻的是：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之一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注：[720]（当发明了纺机的时候，同织布业比较，曾经出现纱的生产过剩。一旦织布业采用机器织机，这种比例失调就消除了。）[720]］正如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条件是商品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件就是，这个特殊领域所花费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领域花费多了，即使每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位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位商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位商品的总量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
　　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前面已经说过［注：见本册第229—234页。——编者注］，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129]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而在生产扩大的时候，生产方式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保持不变的。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效地使用了资本。但是单单资本的量的增加[719]同时也就包含资本的生产力的增加。如果说资本的量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末反过来说，一个更广阔的、扩大了的资本主义基础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进行的再生产即积累，即使它最初只表现为生产在量上的扩大（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会在质上表现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较大的效率。因此，产品量增加的比例要大于在扩大再生产即积累中资本增长的比例。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那个棉布的例子。
　　由于棉布充斥而造成的市场停滞，会使织布厂主的再生产遭到破坏。这种破坏首先会影响到他的工人。于是，工人对于他的商品棉布和原来加入他们消费的其他商品来说，现在只在较小的程度上是消费者，或者根本不再是消费者了。他们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李嘉图的劝告，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130]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他们现在代表着暂时的人口过剩的一部分，代表着工人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就是棉布生产者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因为市场上出现的是棉布的生产过剩。
　　但是，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他们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有这些生产部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不是把自己的收入（工资和利润，只要利润是作为收入来消费，而不是用于积累）用在它们自己的产品上，而是用在那些生产消费品，其中包括棉布的生产领域的产品上。这样，正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对于棉布的消费和需求就会减少。但是，对于用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的收入购买的作为消费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的需求也会减少。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用来购买棉布和其他消费品的钱所以会受到限制和减少，就是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这也影响到其他商品（消费品）。它们现在突然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用来购买它们的钱减少了，从而对于它们的需求减少了。即使这些生产部门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现在也要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不仅棉布，而且麻布、丝绸和呢绒都发生生产过剩，那末不难理解，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就会在整个市场上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再生产的一切条件出现过剩，各种各样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是资本家遭到破产，工人群众忍饥挨饿，一贫如洗。
　　可是，这一论证是两面的。如果说，一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剩必然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生产过剩，是容易理解的，那末决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剩究竟怎样发生的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普遍生产过剩的现象是从这些工业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和为这些部门的产品生产各种先行要素（即生产这些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不同阶段）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工人相互依存中得出来的。就后面这些部门来说，生产过剩是结果。但是，在前面那些部门中，生产过剩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为，只要前面那些部门扩大生产，后面这些部门也就会扩大生产，而随着生产的这种扩大，收入的普遍增长，从而这些部门本身的消费的普遍增长似乎也就有了保证。[131][719]

[（13）生产扩大和市场扩大的不一致。
李嘉图关于消费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有无限可能性的见解]

　　[720]如果我们说，不断扩大的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的日积月累的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末，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的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简单地以原来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以扩大了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假如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步伐一致，就不会有市场商品充斥，不会有生产过剩。
　　但是，只要承认市场必须同生产一起扩大，在另一方面也就是承认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一个国内市场同一个既是国内又是国外的市场相比是有限的，而后者和世界市场相比也是有限的，世界市场在每个一定的时刻也是有限的，但是潜在地是能扩大的。因此，如果承认为了不发生生产过剩，市场必须扩大，那也就是承认生产过剩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既然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那末，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范围对于生产来说可能扩大得不够快，新的市场——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
　　因此，李嘉图否定关于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增长市场也必定会扩大的观点，他是前后一贯的。照李嘉图看来，一个国家现有的全部资本，在这个国家可以有利地加以使用。因此李嘉图反驳亚·斯密，因为亚·斯密一方面提出过同他（李嘉图）一样的观点，另一方面以自己惯有的理性本能也反对过这个观点。斯密还不知道生产过剩以及从生产过剩产生危机的现象。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实际上，他把资本积累看做普遍的国民财富和福利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他认为，单单从国内市场发展为国外市场、殖民地市场和世界市场本身，就是国内市场上存在所谓相对的（潜在的）生产过剩的证明。
　　值得把李嘉图反驳斯密的话引在这里：
　　｛亚·斯密这里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不把农业中生产的奢侈品包括在食物内｝，
　　｛不是因此而有出口农产品的民族吗？好象人们就不能违反自然，把一切可能的资本投于农业，以便例如在英国生产甜瓜、无花果、葡萄之类，栽培花卉之类，繁殖飞禽走兽之类？（请看例如罗马人单单在人工养鱼业上投下的资本。）难道工业的原料不是农业资本生产的吗？｝，

[（14）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
生产过剩的基础。关于普遍生产过剩不可能的理论的辩护论实质]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规定都只是某种形式上的东西。因此，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
　　[722]李嘉图从他引用、赞同并因而复述的斯密论点中看到，追求各种各样使用价值的无限“欲望”，总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基础上得到满足，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只限于获得“食品”和“必需品”，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
　　当然，后一种情况在古代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也是存在的，并且更加如此。但是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即使这样做过，至少规模也极有限。（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上的财宝贮藏，这说明他们有许多剩余产品闲置不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他们的生产更难说是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即分工、机器、将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于私人生产）的基础上。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没有超出手工业劳动。因此，他们为私人消费而创造的财富相对来说是少的，只是因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这少数人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才显得多了。如果说因此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发生生产过剩，那末，那时有富人的消费过度，这种消费过度，到罗马和希腊的末期就成为疯狂的浪费。古代人中间的少数商业民族，部分地就是靠所有这些实质上贫穷的民族养活的。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象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有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这种虚构，一般说来，是由于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这一特殊形式而产生的，而所以不懂又是由于一种成见，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就是一般生产。正象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一样。
　　相反，倒是应该问一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劳动，而特殊劳动必须同时表现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种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不断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一点在谈到通过竞争达到平衡时就已经得到承认，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
　　因此，李嘉图也承认个别商品有可能充斥市场。不可能的只是同时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因此，不否认任何特殊生产领域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他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和由此而来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在一切生产领域同时发生。“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这个词总是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因为在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时候，有些领域的生产过剩始终只是主要交易品生产过剩的结果、后果，始终只是相对的，只是因为其他领域存在着生产过剩才成为生产过剩。
　　辩护论恰好把这一点颠倒过来了。照这些辩护论者的说法，只出现主动的生产过剩的那些主要交易品（一般说这是只能大规模地和用工厂方式进行生产的物品，在农业上也一样），它们的生产过剩之所以成为生产过剩，仅仅因为会出现相对的，或者说，被动的生产过剩的那些物品存在着生产过剩。按照这种看法，生产过剩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相对性，即一些领域中现实的生产过剩引起另一些领域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因为，如果生产过剩是普遍的，一切生产领域相互之间就会保持同样的比例；就是说，普遍的生产过剩等于按比例生产，而按比例生产是排除生产过剩的。据说，这是反对普遍生产过剩的论据。[723]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消除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其实，只是因为现实的生产过剩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所以它是存在的。
　　这种可怜的诡辩如果更详细地加以考察，可以归结如下：
　　假定铁、棉布、麻布、丝绸、呢绒等等发生生产过剩，那末不能说，例如煤生产得太少，因而造成了上述生产过剩；因为铁等等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煤的生产过剩，正如棉布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棉纱的生产过剩一样。｛和棉布相比，棉纱可能生产过剩，和机器等相比，铁可能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总是不变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因此，如果有某些物品作为组成要素即原料、辅助材料或生产资料加入另一些物品（加入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注：见本册第570、575、577页，那些地方引用了李嘉图这段话的全文。——编者注］），而另一些物品的绝对生产过剩正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事实，从而某些物品的生产过剩是不言而喻的，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某些物品的生产过剩。因此，说得上生产不足的是其他一些物品，它们直接归属的生产领域，既不属于根据假定要发生生产过剩的主要交易品的生产领域，也不属于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为主要交易品进行中间生产，其生产规模必须至少同产品最后阶段的规模一样，——不过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这些领域的生产达到更大的规模，因此在生产过剩内部又可能发生生产过剩。例如，虽然煤生产的数量必须使一切以煤作为必要生产条件的工业部门都能进行生产，因而铁、棉纱等等的生产过剩已经包含了煤的生产过剩（即使煤生产的数量只与铁和棉纱的生产成比例），但是，生产出来的煤也可能比铁、棉纱等的生产过剩所要求的还多。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煤和棉纱的生产，以及其他所有仅仅为那些必须在别的领域完成的产品提供条件或充当准备阶段的领域的生产，都不是依据直接的需求，不是依据直接的生产或再生产，而是依据它们自身不断扩大的程度、限度、比例来进行的。而在这种考虑的支配下可能超过目标，那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生产不足的[不是上述那些产品，而]是其他物品，例如钢琴、宝石等，生产不足是发生在这些其他物品的部门中。｛当然，也会发生这样的生产过剩，在那里，非主要物品的生产过剩不是后果，相反，生产不足倒是生产过剩的原因，例如在谷物歉收或棉花歉收等的情况下。｝
　　当这种[关于生产不足的]说法被应用到国际范围——就象萨伊[132]和继萨伊之后的其他经济学家所作的那样，——的时候，就更加暴露其荒谬了。例如，他们断言，不应说英国生产过剩，而应说意大利生产不足。如果第一，意大利有足够的资本来补偿以商品形式输出到意大利的英国资本；第二，意大利用自己这笔资本生产出了英国资本部分地为补偿它自己和部分地为补偿它所带来的收入所需要的特殊物品，那就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因此，实际地——对意大利的实际生产来说——存在着的英国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想象的意大利的生产不足这个事实；其所以说是想象的，是因为它以意大利存在着那里并不存在的[724]资本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其次，是因为这里还作了同样空想的假定，就是这笔在意大利并不存在的资本用得恰好符合需要，使英国的供给和意大利的需求、英国的生产和意大利的生产能互相补充。换句话说，这无非是意味着：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如果资本按这样的比例在一切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分配，以致一种物品的生产就包含着另一种物品的消费，因而也就包含着它自己的消费，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不发生生产过剩，那生产过剩就不会发生。但是，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绝对的]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
　　总之，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无非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一切领域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如分工、机器、向遥远的市场输出、大规模生产等等，如果互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进行生产（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的同样的能力，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因此，如果发生生产过剩，那是因为所有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或者更抽象地说：如果到处都均匀地发生生产过剩，那就不会在一处发生生产过剩。但是，现在资本没有大到足以使生产过剩带有这样普遍的性质，因此就只会发生局部的生产过剩。
　　如果更仔细地进行考察，这个幻想可归结如下：
　　承认每一单个的生产部门都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根据前面的解释，唯一能够防止在一切部门同时发生生产过剩的情况，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就是说，抱这种观点的人求助于假定存在的是物物交换的条件。但是通向这种遁辞的道路恰好被切断了：商品流通不是物物交换，因此一种商品的卖者完全不必同时又是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可见，这整个遁辞的基础是撇开货币，撇开这里的问题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流通这一点，而对于商品流通来说，买和卖的彼此分离具有重大的意义。
　　｛资本流通本身包含着破坏的可能性。例如，在货币再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条件时，问题不仅在于货币重新转化为同样的（按种类来说）使用价值，而且，为了使再生产过程重复进行，十分重要的是能够按原来的价值（或者按更低的价值，那当然更好）得到这些使用价值。但是，这些再生产要素有很大一部分，即由原料组成的部分，可能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涨价：第一，如果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加得比那段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来的原料数量快。第二，由于收成的不稳定。因此，正如图克正确地指出过的[133]，气候在现代工业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与工资有关的食物。）因此，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完全同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样，也可能遇到困难，也可能造成危机的可能性。如果考察的是简单流通而不是资本流通，那就不会发生这些困难。｝（危机还有许多因素、条件、可能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时，才能加以考察。）
　　[725]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却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资本本身就是由商品组成的，或者说，如果资本由货币组成，它就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
　　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用来为它的所有者提供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提供更大的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这是一方的说法。（李嘉图否认这一点。［注：见本册第567页。——编者注］）而另一方用什么来解释商品的生产过剩呢？就用生产不够多种多样，某些消费品生产得不够大量来解释。很清楚，这里不可能涉及生产消费的问题；因为工厂主生产过多的麻布，他对纱、机器和劳动等的需求必然因而增加。因此，这里涉及的是私人消费的问题。麻布生产得太多了，但是橙子也许就生产得太少了。起初否定货币，是为了说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并不存在]。现在否定资本，是为了把资本家说成是完成W—G—W这个简单动作并且为了个人消费而进行生产的人，而不是把他看作以发财为目的、以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资本家。但是，资本太多这句话无非是说，作为收入被消费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可能被消费的产品太少。（西斯蒙第[134]。）那末，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要求谷物生产者消费更多的麻布，为什么谷物生产者要求麻布生产者消费更多的谷物呢？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剩余价值）实现在麻布上，而租地农场主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实现在谷物上呢？就每一个人单独来说，人们承认，他们的资本化的需要妨碍这样作（且不说每种需要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就全体总起来说，人们就不承认这一点了。
　　（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了由于商品的再生产比商品的生产便宜而产生的危机因素。而市场上的现有商品的贬值就是由此而来的。）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
　　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726]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

[（15）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的各种方式和积累的经济效果的观点]

　　李嘉图在第八章（《论赋税》）中说：
　　李嘉图这里所说的“非生产消费”，和他在这段话的注释（第163页）中所说的一样，是指非生产劳动者即“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的消费。因此，年生产的增加是指年生产消费的增加。年生产消费在非生产消费保持不变或者甚至有所增加时可以通过它自身的直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通过减少非生产消费而增加。
　　我已经指出［注：见本册第537—561页。——编者注］，收入转化为资本决不等于收入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收入用于工资。可是，李嘉图的想法却正是这样。
　　李嘉图在同一个注释中说：
　　因此，不是单单收入由生产工人消费就使这种消费成为“生产的”消费，而是收入由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消费才使这种消费成为“生产的”消费。按照这种看法，资本只有在支配[比原来]更多的劳动的时候才会增加。
　　李嘉图在第七章（《论对外贸易》）中写道：
　　（就是说，如果比较便宜的商品既不加入可变资本，又不加入不变资本，利润就不会提高。）
　　因此，如果收入的支出情况不变，积累就是利润率提高的结果｛但是积累不仅取决于利润的高低，而且取决于利润的量｝；如果利润率不变，积累就是支出减少的结果，而李嘉图在这里认为，支出的减少是“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或者由于采用机器，或者由于对外贸易）的结果。
　　在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中说：
　　李嘉图对问题的第一个提法是：
　　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利润率提高，积累就会增加，或者说，在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支出（按价值）由于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而减少，积累就会增加。
　　现在，李嘉图提出了另一个对立的提法：
　　如果有更大一部分收入从个人消费领域抽出，转入生产消费，如果用这样节约下来的那部分收入去推动更多的生产劳动，积累就会增加，资本按量和价值来说都能进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是靠节约来积累。
　　或者说，[用于个人消费的]支出保持不变，也不使用任何追加的生产劳动量，但是同样的劳动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花费同样的劳动会生产出更大量、更好、因而也更便宜的构成生产资本的要素即原料、机器等｛李嘉图在前面说是用收入购买的商品，现在却说是作为生产工具使用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积累既不取决于利润率有所提高，又不取决于由于节约有更大一部分收入变成资本，也不取决于由于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而用于非生产目的的那部分收入减少。在这里，积累取决于提供资本本身要素的生产领域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是说，取决于作为原料、工具等加入生产过程的商品降价。
　　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由于同可变资本相比，固定资本的生产有所增加，那末，不仅再生产的量，而且再生产的价值都会增加，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有一部分是加入当年再生产的。这可能同人口的增加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时发生，虽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这些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地说在不断减少。因此，不仅财富会增加，价值也会增加，并且，虽然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虽然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相比，劳动量减少了，被推动起来的活劳动量却大了。最后，即使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也可能和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一起以同一程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仅按量而且按价值，都能进行积累。最后这几点李嘉图完全没有注意到。
　　李嘉图在同一章里说：
　　（这是完全错误的，100万人的产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而且取决于他们借以进行劳动的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价值将根据他们借以进行劳动的过去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大不相同。）
　　（肯定有所增加，因为他们过去的[728]劳动以大得多的规模加入新的再生产），
　　（每一单位商品可能会跌价，但是增长了的商品总量的价值却会增加。）
　　（注意：如果新采用的机器毫无所值的话。）
　　李嘉图这里谈的是，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会使在比较不利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贬值，不论这些商品是仍然停留在市场上，还是作为资本正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从这里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商品总量的价值会减少”，尽管这个总量的某一部分的价值会减少。这种结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第一，如果由于技术进步而新增加的机器和商品的价值，小于原有同类商品的价值已经贬值的部分；第二，如果我们不考虑下面这一点，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领域也不断增加，因而为投资开辟了以前根本没有的新部门。生产在发展进程中不仅会变得更便宜，而且会变得更加多样化。
　　李嘉图在第九章（《原产品税》）中写道：
　　即使纯收入按其价值量来说并不减少，产品（或者确切些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那部分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可能减少。（按所占的比例来说，纯收入还可能增加。）关于这一点，在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中说：
　　在第五章（《论工资》）中说：
　　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一切都是颠倒着表现出来的。工人人口量和劳动生产率程度既决定资本的再生产，又决定人口的再生产。这里却颠倒过来，表现为资本决定人口。
　　李嘉图在第九章（《原产品税》）中说：
　　这取决于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积累时以什么样的比例增加。资本可能进行积累，而对劳动的需求却可能绝对地或相对地减少。
　　既然，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的增加，由于必需品价值提高或者说农业生产率下降，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那末，积累就有阻碍积累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率越来越降低——就象恶运一样降临到资产阶级生产的头上。相反，亚·斯密却欣赏利润率下降。在他看来，荷兰是一个模范的国家。亚·斯密指出，利润率下降，迫使除了最大的资本家以外的大多数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用到生产上去，而不是靠利息过活，因而对生产是一种刺激。在李嘉图的门徒的著作中，对这种致命趋势的恐惧具有悲喜剧的形式。
　　现在我们把李嘉图有关这个问题的几段话引在这里。
　　第五章（《论工资》）：
　　（最后这句话是牧师的发明。人口繁殖力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减退而减退。）
　　这里，首先要指出，李嘉图承认“资本的积累……在所有情况下都必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因此，第一性的是劳动，而不是资本。
　　其次，根据李嘉图的论断可以认为，早就有人居住的工业发达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比殖民地多，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了生产同量的产品，[730]例如，英国使用的农业工人就比其他任何国家——不论新国家还是老国家——都少。固然，这里有较大一部分非农业人口间接参加农业生产。但是，即使这部分人口较多，其程度也远远赶不上比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农业人口超过比较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那种程度。即使我们假定，英国的谷物较贵，生产费用较大。使用的资本较多。加入农业生产的过去劳动较多，不过活劳动较少。但是，由于已有的生产基础，农业资本的再生产所花费的劳动量较少，虽然这笔资本的价值也是在产品中得到补偿。
　　第六章（《论利润》）。
　　首先还要说几句。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而取决于可变资本量。
　　积累也不是直接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额之比，即决定于利润率；并且，与其说决定于利润率，不如说决定于利润总量；我们已经看到，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利润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是相同的，但对不同部门所使用的单个资本来说，利润总量却可能和各个不同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大不相同。如果把资本积累全部加以考察，那末，利润就等于剩余价值，利润率就等于剩余价值/资本，或者更确切地说，等于按每100单位的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
　　如果利润率（百分率）既定，利润总量就取决于预付资本量；因此，既然积累决定于利润，积累也就取决于预付资本量。
　　如果资本总额既定，利润总量就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
　　因此，利润率高的小资本可能比利润率低的较大资本提供的利润量大。
　　举例来说：
　　如果资本的乘数和利润率的除数相等，就是说，如果资本量增加的比例和利润率下降的比例相同，利润量总额不变。100的10％得10，2×100的（10/2）%或5％同样得10。换句话说：如果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和资本积累（增加）的比例相同，利润量不变。
　　如果利润率下降快于资本增加，利润量总额就减少。500的10％得利润量50。但是，六倍资本额即6×500或3000的（10/10）％或1％只得30。
　　最后，如果资本增加快于利润率下降，那末，尽管利润率下降，利润量还会增加。例如，100在利润为10％时得利润量10。但是300（3×100）的4％（即利润率降了60％）得利润量12。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李嘉图的论点。
　　李嘉图在第六章（《论利润》）中写道：
　　这是李嘉图观念中的资产阶级的“神的毁灭”，是世界的末日。
　　李嘉图关于积累和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思想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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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6]这个例子是根据这样的假定，即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从20夸特小麦的种子得到的收成比以前增加50％。例如，以前收成是100夸特，现在花费同量劳动，收成是150夸特，但是这150夸特和以前100夸特的价值一样，即300镑。以前种子占收成的20％（无论就夸特数来说，还是就价值来说都是这样），现在只占[13＋（1/3）]％。——第541页。
　　[117]括号中的话“见麦克库洛赫的著作”是马克思后来（用铅笔）加的。马克思在1862年8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关于折旧基金用于积累的思想，他在1867年8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前封信时告诉恩格斯，他后来在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发现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暗示。马克思指的是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81—182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在手稿第777页和第781页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第548页。
　　[118]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7—88、131—132和135—137页。——第562页。
　　[119]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4年巴黎第二版第二卷第382页：“产品只是用产品购买的”。萨伊的这个公式几乎被李嘉图一字不改地重述了，见下面（第570页）从李嘉图的《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41页）中引用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后面正文中对这个公式进行了批判（见本册第570—572页和第3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马克思手稿第811页）。——第563页。
　　[120]马克思指詹姆斯·穆勒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购买量和销售量之间的经常和必要的平衡的论述，见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篇第4章第186—19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关于商品的形态变化一节中，对詹姆斯·穆勒的这个观点（他最早是在1808年伦敦出版的《为商业辩护》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7—88页）。——第563、575页。
　　[121][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71—93页。——第565页。
　　[122]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一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第3版第368—370页。——第568页。
　　[123]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中解释如下：“低于它的价格——就是说，低于代表它[商品]的价值的货币额”（见本卷第1册第336页）。——第575页。
　　[124]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商品的形态变化》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7—88页，特别是第86—88页。）——第579页。
　　[125]马克思指他的研究中后来发展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第586页。
　　[126]在这之后不久，马克思在手稿第ⅩⅢ本封面（手稿第770a页）和手稿第ⅩⅣ本封面（手稿第771a和861a页）上写了关于危机形式的短评。根据马克思的注解：“对第716页的补充”，把这几页的正文放在前面（第11节：《危机的形式问题》）。——第591页。
　　[127]手稿中接着有一小段关于李嘉图对货币和交换价值的观点的插话。马克思把这段插话放在括号中，并注明：这段话对叙述的直接联系有妨碍，应该移到别处去。本版以脚注形式把它移到前面第575页。——第594页。
　　[128]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第339页：“……需求只受生产限制”（马克思在前面第563页连同较长的上下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以及第347页：“需求是无限的……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马克思在前面第567页连同较长的上下文一起引证过这段话）。——第594页。
　　[129]马克思指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中直接在《剩余价值理论》前面的第Ⅰ—Ⅴ本手稿，特别是指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两节。——第596页。
　　[130]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第342页：“……除了增加生产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提供钱”（马克思在前面第577页连同较长的上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以及第339—340页：“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马克思在前面第563页和573页连同较长的上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第597页。
　　[131]手稿中这里接着有一段放在括号里的插话，其中举了由于使用纺机而引起纱生产过剩的局部危机的例子。本版以脚注形式把这段插话移到前面第595页。——第598页。
　　[132]马克思指萨伊的下述论断（在他的《给马尔萨斯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页）：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末，原因就在于能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些论断在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5页0中引证过，在马克思的第Ⅻ本札记本第12页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中也有这些论断。并参看马克思在本卷第一册第276页分析的萨伊的这一论点：“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第607页。
　　[133]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57年伦敦版第1—6卷。图克在这部六卷著作中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1848年出版的第四卷开头，谈到气候条件对价格的影响。——第609页。
　　[134]西斯蒙第用“生产和消费之间日益不成比例”来解释危机（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371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用消费水平低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11页），而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从西斯蒙第《新原理》中引了下面一段作为西斯蒙第观点的例证：“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3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又回过头来谈到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观点，既指出西斯蒙第的概念中有价值的因素，又指出它所固有的根本缺点（特别是见论马尔萨斯的一章，马克思手稿第775页）。——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