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II)——[第十章]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第十章]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62]理论（批驳部分）8Gg品论天涯网

[A．李嘉图的费用价格理论]

[（1）重农学派理论的破产和地租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安德森关于“不是地租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而是土地产品的价格决定地租”［注：见本册第158页。——编者注］的论点（在亚·斯密那里部分地也有这种论点），完全推翻了重农学派的学说。这样，地租的源泉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而不是农产品本身，也不是土地。因此，认为地租是农业的特殊生产率的产物，而这种生产率又是土地特殊肥力的产物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如果同量劳动用在特别肥沃的要素中，因而劳动本身的生产率也特别高，那末，结果只能是，这种劳动表现为较大的产品量，因而单位产品的价格较低，而决不会相反，即这种劳动的产品的价格高于物化了同量劳动的其他产品的价格，因而它的价格和其他商品不同，除了利润和工资以外，还能提供地租。（亚·斯密在考察地租的时候，起先用他原来的关于地租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的观点，反驳了，或者至少是否定了重农学派的观点，后来，部分地又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
　　布坎南用下面的话概述了重农学派观点被摈弃的情况：
　　重农学派的这个观点被摈弃了，——但是这个观点就其更深刻的意义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重农学派把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而把资本家和工人一齐都只看作地主的雇佣劳动者，——剩下可能存在的就只有下述几种观点：
　　[523][第一，]认为地租来自农产品的垄断价格，而垄断价格又来自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垄断。［注：见本册第26页。——编者注］按照这一观点，农产品的价格总是高于其价值。这里有一个价格的附加额，商品的价值规律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所破坏。
　　按照这一观点，地租所以来自农产品的垄断价格，是因为农产品的供给总是低于需求的水平，或者说，需求总是高于供给的水平。可是，为什么供给不会提高到需求的水平呢？为什么追加的供给不会使这种关系达到平衡，从而——按照这一理论——把一切地租取消呢？为了解释这一点，马尔萨斯一方面求助于臆造，说什么农产品直接为自己创造了消费者（关于这一点，以后评论他和李嘉图的论战时再谈），另一方面又求助于安德森的理论，说什么因为追加的供给耗费更多的劳动，所以农业的生产率降低。因此，这个观点就其不是根据纯粹臆造这一方面来说，是同李嘉图的理论一致的。这里也是价格高于价值，有一个附加额。
　　[第二，]李嘉图的理论：没有绝对地租，只有级差地租。这里也是提供地租的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个别价值，只要有地租存在，那就是由于有农产品的价格超过其价值的余额。不过在这里，这种价格超过价值的余额和一般的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虽然事实还是事实），因为在每一个生产领域内部，属于这个领域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商品的个别价值，而是决定于商品在该领域一般生产条件下所具有的价值。这里提供地租的产品的价格也是垄断价格，不过这种垄断在一切生产领域都有，它只是在这个生产领域才固定下来，因而采取了不同于超额利润的地租形式。这里，也是需求超过供给，或者也可以说，在价格由于需求超过供给而上涨以前，追加的需求不可能按原来供给状况下的价格，由追加的供给来满足。这里，地租（级差地租）的产生也是由于有价格超过价值的余额，由于较好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上涨到高于其价值，从而引起追加的供给。
　　[第三，]地租只不过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注：见本册第26、152—153和157页。——编者注］这种观点和李嘉图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否认绝对地租。在投入同量资本的不同地段提供数量不等的地租的情况下，它不得不承认级差地租。因此，实际上它可归结为李嘉图的观点，即某种土地不提供地租，凡是提供本来意义的地租的地方，提供的都是级差地租。但是这种观点绝对不能解释没有投入任何资本的土地的地租，瀑布、矿山等的地租。实际上，这种观点不过是从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利息为名，把地租从李嘉图的抨击下拯救出来的一种尝试。
　　最后[第四]，李嘉图认为，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产品的价格等于产品的价值，因为价值等于平均价格，即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所以，李嘉图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的平均价格。如果这种错误的前提不能成立的话，那末绝对地租就是可能的，因为农产品的价值，如同其他所有商品中的一大类商品的价值一样，是高于它们的平均价格的，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农产品的价值不会象其他这些商品那样平均化为平均价格。所以，这种观点同垄断论一起承认土地所有权本身和地租有直接的关系；它同李嘉图一起承认有级差地租，最后，它认为绝对地租的存在绝不违反价值规律。

[（2）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是李嘉图理论的基本论点。作为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然阶段的李嘉图研究方法及其缺点。李嘉图著作的错误结构]

　　李嘉图是从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一论点出发的。（后面我们将要研究李嘉图使用“价值”一词的不同含义。贝利对李嘉图理论的批评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同时，李嘉图的价值论的缺点也就在这里。）决定价值的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如果两种商品是等价物，或者说，它们在一定的比例上是等价物，或者也可以说，如果它们的量按[524]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量来说是不相同的，那也很明显，在它们是交换价值的情况下，它们按其实体来说是相同的。它们的实体是劳动。所以它们是“价值”。根据它们各自包含的这种实体是多还是少，它们的量是不相同的。而这种劳动的形式——作为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因此，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一开始就只谈价值量，就是说，只谈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李嘉图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明确指出，亚·斯密是他的出发点（第一章第一节）[64]。
　　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在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这段时期，仅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人口论、土地所有权以及税收等个别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但是，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525]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因此，被李嘉图抽掉了立足点的庸俗的萨伊怒气冲冲地说：
　　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参看后面有关段落——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李嘉图著作的非常奇特的、必然谬误的结构，也是由此而来。全书（第三版）共分三十二章。其中有十四章论述赋税，因而只是理论原则的运用。[66]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无非是研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因而是第一章《论价值》的补充。第二十四章《亚·斯密的地租学说》，以及第二十八章《论……黄金、谷物和劳动的比较价值》和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不过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补充，部分地是对这个理论的辩护，因而仅仅是论述地租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附录。第三十章《论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不过是第四章《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附录。而第十九章《论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则是这一章的第二个附录。第三十一章《论机器》不过是第五章《论工资》和第六章《论利润》的附录。第七章《论对外贸易》和第二十五章《论殖民地贸易》，同论赋税各章一样，仅仅是前面提出的原则的运用。第二十一章《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是论地租、利润和工资各章的附录。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是论工资、利润和地租各章的附录。最后，第二十七章《论货币流通和银行》在这本书中完全是孤立的，它只是李嘉图在他较早的论货币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部分地是这些观点的变态。
　　可见，李嘉图的理论完全包括在他这部著作的前六章中。我说的这部著作的错误结构，就是指这一部分。另一部分（论货币的那部分除外）是实际运用、解释和补充，按其内容的性质来说是杂乱地放在那里的，根本不要求有什么结构。但是理论部分（前六章）的错误结构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李嘉图的研究方法本身和他给自己的研究提出的特定任务决定的。这种结构表现了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在科学上的缺陷。
　　第一章是《论价值》。它又分为七节。第一节研究的其实是：工资是否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相矛盾？第三节是要证明：我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加入商品价值，是和价值规定不矛盾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同样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第四节研究的是：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在不同生产领域以不同的比例加入总资本的情况下，它们的运用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第五节研究的是：如果不同生产领域所使用的资本的耐久程度不等、周转时间不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由此可见，在这第一章里不仅假定了商品的存在，——而在考察价值本身的时候是不应该作进一步的假定的，——而且假定了工资、资本、利润，甚至，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还假定了一般利润率、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以及“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后面两章（《论地租》和《论矿山地租》）中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章（《论地租》），[526]——第三章（《论矿山地租》）只是第二章的补充，——完全依照李嘉图的研究进程，一开始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土地所有权和地租是否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相矛盾？
　　李嘉图为了进行这一研究，不仅顺便把“市场价格”和“实际价格”（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关系引进来，而且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他对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全部见解作为前提。因此，第四章（《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第五章（《论工资》）和第六章（《论利润》）所谈的东西，在头两章（《论价值》和《论地租》）以及作为第二章附录的第三章中不仅已经作了假定，而且有了充分的发挥。在后面三章中，就它们所提出的理论上的新东西来说，只是在这里或那里堵塞漏洞，补充一些更确切的规定，其中大部分按理在第一章、第二章中本来就应当谈到。
　　可见，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头两章里了。在这两章中，把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因而也把被阐明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同它们的原则即价值规定对质，查清它们同这个原则直接适合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查清它们给商品的价值关系造成的表面偏差究竟是什么情况。李嘉图著作的这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因此，这头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因为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这头两章由于其独创性、基本观点一致、简单、集中、深刻、新颖和洗炼而给人以理论上的满足，但是再往下读这本著作时这种理论上的满足就必然会消失。在那里，有的地方也会有个别独到的见解吸引住我们。但总的说来令人感到疲倦和乏味。进一步的阐述已经不再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阐述不是单调地、形式地把同一些原则运用于各种各样凭外表拿来的材料或者为这些原则进行辩护，就是单纯地重复或者补充；最多是在该书的最后部分有些地方作出某种引人注意的结论。
　　我们在批判李嘉图的时候，应该把他自己没有加以区别的东西区别开来。[第一，]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在他那里当然是存在的，虽然他没有把剩余价值确定下来，使之有别于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第二是他的利润理论。我们将从分析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开始，虽然它不属于这一篇，而属于第三篇[18]的历史附录。

[（3）李嘉图在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问题上的混乱。他不懂价值形式]

　　首先还要稍微说明一下，李嘉图怎样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规定混淆起来了。贝利反驳李嘉图，就是根据这一点。不过，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
　　李嘉图起先把价值称为“交换价值”，他和亚·斯密一起把价值规定为“购买其他货物的能力”。（《原理》第1页）这是作为最初的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但是，接着他就谈到真正的价值规定：
　　这里所说的“相对价值”无非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但是相对价值也可能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说，我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比如说，用咖啡的使用价值来表现糖的交换价值。
　　什么样的变动？这种“相对价值”李嘉图在后面也称为“比较价值”。（同上，第488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想知道是哪一种商品发生了“变动”，就是说，我们想确定前面称为相对价值的那种“价值”的变动。例如，1磅糖＝2磅咖啡。后来1磅糖＝4磅咖啡。我们想知道的“变动”在于：是糖的“必要劳动时间”变了呢，还是咖啡的“必要劳动时间”变了，是糖耗费的劳动时间比过去多一倍呢，还是咖啡耗费的劳动时间比过去少一半，生产这两种商品各自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这两种“变动”中，是哪一种变动引起了它们的交换比例的变动。可见，糖或咖啡的这种“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它们交换的比例——不同于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在第一种意义上，糖的相对价值决定于[527]一定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来的糖的量。在第二种场合，糖[和咖啡]的相对价值表示它们相互交换的比例，而这个比例的变动可能是咖啡或者糖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变动的结果。虽然它们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发生了变动，它们相互交换的比例可能不变。虽然生产糖和咖啡的劳动时间增加了一倍，或者减少了一半，1磅糖可能仍旧等于2磅咖啡。它们的比较价值（就是说，糖的交换价值用咖啡来表现，咖啡的交换价值用糖来表现）的变动，只有在它们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即由劳动量决定的价值，按不同的程度变动，因而它们的比例发生了变动的时候，才表现出来。绝对变动如果不改变原来的比例，就是说，如果变动的幅度一样，方向一致，就不会引起这些商品的比较价值的任何变动，也不会引起它们的货币价格的任何变动，因为货币的价值即使发生变动，对它们两者也是按相同的程度变动的。因此，不论两种商品中每一种的价值我是用其中另一种的使用价值来表现，还是用它们的货币价格来表现，即这两者的价值用第三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示，这些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或者说，价格，仍旧不变，应该把这种相对价值的变动同商品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所表示的仅仅是生产商品本身所必需的，即物化在商品本身中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因此，同第二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即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用货币来实际表现）相比，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就表现为“绝对价值”。所以，在李嘉图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用“绝对价值”这一术语来表示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
　　如果在上述例子中1磅糖耗费的劳动时间仍然和过去一样多，那末它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就没有变动。如果咖啡耗费的劳动量减少一半，那末用咖啡来表现的糖的价值就发生变动，因为咖啡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变动了。可见，糖和咖啡的相对价值与它们的“绝对价值”是表现得不同的，而这种差别所以会表现出来，是因为比如说糖的比较价值同那些绝对价值保持不变的商品相比并没有变动。
　　这种“绝对”价值，李嘉图在其他场合也称为“实际价值”，或直接称为“价值”。（例如第16页）
　　请看贝利在下面这本书中对李嘉图的反驳：《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并见同一作者所著：《为〈韦斯明斯特评论〉杂志上一篇关于价值的论文给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信》1826年伦敦版）。贝利的整个反驳部分地是围绕价值概念规定中这些不同方面的，这些不同方面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并没有发挥，只是实际存在着，彼此交错着，而在其中贝利看到的只是“矛盾”。第二，他的反驳是针对不同于比较价值（即第二种意义的相对价值）的“绝对价值”，或者说，“实际价值”的。
　　最后这个指责是由李嘉图说明问题的缺陷引起的，因为他完全不是从形式方面，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来研究价值，而只是研究价值量，就是说，研究造成商品价值量差别的这种抽象一般的、并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的量。否则贝利就会看到，决不因为一切商品就它们是交换价值来说都只是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时间的相对表现，价值概念的相对性就取消了；贝利也就会明白，商品的相对性决不仅仅在于商品彼此交换的比例，而且在于一切交换价值同作为它们的实体的这种社会劳动的比例。
　　相反，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应该责备李嘉图的，倒是他经常忘记了这种“实际价值”，或者说，“绝对价值”，而只是念念不忘“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
　　[528]因而：

[（4）]李嘉图对利润、利润率和平均价格等的解释

[（a）李嘉图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淆起来。关于“相对价值”的变动及其因素问题的错误提法]
　　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李嘉图阐述了下面这种思想：如果我们说，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那末，这既包括最后的劳动过程中直接花费在这种商品上的劳动，也包括花费在为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上的劳动时间；因此，不仅包括新加的、用工资支付的、买进的劳动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且包括我称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李嘉图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的缺点在这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标题是：
　　这里漏掉了原料，而花费在原料上的劳动，象花费在劳动资料“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一样，是不同于“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的。但是李嘉图头脑里考虑的已经是下一节了。在第三节，他假定用掉的劳动资料以同样的价值组成部分加入不同商品的生产。而在下一节，考察的是由于固定资本以不同的比例加入生产而产生的差别。因此，李嘉图没有得出不变资本的概念，不变资本一部分由固定资本组成，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则由流动资本组成，正如流动资本不仅包括可变资本，而且包括原料等以及一切加入一般消费（不只是加入工人的消费）的生活资料[67]。
　　不变资本加入商品的比例，并不影响商品的价值，并不影响商品包含的相对劳动量，但是，这种比例直接影响包含等量劳动时间的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剩余劳动量。因此，这种不同的比例就造成不同于价值的平均价格。
　　关于第一章第四、五两节，首先要指出，李嘉图不去研究不同生产领域中同一资本量的组成部分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的比例这种极为重要的、影响剩余价值直接生产的差别，却专门去研究资本形式的差别和同量资本采取这些不同形式的不同比例，研究从资本的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差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程度较大或较小的资本（即具有不同耐久程度的固定资本）和资本的不等的流通速度或周转速度。并且，李嘉图研究的方法是这样的：他为等量的各种投资，或者说，为使用等量资本的不同生产领域，假定一个一般利润率，或者说，一个等量的平均利润，或者也可以说，他先假定利润和不同生产领域使用的资本的量成比例。其实，李嘉图不应该先假定这种一般利润率，相反，他倒是应该研究一般利润率的存在究竟同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符合到什么程度，这样，他就会发现，一般利润率同这一规定不是符合的，乍看起来倒是矛盾的，所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还须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阐明，而这样做与简单地把它归到价值规律下是大不相同的。这样，李嘉图就会得到一个关于利润本质的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不会把利润直接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
　　李嘉图先作了这个假定，接着就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不同的比例加入生产，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相对价值”会发生什么影响？或者确切些说，他自以为正是这样来考察问题的。其实，他根本不是这样考察问题的。他考察问题的方法是：他问自己，在几笔资本的流通时间不同、其中包含的不同资本形式所占的比例也不同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这些资本各自的利润将发生什么影响？这里，他自然发现，根据加入的固定资本等等的多少不同，根据资本中由可变资本即由直接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组成的部分的大小不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资本的影响必然大不相同。因此，为了使不同[529]生产领域的利润重新平均化，换句话说，为了恢复一般利润率，商品的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就必须按另外的方式来决定。就是说，——他接着得出结论说，——在工资提高或降低的情况下，这些差别会影响“相对价值”。他本应反过来说：这些差别虽然同价值本身毫无关系，但是由于它们对不同生产领域的利润发生不同影响，就造成不同于价值本身的平均价格，即我们后面所说的费用价格，这种费用价格不直接决定于商品的价值，而决定于预付在这些商品上的资本加平均利润。因此，李嘉图本应说：这种平均的费用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可他不是这样，却得出结论说，它们是等同的，并且带着这个错误的前提去考察地租。
　　李嘉图认为，只是由于他所研究的三种情况，他才考虑到同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无关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就是说，实际上才考虑到商品的费用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他已经假定了这个差别，因为他假定有一个一般利润率，就是说，假定尽管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不同，资本提供的利润总是同资本的量成比例，可是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却完全决定于资本所吸收的无酬劳动时间的量，这个量，在工资既定时，完全取决于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量，而不取决于资本的绝对量。
　　实际上我们在李嘉图那里看到的是：他先假定有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既然假定有一般利润率，也就假定了这个差别，——再研究这些费用价格（为了换个花样，现在叫做“相对价值”）本身又怎样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以及在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不同的情况下，在相互之间，彼此相对地发生变动。如果把问题钻得更深一些，李嘉图就会发现，在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这种不同最初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差别，后来由于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差别而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即使假定工资不变，单单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就已经决定了有一种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换句话说，李嘉图就会发现，单单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就决定了有一个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完全无关的差别和新的形式规定。李嘉图也会看到，理解这个差别，同他对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所引起的商品费用价格变动的分析相比，对于整个理论具有无比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他所满足的结论（而满足于这个结论是符合他的整个研究方法的）是：如果承认并考虑到商品费用价格（或者照他的说法，“相对价值”）的变动，只要这种变动是在投入不同领域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由工资的变动，由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引起的，那末，规律仍然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同商品“相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并不矛盾，因为商品费用价格的其他一切不只是短暂的变动，都只能用生产这些商品各自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来解释。
　　相反，李嘉图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与不同的资本周转时间相对比，并从不同的流通时间，实际上也就是从资本的流通时间或再生产时间引出这一切差别，却应该看成是一个重大的功绩。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李嘉图最初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所叙述的这些差别本身，然后考察在李嘉图的叙述中这些差别以什么方式影响或引起“相对价值”的变动。
　　谈到“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各不相同”，它的意思可能是指：——看来李嘉图在这里指的只是这一点，——耐久性较差的工具，部分地为了它们的修理，部分地为了它们的再生产，需要较多的劳动（重新进行的直接劳动）；也可能是指：耐久程度相同的机器等可能有贵有贱，可能是较多劳动或较少劳动的产品。后面这个观点对于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很重要，但它同李嘉图所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因此，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观点。
　　一眼就可以看出，李嘉图为什么对作为原料存在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不感兴趣。这部分不变资本属于流动资本。如果工资提高，由机器组成的、无需更换而继续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并不因此增加支出，可是由原料组成的那部分资本却因此增加支出，因为原料要不断补充，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可见，这里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归结为再生产时间（同流通时间一致的再生产时间）的差别。
　　为什么会产生不同流动资本的流通时间的这种差别呢？因为同一资本在一种情况下停留在本来意义的生产领域内的时间较长，虽然在这段时间内劳动过程并没有继续。葡萄酒放在窖里变陈，以及制革、染色等化学过程，就是这种情况。
　　这样，我们就有：（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的差别；（2）生产过程继续进行时由于劳动过程中断而引起的流动资本周转的差别；（3）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4）商品在能够进入本来意义的流通过程以前经受劳动过程的时间（不算劳动时间的中断，不算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68]）的差别。关于最后一点，李嘉图做了这样的描述：
　　[531]但是，这种差别——不论是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还是流动资本流通时间的差别，或者是两种资本结合比例的差别，最后，或者是花费了同量劳动生产出来的不同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所需要的时间的差别，——究竟怎样引起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呢？李嘉图起初说，这是因为：
　　怎样证明这一点呢？
　　这里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不同行业中使用同样大小的资本，一笔资本主要由固定资本组成，只有很小一部分由“用于维持劳动的”资本组成，而另一笔资本情况恰好相反。首先，说对“商品”产生影响是荒谬的。李嘉图指的是商品的价值。但是，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受这种情况的影响呢？根本不受影响。在两种情况下，受影响的是利润。例如，一个人只把1/5的资本用作可变资本，在工资相等和剩余劳动率相等的条件下，如果剩余价值率等于20％，用100只能生产剩余价值4；而另一个人把4/5的资本用作可变资本，就会生产剩余价值16。因为在第一种场合，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等于100/5，也就是20，20的5/1（或20％）等于4。在第二种场合，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等于4/5×100，也就是80，80的1/5（或20％）等于16。在第一种场合利润等于4，在第二种场合利润等于16。两笔资本的平均利润是（16＋4）/2，即20/2，也就是10％。李嘉图所说的那种情况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两个企业主都按费用价格出卖商品，——李嘉图就是这样假定的，——他们每人的商品就都卖110。现在假定，工资比以前提高比方说20％。以前一个工人花费1镑，现在花费1镑4先令，或24先令。第一个企业主和以前一样把80镑用作不变资本（因为李嘉图在这里把劳动材料撇开，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对于他所使用的20个工人，除20镑以外，他还要多付80先令即4镑。因此，他的资本现在应为104镑。在110镑中留给他的利润只有6镑，因为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不是多了，而是少了。6镑比104，得[5＋（10/13）]％。相反，另一个企业主使用80个工人，就要多付320先令即16镑。因此他必须花费116镑。如果他不得不按110镑出卖商品，他就不但得不到盈利，反而要亏损6镑。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平均利润已经改变了这个企业主花在劳动上的费用和他自己的企业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
　　这样一来，李嘉图没有去研究重要问题，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动，才使得一个把100镑中的80镑花在工资上的企业主没有得到四倍于另一个把100镑中的20镑花在工资上的企业主的利润；他却去研究一个次要问题，即下述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在这个大差别拉平之后，也就是说在利润率既定时，这种利润率的任何变动，比如由于工资的提高，对于用100镑资本使用许多工人的企业主的影响，比对于用100镑资本使用很少工人的企业主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在利润率相等的条件下，——前者的商品价格或费用价格必须上涨，后者的商品价格或费用价格必须下降，才能使利润率继续保持相等。
　　虽然李嘉图最初就告诉我们，“相对价值”的全部变动必定起因于“劳动价值的提高”，但是他提出的第一个例证，却同这个原因绝对没有关系。这个例证如下：
　　｛就是说，他们在工资上花费同量资本，但决不是使用同量劳动｝，
　　｛这样一来，由于平均利润——由于李嘉图预先假定的一般利润率，——就产生了不同于商品价值的平均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
　　｛不是由于这一点，而是由于这两个无赖都有一个固定观念，认为他们两个由于“维持了劳动”都应该获得同量的赃物，或者说，不管他们的商品各自具有多少价值，都必须按照平均价格出卖，使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利润率。｝
　　李嘉图举出这个极其笨拙而难懂的例子来说明极其简单的事情，就是不想简单地说：因为等量的资本，不管其有机部分的比例如何，或者不管其流通时间如何，都提供等量的利润，——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就不可能如此，——所以，有一种不同于这些价值的商品费用价格存在。而且这一点已经包含在一般利润率的概念中了。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复杂的例子，并且把它还原为它本来的毫不“复杂”的样子。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从结尾开始，同时为了把问题理解得更清楚，让我们事先指出，根据李嘉图的“假定”，租地农场主和经营棉布业的家伙并不为原料花费什么，其次，租地农场主在劳动工具上也不花费任何资本，最后，经营棉布业的畜生投入的固定资本的任何部分都不作为损耗加入他的产品。所有这些假定虽然是荒谬的，但是它们本身丝毫无损于这个例证。
　　在所有这些假定之下，李嘉图的例子如果从结尾开始，就是这样：租地农场主在工资上花费5000镑；经营棉布业的坏蛋在工资上花费5000镑，在机器上花费5500镑。所以前者花费5000镑，而后者花费10500镑，也就是[533]比前者多一倍。假定两人都要赚10％的利润，那末，租地农场主的商品就必须卖5500镑，经营棉布业的家伙的商品就必须卖6050镑（因为已经假定，投在机器上的5500镑中任何部分都不作为机器的损耗构成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这只能说明，商品的费用价格只要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预付的价值加上同一个年利润率，它就不同于商品的价值，而这个差别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按照给预付资本提供同一利润率的价格出卖；简单地说，费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这个差别，同一般利润率是一回事。除此以外，李嘉图究竟还要说明什么，实在无法理解。连他这里硬加进来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在这个例子里也纯粹是胡扯。因为，比如说，如果棉织厂主多花的5500镑由原料组成，而租地农场主则不需要种子等等，得出来的结果还是完全一样。
　　这个例子也没有证明李嘉图所说的：
　　因为根据李嘉图的假定，棉织厂主的固定资本等于5500镑，租地农场主的固定资本等于零；前者使用固定资本，后者不使用固定资本。因此，决不是他们使用的固定资本的“量不同”，正如一个人吃肉，一个人不吃肉，我们不能说他们吃的肉的“量不同”一样。相反，说棉织厂主和租地农场主使用的“积累劳动”即物化劳动的“量不同”，就是说，前者使用10500镑，后者只使用5000镑，倒是正确的（虽然用一个“或者说”把“积累劳动”一词偷偷塞进来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说他们使用的“积累劳动的量不同”，无非是说：他们投入自己企业的“资本的量不同”；利润量取决于他们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差别，因为已经假定利润率是相同的；最后，和资本量成比例的利润量的这种差别，表现在商品各自的费用价格上。
　　但是，李嘉图例证的笨拙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说，他们不是一般地使用同量的劳动——直接劳动和积累劳动加在一起，而是使用同量的可变资本，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使用同量的活劳动。而且，因为货币同积累劳动也就是同以机器等形式存在的商品只能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律相交换，因为剩余价值只是由于一部分被使用的活劳动被无偿占有才会产生，所以，很明显（因为根据假定，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作为损耗加入商品），只有在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等同的时候，两个资本家才能获得同量的利润。棉织厂主虽然花费两倍以上的资本，但是他必须同租地农场主一样，按5500镑出卖他的商品。即使机器全部加入商品价值，他的商品也只能卖11000镑，就是说，他获得的利润还不到5％，而租地农场主获得的却是10％。但是，假定租地农场主获得的10％代表他的商品中包含的实际无酬劳动，那末，尽管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获得的利润不等，他们的商品倒是按其价值出卖的。这就是说，如果他们出卖商品获得同量利润，那末，就是下述情况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厂主随意在他的商品上附加了5％，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商品总起来看就是高于其价值出卖；或者是租地农场主赚得的实际剩余价值大约为15％，他们两人用自己的商品获得10％的平均利润。在这后一种情况下，虽然他们各自的商品的费用价格每一次不是高于商品的价值就是低于商品的价值，但商品总额则按其价值出卖，而利润的平均化本身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总额。这里，上面所引的李嘉图那句话，如果适当地修改一下，就包含下面这个正确的思想：在花费同量资本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不同，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因而必然提供不同的利润；因此，这些利润的平均化必然产生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因此，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们每年正好使用同量的〈直接的、活的〉劳动来生产他们的商品，但是，由于他们各自使用的……积累劳动的量不同，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说，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价值的费用价格〉。”但是这种猜想在李嘉图那里是没有说出来的。它只不过说明他举的这个例证是自相矛盾和显然错误的，这个例证直到现在同“资本家使用的固定资本的量不同”毫无关系。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工厂主第一年雇用100个工人制造一台机器，在这个时间内租地农场主也雇用100个工人生产谷物。第二年工厂主用机器来织布，为此又雇用100个工人。而租地农场主又雇用100个工人来种植谷物。李嘉图说，假定谷物的价值每年为500镑。我们假定，其中无酬劳动为有酬劳动的25％，也就是每400单位有酬劳动提供100单位无酬劳动。那末，机器在第一年末的价值也是500镑，其中400镑为有酬劳动，100镑为无酬劳动。我们还要假定，[534]机器在第二年末全部损耗完，加入棉布的价值。实际上李嘉图就是这样假定的，因为在第二年末他拿来同“谷物的价值”比较的不只是棉布的价值，而是“棉布和机器的价值”。
　　好极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年末棉布的价值必定等于1000镑，也就是500镑为机器的价值，500镑为劳动新加的价值。相反，谷物的价值等于500镑，也就是400镑为工资，100镑为无酬劳动。到此为止，这个例子中还没有什么同价值规律矛盾的东西。棉织厂主同谷物种植业者完全一样，赚得25％的利润，但是前者的商品等于1000镑，后者的商品等于500镑，因为前者的商品包含200个工人的劳动，而后者的商品每年只包含100个工人的劳动。其次，棉织厂主第一年由于制造机器（机器无偿地吸收了制造机器的工人的1/5的劳动时间）而赚得的100镑利润（剩余价值），要到第二年才得以实现，因为只有到那时他才在棉布的价值中同时实现机器的价值。但是难题也就发生在这里。棉织厂主出卖商品，价格高于1000镑，也就是高于他的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而租地农场主按500镑出卖谷物，也就是根据假定按谷物的价值出卖。因此，如果只有这两个人进行交换，工厂主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换得谷物，租地农场主从工厂主那里换得棉布，那就好比租地农场主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赚得的利润少于25％，工厂主则高于棉布的价值出卖棉布。让我们把李嘉图多余地塞进他的例子的两个资本家（毛织厂主和棉织厂主）撇开不谈，把他的例子改变一下，只讲棉织厂主。对我们所考察的例证来说，到现在为止这种双重计算是毫无用处的。所以：
　　（最后这一句资产阶级的粉饰话这里在理论上是毫无意义的。道德方面的考虑同这里所考察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工厂主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他就会把它卖1000镑，比谷物贵一倍，因为这个商品包含的劳动多一倍：500镑是机器形式的积累劳动（其中有100镑工厂主没有支付过代价），另外500镑是织布劳动，其中又有100镑工厂主没有支付过代价。但工厂主是这样计算的：第一年我花费400镑，从而通过剥削工人，我制成了一台价值500镑的机器。因此，我赚得了25％的利润。第二年我花费900镑，即500镑为上述机器，又有400镑为劳动。为了再赚得25％的利润，我就必须按1125镑出卖棉布，也就是高于它的价值125镑。因为这125镑并不代表棉布中包含的劳动，既不代表第一年的积累劳动，也不代表第二年的新加劳动。棉布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只等于1000镑。另一方面，假定他们两人互相交换自己的商品，或者说，资本家中有半数处于棉织厂主的地位，另有半数处于租地农场主的地位。前一半资本家从哪里获得必须支付给他们的这125镑呢？从什么基金呢？显然，只有从后一半资本家那里获得。但是这样一来，后一半资本家显然就会得不到25％的利润。因而，前一半资本家以一般利润率为借口欺骗了后一半资本家，而实际上，工厂主的利润率是25％，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率却低于25％。所以，发生的必定是另一种情况。
　　为了使这个例证更加正确和更加明显起见，我们假定租地农场主在第二年花费900镑。这样，在利润率为25％的情况下，他在第一年从他所花费的400镑赚得100镑利润，第二年赚得225镑，合计325镑。相反，工厂主在第一年从400镑赚得25％的利润，但在第二年从900镑只赚得100镑（因为投在机器上的500镑是不提供剩余价值的，只有花在工资上的那400镑才提供剩余价值），只占[11＋（1/9）]％。或者，让租地农场主再花费400镑；这样他在第一年和第二年都赚得25％；两年合计，从花费的800镑赚得200镑，就是说，也是25％。相反，工厂主在第一年赚得25％，第二年赚得[11＋（1/9）]％，两年合计，从花费的1300镑赚得200镑，也就是[15＋（5/13）]％。所以，在利润平均化的时候，工厂主将赚得利润[20＋（5/26）]％，租地农场主赚得的也将这么多。[69]这就是平均利润。这样一来，[在第二年]租地农场主的商品的费用价格就会低于500镑，而工厂主的商品的费用价格却高于1000镑。
　　[535]无论如何，工厂主在这里第一年花费400镑，第二年花费900镑，而租地农场主每次都只花费400镑。假如工厂主不是生产棉布而是建造房屋（如果他是个建筑业者），那末，第一年末在未建成的房子中包含500镑，他还要在劳动上再花400镑，才能把房子建成。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他可以从100镑利润中提取一部分，比如说，50镑，再作为资本，重新花在劳动上，这一点工厂主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为了使利润率在两种情况下都一样，一个人的商品就必须高于其价值出卖，而另一个人的商品则必须低于其价值出卖。因为竞争力求把价值平均化为费用价格，所以，实际上发生的也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李嘉图说，相对价值在这里所以发生变动，是“由于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或者说，“由于一批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不同”，那是错误的。相反，正是预先假定的一般利润率，不顾流通过程所决定的价值差别，造成相等的、和这些仅仅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不同的费用价格。
　　李嘉图的例证分为两个例子。在后一个例子中，资本的耐久程度，或者说，资本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完全没有包括进来。谈的只是几笔资本大小不等，但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量相等，花费的可变资本相等，而利润应该相等，虽然剩余价值和价值必然不等。
　　在第一个例子中，资本的耐久程度也没有包括进来。谈的是较长的劳动过程，是商品在能够进入流通之前，直到它制成为止，有较长时间停留在生产领域。这里，在李嘉图那里，工厂主第二年使用的资本也比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大，虽然他在两年内花费的可变资本和租地农场主一样。但是，租地农场主由于他的商品停留在劳动过程中的时间较短，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较早，第二年可以使用较大的可变资本。此外，利润中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部分，在租地农场主那里，第一年末就可以消费，在工厂主那里，要到第二年末才可以消费。因此，工厂主必须支出额外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为自己预付生活费用。其实，这里这一切都取决于在一年内周转的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利润再资本化，因而，取决于生产出来的利润的实际量，以便第二种情况可以得到弥补，利润可以平均化。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平均化。这里，各个资本生产的价值，因而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因而它们生产的利润，又不是同资本量成比例的。要使它们成比例，就必须有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存在。
　　李嘉图还提出了第三个例证，但这个例证同第一个例证中的第一个例子完全一致，连一个新鲜的字都没有。
　　这个例子和前一个不仅“实际上”相同，而且“表面上”也相同，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前一个例子中，商品叫做“机器”，在这里，直接就叫“商品”。在第一个例子中，工厂主第一年花费400镑，第二年花费900镑，这一次，第一年花费1000镑，第二年花费2100镑。在前一个例子中，租地农场主第一年花费400镑，第二年也花费400镑。这一次，第二个企业主第一年花费2000镑，第二年什么也不花费。这就是全部差别。但是两个例子的《fabula　docet》［注：直译是：“寓言教导说”；转意是：由某事物得出的（劝谕性的）结论，“寓意”。——编者注］都在于：企业主中有一个人第二年花费了第一年的全部产品（包括剩余价值在内）加上一个追加额。
　　这些例子的笨拙，表明李嘉图正在攻一个难关，这个难关，他自己不清楚，更说不上把它攻破了。笨拙之处在于：第一个例证的第一个例子应该把资本的耐久程度包括进来；但结果完全不是这样；李嘉图自己使这样做成为不可能，因为他不让固定资本的任何部分作为损耗加入商品的价值，也就是恰恰漏掉了表现固定资本所特有的流通方式的因素。李嘉图表明的只是，由于劳动过程经历的时间较长，同劳动过程经历的时间较短的地方相比，要使用更大的资本。第三个例子应该说明与此不同的情况，但是实际上说明的是一回事。第一个[536]例证的第二个例子应该表明，由于固定资本的比例不同会造成什么样的差别。它不是这样，而是仅仅表明，大小不等但花在工资上的部分相等的两笔资本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并且在这里，工厂主没有棉花和棉纱，租地农场主没有种子和工具就能进行活动！这个例证之所以必然站不住脚，甚至荒诞无稽，就是因为它内在地是含糊不清的。

[（b）李嘉图把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由此产生了他的价值理论中的矛盾。他不懂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的过程]
　　最后，李嘉图说出了所有这些例证的实际结论：
　　这无非是说，一笔资本，不管它的特殊流通时间如何，也完全不管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由于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不同（撇开流通过程不说）必然生产出不同的剩余价值，在一定的流通时间内，比如说在一年内，必定提供10％。
　　李嘉图本应从自己的例证中作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价值不等，从而提供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也不等，因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而一笔资本所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不取决于资本的绝对量，而取决于可变资本量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量。第二，即使假定等量资本生产的价值相等（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领域中的不等是同流通领域中的不等相一致的），等量资本占有同量无酬劳动并把它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那段时间，也还是由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使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在一定时间内必须提供的价值、剩余价值和利润产生了第二个差别。
　　因此，如果利润按其比如说在一年内对资本的百分率计算必须相等，从而等量资本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利润必须相等，那末，商品的价格必然不同于商品的价值。一切商品的这些费用价格加在一起，其总和将等于这一切商品的价值。同样，总利润将等于这些资本加在一起比如说在一年内提供的总剩余价值。如果我们不以价值规定为基础，那末，平均利润，从而费用价格，就都成了纯粹想象的、没有依据的东西。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的平均化丝毫不改变这个总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它所改变的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分配。但是，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规定，只有来自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没有这一规定，平均利润就是无中生有的平均，就是纯粹的幻想。那样的话，平均利润就既可以是10％，也可以是1000％。
　　李嘉图的一切例证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帮助他偷偷地把一般利润率作为前提引进来。这在第一章（《论价值》）就发生了，而表面上，李嘉图是在第五章才考察工资，在第六章才考察利润。怎样单纯从商品的“价值”规定得出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甚至一般利润率，——这一点对李嘉图来说仍然是一个秘密。他在上述例证中实际证明的唯一东西是：商品的价格只要决定于一般利润率，它就根本不同于商品的价值。他所以会看出这个差别，是因为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因为李嘉图不是从价值规定本身出发来阐述费用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而是承认那些与劳动时间无关的影响决定“价值”本身（这里他如果坚持“绝对价值”，或者说，“实际价值”，或者直接说，“价值”这样的概念，倒是合适的）并且有时使价值规律失效，所以他的反对者如马尔萨斯之流就抓住这一点来攻击他的全部[537]价值理论。在这里马尔萨斯正确地指出，不同部门中资本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别和资本周转时间的差别是随着生产的进步而发展的，结果就必然要得出亚·斯密的观点，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不再适用于“文明”时代了。（并见托伦斯。）另一方面，李嘉图的门徒为了使这些现象符合于基本原则，就求助于最可怜的烦琐哲学的臆造（见[詹姆斯·]穆勒和可怜的饶舌家麦克库洛赫）[70]。
　　李嘉图不去研究从他自己的例证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完全不管工资提高还是降低，假定工资不变，商品的费用价格如果由同一个利润百分率决定，就必然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却在这一节里转而考察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那已经由价值平均化而成的费用价格所产生的影响。
　　问题的实质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租地农场主花费5000镑，获得利润10％，他的商品的货币价格为5500镑。如果由于工资提高并引起利润下降，利润下降1％，即从10％下降到9％，那末，租地农场主仍然会按5500镑出卖自己的商品（因为假定他已把自己的全部资本花在工资上）。但是，在这5500镑中，他的利润已经不是500，而只是454＋（14/109）。工厂主的资本包括用于机器的5500镑和用于劳动的5000镑。后面这5000镑仍旧表现为5500镑，不过他现在花费的不是5000镑，而是5045＋（95/109）镑，他和租地农场主一样，从这笔资本只赚得利润454＋（14/109）镑。而且这5500镑固定资本，他不能再按10％来计算利润，即550镑，只能按9％来计算利润，即495镑。因此，他的商品将不是卖6050镑，而是卖5995镑。这样一来，工资提高的结果，租地农场主的商品的货币价格仍旧不变，而工厂主的商品的货币价格却下跌了；因此，同工厂主的商品价值相比，租地农场主的商品价值提高了。全部关键在于：如果工厂主按以前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商品，他赚得的利润就会高于平均利润，因为工资的提高只是直接影响到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这个例证中，已经预先假定了由10％的平均利润调节的、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李嘉图的问题是：利润的提高或降低如何根据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不同比例来影响费用价格。这个例证（李嘉图的著作第31—32页）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一根本问题毫无关系。但这个例证还是不错的，因为李嘉图在这里一般指出了：在资本构成相同的条件下，工资的提高只会引起利润的降低，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这和庸俗观点相反），在资本构成不同的条件下，它只会引起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而不象庸俗见解所认为的那样，会引起一切商品价格的上涨。在李嘉图的例子中，商品价格的下跌是利润率降低的结果，或者[在李嘉图看来]也可以说，是工资提高的结果。在工厂主的例子中，商品的费用价格的很大一部分决定于他按固定资本计算的平均利润。因此，如果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这种利润率会降低或提高，那末，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应地（同那部分由于按固定资本计算的利润而产生的价格相应地）下跌或上涨。这一点也适用于“要经过较长时期才流回的流动资本以及相反的情况”。（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300页]如果使用较少可变资本的资本家继续按原来的利润率把自己的固定资本计算到商品的价格中去，那末他们的利润率就会提高，而且，同那些有较大部分资本由可变资本构成的资本家相比，他们使用的固定资本越多，他们的利润率就提得越高。竞争会把这种情况拉平。
　　李嘉图证明其论点的办法是，第一，假定有一种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费用价格。
　　第二，指出：“劳动的价值提高，利润就不能不降低。”（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