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连普通粪便这样的肥料都成了交易品，骨粉、鸟粪、炭酸钾等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生产要素用货币来估价，不只是生产中的形式上的变化。为了提高生产率，把新的物质送到地里，而把地里旧的物质卖出去。这也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以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形式上的差别。随着人们认识到换种的重要性，连种子交易也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就真正的农业来说，如果说没有“原料”——并且是作为商品的原料——加入农业（不论是农业自己把它再生产出来，还是把它作为商品买进、从外面取得，都一样），那是可笑的。如果说机器制造业者[449]自己使用的机器不作为价值要素加入他的资本，那是同样可笑的。
　　一个年年自己生产自己的生产要素（种子、肥料等等），并且自己全家吃掉自己的一部分谷物的德国农民，只是为了购置少数农具和支付工资才（为生产本身）支出货币。假定他的全部支出的价值等于100[其中50用货币支付]。他以实物形式消费产品的一半（[这里也包括实物形式的]生产费用）。他把另一半出卖，比如说得到100。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总的[货币]收入等于100。如果他按资本50来计算[他的货币形式的纯收入]，那就是100％[利润]。如果现在[作为利润得到的]50中有1/3交地租，1/3交税款（合计33＋（1/3）），他自己留下16＋（2/3），按50计算，就是[33＋（1/3）]％。但是，实际上他只得到[所支出的100的][16＋（2/3）]％。这个农民完全算错了，自己骗了自己。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那里是不会有这种错误计算的。
　　马蒂约·德·东巴尔《农业年鉴》1828年巴黎版第四分册说到，按照对分制租佃契约（例如贝里省），

[（3）农业中的价值和平均价格[7]。绝对地租]

[（a）工业中利润率的平均化]

　　洛贝尔图斯先生对于竞争调节正常利润，或平均利润，或一般利润率，总的说来，似乎是这样想的：竞争使商品还原为它们的实际价值，就是说，竞争调节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使物化在各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相当量，以货币或其他某种价值尺度表现出来。当然，这种调节，不是使这种或者那种商品的价格在任何时候、任何一定时刻都等于或都必定等于它的价值。[照洛贝尔图斯的想法，这种调节是这样进行的。］例如，商品A的价格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并且，这种价格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这个高度或者甚至继续提高。资本家A的利润因而提高到平均利润以上，因为他不仅占有他自己的“无酬”劳动时间，而且占有其他资本家“生产”的无酬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在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必然有这个或那个生产领域的利润下降。如果该商品作为一般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这就会使其他一切部门的利润率下降；如果该商品成为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就会使那些以该商品作为不变资本要素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下降。
　　最后，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即这种商品既不作为要素加入任何不变资本，也不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因为，工人随自己的意可买可不买的那些商品，工人是作为一般消费者而不是作为工人去消费的），而是消费品，一般个人消费品。如果这种商品作为消费品加入工业资本家本人的消费，那末，它的价格提高决不影响剩余价值量或剩余价值率。但是，如果资本家想要保持他原来的消费水平，那末，利润（剩余价值）中被他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同被他用于工业再生产的部分相比就会增加。这样，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就会减少。因此，由于A的价格提高，或者说，A的利润提高到平均利润率以上，经过一定时期（这个时间也是由再生产决定的），B、C等的利润量就会降低。如果商品A完全加入非工业资本家的消费，那末，同以前相比，这些非工业资本家消费商品A多了，而消费商品B、C等少了。对商品B、C等的需求会减少；它们的价格将下降，而在这种情况下，A的价格的提高，或者说，A的利润提高到平均利润率以上，会通过压低B、C等的货币价格，使B、C等的利润降到平均利润率以下（这同前面所举的情况不同，在那里，B、C等的货币价格是[450]保持不变的）。利润率降到普通水平以下的B、C等领域的资本，将离开它们自己的生产领域，转入A生产领域；在市场上不断重新出现的一部分资本，尤其是这样，这种资本当然会力求挤进更加有利可图的A生产领域。由于这个原因，商品A的价格，在若干时间以后，将会降到它的价值以下，并且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下降，直到相反的运动重新开始为止。在B、C等领域中，将发生相反的现象，部分由于商品B、C等的供给因资本流出而减少，就是说，由于这些领域本身发生了有机变化，部分则由于A领域中过去发生的变化现在以相反方向作用于B、C等领域。
　　顺便指出：在刚才描述的运动中，虽然商品B、C等的货币价格（假定货币的价值不变）提高到商品B、C等的价值以上，因而B、C等的利润率也提高到一般利润率以上，但是，商品B、C等的货币价格，有可能再也达不到它们原来的水平。改良、发明、生产资料的更大节约等等，不是在价格提高到自己的平均水平以上的时候运用，而是在价格降到这个水平以下、因而利润降到普通利润率以下的时候运用。因此，在商品B、C等的价格下降的时期，它们的实际价值可能下降，换句话说，为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劳动时间可能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价值的程度，等于表现它的新价值的价格和表现它的较高的原有价值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的时候，商品才能恢复它以前的货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格将会通过影响供给、影响生产费用来改变商品的价值。
　　上述运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如果就商品价格在商品价值上下波动的平均数来看，或者说，如果就上下波动平均化的时期——不断反复出现的时期——来看，那末平均价格等于价值，因而一定生产领域的平均利润也等于一般利润率；因为，在这个领域中，虽然随着价格的涨落，或者，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生产费用的增减，利润提高到原来的利润率以上或降到原来的利润率以下，但是就一个时期平均起来，商品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卖的，因而，赚到的利润等于一般利润率。这就是亚·斯密的观点，尤其是李嘉图的观点，因为后者更明确地坚持真正的价值概念。洛贝尔图斯先生也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这个观点。可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资本的竞争究竟产生什么结果呢？在任何一个平均化的时期中，商品的平均价格是这样的：这种价格向每个领域的商品生产者提供同样的利润率，譬如10％。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种商品的价格，比这种商品使资本家花费的、资本家为生产它而支出的生产费用，高出十分之一。一般说来，这不过是说，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每种商品的价格，比在这种商品上预付、消费或者体现的资本的价格，高出十分之一。但是，如果以为资本按照自己的大小，在不同的领域中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那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我们完全不考虑，一个资本家是否比另一个资本家强迫工人劳动更长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假定，在一切领域中，绝对工作日是一样的。绝对工作日的差别，一部分由不同长度的工作日的劳动强度等抵销了，一部分不过表现为强求的超额利润、例外等。｝即使假定绝对工作日在一切领域中是一样的，就是说，假定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在资本量相等的情况下，——并且在上述假定的条件下，——这些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依下述情况不同而不同：第一，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第二，资本的周转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取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以及不同种类固定资本的不同的再生产期间；第三，和劳动时间本身长度不同的、真正生产期间的长度，[8]这个长度也决定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的重大差别。（上述第一个比例，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本身，可以由非常不同的原因产生。例如，它可以仅仅是形式上的，——当一个生产领域加工的原料比另一个生产领域加工的原料贵的时候，就是这样，——或者，它可以由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产生，等等。）
　　因此，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卖，或者说，如果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其价值，那末，利润率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必定是完全不同的；在一种情况下，它会是50％，在其他情况下，它会是40％、30％、20％、10％等。例如，拿A领域一年的商品总量来看，它的价值等于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加上它所包含的无酬劳动。在B、C领域中也是一样。但是因为A、B、C包含的无酬劳动量不同，例如，A包含的大于B包含的，B包含的大于C包含的，商品A给自己的生产者提供比方说3M（M是剩余价值），商品B提供2M，商品C提供M。因为利润率决定于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之比，而预付资本，根据假定，在A、B、C等领域中是一样的，所以，[451]如果C代表预付资本，那末，这些领域的不同的利润率就等于（3M）/C、（2M）/C、M/C。因此，资本的竞争要使利润率平均化，在上述例子中，只有使A、B、C领域的利润率等于（2M）/C、（2M）/C、（2M）/C。这样，A将会把它的商品卖得比它的价值便宜1M，而C把它的商品卖得比它的价值贵1M。A领域的平均价格将低于商品A的价值，C领域的平均价格将高于商品C的价值。
　　B的情况说明，商品的平均价格同价值一致，确实可能发生。这发生在B领域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时候，在这个领域中，资本的不同部分的相互比例，等于（如果把资本的总额，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资本，当作一个量，按这个量来计算全部剩余价值，不问这些剩余价值由总资本的哪个领域生产出来）总资本不同部分的相互比例。在这个总资本中，周转时间等等也平均化了；这整个资本按例如一年周转一次计算，等等。于是，这个总资本的每个部分，实际上就会根据自己的大小，按比例来瓜分全部剩余价值，各自取得全部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既然每一单个资本被看作这个总资本的股东，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单个资本的利润率同其他任何资本的利润率是一样的，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第二，这是从第一点自然得出的，就是，利润量取决于资本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家在这个总资本中拥有的股数。资本的竞争力图把每个资本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来对待，并且根据这一点来调节每个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份额，也就是说，调节利润。竞争通过它的平均化作用或多或少达到了这个目的。（竞争在个别领域中遇到特殊障碍的原因不应在这里研究。）直截了当地说，这无非是资本家们努力（而这种努力就是竞争）把他们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全部无酬劳动量（或这个劳动量的产品）在他们相互之间进行分配，而且这种分配不是根据每一个特殊资本直接生产多少剩余劳动，而是根据：第一，这个特殊资本在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第二，总资本本身生产的剩余劳动总量。资本家们既作为同伙又作为敌手来瓜分赃物——他们所占有的别人劳动，于是他们每个人占有的无酬劳动，平均说来，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家占有的一样多。[9]
　　竞争是通过调节平均价格来实现这种平均化的。但是，这种平均价格本身，使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以致该商品不能比其他任何商品提供较大的利润率。因此，认为资本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价格等于价值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竞争正是通过以下途径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它把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在平均价格中，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到另一种商品上，等等。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包含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量。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商品包含的有酬劳动（物化劳动或活劳动）量加无酬劳动的平均份额，这个平均份额不取决于它原来是否如数包含在这种商品本身，换句话说，不取决于原来包含在该商品的价值中的无酬劳动是大还是小。

[（b）地租问题的提法]

　　可能，——这一点我留到以后研究，不属于本册[10]研究范围，——某些生产领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这种环境阻碍它们的价值转化为上述意义的平均价格，也就是说，不让竞争取得这种胜利。如果，比如说，农业地租或矿山地租就是这种情况（有一些租，完全只能用垄断来说明，例如伦巴第和亚洲某些地区的水租；又如实际是地产租的房租），那末，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当所有工业资本的产品的价格提高或者降低到平均价格的水平的时候，农产品的价格却始终等于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将高于平均价格。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障碍，使这个生产领域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被当作本领域财产来占有的部分，大于按照竞争规律应得的部分，大于按照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份额应得的部分？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些工业资本，它们不是暂时地，而是由于它们的生产领域的性质，[452]比其他生产领域中同量工业资本多生产10％，或20％，或30％的剩余价值。我说，如果这些资本能够在竞争面前保住这种超额剩余价值，不让它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的总计算（分配），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资本发挥作用的各个生产领域中，就会有两个不同的获利者，一个取得一般利润率，另一个取得该领域所独有的超额部分。每一个资本家，为了有可能把他的资本投入该领域，就要对这个享受特权的人支付、交付这个超额部分，而他自己同其他任何一个在相同条件下经营的资本家一样，为自己保住一般利润率。既然农业中的情况是这样，那末，这里，剩余价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完全不是表明劳动本身在这里比在加工工业中“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生产剩余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因此，把任何创造奇迹的力量归于土地是毫无理由的，并且，这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价值等于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决不能等于土地。（诚然，相对剩余价值可能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土地产品价格较高的结论。倒是恰恰相反。）也不必找李嘉图的理论帮忙，这个理论本身令人讨厌地同马尔萨斯废话联结在一起，得出可鄙的结论，特别是，这个理论同我的相对剩余价值学说，即使在理论上不是对立的，在实践上也把它的意义抹去了一大部分。
　　在李嘉图那里，问题的全部要点如下：
　　地租（例如在农业中）——照他的假定——在农业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有租地农场主存在的地方，只能是超过一般利润的余额。土地所有者取得的地租是否真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可能纯粹是工资的扣除部分（参看爱尔兰的情况），也可能部分地靠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被压到利润的平均水平以下而得到。这一切可能的情况在这里是绝对无关紧要的。地租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只在于它是超过（一般）利润的余额。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商品小麦，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按它的价值出卖，就是说，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同其他商品交换。｛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前提，它人为地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商品按其价值交换只是例外。商品的平均价格是按另外的方式决定的。见上述。｝种植小麦的租地农场主同其他所有资本家一样，赚得同样的利润。这证明，他同其他所有资本家一样，占有自己工人的无酬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还从哪里产生地租呢？地租无非代表劳动时间。为什么剩余劳动在工业中只等于利润，而在农业中却应该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呢？如果农业中的利润等于其他各个生产领域的利润，这怎么可能呢？｛李嘉图的不正确的利润观点，以及他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直接混淆起来，在这里也是有害的。这些使他考察问题更困难了。｝
　　李嘉图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假定困难在原则上是不存在的。｛确实，这是在原则上解决困难的唯一方式。不过，这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证明，与一定原则矛盾的现象只是某种表面的东西，只是从事物本身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假象。或者象李嘉图所作的那样，在某一点上抛开困难，然后把这一点作为出发点，从这里出发，可以说明造成困难的现象在另一点上存在。｝
　　李嘉图假定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不论是指个别农场的不付地租的那部分资本，或者是指农场的不付地租的那部分土地；总之，这里是指投入农业而不付地租的资本｝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一样，只提供利润。这个假定甚至是李嘉图的出发点，它也可以这样表达：
　　最初，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只提供利润｛但是，这个伪历史形式是无关重要的，它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编造其他类似“规律”时所共有的｝，这笔资本不支付地租。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同其他任何产业资本没有区别。只因为对于谷物的需求增加了，结果，和其他生产部门不同，不得不向“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找出路，这才产生地租。由于生活资料涨价，租地农场主（假定的最初的租地农场主）同其他任何产业资本家一样受损失，因为租地农场主也不得不给自己的工人多支付报酬。但是，租地农场主由于自己的商品的价格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占了便宜。他所以占便宜，第一，因为加入他的不变资本的其他商品，同他的商品比起来，相对价值下降了，于是他按比较便宜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第二，因为他以较贵的商品形式占有他的剩余价值。这样一来，这个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就提高到已经降低的平均利润率以上。于是，另一个资本家去经营较坏的Ⅱ等地，这块土地，在这个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按Ⅰ的产品的价格提供产品，甚至还稍便宜一些。不管怎样，我们现在[453]在Ⅱ等地上又有了使剩余价值仅仅归结为利润的正常关系，然而因此我们已经把Ⅰ的地租解释了，也就是说，因为存在着两种生产价格，而Ⅱ的生产价格同时就是Ⅰ的市场价格。这就完全象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提供暂时的超额利润一样。除利润外还包含地租的小麦价格，虽然也是仅仅由物化劳动构成，虽然也等于小麦的价值，但是，它不等于小麦本身包含的价值，而等于Ⅱ上种植的小麦的价值。两种市场价格并存是不可能的。｛李嘉图因为利润率下降而引进租地农场主Ⅱ，斯特林则由于谷物价格使工资下降而不是提高，让租地农场主Ⅱ登场。这种下降的工资使租地农场主Ⅱ能够以原来的利润率经营Ⅱ等地，虽然这块土地比较不肥沃。[11]｝地租的存在既然这样来解释，其余也就不难推论了。地租的差别同肥力的差别相适应等等，自然还是正确的。但是，肥力的差别本身并不证明必须去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
　　因此，李嘉图的理论就是这样。因为给租地农场主Ⅰ提供超额利润的上涨了的小麦价格，给租地农场主Ⅱ提供的甚至不是原来的利润率，而是较低的利润率，所以，很清楚，Ⅱ的产品包含的价值大于Ⅰ的产品，或者说，Ⅱ的产品是较多劳动时间的产品，它包含较多的劳动量；因此，为了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就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地租的增长，将同土地肥力的这种不断降低的情况相适应，或者说，将同生产例如一夸特小麦所必需花费的劳动量的增加相适应。当然，如果增加的只是支付地租的夸特数，李嘉图是不会说地租“增长”的，在李嘉图看来，只有同样一夸特的价格增长，例如从30先令涨到60先令，地租才是增长了。诚然，李嘉图有时忘记了，地租的绝对量在地租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增长，正如利润的绝对量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增长一样。
　　另外一些人（例如凯里）想绕过这个困难，他们干脆用另一种方式否认这个困难的存在。据说，地租只是以前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12]所以，地租也只是利润的一种形式。因此，这里，地租的存在被否定了，从而地租实际上就被解释掉了。
　　另外一些人，例如布坎南，把地租看成纯粹是垄断的后果。再看霍普金斯的著作。[13]这里，地租完全归结为超过价值的附加部分。
　　在奥普戴克先生那里，土地所有权或地租是“资本价值的合法反映”[14]，这是美国佬所特有的。［注：[486]｛奥普戴克把土地所有权称为“资本价值的合法反映”，那末，资本同样是“别人劳动的合法反映”。｝[486]］
　　在李嘉图那里，由于两个错误的假定，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确实，李嘉图不是地租理论的发明者。威斯特和马尔萨斯在李嘉图之前已经出版了自己关于地租理论的著作。然而，来源是安德森。但是，李嘉图的特点是他的地租理论和他的价值理论的相互联系（虽然在威斯特的著作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真实联系）。马尔萨斯后来同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的论战证明，马尔萨斯甚至并不理解他从安德森那里借用的理论。｝如果从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及价值无非是物化了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个正确的原则出发，那末，自然得出结论说，商品的平均价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如果平均价格等于价值这一点得到证明，这个结论就会是正确的。可是，我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正因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平均价格决不能等于商品价值（只有一个情况除外，就是某一个生产领域的所谓个别利润率，即由这个生产领域本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利润，等于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虽然平均价格这个规定只是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引伸出来的。
　　由此首先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有些商品的平均价格（如果撇开不变资本的价值不说）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而工资和利润又处于正常水平，是平均工资和平均利润，这种商品，也可能高于或者低于它们自己的价值出卖。因此，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只表现为正常利润的项目这个情况并不足以证明，这种商品就是按它的价值出卖，同样，商品除利润外[454]还提供地租这个情况也不足以证明，这种商品是高于它的内在价值出卖的。既然确定，一种商品所实现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可能低于商品自己的、由商品中实际包含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利润率，那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特殊生产领域的商品，除了提供这种平均利润率以外，还提供第二个剩余价值量，这种剩余价值量具有特殊的名称，比如叫作地租，那末，这并不使利润加地租，即利润与地租之和，一定要大于这个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既然[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可能小于该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小于该商品所包含的无酬劳动量，那末，利润加地租也就不一定要大于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
　　的确，剩下还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发生在一个不同于其他生产领域的特殊生产领域。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容易了。提供地租的这种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一部分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高于它们的内在价值，但其程度只是使它们的利润率提到一般利润率水平；而另一部分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低于它们的内在价值，但其程度只是使它们的利润率降到一般利润率水平；最后，第三部分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它们的内在价值，但这只是因为它们在按它们的内在价值出卖时提供一般利润率。提供地租的商品同所有这三种情况都不相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商品出卖的价格都是这样的：这种商品所提供的利润，大于由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平均利润。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在这里，上述三种情况中哪一种情况或者其中哪几种情况可能发生？提供地租的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在该商品的价格中是否得到实现？如果是这样，上述第三种情况就被排除了，在第三种情况下，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之所以在它们的平均价格中得到实现，是因为它们只有这样才提供普通利润。因此这种情况不属于考察的范围。同样，按照这个假定，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剩余价值高于它的内在剩余价值的情况，也不属于考察的范围。因为我们恰恰假定，在提供地租的商品的价格中“实现了它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因此，这种情况同第二种情况相类似，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高于在它们的平均价格中实现的剩余价值。同这第二种情况下的商品一样，特殊生产领域的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出现，并降低到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在这里形成所花费的资本的利润。但是，和第二种情况下的商品不同，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例外的商品的价格中，也实现了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超过这个利润的余额，但是这个余额不是落到资本所有者手里，而是落到别的所有者手里，就是说，落到土地、自然因素、矿山等等的所有者手里。
　　也许这些商品的价格被哄抬到足以提供多于平均利润率的东西吧？例如，在（真正的）垄断价格的情况下就是这样。这个假定——对于每一个可以自由使用资本和劳动，而生产就使用的资本量来说已经服从于一般规律的生产领域——不仅是petitio　principii〔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并且是同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前者仅仅是后者的理论表现）的基础直接矛盾的。因为，这种假设的前提恰恰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即在一个特殊生产领域中，商品的价格所提供的必然要比一般利润率，比平均利润多，为此，商品必然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因而，它的前提是，农产品不受商品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影响。并且，所以以此为前提，是因为初看起来，利润之外还特别存在地租，造成了这种假象。所以，上述假设是荒谬的。
　　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设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存在着特殊的条件，存在着某种影响，使商品的价格实现了商品的[全部]内在剩余价值，而不是象第二种情况下的商品，其价格只在一般利润率所提供的利润的限度内实现其剩余价值。在所考察的特殊生产领域中，商品的平均价格并没有降到商品的剩余价值以下，以致它们只提供一般利润率，或者说，以致它们的平均利润不大于其他一切使用资本的生产领域。
　　这样一来，问题已经大大简化了。问题已经不是要说明，一种商品的价格，怎么除了提供利润之外还提供地租，——因而，它表面上看来，违背了一般价值规律，并且通过把它的价格提到高于它的内在剩余价值，而给一定量资本提供了大于一般利润率所能提供的东西。相反，问题是要说明：这种商品在商品价格平均化而导致平均价格的过程中，怎么不把它的内在剩余价值让一些给其他商品，使它只留下平均利润；这种商品怎样把自己剩余价值中构成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那部分也加以实现。因此，问题在于一个在该生产领域投资的租地农场主，他出卖商品的价格，怎么会使这种商品除了给他提供普通利润外，同时还使他能够把实现的商品剩余价值超过这个利润的余额，付给第三者即土地所有者。
　　[455]这样提出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答。

[（c）土地私有权是绝对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
农业中剩余价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

　　十分简单：一定的人们对土地、矿山和水域等的私有权，使他们能够攫取、拦截和扣留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即这个特殊投资领域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利润（平均利润，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利润）的余额，并且阻止这个余额进入形成一般利润率的总过程。这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在一切工业企业中也被拦截，因为不论什么地方，都要为使用地皮（工厂建筑物、作坊等所占的地皮）付地租，因为即使在可以完全自由占用土地的地方，也只有在多少是人口稠密和交通发达的地点才建立工厂。
　　如果在最坏的土地上得到的商品，属于平均价格等于价值的第三类商品，就是说，属于这样一类商品，它们的全部内在剩余价值在它们的价格中得到实现，因为它们只有这样才提供普通利润，——那末，这块土地就不付任何地租，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就只是名义上的。假如这里付一笔租金，那末，这不过证明小资本家们满足于赚取低于平均利润的利润，在英国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见纽曼的著作）[15]。当地租率大于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的差额的时候，总是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土地，耕种它至多只够补偿工资，因为，虽然劳动者在这里用他的整个工作日为自己劳动，但是他的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这个劳动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率，虽然他用12小时为自己劳动，他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工人在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下用8小时生产的多。这就好比与机器织机竞争的手工织工的情况一样。这个手工织工的产品，的确包含12劳动小时，但是它只等于8小时或者还不到8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只有8个必要劳动小时的价值。如果在类似情况下，一个茅舍贫农支付租金，那末这笔租金纯粹是他的必要工资的扣除部分，不代表任何剩余价值，更不代表任何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
　　假定在某一国家，例如美国，进行竞争的租地农场主的人数还很少，土地占有还不过是形式，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空闲的土地来投资耕种，而不必经过在他以前已经经营土地的所有者或租地农场主的许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因位于人口稠密的地带而被垄断的土地以外，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租地农场主生产的超过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在他的产品的价格中可能得不到实现；他会被迫把他所得到的剩余价值与资本家同伙瓜分，这正象有些商品的剩余价值一样，它们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如果在商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就会提供超额利润，也就是提供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小麦等，将同其他工业品一样，低于它的价值出卖。这种低于价值出卖的情况不会成为例外，相反，倒会阻止小麦成为其他同类商品中的例外。
　　第二，假定某一国家的全部土地都是一种质量，但是属于这样一种质量：如果商品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都在商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商品就会给资本提供普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不支付任何地租。地租的消失，丝毫不影响一般利润率，既不会使它提高也不会使它降低，正如其他非农产品属于这一类并不影响利润率一样。这些商品之所以属于这一类，正是因为它们的内在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因此，它们不能改变这种利润的高度，相反，它们适应于这种利润而完全不影响这种利润，尽管这种利润影响它们。
　　第三，假定全国土地都是一类，而且这些土地如此贫瘠，投在它上面的资本的生产率如此低，以致它的产品属于剩余价值低于平均利润的一类商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工资由于农业生产率低而普遍提高），只有在绝对劳动时间可以延长，原料（如铁等）不是农产品，或者原料（如棉花、丝等）是进口物和比较肥沃土地的产品的地方，剩余价值才处于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商品的价格包含的剩余价值必须高于它们的内在剩余价值，才能提供普通利润。一般利润率将因此降低，虽然地租并不存在。
　　或者，我们假定在第二种情况下土地的生产率非常低。那末，这种农产品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说明这里的平均利润本来就低，因为在农业中，12劳动小时里面，单单用来生产工资，或许就要11劳动小时，而剩余价值只有1小时或者更少。
　　[456]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说明：
　　在第一种情况下，地租的消失或不存在，是同一个与地租已经发展的其他国家相比提高了的利润率联系着、并存着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地租的消失或不存在丝毫不影响利润率。
　　在第三种情况下，地租的消失或不存在——与有地租存在的其他国家相比——是同一个低的、较低的一般利润率联系着的，并且是一般利润率水平低的标志。
　　由此可见，一个特殊的地租的发展，就其本身来说，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绝对无关的，因为地租的不存在或者消失既可以同一个提高的利润率联系着，也可以同一个保持不变的利润率联系着，也可以同一个下降的利润率联系着。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在农业等部门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被扣留下来；相反，问题倒在于：由于什么原因这里竟要发生相反的现象？
　　剩余价值无非是无酬劳动；平均利润，或者说正常利润，无非是假定由每一个一定量的资本实现的无酬劳动量。如果说平均利润是10％，那末这不过是说，一个100单位的资本摊到10单位无酬劳动；或者说，等于100的物化劳动支配相当于本身数额的1/10的无酬劳动。因此，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是指：商品中（商品的价格中，或者说，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那部分商品价格中）包含的无酬劳动量，大于形成平均利润的无酬劳动量，因而大于商品的平均价格中构成商品价格超过商品生产费用的余额的无酬劳动量。在单个商品中，生产费用代表预付资本，超过这个生产费用的余额代表预付资本所支配的无酬劳动；因此，这个价格余额与生产费用之比，代表用于商品生产过程的一定量资本支配无酬劳动的比率，而不管该特殊生产领域的商品所包含的无酬劳动是否等于这个比率。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迫使单个资本家例如按照平均价格出卖他的商品？（这个平均价格作为某种已经形成的东西强加于资本家，这决不是他的自由行动。他是更愿意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迫使资本家按照这种只向他提供平均利润，使他实现的无酬劳动小于他商品中实际包含的无酬劳动的价格出卖他的商品呢？迫使他这样做的，是其他资本通过竞争所施加的压力。如果A生产部门的无酬劳动对预付资本（例如100镑）之比大于B、C等生产领域（B、C等生产领域的产品，完全同A生产领域的商品一样，以其使用价值满足某种社会需要），任何同量资本也就会涌向A生产部门。
　　因此，如果存在这样一些生产领域，那里的某些自然生产条件，如耕地、煤层、铁矿、瀑布等，——没有这些条件，生产过程就无从进行，这些领域的商品就不能生产，——不是掌握在物化劳动的所有者或占有者资本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其他人的手里，那末这第二类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就对资本家说：
　　如果我让你使用这些生产条件，那你将赚你的平均利润，占有正常的无酬劳动量。但是你的生产提供一个超过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余额，即无酬劳动余额。这个余额，你不应象你们资本家们通常做的那样，投进总库。这个余额我来占有，它是属于我的。这种交易会使你完全满意，因为你的资本在这个生产领域给你提供的，同在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多，并且，这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生产部门。你的资本在这里除了给你提供构成平均利润的那10％的无酬劳动以外，还给你提供20％的超额无酬劳动。你要把这个付给我，为了能够这样做，你要把这20％的无酬劳动加在商品的价格上，但是不要把它算入你和其他资本家的总账。你对一种劳动条件——资本，物化劳动——的所有权，使你能够占有工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同样，我对另一种生产条件——土地等等——的所有权，使我能够从你和整个资本家阶级那里扣下无酬劳动中超过你的平均利润的那个余额。你们的规律要求在正常情况下等量资本占有等量无酬劳动，你们资本家可以[457]通过竞争彼此强制做到这一点。好吧！我正要把这个规律应用到你的身上。你从你的工人的无酬劳动中占有的，不要多于你用同一笔资本在其他任何生产领域所能占有的。但是，这个规律同你“生产”的那个超过无酬劳动正常量的余额是毫无关系的。谁能阻止我占有这个“余额”呢？我为什么要象你们那样，把它投入资本的大锅，供资本家阶级内部分配，使每个人按他在总资本中拥有的股份取得这个余额的一定部分呢？我不是资本家。我让你使用的生产条件不是物化劳动，而是自然的赐予。你们能制造土地、水、矿山或者煤层么？不能。因此，可以用到你身上、使你把你自己侵吞的剩余劳动吐出一部分来的那种强制手段，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所以，拿来吧！你的资本家同伙能做的唯一事情，不是同我竞争，而是同你竞争。如果你付给我的超额利润，小于你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与依照资本的规律你应得的那份剩余劳动之间的差额，你的资本家同伙就会出面，通过竞争，逼你把我能从你那里挤出的全部数额老老实实支付给我。
　　现在本来应该研究：（1）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另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调节的商业地租的过渡；或者，另一方面，从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到自由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2）在土地最初不是私有财产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至少在形式上一开始就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地租是怎样产生的；（3）仍然存在着的土地所有制的亚洲形式。但是这一切都不是这里要谈的。
　　这样，按照我们所谈的理论，对于自然对象如土地、水、矿山等的私有权，对于这些生产条件，对于自然所提供的这种或那种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不是价值的源泉，因为价值只等于物化劳动时间；这种所有权也不是超额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中超过利润所包含的无酬劳动的余额的源泉。但是，这种所有权是收入的一个源泉。它是一种权利，一种手段，使这一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能够在他的所有物作为生产条件加入的生产领域中占有被资本家榨取的无酬劳动的一部分，否则这一部分会作为超过普通利润的余额被投进资本总库中去。这种所有权是一种手段，它能阻止在其余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发生的上述过程发生，并且把这个特殊生产领域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扣留在这个领域中，于是剩余价值现在就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土地所有权，就象资本一样，变成了支取无酬劳动、无代价劳动的凭证。在资本上，工人的物化劳动表现为统治工人的权力，同样，在土地所有权上，土地所有权使土地所有者能从资本家那里扣下一部分无酬劳动的这种情况，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似乎是价值的一个源泉。
　　这就说明了现代地租，说明了它的存在。在投资相等的条件下，地租量不等，只能用土地的肥力不同来说明。在肥力相等的条件下，地租量不等，只能用投资量不等来说明。在前一种情况下，地租增加是因为地租对所投资本（也对土地面积）的比率提高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地租增加是因为在同一比率下，甚至在不同比率下（如果第二笔投入土地的资本的生产率较低的话）地租量增加。
　　按照这个理论，最坏的土地无论完全不提供地租，或者提供地租，都不是必然的。其次，完全没有必要假定农业生产率减低，虽然，生产率的差异，如果不是人为地加以排除（这是可能的），在农业中比在同一工业生产领域内要大得多。我们谈生产率的高低，指的总是同种产品。至于不同产品之间的关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按土地本身计算的地租是地租总额，地租量。地租率不提高，地租也可能增加。如果货币价值不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可能提高，但不是因为农业生产率降低，而是因为农业生产率虽然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不如工业。相反，如果货币价值不变，农产品货币价格的提高，只有在农产品价值本身提高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农业生产率降低的时候，才有可能（这里不谈需求对于供给的暂时压力，象其他商品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
　　在棉纺织工业中，原料价格随着工业本身的发展不断下降；在制铁、煤炭等工业中情况也是一样。这里，地租的增加只可能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地租率提高。
　　李嘉图认为：空气、光、电、蒸汽、水这些自然力是白白取得的，土地就不是这样，因为土地是有限的。因此，照李嘉图看来，仅仅由于这一点，农业的生产率已经不如其他生产部门。如果土地象其他自然要素和自然力一样，属于大家而不被占有，要多少有多少，那末，照李嘉图看来，生产率就会高得多。
　　[458]首先必须指出，假如土地作为自然要素供每个人自由支配，那末，资本的形成就缺少一个主要要素。一个最重要的生产条件，而且是——如果不算人本身和人的劳动——唯一原始的生产条件就不能转让、占有，因而不能作为别人的财产同劳动者对立并因此把他变成雇佣工人。这样一来，李嘉图意义上的即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无酬的别人劳动的“生产”，就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根本完结了。
　　至于李嘉图列举的那些自然力，一部分的确可以白白取得，它们不要资本家花费什么。煤使资本家花了费用，但是如果资本家白白取得水，蒸汽就不要他花费什么。但是现在我们以蒸汽为例。蒸汽的属性是永远存在的。生产上利用蒸汽，是一个已被资本家据为己有的新的科学发现。由于这个发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而相对剩余价值也提高了。这就是说，资本家从一个工作日中占有的无酬劳动量由于利用蒸汽而增加了。因此，蒸汽的生产力同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给资本家带来无酬劳动，后者则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无酬劳动，这种无酬劳动，土地所有者不是[直接]从工人手上而是从资本家手上取去的。因此，资本家也就热中于“废除”这个自然要素的“所有权”。
　　李嘉图对问题的提法中只有下面一点是正确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不仅是一个必要的生产当事人，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相反，土地所有者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却完全是多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只是：土地不是公共所有，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如果土地国有，因而国家收地租，这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土地所有者，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那么重要的生产当事人，在工业世界中却是无用的赘疣。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而且还打算废止其他一切租税），想把土地私有权以国有的形式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

[（4）洛贝尔图斯关于农业中不存在原料价值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谈谈洛贝尔图斯先生。
　　按照洛贝尔图斯的意见，在农业中是根本不计算原料的，因为，洛贝尔图斯肯定说，德国农民不把种子、饲料等算作自己的支出，不计算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说，计算错误。这样说来，在租地农场主进行正确计算已有150年以上的英国，就不应该存在任何地租。因此，洛贝尔图斯从这里得出的不应该是这个结论：租地农场主支付地租是因为他的利润率比工业中的利润率高；而应该完全是另一个结论：租地农场主支付地租是因为他由于计算错误而满足于较低的利润率。本人是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并且十分熟悉法国租佃关系的魁奈医生，是不会欣然同意洛贝尔图斯的。魁奈在“预付”项目下，在“年预付”中，把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原料”价值计算为10亿，尽管租地农场主会把这个原料以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在一部分工业中几乎完全不存在固定资本，或者说，机器设备，而在另一部分工业中，在整个运输业中，即在（用马车、铁道、船舶等）使位置发生变化的工业中，则根本不使用原料而只使用生产工具。这些工业部门除了利润之外是否还提供地租呢？这种工业部门同例如采矿工业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两种场合，都只有机器设备和辅助材料，例如轮船、火车头和矿山所用的煤，马的饲料等。为什么利润率的计算在一种生产部门中要不同于另一种生产部门呢？假定农民用在生产上的实物形式的预付占他的全部预付资本的1/5，另外，用于购买机器和支付工资的预付占4/5，而全部支出[按价值]等于150夸特。其次，如果农民得到10％的利润，那末利润就是15夸特。因此，总产品等于165夸特。如果农民从他的预付资本中扣除1/5，即30夸特，而15夸特只用120夸特来除，他的利润就等于[12＋（1/2）]％。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说明。农民的产品价值或他的产品等于165夸特（330镑）。他把自己的预付计算为120夸特（240镑）。这笔预付的10％就是12夸特（24镑）。但是他的总产品等于165夸特，因此，其中总共扣去132夸特[补偿货币支出和它的10％的利润]，余下33夸特。但是在33夸特中30夸特是以实物形式支出的。于是剩下3夸特（＝6镑）作为超额利润。这个农民的总利润等于15夸特（30镑）而不是12夸特（24镑）。因此，他能够支付3夸特或6镑的地租，并且可以认为同其他任何资本家一样得到了10％的利润。但是这个10％只存在于想象中。实际上他预付的不是120夸特，而是150夸特，它的10％就是15夸特或30镑。实际上他少得了3夸特，即他已经得到的12夸特的1/4，[459]换句话说，他少得了他应该得到的全部利润的1/5，——这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预付的1/5当作支出计算进去。因此，只要农民学会按资本家的方法计算，他就会立刻停止支付地租，因为地租正等于他的利润率同普通利润率之间的差额。
　　换句话说，包含在165夸特中的无酬劳动产品等于15夸特，或30镑，或30劳动周。如果这30劳动周或15夸特或30镑用150夸特的总预付来除，那末结果只是10％；如果只用120夸特来除，那就会得出较高的利润率。因为用120夸特除12夸特的结果是10％，而用120夸特除15夸特，则不是10％，而是[12＋（1/2）]％。这就是说：虽然农民作了上述实物预付，但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资本家的方法把它们计算进去，所以他不是用自己的全部预付额来除他所积攒的剩余劳动。这样一来，这个剩余劳动就会代表比其他生产部门高的利润率，就能提供地租，因此，这个地租完全是基于计算错误。如果农民知道，为了用货币来计算他的预付，并因此把这种预付看作商品，他完全没有必要预先把它变成实在货币，即把它出卖，那末整个故事也就完了。
　　没有这种计算错误（许多德国农民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会犯这种错误），洛贝尔图斯的地租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地租只有在原料加入生产费用的地方才有可能存在，而在原料不加入生产费用的地方就不可能存在。它只有在原料加入生产而不被生产者计算的地方才有可能存在。但是它在原料不加入生产的地方就不可能存在，——尽管洛贝尔图斯先生不是想从计算错误得出地租，而是想从预付中缺少一个实际项目得出地租。
　　我们以采矿工业或渔业为例。原料在这里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加入生产，但这一点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机器的采用也总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以辅助材料即机器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为前提。假定一般利润率为10％。100镑用在机器和工资上。为什么因为这100不是用在原料、机器和工资上[而仅仅用在机器和工资上]，它的利润就要大于10呢？或者说，为什么因为这100仅仅用在原料和工资上，它的利润就要大于10呢？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差别，那末引起这种差别的原因只能是：在不同情况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之比一般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比例即使在剩余价值率假定不变的情况下也会提供不同的剩余价值。而不同的剩余价值对等量资本之比，必然得出不同的利润。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一般利润率正是意味着把这些差别拉平，把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抽象化，把剩余价值分配得使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所支出的资本量，这种情况——按照剩余价值的一般规律——绝对不适用于不同生产领域的各个资本，而适用于同一生产领域（在这里，假定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是相同的）的各个不同资本。如果我举例说，假定在纺纱业中，利润量同所支出的资本量相适应（此外还假定生产率不变，否则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那末我实际上只是说，在对纺纱工人的剥削率既定的情况下，剥削量取决于被剥削的纺纱工人的人数。相反，如果我说，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量同所支出的资本量相适应，那末，这就是说，各个一定量资本的利润率都相同，即利润量只能随这个资本量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这又意味着利润率不取决于某一单个生产领域中资本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比例，它完全不取决于这些单个生产领域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
　　采矿业一开始就应该属于工业，而不属于农业。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没有一种矿产品以实物形式，即以从矿山开采出来时的形式，作为生产要素重新加入矿山所使用的不变资本（渔业和狩猎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支出在更大程度上只限于劳动资料，工资或者说劳动本身）。[460]换句话说，这是由于这里的每一个生产要素，即使它的原料是从矿山开采出来的，在它重新作为要素加入矿业生产之前，不仅先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且要变成商品，即必须被买进来。唯一的例外是煤。但是煤作为生产资料出现只是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时矿业主已经成了训练有素的资本家，他用复式簿记记帐，按照这种簿记，不仅他把自己的预付记成对自己的负债，不仅他对自己的基金来说是债务人，而且他的基金对于基金本身也成了债务人。由此可见，恰恰在实际上没有原料加入支出的地方，必然一开始就普遍采用资本主义会计，因而不可能犯农民会犯的错误。
　　我们现在来看加工工业本身，特别是其中这样一个部分，在这里，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同时作为价值形成过程的要素出现，因此，一切生产要素同时作为支出，作为具有价值的使用价值，即作为商品加入新商品的生产。这里，在生产最初的半成品的制造业者同第二个以及所有以后的（按照生产阶段的序列）制造业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后者那里，原料不仅作为商品加入生产，而且已经是二次方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已经取得了不同于最初商品即原产品的自然形式的形式，已经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第二阶段。以纺纱业者为例。他的原料是棉花，但棉花是已经作为商品的原产品。而织布业者的原料是纺纱业者的产品棉纱，印染业者的原料是织布业者的产品布，而所有这些在生产过程的下一阶段重新作为原料出现的产品同时又是商品。[16][460]
　　[461]这里，我们显然又遇到了已经两次涉及的问题，一次是在考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的时候[17]，后来一次是在一般考察不变资本和收入的相互关系的时候［注：见本卷第1册第128—129和221页。——编者注］。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就说明事情还有些棘手。这个问题本来属于论述利润的第三章[18]。不过在这里谈一谈比较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4000磅棉花＝100镑；
　　4000磅棉纱＝200镑；
　　4000码棉布＝400镑。
　　根据这个假定，1磅棉花＝6便士，1磅棉纱＝1先令，1码棉布＝2先令。
　　假定利润率等于10％，那末，
　　100镑（A）中——支出＝90＋（10/11），利润＝9＋（1/11）。
　　200镑（B）中——支出＝181＋（9/11），利润＝18＋（2/11）。
　　400镑（C）中——支出＝363＋（7/11），利润＝36＋（4/11）。
　　A是农民（Ⅰ）的产品棉花；B是纺纱业者（Ⅱ）的产品棉纱；C是织布业者（Ⅲ）的产品布。
　　在这个假定中，产品A的90＋（10/11）镑本身是否包含利润，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个90＋（10/11）镑是自行补偿的不变资本，它就不包含利润。同样，[代表产品A的价值的]100镑是否包含利润，对B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至于产品B，对C来说也是如此。
　　棉花种植业者（Ⅰ）、纺纱业者（Ⅱ）和织布业者（Ⅲ）的情况如下：
　　（Ⅰ）支出——90＋（10/11），　　　　　　　　利润——9＋（1/11）。总额——100。
　　（Ⅱ）支出——{100（Ⅰ）＋[81＋（9/11）］}，　利润——18＋（2/11）。总额——200。
　　（Ⅲ）支出——{200（Ⅱ）＋[163＋（7/11）］}，　 利润——36＋（4/11）。总额——400。
　　全部总额等于700。
　　利润等于9＋（1/11）＋[18＋（2/11）］＋[36＋（4/11）］＝63（7/11）。
　　三个部门的预付资本等于90＋（10/11）＋[181＋（9/11）］＋[363＋（7/11）］＝636＋（4/11）。
　　700超过636＋（4/11）的余额等于63＋（7/11）。而[63＋（7/11）］∶[636＋（4/11）］＝10∶100。
　　我们继续分析这个荒唐的例子，就会得出：
　　（Ⅰ）支出——90＋（10/11），　　　　　　　　　利润——9＋（1/11）。总额——100。
　　（Ⅱ）支出——{100（Ⅰ）＋[81＋（9/11）］}，利润——{10＋[8＋（2/11）］}。总额——200。
　　（Ⅲ）支出——{200（Ⅱ）＋[163＋（7/11）］}，利润——{20＋[16＋（4/11）］}。总额——400。
　　棉花种植业者（Ⅰ）对谁也不必支付利润，因为假定他的90＋（10/11）镑不变资本不包含利润，而只代表不变资本。棉花种植业者（Ⅰ）的全部产品作为不变资本加入纺纱业者（Ⅱ）的支出。[Ⅱ的产品中代表]100镑不变资本的部分补偿给棉花种植业者9＋（1/11）镑利润。纺纱业者（Ⅱ）的等于200镑的全部产品加入织布业者（Ⅲ）的支出；因此，[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补偿18＋（2/11）镑利润。但是，这并不妨碍棉花种植业者的利润丝毫也不比纺纱业者和织布业者的利润多，因为按同一比例，应该由棉花种植业者补偿的资本小了，而利润是同资本量相适应的，同这个资本由哪些部分组成完全没有关系。
　　现在假定织布业者（Ⅲ）自己生产这一切。这时从表面上看，事情有了变化。[但是实际上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不变。］织布业者的支出现在采取了如下形式：90＋（10/11）投入棉花生产，181＋（9/11）投入棉纱生产，363＋（7/11）投入棉布生产。他把这三个生产部门都买下来，因而他必须在每一个生产部门中都投入一定的不变资本。我们把这几笔资本加起来的总额是：90＋（10/11）＋[181＋（9/11）］＋[363＋（7/11）］＝636＋（4/11）。这个总额的10％恰恰是63＋（7/11），这同上面一样，——不过现在是全部由一个人放进自己的腰包里，而以前这63＋（7/11）是在Ⅰ、Ⅱ和Ⅲ之间进行分配的。
　　[462]这种迷惑人的假象[似乎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变化]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但是，还有一点先要说一说。
　　如果我们从400中扣除织布业者的利润36＋（4/11），余下363＋（7/11），这是织布业者的支出。在这笔支出中，200是支付棉纱的。这200中有18＋（2/11）是纺纱业者的利润。如果我们从363＋（7/11）的支出中扣除这18＋（2/11），余下345＋（5/11）。但是，除此以外，在补偿给纺纱业者200的中还包含棉花种植业者的利润9＋（1/11）。如果我们从345＋（5/11）中扣除9＋（1/11），余下336＋（4/11）。如果我们从布的总价值400中扣除这336＋（4/11），那就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等于63＋（7/11）的利润。
　　但是，63＋（7/11）的利润除以336＋（4/11），等于[18＋（34/37）]％。
　　以前，这63＋（7/11）是除以636＋（4/11），利润为10％。总价值700超过636＋（4/11的余额恰好是63＋（7/11）。
　　这样，同一笔资本100的利润，照我们新的计算是[18＋（34/37）]％，而照以前的计算——只有10％。
　　这两者怎么一致呢？
　　我们假定Ⅰ、Ⅱ、Ⅲ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不是同时使用自己的三笔资本（一笔用于种植棉花，另一笔用于纺纱，第三笔用于织布），而是这样使用：他只是在完成棉花种植工作以后才开始纺纱，并且只是在完成纺纱以后才着手织布。
　　于是计算如下：
　　这个资本家支出90＋（10/11）镑用于种植棉花，得到4000磅棉花。为了把所有这些棉花纺成纱，他必须在机器、辅助材料和工资上再支出81＋（9/11）镑。他用这些纺出4000磅棉纱。最后，他把这些棉纱变成4000码布，这又需要他支出163＋（7/11）镑。现在把他的全部支出加起来，他的预付资本就是90＋（10/11）镑＋[81＋（9/11）］镑＋[163＋（7/11）］镑即336＋（4/11）镑。这笔总额的10％是33＋（7/11），因为[336＋（4/11）］∶[33＋（7/11）］＝100∶10。但是336＋（4/11）镑＋[33＋（7/11）］镑＝370镑。因而，他是按370镑而不是按400镑出卖4000码布，便宜了30镑，也就是说比以前便宜[7＋（1/2）]％。如果布的价值的确等于400镑，那末他能够按普通利润10％出卖商品，另外还能支付30镑地租，因为他的利润率不等于33＋（7/11）对预付336＋（4/11）之比，而等于63＋（7/11）对336＋（4/11）之比，——这就是说，同我们上面看到的一样，利润率为[18＋（34/37）]％。
　　看来，这实际上就是洛贝尔图斯先生计算地租的方法。
　　错误究竟在哪里？首先可以看到，如果纺纱和织布互相结合在一起，它们[照洛贝尔图斯的看法]就必然象纺纱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或者农业单独经营一样提供地租。
　　这里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第一，我们只用336＋（4/11）镑的一笔资本来除63＋（7/11）镑，而我们本来应该用总价值636＋（4/11）镑的三笔资本来除63＋（7/11）镑。
　　第二，我们把最后一笔资本（Ⅲ）的支出算作336＋（4/11）镑而不是363＋（7/11）镑。
　　这两点需要分别加以分析。
　　第一，如果一个资本家兼有棉花种植业者、纺纱业者和织布业者的三种身分，他把所收获的全部产品棉花纺成纱，那末，他就绝对没有把这种收获的任何一部分用于补偿自己的农业资本。他不是[同时]把他的资本的一部分用于[463]种植棉花，——用于种植棉花所需的各种费用，用于种子、工资、机器，——把另一部分用于纺纱，而是先把他的资本的一部分投入种植棉花，以后把这部分加上第二部分投入纺纱，然后把已经包含在棉纱中的前两部分再加上第三部分投入织布。最后织成了4000码布，这时他怎样补偿这些布的生产要素呢？当他织布时他并不纺纱，并且也没有纺纱所必需的材料，而当他纺纱时，他不种植棉花。因此，他的生产要素不可能由他来补偿。如果我们自行解脱地说：是的，这个家伙把这4000码卖掉，然后从卖得的400镑中拿出一部分来“购买”棉纱以及棉花的要素。但是这样做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我们实际上承认有三笔资本，它们同时被使用，被投入经营，被预付到生产上。要能买到棉纱就必须有棉纱，要能买到棉花也就必须有棉花，而要使市场上有棉花和棉纱，因而能代替已经织掉的棉纱和纺掉的棉花，生产它们的资本就必须和投入织布的资本同时投入经营，必须在棉纱变成布的同时变成棉花和棉纱。
　　因此，无论是Ⅲ把所有三个生产部门结合在一起，或者是这三个生产部门由三个生产者分担，都必须有三笔资本同时存在。如果一个资本家想以同一规模进行生产，他就不可能把他用来织布的同一笔资本用来纺纱和种植棉花。这些资本中的每一笔资本都已投入生产，而它们之间互相补偿这一点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互相补偿的资本是不变资本，它们必须同时投入三个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并且同时发挥作用。如果说400镑中包含利润63＋（7/11）镑，这只是因为Ⅲ除了自己的利润36＋（4/11）镑以外还得到——根据我们的计算——他应该付给生产者Ⅱ和Ⅰ的利润，而这笔利润根据假定是在他的商品中实现的。但是，Ⅰ和Ⅱ不是从Ⅲ的363＋（7/11）镑得到利润，而是土地耕种者单独从自己的90＋（10/11）镑得到利润，纺纱业者从自己的181＋（9/11）镑得到利润。如果Ⅲ拿到全部利润，那末他仍然不是从他投入织布的363＋（7/11）镑得到的，而是从这笔资本加上他投入纺纱和种植棉花的另外两笔资本得到的。
　　第二，如果我们把Ⅲ的支出算作336＋（4/11）镑而不是363＋（7/11）镑，那是由于：
　　我们把织布业者用于种植棉花的支出仅仅计算为90＋（10/11）镑而不是100镑。但是他需要棉花种植业的全部产品，这全部产品是100镑而不是90＋（10/11）镑。9＋（1/11）镑的利润已经包含在这全部产品中了。否则，他就是使用了一笔90＋（10/11）镑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利润的资本。种植棉花就没有给他带来利润，而仅仅补偿90＋（10/11）镑的支出。同样，纺纱也没有给他带来利润，纺纱的全部产品仅仅补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支出实际上是90＋（10/11）＋[81＋（9/11）］＋[163＋（7/11）］＝336＋（4/11）。这就是他的预付资本。这笔资本的10％是33＋（7/11）镑。这时产品价值就等于370镑。这个产品价值决不会更高，因为，根据假定，前面两个部分Ⅰ和Ⅱ没有带来任何利润。因此，如果Ⅲ不插手Ⅰ和Ⅱ的部门而保持原来的生产方法，他的情况就会好得多。因为现在Ⅲ自己只有33＋（7/11）镑，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由Ⅰ、Ⅱ、Ⅲ共同消费63＋（7/11）镑，以前他的同伙同他一起分享利润，他倒还得到36＋（4/11）镑。他真的成了一个很不中用的生意人了。他在Ⅱ部门里能节约9＋（1/11）镑的支出，只是因为他在Ⅰ部门里没有得到利润，他在Ⅲ部门里能节约18＋（2/11）镑的支出，只是因为他在Ⅱ部门里没有得到利润。他种植棉花所得到的90＋（10/11）镑以及他纺纱所得到的81＋（9/11）＋[90＋（10/11）］镑，都只会自己补偿自己。只有投入织布的第三笔资本90＋（10/11）＋[81＋（9/11）］＋[163＋（7/11）］，才带来10％的利润。这也就是说，100镑在织布时提供10％的利润，但是在纺纱和种植棉花时不提供丝毫利润。这对Ⅲ来说，只要Ⅰ或Ⅱ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确实是非常惬意的，但是当他打算把三个生产部门结合于他尊贵的一身而把这点节约下来的宝贝利润占为己有时，那就一点也不惬意了。因此，用于预付利润（或者说，一个部门的不变资本中[464]对其他两个部门来说是利润的那个组成部分）的支出所以会节约下来，是因为Ⅰ和Ⅱ两个部门的产品实际上不包含任何利润，在这些部门中没有完成任何剩余劳动；这些部门仅仅把自己看作雇佣工人，只给自己补偿自己的生产费用即不变资本和工资的支出。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只要Ⅰ和Ⅱ不愿意例如为Ⅲ劳动，但是利润就会因此进入后者账内——所完成的劳动因此总是会减少，而且Ⅲ必须支付代价的劳动是光用在工资上还是用在工资和利润上，对他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这对他来说是一回事，只要他所购买和支付代价的是产品，是商品。
　　不变资本是全部还是部分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也就是说，不变资本是否由把它作为不变资本的那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补偿，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首先，任何不变资本最终都必须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机器由机器补偿，原料由原料补偿，辅助材料由辅助材料补偿。在农业中，不变资本也可以作为商品加入生产，也就是可以直接通过买卖加入生产。当然，只要加入再生产的是有机物，不变资本就必须用本生产领域的产品来补偿。但是不一定要由这个生产领域内的同一个生产者自己来补偿。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作为商品加入农业，也就是说，这些要素来自外部，是另外一些生产者的产品（种子、肥料、牲畜、畜产品等）。在工业中，例如铁不断地转移到机器制造厂，而机器不断地转移到铁矿，这种情形同小麦从谷仓转移到土地又从土地转移到租地农场主的谷仓一样，是经常发生的。在农业中，产品直接补偿自己。铁不能补偿机器。但是，同机器价值相等的一定量铁[在制铁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进行交换时]给前者补偿机器而给后者补偿铁，因为[机器制造业者卖给制铁业者的]机器本身按价值来说由铁补偿。
　　根本不能想象，如果土地耕种者把他用在100镑产品上的90＋（10/11）镑，比如说，这样来计算：20镑用于种子等，20镑用于机器等，50＋（10/11）镑用于工资，那末利润率会有什么差别。因为他对这笔总额要求10％的利润。被他当作种子的20镑产品不包含利润。但是，它们是同包含例如10％利润的以机器为形式的20镑完全一样的20镑。诚然，这可能仅仅在形式上如此。以机器为形式的20镑，实际上可能同以种子为形式的20镑一样，也不代表任何利润。例如，当上述20镑仅仅补偿机器制造业者的不变资本中那些取自比如农业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
　　认为一切机器都作为农业的不变资本加入农业，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一切原料都加入加工工业，也是错误的。相当大一部分原料留在农业中，它仅仅是不变资本的再生产。另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直接加入收入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如水果、鱼、牲畜等，不通过任何“制造过程”。因此，要工业替农业所“制造”的全部原料付款，是不正确的。当然，那些除了工资、机器之外还有原料作为预付加入生产的加工工业部门，同提供这种作为预付加入生产的原料的那些农业部门比起来，预付资本必然较大。也可以假定，如果在这些加工工业部门中存在自己的（不同于一般利润率的）利润率，那末在这里这种利润率就要小于农业中的利润率，其原因正是由于在这里使用的劳动较少。因此，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较大的不变资本和较小的可变资本，必然提供较小的利润率。但是，这一点也适用于加工工业的一定部门同加工工业的另一些部门的关系，以及农业（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的一定部门同农业的另一些部门的关系。至少在真正的农业中恰恰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农业虽然为工业提供原料，但是在本身的领域中仍然有原料、机器和工资作为自己的各项支出，而工业对于这种原料，即农业从自身来补偿而不是通过同工业品交换来补偿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是决不向农业支付代价的。

[（5）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的错误前提]

　　[465]现在把洛贝尔图斯先生的思路作一概括。
　　首先，他照自己的想象描写了（独立经营的）土地所有者既是资本家又是奴隶主的情况。后来分离了。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那部分“劳动产品”——“一种实物租”——现在分成“地租和资本利润”。（第81—82页）（霍普金斯先生——见札记本[19]——对这一点的说明还要简单粗糙得多。）然后，洛贝尔图斯先生把“原产品”和“工业品”（第89页）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种petitio　principii〔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事实上是]一个资本家生产原产品，另一个资本家生产工业品。相反，土地所有者什么也不生产，他甚至也不是“原产品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就是“原产品的所有者”］这个观念是洛贝尔图斯先生这种德国“地主”所特有的。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工业和农业中同时开始的。
　　关于“资本盈利率”（利润率）形成的方法，洛贝尔图斯先生只是用下面一点来说明：现在有了以货币为形式的“表示盈利对资本之比”的盈利“标准”，从而“为资本盈利平均化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尺度”。（第94页）洛贝尔图斯根本不知道，这种利润的均等同每个生产部门中“租”和无酬劳动之间的相等，是矛盾的，因此，商品的价值同它们的平均价格必然是不一致的。这个利润率对农业也是一个正常标准，因为“财产的收入只能按资本计算”（第95页），在工业中“使用着国民资本的极大部分”。（第95页）他一点也没有提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本身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发生了变革；土地所有者成为纯粹的钱袋，在生产中不再执行任何职能。在洛贝尔图斯看来：
　　说全部产品，那是错误的。
　　接着洛贝尔图斯问道，扣除了工业利润即资本利润之后，是否还剩下“归原产品的租部分”，“如果有，那是由于什么原因”。（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