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加尼耳从这个规定——交换价值是孤立的个人的劳动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又滚到最粗俗的看法上去了：交换价值是商品A同商品B、C、D等等相交换的比例，如果用许多B、C、D来交换A，那末商品A的交换价值就大；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用少量的A来交换B、C、D。财富由交换价值构成。交换价值是产品相互交换的比例。这样，全部产品的总和也就没有任何交换价值了，因为这个总和不同任何东西交换。因此，财富由交换价值构成的社会，也就没有任何财富了。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加尼耳本人所做的结论：“由劳动的交换价值构成的国民财富”（第108页）按其交换价值来说，永远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剩余价值）；而且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财富根本没有交换价值，从而不是财富，因为财富只由交换价值构成。
　　对不起！谷物消费者消费的是谷物，而不是谷物的交换价值。他们是在食物上，而不是在交换价值上变得更富了。他们用自己少量的产品交换谷物，而这些产品，由于同它们所交换的谷物比起来数量较少，所以具有高的交换价值。土地耕种者现在得到了高的交换价值，而消费者得到了具有较低交换价值的许多谷物，因而现在消费者是穷人，土地耕种者是富人。
　　其次，总和（交换价值的社会总和）愈变为交换价值的总和，就愈丧失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A、B、C、D、E、F只有互相交换，才有交换价值。一旦它们已经交换，它们对于它们的消费者，买者来说，就都是产品了。它们经过转手，就不再是交换价值了。这样一来，“由交换价值构成的”社会财富也就消失了。商品A的价值是相对的；这个价值是A对B、C等等的交换比例。A+B具有较少的交换价值，因为它们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它们对C、D、E、F的比例。而A、B、C、D、E、F的总和根本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这个总和不表示任何比例。商品的总和不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由交换价值构成的社会财富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而也不是财富。
　　这是老重商主义。据说价值就在于，我得到的不单单是等价，而是多于等价。可是加尼耳同时又认为根本没有等价，因为等价的前提是：商品A的价值和商品B的价值，不是由A对B的比例或B对A的比例决定，而是由一个第三者决定，在这个第三者身上，A和B是等同的。如果没有等价，也就没有超过等价的余额。我用铁换得的金比用金换得的铁少。现在我有较多的铁，我又用这些铁换得较少的金。因而，如果说起初由于较少的金等于较多的铁，我得利了，那末，现在因为较多的铁等于较少的金，我同样亏损了。

※　　　　　※　　　　　※VxS品论天涯网

　　起先，说这些劳动同样都是生产的，是从它们补偿上述总额，即补偿支付它们的价格（它们工资的价值）这一点来说的。但是，加尼耳马上又进一步。他宣称，非物质劳动生产出它本身与之交换的物质产品，以致看起来象是物质劳动生产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
　　（可见，在这里他自己还是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区分开来了。）
　　（可见，它们看来与其说是“必须用来支付它们的”那些产品的原因，不如说是那些产品的结果。）
　　{可见，按照这种说法，“各种非生产劳动”所以是生产的，既不是因为它们有所值，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不是因为它们生产某种娱乐，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生产生产劳动。}
　　{如果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是生产的，那末，同劳动交换的资本，除了它的形式之外，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也应加以考虑。这个资本归结为必要的生存资料，因而大部分归结为商品，归结为物质品。工人不得不从这种工资中支付给国家和教会的东西，则是为支付那强加于他的服务而作的一种扣除；工人支出在教育上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工人在医生、律师、牧师的服务上支出，算是他倒霉；还有一些别的非生产劳动或服务也花费工人的工资，不过那是很少的，特别是因为同消费有关的工作（做饭，打扫房屋，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修理工作）都是工人自己干的。}
　　加尼耳的下面这段话是最典型的：
　　[363]如果工业工人或农业工人的工资等于500法郎，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等于40%，那末这种工人的“纯产品”就等于200法郎，必须有5个这种工人的劳动才能生产出仆人的1000法郎工资。如果交换先生一年中不愿购买仆人，而愿意用1万法郎去购买一个姘妇，那就需要50个这种生产工人的“纯产品”了。既然姘妇的非生产劳动给她带来的交换价值即报酬，比生产工人的工资大19倍，那末，按照加尼耳的看法，这个女人对于“财富生产”的贡献就大19倍，而且一国向仆人和姘妇支付的东西愈多，它生产的财富也就愈多。加尼耳先生忘记了，只有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生产性，总之，只有生产工人创造的、但没有被支付过代价的那个余额，才提供支付非生产劳动者的基金。但加尼耳是这样计算的：1000法郎工资加上它的以仆人或姘妇的劳动形式存在的等价，一共是2000法郎。而实际上，仆人和姘妇的价值，即他们的生产费用，完全取决于生产工人的“纯产品”。甚至仆人和姘妇作为特殊的一类人存在本身，也取决于这种“纯产品”。他们的价格和他们的价值之间极少共同之处。
　　即使假定，仆人的价值（生产费用）比生产工人的价值或生产费用大一倍。那也应当看到，工人的生产率（象机器的生产率一样）和他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两者甚至是成反比的。机器所费的价值，对于它的生产率始终是一个负数。
　　这个家伙，一方面认为财富取决于生产超过消费的余额，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消费才使劳动具有价值。而且，根据这种看法，一个消费1000法郎的仆人对于创造价值的贡献，比消费500法郎的农民大一倍。
　　加尼耳一方面承认这种非生产劳动不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形成，而斯密的主张也无非是这样；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证明，这些非生产劳动，同他自己承认的不创造物质财富相反，是创造物质财富的。
　　在所有这些反驳亚·斯密的人那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对物质生产采取高傲态度，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力图为非物质生产——甚至根本不是生产，如象仆役的劳动——辩护，把它冒充物质生产。无论“纯收入”的所有者把这种收入花在仆役身上，花在姘妇身上，还是花在油炸馅饼上，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认为为了不使产品的价值去见鬼，余额就必须由仆人来消费，而不能由生产工人本人来消费，这种想法是可笑的。马尔萨斯也就是这样宣扬非生产的消费者存在的必要——一旦余额掌握在“有闲者”手里，实际上也就有这种必要。[364]

[（9）加尼耳和李嘉图论“纯收入”。加尼耳主张减少生产人口；
李嘉图主张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力]

　　[364]加尼耳断言，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我不知道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他之后被李嘉图复制了。[74]这个理论就是：财富不取决于总产品，而取决于纯产品，即取决于利润和地租的高低。（这决不是加尼耳的发现；但他表述这一点的方式确实有独特之处。）
　　剩余价值表现在（实际存在于）剩余产品中，表现在产品超过仅仅补偿产品原有要素、因而加入产品生产费用的那部分产品（如果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起来计算，这部分产品就等于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的余额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产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产品中用来支付这个时间的等价物——只有在提供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否则，这个时间对于资本家就是非生产的。
　　剩余价值等于剩余价值率m/v乘同时使用的工作日数或所使用的工人人数n。因而，M＝m/v×n。这样，就有两种方法可以使这个剩余价值增加或减少。例如，[m/v/2]×n等于2m/v×n，即2M。这里M增加了[365]1倍，因为剩余价值率增加了1倍，[m/v/2]就是2m/v，而这比m/v大1倍。另一方面，m/v×2n也同样等于2mn/v，因而也是2M。可变资本V等于1工作日的价格乘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如果雇用800工人，每个工人花费1镑，那末，V＝800镑，即1镑×800，这里n＝800。如果剩余价值是160，那末，剩余价值率＝160/1镑×800＝160/800＝16/80＝1/5＝20%。但剩余价值本身是[160/1镑×800]×800，即[M镑/1镑×n]×n。
　　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已定，这个剩余价值就只有靠提高生产率才能增加；如果生产率已定，这个剩余价值就只有靠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增加。
　　但是，这里重要的是：2M＝[m/v/2]×n，和2M＝（m/v）×2n。如果工人人数减少一半（不是2n而是n），而工人每日的剩余劳动比以前增加一倍，剩余价值（它的总额）就仍然不变。在这样的假设下，有两个东西不变：第一，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不变；第二，剩余产品或“纯产品”的总量不变。但发生变化的是：第一，可变资本额或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减少了一半。由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不变，因为虽然工人人数少了一半，但加工的原料数量照旧。相反，由固定资本构成的那部分增加了。
　　如果原来花在工资上的资本为300镑（1个工人1镑），那末现在是150镑。原来花在原料上的资本是310镑，现在仍然是310镑。假定机器的价值比资本的其余部分大3倍，那末现在，它就是1600镑。[75]这样，如果机器在10年内磨损完，那末，每年加入产品的机器价值就是160镑。假定原来每年花在生产工具上的资本是40镑，即只是现在的1/4。
　　在这种条件下，得出如下的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提高了，因为总资本减少了：花在工资上的资本减少了150，而固定资本价值额只增加了120，即总共比原来少花了30镑。
　　如果把剩下的30镑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花掉，即把这个数额的31/62（或1/2）花在原料上，16/62花在机器上，15/62花在工资上，那就得出：

　　因而，合计起来是：

　　所花费的资本总额是650镑，和以前一样。全部产品是807镑5先令6便士。
　　产品的总价值增加了，所花费的资本总价值仍然不变；这里，不仅全部产品的价值增加了，而且全部产品的数量也增加了，因为比原来多15镑的原料转化成了产品。
　　[366]在加尼耳的书中我们读到：
　　这就是说，随着劳动的生产能力愈来愈大，用于工资的生产费用就减少。同产品相比，工人人数就减少；因而在该产品中他们吃掉的部分就更小。
　　如果没有机器，一个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需要10小时，而有了机器只需要6小时；那末，在前一种场合，他（在工作日为12小时的情况下）为自己劳动10小时，为资本家劳动2小时，资本家从12小时劳动的全部产品中获得1/6。在前一种场合，10个工人为自己劳动100小时（为10个工人生产产品），为资本家劳动20小时。资本家从120单位的价值中获得1/6，即20单位。在后一种场合，5个工人为自己劳动30小时（为5个工人生产产品），为资本家劳动30小时。现在资本家从60小时中获得30小时即1/2，比以前多2倍。剩余价值量也增加了，从20增加到30，即增加1/3。60日（我在其中占有1/2）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比120日（我在其中占有1/6）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多1/3。
　　其次，资本家获得的总产品的一半，在数量上也比他以前获得的多了。因为现在6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10小时提供的一样多；就是说，1小时提供以前的10/6，或1+（4/6）＝1+（2/3）。因此，现在30剩余小时所表现的产品量，就是以前30（1+2/3）＝30+60/3＝50小时所表现的产品量。6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10小时提供的一样多；因此，30（或5×6）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5×10小时提供的一样多。
　　因此，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他的剩余产品（如果他自己以实物形式消费这种产品，或者就他以实物形式消费的那部分产品来说）也增加了。即使总产品量不增加，剩余价值也可能增加。事实上，剩余价值的增加意味着：工人能在比以前少的时间内，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价值就减少，就代表较少的劳动时间；这样，一定的价值，例如等于6小时，就代表比以前多的使用价值。工人得到的产品量同以前一样，但这个量是总产品的较小部分，这个量的价值则表现工作日产品的较小部分。在产品既不直接加入也不间接加入工人消费品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由于生产率的增减不会改变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例，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尽管如此，对这些生产部门来说，结果也会是一样的，不过这种结果不是由它们本身的生产率的变化引起。它们产品的相对价值的提高（如果它们的生产率保持不变）同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的降低恰成同一比例；因此，这些产品的相应的较小部分，或者说，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工人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较小部分，就会给工人提供同以前一样多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在这些部门剩余价值的提高，也会完全象在其他部门一样。
　　但5个被解雇的工人将怎样呢？人们会说，有一笔资本也游离出来了，这就是原先用来支付那5个被解雇工人的资本（被解雇的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各自得到10小时报酬），即游离出来了50小时的资本；用这笔资本以前能够支付5个工人，而现在工资降低到6小时，就可以支付50/6即8+（1/3）工作日。这样看来，用游离出来的50劳动小时的资本，现在能够雇用的工人人数，多于被解雇的工人人数。
　　但是，并不是全部50劳动小时的资本都游离出来。因为，即使假定材料也是按它现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多加工多少而便宜多少，就是说，即使假定这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有了同样的增长，毕竟还要留下一笔费用来购买新机器。假定新机器正好值50劳动小时；那末，生产新机器所能使用的人数，决不会同被解雇的人数一样多。这50劳动小时原来是完全花在工资上的，是用来雇5个工人的。而等于50劳动小时的机器价值中，则包括利润和工资，包括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此外，机器的价值中还包括不变资本。而且，被雇来制造新机器的那些机器制造工人（人数比被解雇的工人少），也并不就是那些被解雇的[367]工人。机器制造业对工人的需求的增加，最多只能影响到后来一批工人的分配，即让刚开始劳动的那一代工人比上一代工人更大量地进到这个部门中来。这对被解雇的工人不会发生影响。除此之外，对机器制造工人的年需求的增加，也决不会和投在机器上的新资本相等。例如，机器可以使用10年。这就是说，由机器造成的经常需求，每年只等于机器中包含的工资的1/10。除这1/10之外，还要加上10年内的修理劳动和煤炭、机油、各种辅助材料的日常消费；这一切加在一起，也许又占2/10。
　　{如果游离出来的资本等于60小时，那末，这60小时现在就代表10小时剩余劳动和仅仅50小时的必要劳动。因此，这60小时以前都花在工资上，用来雇6个工人，而现在就只雇5个工人了。}
　　{在某一单个生产部门，由于采用机器等等使生产力增长从而引起劳动和资本的转移，总是在以后才能发生。这就是说，增加的人数，即新涌现的一批工人，将以另外的方式分配；这批人也许是被抛上街头的工人的子女，但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长时期靠旧职业糊口，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干活，因为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们或者成为赤贫者，或者在使用比较低级的劳动的部门中找到工作。}
　　{赤贫者也象资本家（食利者）一样，靠国家的收入过活，不加入产品的生产费用。因此，照加尼耳先生看来，这种人和监狱中养活的犯人完全一样，是交换价值的代表。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领干薪的挂名官员等等，不过是高贵的赤贫者。}
　　{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前是2/3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现在只要1/3人口参加就行了。以前是2/3人口为3/3人口提供生活资料；现在是1/3人口为3/3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以前“纯收入”（和劳动者的收入不同）是1/3；现在是2/3。现在国民——撇开[阶级]对立不谈——应该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不再是以前的2/3，而是1/3。如果平均分配，所有的人就都会有更多的（即2/3的）非生产劳动时间和余暇。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的假定并不意味着人口始终是停滞的。因为3/3在增长，1/3也会增长，所以按照数量来说，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可能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按照同总人口的比例来说，他们还是比以前少50%。现在2/3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一部分是非生产劳动者（由于竞争，非生产劳动者的报酬也差了），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帮助前者把收入吃掉，并且把服务作为等价提供给前者或者（例如政治的非生产劳动者）强加给前者。我们可以设想：除了家仆、士兵、水手、警察、下级官吏等等、姘妇、马夫、小丑和丑角之外，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育程度；并且，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律师、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而在生产阶级本身，商业中介人的人数会增加，特别是在机器制造业、铁路修建业、采矿工业中就业的人数会增加；其次，在农业中从事畜牧业，制造化肥、矿肥等等的工人人数会增加。再其次，生产工业原料的土地耕种者同生产食物的土地耕种者相比会增加；为家畜生产饲料的人数同为人生产粮食的人数相比会增加。不变资本不断增加，从事不变资本再生产的总劳动的相对量也就不断增加。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那部分工人，虽然人数减少了，可是现在生产出来[368]的产品比以前多。他们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更大了。在个别资本中，同资本不变部分相比资本可变部分的减少，直接表现为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减少，同样，从资本的总量来说，——在资本再生产时，——可变资本所占份额的减少，必定表现为所使用的工人总数中相对地有更大的部分从事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也就是说，从事机器设备（包括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建筑物）、辅助材料（煤炭、煤气、机油、传动皮带等）和充当工业品原料的植物的再生产，而不从事产品本身的再生产。农业工人的人数同工业工人的人数相比会减少。最后，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人数会增加，因为收入已经提高，现在会消费更多的奢侈品。}

※　　　　　※　　　　　※VxS品论天涯网

　　{可变资本转化为收入：第一，转化为工资；第二，转化为利润。因此，如果把资本同收入对立起来理解，不变资本就表现为本来意义上的资本，表现为总产品中属于生产并加入生产费用，而不被任何个人消费的部分（役畜例外）。即使在个别场合这一部分完全是从利润和工资产生的。归根到底，这一部分决不可能只从这个源泉产生；它是劳动的产品，但它是这样一种劳动的产品，这种劳动把生产工具本身当作收入，就象野蛮人把自己的弓当作收入一样。但是，产品的这一部分一经转化为不变资本，就不再归结为工资和利润，虽然它的再生产也会提供工资和利润。产品中有一定份额属于这一部分。任何后来的产品都是这种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的产品。现在劳动只有把总产品的某一部分归还给生产，才能继续下去。它必须以实物形式补偿不变资本。如果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大了，那末它所补偿的就是相应的产品，而不是产品的价值，因为产品的价值已因此减少。如果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小了，那末产品的价值就会提高。在前一种情况下，总产品中需要用来补偿过去劳动的那个相应部分就减少，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部分就增加。在前一种情况下，活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大了，在后一种情况下，活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小了。}
　　{原料的改进，也是使不变资本费用降低的一个条件。例如，在同一时间内，用好棉纺纱和用次棉纺纱，纺出的数量就不可能一样，更不用说飞花等等的相对量了。种子等等的质量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联合化的例子，即工厂主自己把他原先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生产出来，或者他自己使原先作为不变资本从他的生产领域转到别的生产领域去的那些原产品具有进一步的形式（前面已经指出［注：见本册第128—129页，以及本卷第3册第20章第7节（马克思手稿第332—334页）。——编者注］，这一切始终只归结为利润的积聚）。前者的例子是纺和织的联合。后者的例子是北明翰市郊的矿主，他们自己承担生产铁的全部过程，而在以前这是由不同的企业主和所有者分别承担的。}

※　　　　　※　　　　　※VxS品论天涯网

　　加尼耳接着说：
　　{萨伊以下述方式把产品的总价值归结为收入。萨伊在他给李嘉图的《原理》（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本）第二十六章所加的一个注释中这样说：
　　后面这个论点如果这样表述就对了：一国的总收入是由一国的总产品中作为收入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那一部分构成的，也就是由全部产品中作为收入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那一部分的总价值构成的，换句话说，它等于扣除了全部产品中补偿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之外的总产品。但是，如果这样表述，萨伊的论点也就自己把自己推翻了。
　　萨伊接着说：
　　他的收入从来不由他的节约构成，虽然这种节约始终由他的收入构成。为了证明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既可以吃掉自己的资本，又可以吃掉自己的收入，萨伊就拿一个国家和一个不动用自己的资本而在一年内只消费自己收入的私人作比较。如果这个私人在一年内既吃掉自己的资本20万法郎，又吃掉自己的收入2万法郎，那末，下一年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如果一国的全部资本，从而一国产品的全部总价值，都分解为各项收入，那末萨伊就对了。私人吃掉自己的2万法郎收入。他所没有吃掉的他的20万法郎资本，由其他私人的收入构成，其中每人都吃掉自己的部分，结果到年终这全部资本就会被吃光。萨伊也许会反驳说：难道这个资本不会在它被消费的同时再生产出来，这样不是就得到补偿了吗？但是，这个私人所以每年能够再生产出自己的2万法郎收入，正是因为他不吃掉自己的20万法郎资本。如果别人把这笔资本消费掉，他们也就没有资本来再生产收入了。}
　　接着，加尼耳引证萨伊给李嘉图《原理》（康斯坦西奥的译本）第二十六章所加的注释。李嘉图在这里说，如果一国有1200万居民，那末，500万生产工人为1200万人劳动，比700万生产工人为1200万人劳动，对一国的财富更为有利。在前一种情况下，“纯产品”由700万非生产人口赖以生活的剩余产品构成，在后一种情况下，“纯产品”由500万人赖以生活的剩余产品构成。关于这一点，萨伊指出：
　　关于这一点，加尼耳指出（第219—220页）：
　　加尼耳在这里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工业劳动者只看作“雇佣阶级”。这是他们和李嘉图不同之处。其次，他们的错误是，认为“雇佣阶级”所生产的只是他们所消费的。和他们相反，李嘉图正确地指出，“纯产品”正是由雇佣工人生产的，而所以会生产纯产品，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消费（即他们的工资）不等于他们的全部劳动时间，只等于他们为生产自己的工资所花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从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只是和他们的必要消费相等的部分，即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只是他们本身的必要消费的等价。经济学家认为，整个工业阶级（业主和工人）都处于他们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他们看来，只有地租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工资的余额。因此他们认为，地租是唯一的财富。而李嘉图说，利润和地租构成这个余额，因而也构成唯一的财富，因此，他尽管同重农学派有分歧，但仍赞同他们的这种见解：只有“纯产品”，即体现剩余价值的那个产品，才构成一国的财富（虽然李嘉图比重农学派更清楚地理解这种剩余价值的性质）。而且他还认为，只有作为超过工资的余额的那部分收入才是财富。他和经济学家不同之处，不是对“纯产品”的解释，而是对工资的解释，经济学家错误地把利润也归入工资的范畴。
　　萨伊接着反驳李嘉图说：
　　针对这一点，加尼耳正确地指出：
　　李嘉图在第二十六章中指出：
　　这使我们想起了古日耳曼人，他们轮换着由一部分居民去打仗，另一部分居民种地。需要留下来种地的人愈少，能够去打仗的人就愈多。如果以前种地需要500人，现在需要1000人，那末，人口即使增加1/3，例如从1000人增加到1500人，对这些日耳曼人也毫无好处。他们所能拥有的军队人数仍然只有500人。相反，如果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增长了，耕地只需要250人就够了，那末，在1000人中就有750人可以去打仗，而在劳动生产率减低时，1500人中也只有500人可以去打仗。
　　这里首先应当指出，李嘉图所说的“纯收入”或“纯产品”，并不是指全部产品中超过必须作为生产资料（原料或工具）归还给生产的那一部分的余额。相反，他赞同把总产品归结为总收入的这种错误见解。他所说的“纯产品”或“纯收入”，是指剩余价值，指总收入中超过由工资即由工人收入构成的那一部分的余额。而这种工人收入等于可变资本，等于流动资本中由工人不断消费和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即工人的产品中由工人本身消费的部分。
　　既然李嘉图并不认为资本家是完全无用的人，就是说，既然他把资本家本人也看作生产当事人，因而把他们的一部分利润归结为工资，那末，他必定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从“纯收入”中扣除，并且宣布，所有这些人，只有当他们的工资在他们的利润中构成尽量小的部分时，才会促进财富的增加。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作为生产当事人，他们的时间至少有一部分是生产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他们的时间属于生产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被用于社会或国家的其他目的。他们除了从事生产领导者的业务以外剩下的空闲时间愈多，他们的利润就愈不取决于他们的工资。和他们相反，那些只靠利息过活的资本家，还有那些靠地租过活的人，却完全可能被用于社会和国家的目的，而且他们的收入除了用来再生产他们贵体的那一部分之外，任何一部分也不加入生产费用。这样看来，为了国家的利益，李嘉图必定也希望靠减少利润来增加地租（最纯粹的“纯收入”）了；但李嘉图的观点决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有害于资本的积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因为这是靠损害生产劳动者的利益来增加非生产劳动者。
　　李嘉图完全赞同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下面这种区分，即生产劳动直接同资本交换，而[非生产劳动]直接同收入交换。但李嘉图已经没有斯密那种对生产工人的温情和幻想了。成为生产工人，这是一种不幸。生产工人是生产别人的财富的工人。只有在他充当生产别人财富的生产工具时，他的生存才有意义。因此，如果同量的别人财富能够由较少的生产工人创造出来，那末把多余的生产工人解雇，是完全恰当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78]不过，李嘉图对这种解雇的理解，并不象加尼耳那样；他并不认为单是解雇这些工人就可以增加收入，就可以把以前当作可变资本（即以工资的形式）消费的东西当作收入来消费。随着生产工人人数的减少，这些被排挤的工人本身所消费的和本身所生产的产品量也会消失，这些工人的等价也会消失。李嘉图并不象加尼耳那样认为仍然会有同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不过“纯产品”的量会依然不变。如果工人消费200，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是100，那末总产品就是300，而剩余产品等于总产品的1/3。如果工人消费100，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照旧等于100，那末总产品就是200，而剩余产品就等于总产品的1/2。这样，总产品就会减少1/3，即100个被解雇的工人过去所消费的那个产品量，而“纯[372]产品”仍然不变，因为200/2等于300/3。因此，李嘉图对于总产品的量是漠不关心的，只要总产品中构成“纯产品”的那部分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了，至少不减少就行。
　　他这样说：[79]

※　　　　　※　　　　　※VxS品论天涯网

　　[Ⅸ—377]前面从李嘉图的《原理》第二十六章引证的一段话是：
　　{可见，这只不过是说，较大量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较少量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样多。这又只不过是说，在剩余价值率较小时使用大量工人，或者在剩余价值率较大时使用较少量工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样的。n×1/2等于2n×1/4，这里n表示工人人数，1/2和1/4表示剩余劳动。“生产工人”本身只不过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只要结果一样，这种“生产工人”较多就只会是一个累赘。}
　　{这句话同下面一段话所表明的一样，具有十分庸俗的意味。例如，一个酒商投资2万镑，每年把价值12000镑的酒放在酒窖里，把价值8000镑的酒拿去卖得1万镑，这个酒商使用少量的人而得到10%的利润。如此等等。还有银行家呢！}
　　（这段话表明，李嘉图赞同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尽管他已经不赞同后者对生产工人的那种基于幻想的温情了），
　　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为了生产同量的剩余价值，他必须使用的工人愈少愈好。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同非生产人口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因为生产人口相对的少，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相对的高的另一种表现。
　　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也就是把同产品量相比的生产人口的人数，减到愈来愈小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则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积累，把利润转化为资本，尽量占有更多的别人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求降低必要劳动的比率，但在这个比率已定时，就要尽量使用更多的生产劳动。在这方面，产品同人口之比是无关紧要的。谷物和棉花可以同酒、钻石等等相交换，[378]或者，工人可以被使用来进行不直接往消费品上添加任何东西的那种生产劳动（例如修建铁路等等）。
　　如果由于某项发明，资本家向自己企业投资可以不是原来的2万镑，而只是1万镑（因为有这1万镑已经足够了），如果这1万镑提供的利润不是以前的10%，而是20%，也就是说，和以前2万镑提供的利润一样多；那末，这并不能使资本家因此就把1万镑当作收入来花费，而不象以前那样把它当作资本来使用。（只有讲到国债，才谈得上资本直接转化为收入。）他会把它投入别的企业；此外，他还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利润化为资本。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从某方面说，李嘉图也包括在内）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现实本身存在的二律背反。机器排挤劳动和增加“纯收入”（特别是，它们始终会增加李嘉图在这里称为“纯收入”的东西，即收入借以被消费的那些产品的量）；机器减少工人人数和增加产品量（这些产品现在一部分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一部分在国外交换等等）。这种情况似乎是合乎心愿了。然而，不。应当证明，它们，这些机器，不会使工人找不到饭吃。怎样证明这一点呢？这样证明：机器经过某种动荡之后（对于这种动荡，恰受其害的那个阶层的居民也许无力反抗），又会比采用机器前使用更多的人，结果“生产工人”的数量又增加起来，以前的不合比例的现象重新出现。
　　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工人人口还是会不断增加，这不是同产品相比来说的增加（产品是和人口一道增加的，而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而是同全部人口相比来说的增加，例如，如果同时发生资本积聚，从而生产阶级原来的一些组成部分沦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上升为中等阶级。但是非生产阶级所注意的是不使无产阶级得到过多的生存资料。利润的不断再转化为资本，会在愈来愈广泛的基础上使同样的循环不断再现。
　　但在李嘉图那里，对积累的关心，比对纯利润的关心更多，他热心地把纯利润称颂为积累的手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面告诫工人，一面又安慰工人的矛盾现象。说什么资本积累对工人的利害关系最大，因为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积累。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劳动的价格也就会提高。因而，他们自己应当愿意降低工资，以便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经过资本过滤，再被用来购买他们的新劳动，并提高他们的工资。不过，提高工资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阻碍积累。一方面，工人们不应当生育子女。这样，劳动的供给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劳动的价格会提高。但是，劳动价格的提高又会减低积累率，从而减少对工人的需求，并降低劳动的价格。随着劳动的供给的减少，资本[积累]会更迅速地减少。如果工人生育子女，那末他们就会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并使劳动的价格降低，结果利润率就提高，资本积累也随之增加。但工人人口应当和资本积累步调一致；也就是说，必须使工人人口正好同资本家所要求的一样多，——实际上本来也就是这样的。
　　加尼耳先生在崇拜“纯产品”方面，并不是始终一贯的。他引用萨伊的话：
　　[379]关于这一点，加尼耳指出：
　　仿佛工资的大小只取决于劳动者的生产率，而不取决于一定的生产率条件下产品在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分配。
　　这种话怎么能同“纯产品”协调起来呢？而且，加尼耳先生马上就收回了他的自由主义言论（同上，第236—237页）。他赞同殖民地的黑奴制度。他持自由主义见解，就只限于不主张在欧洲恢复奴隶制度，因为他已经明白，这里的自由工人就是奴隶，他们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仆人生产“纯产品”。
　　为了证实这一点，加尼耳从魁奈那里引用了下面一段话：
　　蠢驴！他不懂魁奈的意思。
　　加尼耳先生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尾：
　　（雇佣工人是“社会”立足的基础，但他们本身竟不包括在“社会”之中），

※　　　　　※　　　　　※VxS品论天涯网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还要简略地考察一下罗德戴尔（在这之后，布鲁姆平淡无味的玩笑就不值得考察了）、（费里埃？）、托克维尔、施托尔希、西尼耳和罗西的观点。

[（10）]收入和资本的交换[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年产品总量的补偿：
（a）收入同收入的交换；（b）收入同资本的交换；（c）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应当区分：（1）转化为新资本的那部分收入；也就是重新资本化的那部分利润。这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考虑。这是论积累那一篇要谈的问题。（2）同生产中消费了的资本相交换的收入；通过这种交换，不会形成新资本，只会补偿旧资本，一句话，保存旧资本。因此，在这里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转化为新资本的那部分收入看作等于零，情况就好比所有的收入不是抵补了收入，就是抵补了已消费的资本。
　　这样，年产品总量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收入被消费，另一部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
　　收入同收入交换，例如，麻布生产者从代表他们的利润和工资，即代表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麻布中，拿出一部分来同代表土地耕种者的一部分利润和[380]工资的谷物交换。因此，这里是麻布同谷物的交换，是加入个人消费的两种商品的交换，是麻布形式的收入同谷物形式的收入的交换。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只要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按照符合需要的比例生产出来，因而，只要生产这些产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的相应量也按比例分配{当然，决不会丝毫不差地按比例；总会有偏离，有不合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本身会得到平衡；但不断的平衡运动本身是以不断的不合比例现象为前提的}，那末收入，比如说以麻布形式存在的数量，恰好就是它作为消费品所需要的数量，也就是说，恰好就是它被其他生产者的消费品所补偿的数量。麻布生产者以谷物等等形式消费的东西，由农民等等以麻布形式消费掉。因此，他用来换取其他商品（消费品）的、代表他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被其他商品的生产者作为消费品换去。他以其他产品形式消费的东西，由别人以他的产品形式消费掉。
　　顺便指出：在一个单位产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不超过生产这个商品平均所需要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甚至不断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最低额。但为此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
　　如果1码麻布的价值只等于1小时，并且这就是社会为满足自己对1码麻布的需要所必须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那末，由此还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如果生产1200万码麻布，从而花费1200万劳动小时，或者同样可以说，花费100万工作日，使用100万工人来织麻布，那末，社会“必须”花费在麻布织造业上的，就正好是社会劳动时间的这样一个部分。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已知，就是说，一日内所能生产的麻布量已知，那还要问，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日数必须花费在麻布生产上。例如一年内花费在一定产品总量上的劳动时间等于：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例如1码麻布（假定这个量＝1工作日），乘所花费的总工作日数。虽然产品每一部分包含的只是生产这一部分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虽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每一部分都是创造总产品的相应部分所必要的，但是，一定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总量对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的百分比，仍然可能低于或高于应有的比例。
　　从这个观点来看，必要劳动时间就有了另外的意义。现在要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象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一样。如果某个部门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末，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来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领域总产品的价格比它的价值降低多少，总产品的每一部分的价格也降低多少。如果原来生产4000码麻布，现在生产6000码，而6000码的价值是12000先令，那末它们还会按8000先令出卖。每码的价格将是1+（1/3）先令，而不是2先令，即比价值低1/3。可见，这就好比在每码的生产上比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多花费了1/3。因此，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已定时，商品价格降低到商品价值以下的事实证明，虽然花费在产品的每一部分上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里假定生产条件不变}，但花费在整个这一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劳动总量过多了，超过必要量了。
　　由生产条件的变化[381]引起的商品相对价值的降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已经在市场上的这块麻布，过去值2先令，假定等于1工作日。但是现在，每天能用1先令把它再生产出来。因为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决定于个别生产者要用的劳动时间，所以，生产者生产1码要用的1日，只等于1个社会规定日的一半。他的1码麻布的价格从2先令降低到1先令，即1码麻布的价格降低到他在这块麻布上花费的价值以下，这不过表明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表明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如果麻布的生产费用不变，而所有其他物品，除了金即货币材料以外，生产费用都提高了，或者，只有某些物品如小麦、铜等等，一句话，不加入麻布组成部分的物品的生产费用提高了，那末1码麻布就仍然会等于2先令。它的价格不会降低，但是它以小麦、铜等等表示的相对价值降低了。

※　　　　　※　　　　　※VxS品论天涯网

　　某一生产部门（生产可供个人消费的商品的生产部门）的一部分收入以另一生产部门的收入的形式被消费，关于这一部分收入，可以说，需求同它本身的供给相等（在生产按照应有的比例进行的情况下）。这就好比这些生产部门各自消费了自己的这一部分收入。这里只有形式上的商品形态变化：W—G—W′。麻布—货币—小麦。
　　这里互相交换的两种商品，只代表一年内新加劳动的一部分。但是，第一，很明显，这种交换——两个生产者各自以对方的商品形式消费自己产品中代表收入的那一部分——只能在生产消费品，即生产直接加入个人消费因而收入能够借以作为收入来花费的物品的那些生产部门中发生。第二，同样很明显，只有就这一部分产品交换来说，生产者的供给等于他对他想要消费的其他产品的需求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这里涉及的实际上不过是简单商品交换。生产者不是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而是为别人生产生活资料，而别人又为他生产生活资料。这里不包括收入同资本的任何关系。一种消费品形式的收入同另一种消费品形式的收入交换，事实上也就是消费品同消费品交换。它们的交换过程不决定于它们两者都是收入，而决定于它们两者都是消费品。从形式来说它们都是收入，这种情况在这里是毫无关系的。诚然，这种情况在相互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在它们两者都加入个人消费这一点上会显露出来，但这也无非是说明，一部分消费品同另一部分消费品交换。
　　收入的形式只有在资本的形式同它对立的地方，才能表现出来或显露出来。但即使在我们所考察的情况下，萨伊[81]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们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他们断言，如果A不能把自己的麻布即他自己想要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麻布卖掉，或者说，如果他只能低于麻布的价格把麻布卖掉，那末，这是由于B、C等等生产的小麦、肉等等太少。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数量不够。但这也可能是由于A生产的麻布太多；因为即使假定B、C等等有足够的小麦等等可以用来购买A的全部麻布，他们也还是不会把全部麻布买来，因为他们消费的仅仅是一定量的麻布。或者，这还可能是由于A生产的麻布在数量上比他们的收入中一般说来能够用在衣料上的那部分还多，因而总的说来是由于每个人都只能把自己的一定量的产品作为收入来花费，而A的麻布生产却以一个比实有额大的收入为前提。但可笑的是，在只牵涉到收入同收入交换的地方，就假定需求的对象不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这个使用价值的量，也就是说，又忘记了在这种交换中涉及的只是需要的满足，而不象在谈交换价值时那样涉及的是量。
　　然而每个人有某种产品都宁愿多些，而不愿少些！如果这种说法能够解决困难，那[382]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麻布生产者不是采取更简单的过程，以多余的麻布形式消费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而是用他的麻布交换其他消费品，并把这些东西大量堆积起来。为什么他总是把自己的收入由麻布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呢？因为他除了需要麻布以外，还有别的需要必须满足。为什么他自己只是消费一定部分的麻布呢？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麻布对他有使用价值。不过，这种说法也适用于B、C等等。如果B卖酒，C卖书，D卖镜子，那末他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宁愿以自己的产品形式，即以酒、书、镜子的形式，而不以麻布形式消费自己多余的收入。所以不能说，如果A完全不能（或不能按照价值）把自己的由麻布构成的收入转化为酒、书、镜子，那末这就绝对必然地意味着酒、书、镜子生产得太少。然而更加可笑的是，把这种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只是商品交换的一部分——说成是全部的商品交换。
　　这样，我们就已经把产品的一部分处理了。消费品的一部分在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本身之间转手。这些生产者每人都不以自己的产品形式，而以别人的产品形式消费自己收入（利润和工资）的一部分。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别人也不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消费他人的可消费的产品。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可消费的产品中代表自己收入的那部分消费掉一样。
　　至于说到产品的所有其余部分，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关系，只有在这里，互相交换的商品才作为收入同资本彼此对立，因而不只是作为收入彼此对立。
　　首先必须作如下的区分。在一切生产部门中，总产品的一部分代表收入，即（一年内的）新加劳动：利润和工资。{地租、利息等等都是利润的一部分；混蛋官吏的收入是利润和工资的一部分；其他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是他们用自己的非生产劳动购买的利润和工资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收入不增加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存在的产品，它只决定这种产品中有多大一部分由这些非生产劳动者消费，有多大一部分由工人和资本家自己消费。}但是，只有在某些生产领域，代表收入的那部分产品才能够直接以实物形式成为收入的组成部分，就是说，才能够按其使用价值作为收入来消费。所有只代表生产资料的产品都不能以实物形式，以直接的形式，作为收入来消费，而只能按其价值作为收入来消费。但是这个价值必须在那些生产直接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中消费。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根据用途可以充当这种或那种直接消费品，例如马、大车等等。有一部分直接消费品可以充当生产资料，例如用来酿酒的谷物、用作种子的小麦等等。几乎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料重新加入生产过程，例如，用坏了的破烂麻布可以用来造纸。但是，无论谁生产麻布，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破布充当造纸的原料。它只有在麻布织造业的产品本身已经加入消费之后，才取得这种形式。它只有作为这个消费的废料，作为消费过程的残余和产品，才能作为生产资料重新加入其他生产领域。因此，这种情况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总之，有一些产品，它们的生产者只能按其价值而不能按其使用价值消费其中代表收入的部分。因而这些生产者为了消费他们的代表工资和利润的那部分产品，例如机器，就必须把这些产品卖掉，因为他们不能用这些机器本身来直接满足任何的个人需要。同样，这些产品也不能由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不能加入他们的个人消费，从而不能属于他们借以花费自己收入的那些产品之列，因为这同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相矛盾，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是排斥个人消费的。所以，这些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只能消费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先把产品转化为货币，然后把货币再转化为可直接消费的商品。但他们应当[383]把这些产品卖给谁呢？卖给其他非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过是得到一种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来代替另一种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而已。然而我们曾假定，这部分产品构成他们的收入，他们卖掉这些产品，是为了以消费品的形式消费这些产品的价值。因而他们只能把这些产品卖给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
　　这一部分商品交换代表一个人的资本同另一个人的收入的交换，或一个人的收入同另一个人的资本的交换。消费品生产者的总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代表收入；另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后面这一部分，他既不能自己消费，也不能用来同其他生产者的可直接消费的产品交换。他既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自己这部分产品的使用价值，也不能把这部分产品换成其他消费品而消费其价值。相反，他必须把这部分产品再转化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要素。他必须把自己的这部分产品用于生产消费，即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但是他的产品按其使用价值来说只能加入个人消费；因此这种产品的生产者不能以实物形式把它再转化为他自己的生产要素。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排斥生产消费。因此，这种产品的生产者只能把自己产品的价值用于生产消费，办法是把这种产品卖给它的上述各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他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自己的这部分产品；他也不能通过同其他个人消费品的交换，来消费这部分产品的价值。他的这部分产品不能加入他自己的收入，同样不能由其他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者的收入来补偿，因为要能进行这种补偿，只有他用自己的产品去同这些生产者的产品交换，就是说，只有他把自己产品的价值吃掉，而按照假定，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因为他的这部分产品象他的另一部分作为收入消费的产品一样，按其使用价值来说只能作为收入来消费，必须加入个人消费，而不能补偿不变资本，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加入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的收入，必须用来同这些生产者的产品中能够由他们消费产品价值的或代表他们收入的那一部分相交换。
　　如果从交换双方分别来考察这种交换，那末，对A这个消费品生产者来说，这种交换表现从资本到资本的转化。通过这种交换，生产者A把他的总产品中等于它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再转化为能够执行不变资本的职能的实物形式。无论在交换以前，还是在交换以后，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都只代表不变资本。相反，对B这个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来说，这种交换只表现收入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在这里，生产者B首先把他的总产品中构成他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即总产品中代表这个生产领域的新加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那一部分，转化为能够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无论在交换以前，还是在交换以后，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都只代表他的收入。
　　如果从交换双方同时来考察这种关系，那就是A用他的不变资本去交换B的收入，而B用他的收入去交换A的不变资本。B的收入补偿A的不变资本，而A的不变资本补偿B的收入。
　　在这种交换中{交换双方所追求的目的撇开不谈}，相互对立的只是商品，发生的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这些商品只是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对于它们来说，“收入”和“资本”的标志是无关紧要的。只有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表明，一些商品只能用于和加入生产消费，另一些商品只能用于和加入个人消费。但是，各种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在用途上的不同，是属于消费范围内的问题，同它们作为商品进行的交换过程毫无关系。当资本家的资本转化为工资，而劳动转化为资本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商品不是作为简单的商品相互对立，而是资本作为资本出现。在刚才考察的交换中，卖者和买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只是作为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相互对立。
　　其次，很明显：凡是只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或者说，凡是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在它加入这种消费的范围内，都只能同收入交换。它不能用于生产消费，这一点正好说明，它只能作为收入来消费，即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前面已经指出，我们在这里撇开利润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不谈。}
　　假定A是某种只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他的收入等于他的总产品的1/3，他的不变资本等于总产品的2/3。按照假定，前1/3由他自己消费，不管他[384]是全部还是部分以实物形式消费它，还是完全不以实物形式消费它，而以其他消费品形式消费它的价值；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其他消费品的卖者就是以A的产品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由此可见，各种消费品中代表自己的生产者的收入的那一部分，或者直接地由生产者消费，或者间接地，通过生产者所需要的消费品的相互交换，由生产者消费。所以，就这一部分来说，发生的是收入同收入的交换。这里的情形就好比A代表所有消费品的生产者一样。这些产品总量的1/3，即代表他的收入的那部分，由他自己消费。但是，这一部分正好代表A部类在一年内加到自己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量，而这个量等于A部类在一年内生产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
　　A部类总产品的其余2/3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因而它们必须由B部类的年劳动产品来补偿，B部类提供的是非个人消费的、只加入生产消费、作为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产品。但是，因为A的总产品的这2/3，象前面那1/3一样，必须加入个人消费，所以它们要由B部类的生产者用代表他们收入的那部分产品来交换。这样，A部类就用自己总产品的不变部分换得具有这个不变部分的原来实物形式的产品，即把这个不变部分再转化为B部类新创造的产品；而B部类用来支付的，只是代表它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但它自己又只能以A部类的产品形式消费这一部分产品。因而，B部类事实上用来支付的是它的新加劳动，这种新加劳动全部表现为B用来同产品A的后2/3交换的那部分产品。这样，全部产品A就同收入交换，或者说，全部加入个人消费。另一方面（因为按照假定，对于收入转化为资本在这里不加考察，可以把它看作等于零），社会的全部收入都花费在A的产品上；因为A的生产者以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B部类的生产者也以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而除了这两个部类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部类了。
　　A的产品全部被消费，虽然这种产品的2/3包含不变资本，不能由A的生产者消费，而必须再转化为这种产品的各生产要素的实物形式。A的总产品等于社会的总收入。而社会的总收入代表社会在一年内加到现有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时间的总和。这样，虽然A的总产品只有1/3由新加劳动构成，2/3则由过去的待补偿的劳动构成，但它仍然能够全部用新加劳动来购买，因为这全部年劳动的2/3不能以它本身的产品形式来消费，必须以产品A形式来消费。用来补偿产品A的新加劳动，比产品A本身包含的新加劳动多2/3，因为这2/3是B的新加劳动，而B只能把这2/3用于个人消费，即以产品A形式消费，正如A只能把这2/3用于生产消费，即以产品B形式消费一样。可见，第一，A的总产品能够全部作为收入消费掉，同时，它的不变资本也能够得到补偿。或者更确切地说，A的总产品所以能够全部作为收入来消费，只是因为它的2/3由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补偿，这些生产者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他们那部分代表他们收入的产品，而必须以产品A形式，就是说，通过同A的2/3交换来消费它。
　　这样，我们就把A的后2/3处理了。
　　很明显，如果有第三部类C，它的产品既能用于生产消费，又能用于个人消费，例如谷物可以充当人的食物或牲畜的饲料，也可以用来做种子或烤面包，又如大车、马、牲畜等等；那末，这丝毫也不会使问题有所改变。就这些产品加入个人消费的那部分来说，它们必须由它们自己的生产者，或者由它们所包含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者，作为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消费掉。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属于A部类。就这些产品不加入个人消费的那部分来说，它们属于B部类。
　　在这第二种交换过程中，不是收入同收入交换，而是资本同收入交换；在这里，全部不变资本归根到底必须归结为收入，因而归结为新加劳动。这种交换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假定A的产品是麻布。和A的不变资本相等的2/3麻布（或这些麻布的价值）用来支付纱、机器、辅助材料。但纺纱厂主和机器厂主[385]只能消费这一产品中代表他们自己收入的那一部分。麻织厂主用自己的2/3产品支付纱和机器的全部价格。这样他就补偿了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作为不变资本加入麻布的全部产品。但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这个总产品本身，又等于不变资本和收入，等于这样两部分的总和：一部分是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新加劳动，另一部分代表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从纺纱业者来说是亚麻、机油、机器、煤炭等等的价值，从机器制造业者来说是煤炭、铁、机器等等的价值。这样，和A的不变资本相等的2/3麻布，就补偿了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总产品，补偿了他们的不变资本加他们的新加劳动，他们的资本加他们的收入。但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只能以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他们从A的2/3中扣除等于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之后，便用余额来支付自己的原料和机器。但是按照假定，这些原料和机器的生产者已经不必再补偿任何不变资本了。他们的产品中能够加入产品A的数量，即加入充当A的生产资料的产品的数量，只是同A所能支付的数量一样多。但是，A用自己产品的2/3能够支付的数量，只是同B用自己的收入能够购买的数量一样多，也就是说，同B换来的产品所代表的收入，所代表的新加劳动一样多。如果A的最后一些生产要素的生产者必须卖给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那个产品数量，还代表着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即代表着比他们加到自己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更多的东西，那末，他们就不能以产品A形式得到支付，因为这一部分产品是他们不能消费的。因而这里发生的是相反的情况。
　　现在我们按反过来的顺序来看一看。假定全部麻布等于12日。亚麻种植业者、制铁业者等等的产品等于4日；这个产品卖给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他们又给这个产品加上4日；然后他们把产品卖给织布业者，织布业者又加上4日。麻布织造业者可以自己消费自己产品的1/3；8日用来补偿他的不变资本，支付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在8日中可以消费4日，把其余的4日支付给亚麻种植业者等等，以此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亚麻种植业者、制铁业者等等应当用物化在麻布中的最后4日只补偿自己的劳动。
　　虽然收入在这三种场合假定都是一样的（等于4日），但它在参与生产产品A的三类生产者的产品中，却占不同的比例。在织布业者那里，它占产品的1/3（12的1/3），在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那里，它占产品的1/2（8的1/2），在亚麻种植业者那里，它和产品相等，等于4日。对总产品来说，所有这些生产者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都等于12的1/3，即4日。但是在织布业者那里，纺纱业者、机器制造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的新加劳动表现为不变资本；在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那里，他们自己的和亚麻种植业者的新加劳动表现为总产品，而亚麻种植业者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不变资本。在亚麻种植业者那里，不变资本的现象就不存在了。因此，例如纺纱业者，能够同织布业者按一样的比例使用机器，使用不变资本。例如，比例都是1/3∶2/3。但是第一，纺纱业使用的资本量（总额）必定比织布业使用的资本量小，因为纺纱业的全部产品都作为不变资本加入织布业。第二，如果在纺纱业者那里，比例正好也是1/3∶2/3，那末，他的不变资本就将等于16/3，他的新加劳动将等于8/3；不变资本将等于5+（1/3）工作日，新加劳动将等于2+（2/3）工作日。这样，向他提供亚麻等等的那个部门就将包含相对地更多的工作日。因此，在这里他就要用5+（1/3）日，而不是用4日来支付新加劳动时间了。
　　不言而喻，A部类的不变资本中，只有在A那里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部分，即在这个A的劳动过程中被消费的那部分，才必须由新劳动来补偿。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的损耗全部加入价值形成过程。固定资本的其余部分不加入这个过程，因此不需要补偿。
　　可见，现有不变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其大小决定于固定资本同总资本之比），不需要每年由新劳动补偿。因此，虽然[每年被补偿的固定资本价值]量可能很大（绝对数字），但同总产品（年产品）相比，仍然是不大的。A部类和B部类中不变资本的上述整个部分（在剩余价值已知时）都参加决定利润率，但不参加决定固定资本的实际再生产。同总资本相比，这个部分愈大，即在生产中使用现有的已存在的固定资本的规模愈大，则用来补偿损耗的固定资本的再生产的实际量也就愈大；但同总资本相比，这种再生产的量可能相对地愈小。
　　假设各种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间（平均）等于10年。[386]假定各种固定资本周转一次各需20、17、15、12、11、10、8、6、4、3、2、1、4/6和2/6年（共14种），那末，固定资本就平均10年[82]周转一次。
　　因此，固定资本平均应当在10年内得到补偿。如果全部固定资本占总资本的1/10，每年要补偿的1/10固定资本，就只占总资本的1/100。
　　如果固定资本占总资本的1/3，每年就要补偿总资本的1/30。
　　但我们现在拿再生产时期不同的两个固定资本加以比较，例如一个固定资本的再生产需要20年，另一个资本需要1/3年。
　　那个在20年内再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每年只要补偿1/20。因此，如果它占总资本的1/2，每年就只要补偿总资本的1/40，即使它占总资本的4/5，每年要补偿的也只是总资本的4/100，即1/25。相反，那个需要2/6年再生产出来即一年周转三次的固定资本，如果只占资本的1/10，那末固定资本每年就要补偿三次；因而每年就要补偿总资本的3/10，即几乎是1/3。平均说来，同总资本相比，固定资本愈大，它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再生产时间就愈长，固定资本愈小，它的相对的再生产时间就愈短。在手工生产条件下工具占资本的部分，比在机器生产条件下机器占资本的部分小得多。但是手工业工具的损耗，比机器的损耗快得多。
　　虽然随着固定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它的再生产的绝对量或它的损耗也会增加，但是它的再生产的相对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减少，因为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它的存在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同它的规模成比例地增加。这也就证明，再生产机器即固定资本的劳动量，决不会同原先生产这些机器的劳动量（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比例，因为需要补偿的只是每年的损耗。如果象这个部门常常发生的那样，劳动生产率增长了，那末，再生产这部分不变资本所必需的劳动量就减少得更多。诚然，这里还应当算上充当机器每日消费资料的那些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同机器制造本身所花费的劳动毫无直接关系）。但机器只消费煤炭和少量的机油或油脂，它的维持费比工人——不但比它所代替的工人，而且比把它本身制造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费不知要低多少。

※　　　　　※　　　　　※VxS品论天涯网

　　这样，我们就把整个A部类的产品和B部类的一部分产品处理了。产品A全部被消费：1/3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2/3由B的生产者消费，B的生产者不能以自己的产品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B的生产者以2/3的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产品中代表收入的那部分价值，这2/3同时以实物形式补偿A的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即为他们提供用于生产消费的那些商品。但是，随着产品A全部被吃掉以及A的2/3由产品B作为不变资本补偿，全部年产品中代表一年内新加劳动的那一部分，也就全部处理了。因而这个劳动不能购买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了。事实上，一年内全部新加劳动（撇开利润的资本化不谈）就等于A包含的劳动。因为A的1/3，即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代表他们在一年内加到A的2/3上，即加到构成A部类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上的新加劳动。除了他们以自己的产品形式消费的这种劳动以外，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劳动。A的其余2/3，即由B部类的产品补偿并由产品B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代表B的生产者加到自己的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时间。他们没有加入任何更多的劳动，他们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可消费。[387]
　　产品A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代表全部年产品中每年加入个人消费的整个部分。按其交换价值来说，它代表生产者在一年内新加的劳动总量。
　　但是除了这一切之外，我们还剩下作为余额的总产品的第三部分，它的组成部分在交换时既不能代表收入同收入的交换，也不能代表资本同收入或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这就是产品B中代表B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不加入B的收入；所以它不能由产品A补偿，或者说，不能同产品A交换，因而也不能作为组成部分加入A的不变资本。既然这一部分在B部类中不但加入劳动过程，而且加入价值形成过程，那末这一部分也要被消费掉，被用于生产消费。因此，这一部分也完全象总产品的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必须按照它形成总产品组成部分的比例得到补偿，而且必须由同类的新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由任何新劳动补偿。因为新加劳动的总量等于产品A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且这种劳动时间所以全部得到补偿，只是因为B以2/3的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并在交换过程中给A提供生产资料，来代替A领域中消费了的、待补偿的一切东西。而产品A的前1/3，即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按其交换价值来说，只由他们本身的新加劳动构成，不包含任何不变资本。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余额。
　　它由以下不变资本构成：第一，加入原料的不变资本；第二，加入固定资本形成过程的不变资本，第三，加入辅助材料的不变资本。
　　第一，原料。首先，花费在原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归结为固定资本，如机器、工具、建筑物，以及作为机器的消费资料的那些辅助材料。对于可直接消费的那部分原料（如牲畜、谷物、葡萄等等）来说，不会发生上述困难。从这方面来说，它们属于A类。它们所包含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加入A的2/3即不变部分，这个部分作为资本同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B交换，或者说，B以这个部分的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一些不管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多少中间阶段，都以实物形式加入消费品的不可直接消费的原料，一般也是这样的情况。先转化为纱、然后转化为麻布的那部分亚麻，就全部加入消费品。
　　但是一部分这样的有机原料，如木材、亚麻、大麻、皮革等，它们一部分直接加入固定资本的构成要素，一部分加入固定资本的辅助材料。例如以机油、油脂等等形式。
　　其次，种子也属于花费在原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植物性的物质和动物性的物质自己再生产自己：植物蕃殖和动物生殖。种子应当是指本来意义上的种子，其次是指作为厩肥再投到土地中去的牲畜饲料，以及种畜等等。年产品中——或年产品的不变部分中——这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充当再生自己的材料，它们自己再生产自己。
　　无机原料——金属、石头等等。这种原料的价值只由两部分构成，因为这里没有在农业中代表原料的种子。无机原料的价值，只由新加的劳动和消费掉的机器（包括机器的消费资料）构成。因此，除了代表新加劳动、因而加入B和2/3A之间的交换的那部分产品之外，需要补偿的只是固定资本的损耗和固定资本的消费资料（如煤炭、机油等等）。但是这种无机原料构成不变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固定资本（机器、劳动工具、建筑物等等）。所以，无机原料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
　　[388]第二，固定资本（机器、建筑物、劳动工具、各种器皿）。
　　它们的不变资本由以下各部分构成：（1）它们的原料，金属、石头、有机原料（如木材、皮带、绳索等等）。它们的这些原料形成它们（机器、工具、建筑物等等）的原料，而它们自己又作为劳动工具加入这种原料的采制过程。因此，它们以实物形式彼此补偿。制铁业者必须补偿机器，机器制造业者必须补偿铁。在采石场中有机器的损耗，而在工厂建筑物中有建筑石材的损耗，等等。（2）机器制造机的损耗。这些机器制造机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由同种新产品补偿。同种产品自然可以自己补偿自己。（3）机器的消费资料（辅助材料）。机器消费煤炭，但煤炭也消费机器，等等。各种机器以器皿、管筒、软管等等形式加入机器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例如加入油脂、肥皂、煤气{用于照明}的生产。可见，甚至在这里，这些领域的产品也都彼此加入对方的不变资本，因而以实物形式互相补偿。
　　如果把役畜也算作机器，那末，对役畜就需要补偿饲料，并且在一定条件下需要补偿厩舍（建筑物）。但是，饲料加入牲畜的生产，牲畜也加入饲料的生产。
　　第三，辅助材料。其中一部分，如机油、肥皂、油脂、煤气等等需要原料。另一方面，它们一部分会以肥料等等形式重新加入这种原料的形成过程。制造煤气需要煤炭，而生产煤炭又使用煤气照明，等等。另一些辅助材料只由新加劳动和固定资本（机器、器皿等等）构成。煤炭必须补偿生产煤炭时使用的蒸汽机的损耗。但蒸汽机也消费煤炭。煤炭本身加入煤炭的生产资料。因此，在这里煤炭以实物形式自己补偿自己。煤炭的铁路运输加入煤炭的生产费用，但煤炭又加入机车的生产费用。
　　以后关于化学工厂还要专门补充一下，所有这些工厂在不同程度上制造辅助材料、器皿的原料（例如玻璃、瓷），以及直接加入消费的物品。
　　一切染料都是辅助材料。但它们不仅按其价值来说会加入产品，例如象工厂中消费的煤炭加入棉布那样，而且会在产品取得的形式上（产品的色彩上）再现出来。
　　辅助材料可以是机器的消费资料，——在这里，它们或者充当发动机的燃料，或者用作减轻工作机摩擦的手段等等，如油脂、肥皂、机油等等，——它们也可以是建筑用的辅助材料，如水泥等等，最后，它们还可以是实现生产过程一般所必需的辅助材料，如照明、取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是工人本身为了能够劳动所必需的辅助材料）。
　　或者，这是一些加入原料形成过程的辅助材料，如各种肥料以及原料所消费的一切化学产品。
　　或者，这是一些加入成品的辅助材料，如颜料、漆等等。

※　　　　　※　　　　　※VxS品论天涯网

　　因而，结果是：
　　通过同非个人消费的产品B中代表B的收入的那部分相交换，即通过同B部类一年内的新加劳动相交换，A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即产品的2/3。但是A不补偿B的不变资本。B部类必须用同类新产品以实物形式自己补偿这个不变资本。但B部类已经没有任何劳动时间来补偿它们了。因为B部类的全部新加劳动时间构成它的收入，因而已经由产品B中作为不变资本加入A的那一部分来代表了。那末，B的不变资本怎样补偿呢？
　　B的不变资本部分地通过本身的（植物性的或动物性的）再生产来补偿，农业和畜牧业的所有部门的情形，就是如此；部分地通过一种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同另一种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实物形式交换来补偿，这里，一个领域的产品作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加入另一个领域，反过来也是如此。可见，这里不同生产领域的产品，[389]不同种类的不变资本，彼此作为生产条件以实物形式加入对方。
　　非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者为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者生产不变资本。但同时，他们的产品还相互充当彼此的不变资本的要素或因素。这就是说，他们相互把彼此的产品用于生产消费。
　　产品A全部由个人消费。因而其中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也都由个人消费。（1/3）A由A的生产者消费，（2/3）A由非个人消费的产品B的生产者消费。A的不变资本由构成B的收入的B的产品来补偿。事实上，这是不变资本中由新加劳动来补偿的唯一部分，这一部分所以由这种劳动来补偿，是因为代表B部类新加劳动的B的那个产品量，不由B部类消费，相反地由A部类用于生产消费，而B部类则把（2/3）A用于个人消费。
　　如果A等于3工作日；那末，按照假定，它的不变资本等于2工作日。B补偿产品A的2/3，也就是提供等于2工作日的非个人消费品。现在3工作日已经被吃掉，还剩下2工作日。换句话说，A的过去的2工作日由B的新加的2工作日补偿，但这只是因为，B的新加的2工作日按价值来说是以产品A的形式，而不是以产品B本身的形式消费的。
　　B部类的不变资本，由于它加入B的总产品，也必须由同类的新产品，也就是由B部类的生产消费所必需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它虽然也是由一年内新花费的劳动时间的产品补偿，但不是由新的劳动时间补偿。
　　假定在B的总产品中，全部不变资本占2/3。那末，如果新加劳动（等于工资和利润的总额）等于1，则充当其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过去劳动就等于2。这个2是怎样补偿的呢？在B部类的不同生产领域中，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之比，可能是极不相同的。但是按照假定，平均比例等于1/3∶2/3，或1∶2。B部类的每个生产者都有2/3的产品——如煤炭、铁、亚麻、机器、牲畜、小麦（指不加入个人消费的那部分牲畜和小麦）等等——需要补偿它们的生产要素，或者说，这2/3的产品必须再转化为自己生产要素的实物形式。但所有这些产品本身都重新加入生产消费。小麦（作为种子）同时又成了它自己的原料，养大的一部分牲畜补偿消费掉的牲畜，也就是自己补偿自己。这样，在B部类的这些生产领域（农业和畜牧业）中，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以自己的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可见，这种产品的一部分不进入流通（至少它不一定要进入流通，它可能只是在形式上进入流通）。这些产品中的其他产品，如亚麻、大麻等等，煤炭、铁、木材、机器，都部分地作为生产资料加入自己的生产。就象农业中的种子一样，煤炭加入煤炭的生产，机器加入机器的生产。可见，由机器和煤炭构成的产品的一部分，并且是这一产品中代表它的不变资本的那个份额中的一部分，是自己补偿自己的，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改变自己的位置。它不再是产品，而变成了自己的生产资料。
　　这些和那些产品的其余部分，则彼此作为生产要素相互加入对方：机器加入铁和木材，木材和铁加入机器；机油加入机器，机器加入机油；煤炭加入铁，铁（作为铁轨等等）加入煤炭，等等。这样，B部类的这些产品的2/3，就其不是自己补偿自己，即不以自己的实物形式再加入自己的生产这部分（因此，产品B的一部分由自己的生产者直接用于生产消费，就象产品A的一部分由自己的生产者直接用于个人消费一样）来说，B部类各生产者的产品是彼此作为生产资料相互补偿的。生产者a的产品加入生产者b的生产消费，而生产者b的产品加入生产者a的生产消费，或者通过间接的方式：生产者a的产品加入生产者b的生产消费，生产者b的产品加入生产者c的生产消费，而生产者c的产品加入生产者a的生产消费。这样，在B部类的一个生产领域中作为不变资本消费的东西，就在另一个生产领域中重新生产出来，而在后一个生产领域中消费的东西，又在前一个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在一个领域中从机器和煤炭的形式变为铁的形式的东西，在另一个领域中则从铁和煤炭的形式变为机器的形式，等等。
　　[390]必须使B部类的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如果考察一下B部类的总产品，那末它正好代表各种实物形式的全部不变资本。当B部类的某个特殊领域的产品不能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时，买和卖，相互转手，在这里会使一切重新就序。
　　总之，这里发生的是不变资本由不变资本补偿；只要这种补偿不是直接的，不是不经过交换的，那就是资本同资本相交换，按使用价值来说就是产品同产品相交换，这些产品彼此加入对方相应的生产过程，因而每个这样的产品都由相应的其他产品的生产者用于生产消费。
　　这部分资本既不归结为利润，也不归结为工资。它不包含任何新加劳动。它不同收入交换。它既不直接也不间接由消费者支付。资本的这种相互补偿不论有没有商人（即商人资本）作中介，都丝毫不会使问题有所改变。
　　但是，既然这些产品（彼此相互补偿的机器、铁、煤炭、木材等等）是新的产品，既然它们是当年劳动的产品，例如用作种子的小麦，完全象加入个人消费的小麦一样，是新劳动的产品，等等，那又怎么能够说，这些产品中不包含任何新加劳动呢？此外，它们的形式不是十分令人信服地表明情况恰好相反吗？如果说在小麦或牲畜身上还看不出这一点，那末机器，机器的形式，却直接证明了把它从铁等等变成机器的那种劳动。如此等等。
　　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解决了。［注：见本册第89—140、182—195页和第220—221页。——编者注］这里不需要回过头去再谈了。
　　{可见，亚·斯密认为“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同“实业家”和消费者（消费者是指直接消费者，不是指生产消费者，因为斯密本人把生产消费者列入“实业家”的范畴）之间的贸易规模相等，这个命题是错误的。这个命题建立在他的一个错误的论点上，按照这个论点，全部产品都归结为收入，而事实上这不过是说，由资本和收入的交换构成的那部分商品交换，等于全部商品交换。因此，图克根据这个命题对于货币流通（特别是对于“实业家”之间流通的货币量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货币量之比）所做出的实际结论，和这个命题一样，也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把购买产品A的商人当作同消费者对立的最后一个“实业家”，那末，这些产品在他手里，就会由生产者A的收入（等于（1/3）A）和生产者B的收入（等于（2/3）A）买去。这些收入补偿他的商人资本。这些收入的总和必定抵补他的资本。（这个家伙赚到的利润必定是这样得来的：他把一部分A留给自己，把较小量的A按照全部A的价值来出卖。无论是把这个家伙看作必要的生产当事人，还是把他看作寄生的中间人，都完全不会使问题有所改变。）经营产品A的“实业家”和产品A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按其价值来说，则抵补经营产品A的人和所有参加产品A生产的人之间的交换，因而抵补这些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全部交易。
　　商人购买麻布。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最后一次交易。麻布织造业者购买纱、机器、煤炭等等。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倒数第二次交易。纺纱业者购买亚麻、机器、煤炭等等。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倒数第三次交易。亚麻种植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铁等等，依此类推。但是亚麻、机器、铁、煤炭的生产者之间为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而进行的交易以及这些交易的价值，都不加入产品A所经过的那些交易（不管这是收入和收入之间的交换，还是收入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这些交易，——不是B的生产者和A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而只是B的生产者们相互之间的交易，——就象产品B的这一部分的价值完全不加入产品A的价值一样，完全不需要由产品A的买者对产品A的卖者进行补偿。这些交易也需要货币，也要以商人为中介。但专门属于这个领域的那部分货币流通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是完全分开的。}
　　[391]剩下要解决的还有两个问题：
　　（1）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把工资看作收入，没有把它同利润区分开来。现在要问，工资同时表现为资本家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这里会有多大的意义？
　　（2）直到现在我们假定，全部收入都作为收入花掉。因此，应当考察收入即利润的一部分化为资本时发生的变化。这事实上同对积累过程的考察——但不是从它的形式上考察——是一致的。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一部分再转化为工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很简单的。但这里必须研究，这种情况怎样影响前面所分析的各个项目的商品交换，——在这些项目下，商品交换可以从它的承担者方面来考察，——即：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收入同资本的交换，以及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这样，这一幕间曲就必须穿插在这个历史批判部分，一直演奏到结束。[83]}

[（11）]费里埃[费里埃对斯密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反驳的保护关税性质。斯密在积累问题上的混乱。斯密关于“生产劳动者”的见解中的庸俗成分]

　　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察）著有《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一书。（这本书是弗·李斯特论据的主要来源。）此人是波拿巴王室的禁止性关税制度等等的赞颂者。实际上，他认为政府（因而国家官吏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具有重要意义，说政府是直接干预生产的领导者。所以，这个海关官吏对亚·斯密把国家官吏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这一点非常恼火。
　　{这正是因为斯密希望，将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当作资本花费，即用来同生产劳动交换，而将尽可能小的部分当作收入花费，用来同非生产劳动交换。}
　　现在我们把费里埃所憎恨的亚·斯密的论断拿来与此对照一下。
　　{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加尔涅的译本，第1卷第108—109页）《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的结尾说：
　　在斯密实际上想解开积累之谜的这段话里，各式各样的混乱看法是不少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又看到那个错误的前提：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劳动的年产品”，全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地租也包括在内）。我们不想回过头来谈这个荒谬的观点。我们只想指出下面一点。年产品总量——或构成劳动的年产品的商品总额、商品储备，——按其实物形式来说，很大一部分[392]是由只能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各种原料、种子、机器等等}加入不变资本的，即只能用于生产消费的商品构成的。关于这些商品（而这是加入不变资本的大部分商品），它们的使用价值本身就已经表明，它们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因而收入——无论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不能花在它们身上。固然，一部分原料（只要不是这些原料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或者不是作为辅助材料或作为直接组成部分加入固定资本的）在以后会取得可消费的形式，但这只是由于加上了当年劳动。作为去年劳动的产品，甚至这些原料也不能成为收入的任何一部分。只有产品的可消费部分才能被消费，才能加入个人消费，从而才能构成收入；但是，甚至可消费的产品也有某一部分不能被消费，否则就会使再生产成为不可能。因此，就连商品的可消费部分中，也要拿出一部分来，这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消费，即必须成为劳动材料、种子等等，不能成为生活资料——不管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因而这部分产品一开始就必须从亚·斯密的计算中扣除，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加入这个计算。只要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产品中不分解为收入的那个部分也每年不变，也就是说，只要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花费在生产上的劳动时间量也和以前一样。
　　如果假定每年使用比以前更大的劳动量，那就必须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状况。有一点是无疑的：为了能够使用更大的劳动量，单单支配更大的劳动量并支付这个更大的量，即把更多的资金用在工资上，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可以吸收这个更大劳动量的劳动资料（原料和固定资本）。因此，在阐明亚·斯密考察的各点之后，还必须把这一点分析一下。
　　这样，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他的第一句话：
　　这里，显然是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了。加入全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即当年耗费的活劳动，而且还有过去劳动，即往年劳动的产品。不仅有活的形式的劳动，而且有物化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其中一部分由活劳动构成，一部分由物化劳动构成。
　　假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是1/3∶2/3，即1∶2。那末，全部产品的价值就等于3，其中2是物化劳动时间，1是活劳动时间。因此，如果只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作为等价物相互交换，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只能支配等量的活劳动这个前提出发，那末，全部产品的价值所能购买的活劳动，就比它本身包含的活劳动多。因为产品等于3工作日，而它包含的活劳动时间等于1工作日。为了生产产品（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使产品的要素具有最终形式），只要1日的活劳动就够了。但是，产品中包含3工作日。可见，如果把这个产品全部用来同活劳动时间交换，如果只把它用来“购买和支配”活劳动量，那末它就能支配、购买3工作日。
　　然而亚·斯密指的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完全无用的前提。他想说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一部分不分解为工资，而分解为利润和地租，或者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说分解为利润（斯密不用“分解”这个词，他用的是另一种错误的说法，这是由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概念的混淆［注：见本册第75—78页。——编者注］造成的）。换句话说：产品中和当年加进的劳动量相等的那部分价值——实际上就是真正由当年劳动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第一，支付工人，第二，加入资本家的收入，加入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总产品的这部分全部由劳动产生，并且仅仅由劳动产生；但它包括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工资等于有酬劳动的总和，利润[393]等于无酬劳动的总和。因此，如果把这全部产品都花在工资上，它所能推动的劳动量，自然就会比生产这个产品的劳动量大；而且，产品所能推动的更大的劳动时间量和产品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量的比例，恰好决定于工作日分为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比例。
　　假定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比例是：工人在6小时即半个工作日内生产或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其余6小时即半个工作日，形成剩余时间。因此，有一个产品例如包含100工作日[新加劳动]，这100工作日等于50镑（如果1工作日等于10先令，那末100工作日就等于1000先令，即50镑）。其中25镑为工资，25镑为利润（地租）。用这笔等于50工作日的25镑，可以支付100工人，这100工人有一半劳动时间是进行无代价的劳动，换句话说，就是为自己的老板劳动。因此，如果把这全部产品（100工作日）都花在工资上，那末50镑就能推动200工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象以前一样，得到工资5先令，即自己劳动产品的一半。这些工人的产品是100镑（也就是说，200工作日等于2000先令，即100镑），用这100镑又能推动400工人（每个工人得到5先令，400工人得到2000先令），他们的产品等于200镑，依此类推。
　　亚·斯密说“劳动的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产品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就是指这个意思。（如果把工人劳动的全部产品都支付给工人，也就是说，如果是100工作日，就支付给他50镑，那末这50镑也就只能推动100工作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斯密接着说：
　　但是，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被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吃掉，另一部分被他们的食客吃掉。因此，能够重新用在劳动（生产劳动）上的那部分产品究竟有多少，就取决于产品中没有被资本家、租金所得者和他们的食客（同时也是非生产劳动者）吃掉的那部分究竟有多少。
　　然而，这样一来，这里总还有一笔新的基金（新的工资基金），以便用去年劳动的产品在本年推动更多的工人。因为年产品的价值决定于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所以年产品的价值将会逐年增长。
　　不言而喻，如果市场上没有更大量的劳动，即使有一笔基金，它能够“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去年“大得多”，也是没有用处的。即使我有更多的货币可以购买某种商品，如果市场上没有更多的这种商品，对我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假定从50镑中拿出一个数目，这个数目不是推动200工人以代替原先的100工人（他们得到25镑），而是只推动150工人，这时，资本家自己吃掉的是12+（1/2）镑，而不是25镑。在这种情况下，150工人（他们得到37+（1/2）镑）就会提供150工作日，即等于1500先令或75镑。但是，如果可使用的工人人数照旧只有100人，那末，这100人现在得到的工资就会是37+（1/2）镑，而不是原先的25镑，可是他们的产品仍然只有50镑。这样一来，资本家的收入就会从25镑降到12+（1/2）镑，因为工资增加了50%。但是亚·斯密知道，要增加的劳动量是会有的。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每年增长（诚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原有的工资总额是这种增长的前提）。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失业的赤贫者、半失业的工人等等。其次，大量非生产劳动者中间有一部分人因剩余产品使用上的改变而能够变成生产工人。最后，同样数量的工人可以提供更大的劳动量。因为我雇用125工人来代替100工人，或者让100工人每天劳动15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是完全一样的。
　　此外，说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或者说随着用于再生产的那部分年产品的增加，——所使用的劳动（活劳动，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也会按同样的比例增加，这是亚·斯密的错误，这个错误同他认为全部产品分解为各种收入的观点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394]总之，斯密首先肯定说，有可供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基金，这个基金在本年内能够“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去年大。有更多的劳动，同时又有供这个劳动用的更多的生活资料。现在应当考察一下，这个追加的劳动量如何实现。}
　　如果亚·斯密完全自觉地、始终一贯地坚持他实质上已有的那种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即认为剩余价值只有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交换中才会创造出来，那末，他就会发现，只有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同收入本身交换的劳动决不是生产劳动。为了同生产劳动交换，收入必须先转化为资本。
　　但斯密同时又从片面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一般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并且把自己的区分（根据资本同劳动交换还是收入同劳动交换作出的区分）同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所以在他看来，下面这样的定义是可能的：同资本交换的那种劳动始终是生产劳动（始终创造物质财富等等）；而同收入交换的那种劳动既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但是，花费自己收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宁愿使用某种直接的非生产劳动，而不愿使用生产劳动。这里可以看出，亚·斯密由于把自己的两种区分混在一起，就把主要的区分大大削弱并冲淡了。
　　下面这段引文表明，亚·斯密并没有把劳动的固定化完全归结为纯粹的表面的固定化；在这段引文中，有他列举的固定资本各个组成部分中的一条：
　　奇怪的积累来源和积累的必要性：
　　（其实这里一开始就假定不存在任何社会）。
　　（即使在前一种场合，他不先打到兔子，也吃不到兔肉，而他不先制成古“弓”或类似的东西，就不可能打到兔子。所以在后一种场合，唯一的新条件并不是必须有什么“储存”，而是必须“有时间……卖掉他的劳动产品”。）
　　（另一方面，按照斯密在序论中的第一句话，好象在分工以前没有任何资本积累，而现在他却完全相反，断言在资本积累以前没有任何分工。）
　　斯密继续说道：
　　亚·斯密完全象他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样，论述已经加入消费基金的物品。例如，他说：
　　[396]我们在第二篇第三章（同上，第2卷第314页及以下各页）读到：
　　斯密接着把情况作了对比：
　　（斯密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生产资本的量同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量等同起来。但这同他所了解的大工业实际上还只处在萌芽状态有关系。）
　　以下就开始了斯密关于节约的人的说教（同一章，下面第328、329页及以下各页），他说这种人靠自己每年的节约，可以为追加的生产工人建立一个公共工场，
　　斯密的这种说教的结语是：这（节约和浪费）会在私人中间相抵，并且实际上“理智”占上风。大国
　　斯密在第二篇第四章写道：
　　斯密在第二篇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中，根据各种资本所雇用的生产劳动量的大小，从而按照它们所增加的年产品“交换价值”的多少，对资本进行了分类。斯密放在第一位的是农业，其次是制造业，然后是商业，最后是零售商业。这就是斯密根据资本所推动的生产劳动量排列的资本用途的顺序。这里我们又得到一个关于“生产劳动者”的全新的定义：
　　（总之，斯密把他们的生产性归结为他们推动生产劳动这一点。）
　　关于租地农场主，他说：
　　可见，最后连牛也成了生产劳动者。

[（12）]罗德戴尔伯爵[把统治阶级看成各种最重要生产劳动的代表的辩护论观点]

　　罗德戴尔（伯爵）《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4年伦敦版（法译本：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　etc．，1808年巴黎版）。
　　罗德戴尔提出的为利润辩护的理由，要放到后面第三篇[13]去考察。按照这种辩护论观点，利润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因为资本“代替”劳动。资本之所以得到报酬，是因为它做了人没有它就得自己去做的事，或者做了人不借助于它就根本做不到的事。
　　“伯爵”先生极力反对斯密关于积累和节约的学说。他也极力反对斯密提出的对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区分；但是，按照他的意见，斯密叫做“劳动生产力”的东西只不过是“资本生产力”。他直接否认斯密提出的对剩余价值的解释，理由是：
　　显然，在这种前提下，罗德戴尔在同斯密的论战中，抓住的也是最肤浅的东西。例如，他说：
　　（这里加尔涅应享有专利权，因为他出版的那本附有他的注释的斯密著作，是在1802年，即比罗德戴尔的书早两年问世的。）
　　其次：

※　　　　　※　　　　　※VxS品论天涯网

　　因此，可以排一个队：费里埃、加尔涅、罗德戴尔、加尼耳。托克维尔特别爱用最后那句关于“节约劳动”的话。

[（13）萨伊对“非物质产品”的见解。为非生产劳动的不可遏止的增长辩护]

　　在加尔涅之后，出版了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一书。萨伊非难斯密，说他
　　斯密完全不否认“这类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某种“产品”。他甚至直接提到：
　　萨伊也坚持斯密的补充定义：这些“服务”以及它们的产品“通常一经提供，一经生产，随即消失”。（斯密，同一章）萨伊先生把这样消费掉的“服务”或它的产品，它的结果，一句话，它的使用价值，称为“非物质产品或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的价值”。他不把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而叫做“生产非物质产品的人”。他用了另一个名称。但是他在下面又说：
　　由此可见，萨伊先生只是从斯密的定义的最有限的意义上把这类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但同时他又想把加尔涅的“进步”据为己有。所以他给各种非生产劳动发明了一个新名称。这就是他的独创性、生产性和发现方式。可是，他又以他惯有的逻辑把自己推翻了。他说：
　　但是，既然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一样是生产劳动，既然生产劳动的增加一般都“对国家有利”，为什么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呢？为什么增加这种劳动，不象增加其他任何劳动那样有利呢？萨伊用他特有的深奥想法回答说，因为增加任何一种生产劳动，如果超过了人们对这种劳动的需要，一般都是不利的。如此说来，加尔涅倒是对了。如此说来，增加这种劳动象增加其他劳动一样，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一样有利——也就是一样不利了。
　　（做一张桌子所花费的木匠劳动，不应超出生产桌子所必要的劳动。同样，修补病体所花费的劳动，也不应超出治好病体所必要的劳动。因此，律师和医生应当花费的只是制成自己的“非物质产品”所必要的劳动。）
　　可见，萨伊的逻辑是这样的：
　　增加“非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并不象增加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那样对国家有用。论据：无论哪种产品（物质产品或非物质产品）生产者人数的增加超过了需要，都是绝对无用的。所以，增加无用的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比增加无用的非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更有用。在这两种场合，都不能得出结论说：增加所有这些生产者的人数是无用的。只能得出结论说：增加某一部门内某种产品生产者的人数是无用的。
　　按照萨伊的意见，物质产品[400]决不会生产过多，非物质产品也是一样。但是，多样化使人愉快。所以这两个部门必须生产各式各样的产品。此外，萨伊先生教导说：
　　这就是说，桌子决不会生产过多，至多也许是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如碗之类的东西太少了。如果医生人数增加太多，那末错误不在于他们提供的服务过多，而大概在于其他“非物质产品”生产者，例如妓女，提供的服务太少（同上，第123页，那里，搬运工人、妓女等等的劳动被归成一类，萨伊还大胆断言，妓女的“训练时间等于零”）。
　　归根到底，在萨伊的书中，优势是在“非生产劳动者”方面。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能准确地知道，做一张桌子，需要多少工人，制成某种产品，需要某种劳动量应多大。许多“非物质产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达到某种结果所需要的某种劳动量多大，和结果本身一样，要靠猜测。二十个教士在一起对犯罪者的感化，也许是一个教士做不到的；六个医生会诊，能找到的有效药方，也许是一个医生找不到的。一个审判团，也许比一个无人监督的审判官能做出更为公正的裁判。保卫国家需要多少士兵，维持国内秩序需要多少警察，治理好国家需要多少官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大可研究的问题，例如在英国议会中，这些问题就经常引起争论，虽然在英国，人们都很准确地知道，生产1000磅纱所必需的纺工劳动量有多大。至于另一些这类“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们产生的效用，恰好只取决于他们的人数，只在于他们的人数本身。例如仆役就是这样，他们是他们主人有钱有势的证据。他们人数越多，他们“生产”的效果就越大。因此，萨伊先生始终认为：“非生产劳动者”的人数决不会增加到充分的程度。[400]

[（14）]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关于利润起源的庸俗见解。
宣称“产业资本家”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

　　[400]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思想的要素》，第四、五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一版1815年出版）。
　　但是在这种生产阶级中，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又分出一个
　　这也就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工人。
　　相反，不生产阶级包括消费自己的土地的租金或货币的租金的富人，这是“有闲阶级”。
　　这些“有闲者”直接使用的劳动者情况又怎样呢？从有闲者消费商品这一点来说，他们不是直接消费劳动，而是消费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因而这里谈的劳动者，是指那些由有闲者直接花费收入来购买其劳动的劳动者；所以，是指那些直接从收入而不是从资本取得自己工资的劳动者。
　　{具有真正斯密精神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资本，看成G—W—G，看成生产当事人。但究竟谁来消费产品呢？工人吗？不，不是工人。资本家自己吗？那他就成了大消费者、“有闲者”，而不是资本家了。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有者吗？但他们不会把他们消费的东西再生产出来，因而只会损害财富。不过，在这种把资本家只看做现实的货币贮藏者，而不是看做象真正货币贮藏者那样的幻想的货币贮藏者的矛盾看法中，有两点是正确的：（1）资本（从而也就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只被看做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当事人；（2）这里表现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对这种社会具有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是享受，而是财富。当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
　　在德斯杜特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正象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已经明显地看出那样，表面上是在赞美生产工人，实际上不过是赞美那些与土地所有者和单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的货币资本家相对立的“产业资本家”。
　　至于他们的个人消费，那末，这种消费是同有闲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一样的。不过，他们的个人消费
　　德斯杜特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土地的和货币的租金只不过是产业利润中的“扣除部分”，是产业资本家从自己的总利润中交给土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的那一部分产业利润。
　　直到现在为止，谈的都很好。但“雇佣工人”（即产业资本家使用的生产工人）情况又怎样呢？
　　好极了。但是企业主能够用来给自己和有闲资本家等等支付收入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
　　但是他们把这一切卖得比成本贵，是卖给谁呢？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里划分的三项售卖。
　　（1）产业资本家自己吃掉自己产品（或利润）的一部分。他们决不能因互相欺骗、互相把自己的产品卖得比所花费的成本贵而发财致富。而且谁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欺骗别人。如果A把自己的由产业资本家B吃掉的产品卖得过贵，那末B也会把自己的由产业资本家A吃掉的产品卖得过贵。这就好比A和B都按照实际价值互相出卖产品一样。这第一项告诉我们，资本家如何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利润；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家从哪里取得这部分利润。无论如何，他们“彼此”“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并不能获得任何利润。
　　（2）同样，从他们按照超过生产费用的价格卖给自己工人的那部分产品中，他们也不能取得任何利润。根据假定，工人的全部消费实际上都是“购买他们的劳动的人本身的消费”。此外，德斯杜特还补充说，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卖给雇佣劳动者（他自己的劳动者和有闲资本家的劳动者）时，只是“收回劳动者的全部工资”。甚至不是全部，而是工人的积蓄除外。资本家把产品究竟是贱卖还是贵卖给工人，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资本家始终只是收回他们给工人的东西，正如前面所说的，雇佣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资本家先把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他把自己的产品“过贵”卖给工人，从而收回货币。但是，因为工人还给资本家的货币，不能多于他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货币，所以，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也决不能贵于他支付工人劳动的代价。他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从工人那里所能收回的货币，始终只和他给工人劳动支付的货币一样多。一文钱也多不了。资本家的货币量，怎么能由于这种“流通”而增加呢？
　　[403]此外，德斯杜特还有一个荒谬看法。资本家C把周工资1镑支付给工人A，然后卖给工人价值1镑的商品，从而取回这1镑。特拉西认为，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就取回了全部工资。但是，他先给工人1镑货币，然后又给工人价值1镑的商品。可见，他事实上给工人的是2镑：1镑商品和1镑货币。在这2镑当中，他以货币形式取回了1镑。因此，他事实上没有从1镑工资中取回一文钱。如果他要通过这样“取回”工资的办法（而不是通过工人用劳动把资本家以商品预付给工人的东西还给资本家的办法）来发财致富，那他很快就会碰壁。
　　这里，高贵的德斯杜特把货币流通和实际的商品流通混为一谈了。因为资本家不是直接给工人价值1镑的商品，而是给工人1镑货币，使工人现在能够自己决定购买什么商品，又因为工人在获得他应得的那份商品之后，会以货币形式把资本家拨给他的商品归还给资本家，所以德斯杜特就以为，当同一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里时，资本家就把工资“取回”了。就在同一页上，德斯杜特先生还说，流通现象“没有被很好地理解”（第239页）。的确，他自己就根本没有理解这种现象。如果德斯杜特不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说明“取回全部工资”，那末，这种荒谬看法，象我们马上就要提到的那样，至少还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在这以前还要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绝顶聪明。如果我走进一家店铺，店铺老板给我1镑，我用这1镑在他的店里购买价值1镑的商品，那末，他就取回了这1镑。谁也不会硬说店铺老板由于这桩买卖就变富了。他以前有1镑货币和价值1镑的商品，现在只有1镑货币。即使他的商品的价值只是10先令，而他按1镑的价钱卖给我，他也仍然比出卖商品前少了10先令，虽然他把他拿出的1镑全部取回了。）
　　如果资本家C给工人1镑工资，然后又把价值10先令的商品按1镑的价钱卖给工人，那末，他当然会得到10先令的利润，因为他卖给工人的商品贵10先令。但是从德斯杜特先生的观点来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不能理解资本家的利润怎么会必然由此产生。（据说利润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降低了的工资，资本家在同工人的劳动交换时，事实上付给工人的那部分产品比名义上付给工人的少。）如果他给工人10先令，再把自己的商品按10先令的价钱卖给工人，那他就象给工人1镑，再把自己的价值10先令的商品按1镑的价钱卖给工人时一样富。而且德斯杜特的推论是从必要工资的前提出发的。在这里，对利润的全部说明，顶多也只能归结为工资上的诈骗勾当。
　　总之，这第二种情况表明，德斯杜特完全忘记了什么是生产工人，他对利润的源泉一窍不通。最多也只能说，在资本家不是把产品卖给自己的雇佣工人，而是卖给有闲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用高于产品价值出卖产品的办法来创造利润。但因为非生产劳动者的消费，事实上只是有闲资本家的消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要考察第三种情况。
　　（3）第三，产业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高于产品价值过“贵”卖给
　　这里谈的租金回流等等，就象前面谈的取回全部工资一样，又是一种幼稚的看法。例如，假定C把100镑土地的或货币的租金支付给O（有闲资本家）。这100镑对于C来说，是支付手段。对于O来说，是购买手段。O用这些货币从C的仓库里取得价值100镑的商品。这样，这100镑就作为C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回到他手里。但是他现在比以前少了价值100镑的商品。他没有直接把商品给O，而是把100镑货币给了O，O用这些货币向他购买价值100镑的商品。但O是用C的货币，不是用自己的基金来购买价值100镑的这些商品。而特拉西以为，通过这种办法，C支付给O的租金会回到C手里。多么愚蠢！这是第一个荒谬之处。
　　第二，德斯杜特自己对我们说过，土地的和货币的租金只不过是产业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因而只不过是这种利润中交给有闲资本家的部分。如果现在假定，C用某种诡计把这部分全部收回来[404]（不过，靠特拉西所说的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绝对收不回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假定资本家C既不向土地所有者，也不向货币资本家支付任何租金，他把自己的全部利润都留给自己，那末，正好需要说明的是，他究竟从哪里得到利润，他怎样创造利润，利润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说他没有把利润的一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因而拥有利润或把利润留给了自己的说法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那末，同样，他以某种方法把以前在某种名义下交给有闲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全部或部分地从有闲资本家口袋里取回来的说法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荒谬之处。
　　但是我们且把这些荒谬之处撇开不谈。C由于向O（有闲资本家）租借土地或货币，必须付给O100镑的租金。他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这100镑（而利润是从哪里产生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然后他把自己的产品卖给O，这些产品或是直接由O自己吃掉，或是由他的食客（非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吃掉；C把这些产品过贵卖给他，例如比价值高25%。他把价值80镑的产品按100镑卖给O。在这种情况下，C无疑赚得20镑利润。C给了O一张价值100镑商品的票据。可是当O拿这张票据去兑现时，C付给他的只是价值80镑的商品，因为他把自己商品的名义价格比价值提高了25%。即使O满足于这种状况，即消费价值80镑的商品而支付100镑，C的利润也决不会超过25%。这种价格，这种欺骗，会逐年继续下去。但是O想吃掉价值100镑的商品。如果他是土地所有者，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把一块土地按25镑抵押给资本家C，C为此供给他价值20镑的商品，因为C是按高于商品价值25%（1/4）的价格出卖商品。如果O是货币贷放者，他就会从自己的资本中给资本家C25镑，资本家C为此供给他价值20镑的商品。
　　假定资本（或土地价值）按5%的利息借出。那时资本是2000镑。现在资本只有1975镑。这个O的租金现在等于98+（3/4）镑。这种情形会继续下去：O始终消费100镑实际的商品价值，他的租金则不断减少，因为要获得价值100镑的商品，他就始终必须吃掉自己资本的愈来愈大的部分。这样，C就会逐渐把O的全部资本拿到自己手里，并且把他的租金，即把他用借来的资本获得的利润中原先交给有闲资本家O的那部分，连同资本一道据为己有。显然，德斯杜特先生也想到了这个过程，因为他接着说：
　　德斯杜特先生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对的，不过他想要说明的那种东西根本不是这样。在中世纪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上升的时期，“产业资本家”迅速致富，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直接欺骗土地所有者。由于美洲的发现，货币价值降低了，租地农场主名义上而不是实际上继续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原来的租金，而工业家却不仅按照提高了的货币价值，而且甚至高于商品的价值，把商品卖给这些土地所有者。同样，在国家的主要收入以地租形式掌握在土地所有者、君主等等手里的所有那些国家里，例如在亚洲国家，人数不多因而不受竞争影响的工业家，按照垄断价格把自己的商品卖给土地所有者、君主等等，从而把这些人的一部分收入据为己有，[405]他们不仅由于把“无酬”劳动卖给这些人，而且由于按照比商品中包含的更大的劳动量出卖商品而发财致富。不过，德斯杜特先生认为出借货币的资本家也同样受到欺骗，这就又不对了。相反，这些资本家取得高额利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分享这种高额利润，参加这种欺骗。
　　下面这段话表明，德斯杜特先生脑中也浮现过这种现象：
　　德斯杜特先生想给我们说明产业资本的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双重的说明。第一，这些资本家以工资和租金形式支付的货币，会流回他们手里，因为这些工资和租金会被用来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事实上，这只不过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不是双重地支付工资和租金——先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然后再以同一货币额的商品形式支付。第二个说明是，他们高于商品价格过贵出卖自己的商品：第一，贵卖给自己，也就是欺骗自己和互相欺骗；第二，贵卖给工人，这又是欺骗自己，因为德斯杜特先生对我们说过，“必须把”雇佣工人的消费“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235页）；最后，第三，贵卖给租金所得者，也就是欺骗这些人；这确实能说明，为什么产业资本家会把自己利润的愈来愈大的部分留给自己，而不把它交给有闲资本家。这能表明，为什么总利润在产业资本家和非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会愈来愈牺牲后者而有利于前者。但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总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即使假定产业资本家占有了全部利润，也仍然有这一个问题：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可见，德斯杜特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只不过暴露了，他把货币的回流看作商品本身的回流。这种货币的回流仅仅表示，资本家起初不是用商品而是用货币支付工资和租金；然后这些货币被用来购买他们的商品，这样，他们也就是以间接的方式用商品来支付了。因此，这些货币不断地流回他们手中，但只有在同一货币价值额的商品最终地从他们手里取走，而加入雇佣工人和租金所得者的消费的条件下，才会流回他们手中。
　　德斯杜特先生（纯粹按法国方式，我们在蒲鲁东那里也看到这种自我惊叹）完全是在叹赏
　　下面，德斯杜特先生完全是附带地想起了亚·斯密书中所谈的事物的实际状态，但实质上他只是用一些词句复述这种事物的实际状态，并不了解其真正含意；不然的话，这位法国研究院[85]的院士就决不会放射出上述的“光流”来。德斯杜特写道（第246页）：
　　{啊哈！这就是说，产业资本家由于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基金而支付给后者的租金（以及他们自己的利润）是这样得到的：他们用这种基金雇用劳动，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这种劳动的产品比完成这种劳动的工人所得到的代价具有更大的价值；可见，利润来自雇佣工人所生产的、超过维持自己生活的费用的东西，即来自剩余产品。产业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产品，只把其中的某一部分交给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得者。}
　　但德斯杜特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追溯到这些生产工人，而应追溯到使用这些生产工人的资本家。他说：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他们直接剥削劳动，而有闲资本家只是通过他们作中介来剥削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把产业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是正确的。
　　{可见，这里不仅是把这些基金再生产出来，而且把构成利润的那个余额也生产出来了。}
　　关于“生产工人”的研究及其结果——只有被产业资本家购买的工人，只有用劳动为劳动的直接购买者生产利润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使德斯杜特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产业资本家实际上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他说：
　　说他们“给现时的劳动指出有用的方向”，事实上只不过是说，他们雇用有用劳动，雇用会生产出使用价值的劳动。但是，说他们“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如果这不应当还是指上面那个意思，即他们使用积累的财富来从事生产，来生产使用价值，那就是指他们“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来购买比它们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现时的劳动。在刚刚引用的这句话中，德斯杜特天真地概括了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实质的矛盾。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资本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并且日益增长的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不是从事劳动的人，而是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利润的人。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
　　从这里，按照德斯杜特的看法，当然可以得出结论说：产业资本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全部享受资料”。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所以劳动能力不是财富。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这就是说，劳动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人生产财富，而它本身不是财富，只有它的产品才是财富。任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劳动，任何一种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都是受到良好管理的。
　　德斯杜特下面一些话不是就消费者的不同阶级说的，而是就消费品的不同性质说的，这些话很好地转述了亚·斯密的看法。亚·斯密在第二篇第三章末尾研究了哪一种（非生产）支出，即哪一种个人消费，收入的消费比较有利，哪一种支出比较不利。他在研究开始时用了这样的话（加尔涅的译本，第2卷第345页）：
　　德斯杜特这样概括斯密的论述：

[（15）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反驳的一般特点。
把非生产消费看成对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辩护论观点]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即非生产劳动者（对他们的雇用并不生产财富，而雇用本身却是财富的新的消费），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因为所有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体现为有闲的富人的一部分支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
　　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例如马尔萨斯，虽然承认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有区别，但是又向“产业资本家”证明，甚至就生产物质财富来说，非生产劳动者也象生产劳动者一样对他是必要的。
　　在这里，说生产和消费是等同的，或者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或生产是一切消费的前提，都毫无用处。撇开上述倾向不谈，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础的，倒是下面这些：
　　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所以工人的这部分产品全是为别人而生产。其次，“产业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这种剩余生产（即超过工人本身生活需要的生产），并且运用一切手段来尽量增加这种同必要生产相对立的相对剩余生产，直接把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发财而发财。既然他是资本职能的单纯执行者，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承担者，他所关心的就是交换价值和它的增加，而不是使用价值和它的数量的增加。他只关心抽象财富的增加，对别人劳动的愈来愈多的占有。他象货币贮藏者一样，完全受发财的绝对欲望支配，所不同的只是，他并不以形成金银财宝的幻想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而是以形成资本的形式即实际生产的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愈增加，他也就愈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西斯蒙第说，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人有可能得到愈来愈多的享受，但这些享受如果给了工人，就使他（作为雇佣工人）不适宜于劳动了。［注：西斯蒙第说：“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远远超过他自己所必需消费的。但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这种财富如果供他自己消费，就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新原理》第1卷第85页）］如果是这样，那末，同样可以正确地说，“产业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享受的积累，而不是积累的享受，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了。
　　可见，“产业资本家”也是剩余生产即为别人而生产的生产者。一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产业资本家”必须交给地租所有者、国家、国债债权人、教会等等只消费收入的人的东西[408]，固然绝对减少他的财富，但是使他发财的贪欲旺盛不衰，从而保存他的资本主义灵魂。如果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得者等等也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生产劳动上，而不花费在非生产劳动上，目的就不会达到。他们自己就会成为“产业资本家”，而不再代表消费的职能。以后我们还会知道，一个李嘉图主义者和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之间，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极为滑稽的争论。[86]
　　生产和消费是内在地[an　sich]不可分离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实际上是分离的，所以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它们的对立来恢复，就是说，如果A必须为B生产，B就必须为A消费。正如每个资本家从他这方面说，都希望分享他的收入的人有所浪费一样，整个老重商主义体系也是以这样的观念为根据：一个国家从自己这方面必须节俭，但是必须为别的沉湎于享受的国家生产奢侈品。这里始终是这样的观念：一方是为生产而生产，因此另一方就是消费别国的产品。这种重商主义体系的观念在佩利博士的《道德哲学》一书第二卷第十一章中也表现出来：

※　　　　　※　　　　　※VxS品论天涯网

　　下面这句话也很好：

[（16）]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问题的反历史态度。关于统治阶级的“非物质劳动”的见解]

　　昂利·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让·巴·萨伊出版，1823年巴黎版（这是为尼古拉大公讲授的讲义，完成于1815年。）第三卷。
　　在加尔涅之后，施托尔希事实上是第一个试图以新的论据来反驳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人。
　　他把“内在财富即文明要素”同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物质财富区别开来，“文明论”应该研究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同上，第3卷第217页）。（在第一卷第136页上，我们读到：
　　他反对斯密说：
　　事情其实就此完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对于斯密所考察的东西——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精神生产中，表现为生产劳动的是另一种劳动，但斯密没有考察它。最后，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也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围之内；而且，物质生产只有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考察，才不致流于空谈。如果说斯密曾谈到并非直接生产的劳动者，那只是因为这些人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消费，而不是参加物质财富的生产。
　　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本身来看，他的“文明论”虽然有一些机智的见解，例如说物质分工是精神分工的前提，但是依然脱不掉陈词滥调。仅仅由一个情况就可以看出，施托尔希的著作必然会如此，他甚至连表述这个问题都还远远没有做到，更不用说解决这个问题了。要研究精神生产[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88]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89]来代替《伊利亚特》。
　　但是，施托尔希在专门反对加尔涅这个最早对斯密进行这种反驳的人的时候，所强调指出的东西则是正确的。那就是：他强调指出反对斯密的人把问题完全弄错了。
　　我们要指出施托尔希的下面这些常被后来的著作家抄引的论点：
　　这一切只不过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间的最一般的表面的类比和对照。例如他的下面那种说法也是如此，他说，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吸取自己的精神资本，就象物质上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吸取自己的物质资本一样（同上，第306页）；他还说，非物质劳动的分工决定于对这种劳动的需求，一句话，决定于市场，等等（第246页）。
　　下面这些话是直接抄来的：
　　施托尔希认为，医生生产健康（但他也生产疾病），教授和作家生产文化（但他们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但他们也生产乏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等等（第347—350页）。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说，疾病生产医生，愚昧生产教授和作家，乏味生产诗人和画家，不道德生产道德家，迷信生产传教士，普遍的不安全生产君主。这种说法事实上是说，所有这些活动，这些“服务”，都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后来的著作家不断重复这种说法，用以证明上述这些人都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在施托尔希的书中还没有这种荒谬说法。其实这种荒谬说法完全可以由下面各点来说明：
　　（1）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
　　（2）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
　　（3）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
　　（4）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17）]纳骚·西尼耳[宣称对资产阶级有用的一切职能都是生产的。
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阿谀奉承]

　　威·纳骚·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
　　纳骚·西尼耳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
　　这是指埃及的摩西，还是指摩西·门德尔森？摩西将会因自己被称为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而十分感谢西尼耳先生吧。这些人如此拘守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固定观念，以致认为，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或尤利乌斯·凯撒称为“非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侮辱他们。其实，单是“劳动者”这个名称，就会使亚里士多德和凯撒感到侮辱了。
　　胡说八道！如果孩子死了，结果同样是持久的。如果孩子的病没有治好，医生的服务还是要得到报酬的。照纳骚看来，医生只有把病治好，律师只有把官司打赢，士兵只有把仗打胜，才能得到报酬了。
　　但是他现在变得真正崇高起来了，他说：
　　真是美文学式的废话！荷兰人和英国人举行起义是靠自己负担费用。谁也没有为了他们“在革命中”劳动而给他们支付代价。在关于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劳动者的问题上涉及的始终是劳动的买者和卖者。多么愚蠢！
　　这些家伙在对斯密的反驳中发表的庸俗的美文学，不过表明他们是“有教养的资本家”的代表，而斯密则是露骨粗鲁的资产者暴发户的解释者。有教养的资产者及其代言人非常愚蠢，竟用对钱袋的[411]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有教养，连那些同财富的生产毫不相干的职能和活动，也加以承认，而且他们之所以加以承认，是因为这些活动会“间接地”使他们的财富增加等等，总之会执行一种对财富“有用的”职能。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
　　第一，这是错误的。斯密会说，士兵的活动生产保卫，但不生产谷物。如果国内建立了秩序，那末土地耕种者就会象以前一样继续生产谷物，但不必另行生产士兵的给养，从而不必生产士兵的生命。士兵象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一样，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注：见第159页脚注。——编者注］，这些非生产劳动者，无论在精神生产领域还是在物质生产领域，都什么也不生产，他们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缺陷，才成为有用的和必要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归因于社会的弊端。
　　但纳骚会说，如果发明一种机器，使20个工人中有19个人成为多余的，那末这19个人也就成了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了。但是，尽管生产的物质条件、耕作本身的条件保持不变，士兵也可能成为多余的。而19个工人却只有在剩下的那1个工人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提高到20倍之后，因而只有在生产的现有物质条件发生革命之后，才能成为多余的。而且布坎南已经指出：
　　斯密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想使国家官吏、律师、教士等等这些“必要的”非生产劳动者，减少到非有他们的服务不可的限度。无论如何，这也就是他们能使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最大的生产能力的那种“比例”。至于其他的“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是每一个人为了享用他们的服务而随意购买的，也就是说，是每一个人把它作为随便挑选的消费品来购买的，所以，就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这些靠收入过活的劳动者的人数，同“生产”工人的人数相比可能很多，第一，是因为财富一般说来并不很多或者带有片面性，例如，中世纪的贵族及其仆从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仆从不是消费相当数量的工业品，而是吃掉自己的农产品。当他们不是这样而开始消费工业品的时候，他们的仆从就不得不从事劳动了。靠收入过活的人所以这样多，只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年产品不是为了再生产而消费。但是，人口的总数并不很多。第二，靠收入过活的人数可能很多，是因为生产工人的生产率高，即他们生产的用来养活仆从的剩余产品多。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仆从，生产工人的劳动才是生产的，相反，是因为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这样大的生产能力，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仆从。
　　如果两个国家人口相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同，那就始终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同亚·斯密一起说：两国的财富应由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来衡量。因为这不过表明，在生产工人人数较多的国家里，有较大量的年收入是为了再生产而消费，因而每年会生产较大量的价值。可见，西尼耳先生只不过是复述[412]亚当的论点，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来同亚当相对立。后来，他自己在这里也区分了“服务的生产者”和“价值的生产者”，这样一来，他也就和大多数反对斯密的区分的人们一样：他们接受并且自己也采用了他们所反驳的那种区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毫无创造的“非生产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是，对于资产者来说，“非生产的”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立场，一方面表示阿谀奉承，力图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表示力图证明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
　　对于工人来说，这种看法是要人们确信，非生产人员消费大量产品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非生产消费者象工人一样能促进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罢了。
　　但是，纳骚终于说漏了嘴，表明他对斯密所做的本质区分一窍不通。他说：
　　这里，确实使人惊讶得目瞪口呆。纳骚先生关于国家和学校教师靠资本生活，而不是靠收入生活的发现，无须作进一步的注解。如果西尼耳先生想用这些话告诉我们，他们是靠资本的利润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靠资本生活，那末，他只是忘记了，资本的收入并不是资本本身，这个收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并不预付在再生产中，相反，它本身倒是再生产的结果。或者，西尼耳这样想是因为有一些税收加入某些商品的生产费用，因而加入某些生产的开支？那他应该知道，这只是对收入课税的一种形式。
　　关于施托尔希，纳骚·西尼耳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还指出：
　　最后，伟大的纳骚自己又接受了斯密的区分。就是说，他以“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的区分（第206页）来代替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而消费品要么是商品，——但这里不是谈商品，——要么直接是劳动。
　　根据西尼耳的说法，生产消费，是指使用这样一种劳动的消费，这种劳动或者再生产劳动能力本身（例如教师或医生的劳动），或者再生产用来购买这种劳动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非生产消费，则是指既不生产前者也不生产后者的那种劳动的消费。而斯密说：只能用于生产的（即产业的）消费的劳动，我称为生产劳动，能够用于非生产的消费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消费按其性质来说不是生产消费），我称为非生产劳动。可见，西尼耳先生在这里是靠事物的新名称来证明自己的才智。
　　总的说来，纳骚是抄袭施托尔希的著作。

[（18）]佩·罗西[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的忽视。
关于非生产劳动者“节约劳动”的庸俗见解]

　　[413]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1842年布鲁塞尔版。
　　聪明就在这里！
　　制造帽子的人意识到，为了使他能够生产和出卖这顶帽子，全世界都动了起来，他是多么高兴！罗西让这个狱吏等等间接地——不是直接地——促进物质生产，事实上就是作了和亚当同样的区分（见第十二讲）。
　　罗西在下一讲即第十三讲里专门攻击斯密——其实罗西同他的先辈们几乎一样。
　　他说，对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错误区分，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直接购买劳动，以便在生产过程中不经购买而占有所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然后又以产品形式把这一部分卖掉；既然这是资本存在的基础，是资本的实质，那末，生产资本的劳动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就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吗？斯密并不否认，仆人的劳动对他自己来说是生产的。每种服务对它的卖者来说都是生产的。假誓约对那个靠假誓约获得现金的人来说是生产的。伪造文件对那个靠伪造文件赚钱的人来说是生产的。杀人对那个因杀人而得到报酬的人来说是生产的。诬陷者、告密者、食客、寄生者、谄媚者，只要他们的这种“服务”不是无酬的，他们的这些勾当对他们来说就都是生产的。按照罗西的看法，所有这些人都是“生产劳动者”，不仅是财富的生产者，而且是资本的生产者。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的骗子手，——同法官和国家所做的完全一样，——也是“按照一定的方式，使用一种力量，生产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结果”[同上，第275页]，就是说，满足盗贼的需要，也许还满足他的妻子儿女的需要。这样说来，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生产一种满足“需要”的“结果”，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只要出卖自己的“服务”就可以把这种服务算作“生产的”，就象上述情况那样，那末，这个骗子手就是生产劳动者了。
　　这种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它不过是非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我们也称为非生产劳动。否则就必须说，因为官吏没有农民就绝对不能生活，所以农民是司法等等的“间接生产者”。真是胡说八道！还有一个同分工问题有关的观点，等以后再谈。
　　（然而问题正是在于，这些“老古板的人”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全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区别在罗西之流看来是非本质的区别。）
　　这一切都同问题毫无关系。
　　[414]
　　{对此罗西还有一点意见。他在第十二讲（第273页）中说：
　　亚·斯密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从事写作、绘画、作曲、雕塑的人是第二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虽然即兴诗人、演说家、音乐家等等不是这样的劳动者。而“服务”只要是直接加入生产的，亚·斯密就把它看作是物化在产品中的，不管这是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还是经理、店员、工程师的劳动，甚至学者的劳动（只要这个学者是个发明家，是在工场内或在工场外劳动的工场劳动者）。斯密在谈到分工的时候，曾说明这些业务如何在各种人员之间分配，并指出产品、商品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果，不是其中某一个人劳动的结果。不过，象罗西这样的“精神的”劳动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为他们从物质生产中取得的那个巨大的份额辩护。}
　　发了这段议论之后，罗西接着说：
　　这位妄自尊大的空谈家，他的全部假聪明的精华就在这里！如果亚·斯密根据他的第二个比较浅薄的见解，即根据劳动是否直接物化在劳动的买者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这一点，来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末，他就会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裁缝都叫做生产劳动者。但是按照他的较为深刻的见解来看，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的裁缝就是“非生产劳动者”。罗西只不过表明，他“显然”不懂亚·斯密的意思。
　　罗西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就好比生理学家说，一定的生命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有机物的形式。但当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重要的。上衣就是上衣。但如果它是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果它是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那就是某种甚至和亚洲关系或中世纪关系等等相适应的手工劳动形式。所以，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
　　上衣就是上衣，罗西的绝顶聪明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裁缝工人不只生产上衣，他生产资本，就是说，也生产利润；他把自己的雇主作为资本家生产出来，也把自己作为雇佣工人生产出来。如果我把裁缝工人叫到家里来为我个人缝上衣，我决不因为这一点而成为自己的企业主（从一定经济范畴的意义上说），就象缝纫企业主决不是因为[415]他把他的工人缝的上衣拿来自己穿和自己消费而成为企业主一样。在一种情况下，裁缝劳动的买者和裁缝工人是作为单纯的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个支付货币，另一个供给商品，我的货币就转化为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形和我从商店里买一件上衣毫无区别。卖者和买者在这里，是单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相反，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则是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相对立。至于仆人，他同第二种情况下的裁缝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购买他的劳动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两者具有同样的社会形式。两者都是单纯的买者和卖者。区别只在于，这里由于在利用所购买的使用价值上的特殊方式，还发生一种宗法制的关系，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这就使这种单纯买卖的关系在内容上——即使不是在经济形式上——发生形态变化，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情。
　　此外，罗西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重复加尔涅的意见。
　　这又是加尔涅、罗德戴尔和加尼耳已经说过的节约劳动。按照这种看法，非生产劳动只要在如下的情况下就是生产的：它们节约劳动，并且使“产业资本家”或者生产工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劳动，由于别人代替他们去完成价值较小的劳动，他们就能完成价值较大的劳动。即使这样，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不能包括在内，例如只当作奢侈品的那些家仆，以及所有这样的非生产劳动者：他们只生产享受，并且只有在我为享用他们的劳动而花费的时间同这种劳动的卖者为生产这种劳动（完成这种劳动）而花费的时间一样多的时候，我才能享用他们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谈不到“节约”劳动。最后，甚至真正节约劳动的个人服务，也只有在它们的消费者是生产劳动者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它们的消费者是个有闲资本家，那末它们节约他的劳动，不过意味着让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干。例如，猪一样脏的懒女人自己不动手，而叫别人替她梳头、剪指甲；乡绅自己不照管马匹，而雇用一个马夫；一个专讲吃喝的人自己不做饭，而雇用一个厨师。
　　施托尔希（在前面引用的著作中）所说的那些生产“余暇”，因而使人有空闲时间来享乐、从事脑力劳动等等的人们，也属于这类劳动者。警察节约我为自己当宪兵的时间，士兵节约我自卫的时间，政府官吏节约我管理自己的时间，擦皮靴的人节约我自己擦靴子的时间，教士节约思考的时间，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一点是分工的思想。每个人除了自己从事生产劳动或对生产劳动进行剥削之外，还必须执行大量非生产的并且部分地加入消费费用的职能。（真正的生产工人必须自己负担这些消费费用，自己替自己完成非生产劳动。）如果这种“服务”是令人愉快的，主人就往往代替奴仆去做，例如初夜权或者早就由主人担任的管理劳动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决没有消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相反，这种区分本身表现为分工的结果，从而促进一般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因为分工使非生产劳动变成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使生产劳动变成另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
　　但是罗西断言，就连专门用来使主人摆阔、满足主人虚荣心的那些家仆的“劳动”，也“不是非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某种东西：满足虚荣心，使主人能够吹嘘、摆阔（同上，第277页）。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种胡说八道，好象每种服务都生产某种东西：妓女生产淫欲，杀人犯生产杀人行为等等。而且，据说斯密说过，这些污秽的东西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差[416]说这些“服务”是无酬的了。问题并不在这里。但是，即使这些服务是无酬的，它们也不会使财富（物质财富）增加一文钱。
　　然后又是一段美文学式的胡言乱语：
　　多么荒唐！
　　从这里罗西所理解的财富的意义，即从使用价值的意义来说，情况甚至是这样的：只有消费才使产品成为财富，而不管这种消费是快还是慢（消费的快慢决定于消费本身的性质和消费品的性质）。使用价值只对消费有意义，而且对消费来说，使用价值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消费品的存在，只是使用价值在消费中的存在。喝香槟酒虽然生产“头昏”，但不是生产的消费，同样，听音乐虽然留下“回忆”，但也不是生产的消费。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

※　　　　　※　　　　　※VxS品论天涯网

　　把反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所有胡说八道总括一下，可以说，加尔涅，也许还有罗德戴尔和加尼耳（但后者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已经把这种反驳的全部内容都表达出来了。后来的著作家（施托尔希没有成功的尝试除外）只不过发一些美文学式的议论，讲一些有教养的空话而已。加尔涅是督政府和执政时代的经济学家，费里埃和加尼耳是帝国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罗德戴尔是伯爵大人，他尤其愿意把消费者当作“非生产劳动”的生产者加以辩护。对奴仆、仆役的颂扬，对征税人、寄生虫的赞美，贯穿在所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和这些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粗率嘲笑的性质，倒显得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

[（19）马尔萨斯主义者查默斯为富人浪费辩护的论点]

　　托·查默斯牧师是最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之一，他是神学教授，著有《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一书（1832年伦敦第2版）。按照查默斯的意见，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端，没有别的手段，只有对工人阶级进行宗教教育（他指的是通过基督教的粉饰和教士的感化来灌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时，他竭力为各种浪费、国家的无谓开支、教士的巨额俸禄、富人的极度挥霍辩护。他对（第260页及以下各页）“时代精神”和“严酷的忍饥挨饿的节约”感到痛心；他要求实行重税，让那些“高级的”非生产劳动者，教士等等可以大吃大喝（同上）；当然，他对斯密的区分是极为反对的。他用整整一章（第十一章）的篇幅来谈这个区分，不过其中除了断言节约等等对“生产劳动者”只有害处以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下面这些话可以概括说明这一章的倾向：
　　害处在哪里呢？
　　这位牧师所说的“教会”是指他自己的教会，作为“法定”教会的英国国教会。而且，他还是把这个“教会”推行到爱尔兰的那帮家伙中的一个。至少，这个牧师是很坦率的。

[（20）关于亚当·斯密及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看法的总结性评论]

　　[417]在结束关于亚当·斯密的部分之前，我们还要引用他书中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他发泄了自己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恨；在第二段话中，他力图证明，为什么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关于斯密对牧师的憎恨！[90]
　　第一段话说：
　　再引下面这段话［注：见本册第151，152和273页。——编者注］：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注：见第159页脚注。——编者注］。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一方面，它同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作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孟德斯鸠自己都还拘泥于这种见解，他天真不过地把它表达如下（《论法的精神》第7篇第4章）：
　　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
　　[418]第二段话讲到奴隶制，他说：

※　　　　　※　　　　　※VxS品论天涯网

　　亚·斯密自己在第四篇第一章中[91]写道：
　　接着在同一章第24—25页上说：
　　货币主义者醉心于金银，因为金银是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的存在，是交换价值的可感觉的存在，而且只要不让它们成为流通手段这种不过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它们就是不会毁坏的、永久的存在。因此，积累金银，积蓄金银，贮藏货币，成了货币主义所宣扬的致富之道。正象我引用配第的话所指出的那样，[92]连其他商品在这里也只是根据它们的耐久程度，即根据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多久来估价的。
　　现在，第一，亚·斯密是在重复他在一个地方曾说过的关于商品耐久程度相对大小的意见，在那里他曾说，消费对于财富的形成究竟是较有利还是较不利，要看消费品存在的时间是较长还是较短。[93]因而，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货币主义观点，而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即使在直接消费时，拥有商品的人也始终盘算着使[419]消费品继续是财富，是商品，因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而这又取决于使用价值的耐久程度，因而取决于消费是否只是逐渐地、缓慢地使这个使用价值失去作为商品或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可能性。
　　第二，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完全回到——在更广泛的形式上——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
　　可见，斯密区分商品和服务，就象货币主义区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斯密也是从积累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过积累已经不再被看作货币贮藏的形式，而是被看作再生产的实际形式了。商品在消费中消灭，但同时它会重新生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来，或者，如果不这样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价值。劳动产品本身的属性是：它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以再让渡出去的使用价值存在，它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存在，即它是可以出卖的有用品，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商品，或者说，实质上是货币。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不会再变成货币。我对律师、医生、教士、音乐家等等、国家活动家、士兵等等的服务支付了报酬，但是，我既不能用这些服务来还债，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完全象容易消失的消费品一样消失了。
　　可见，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货币主义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只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在商品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商品中才看出这种性质。
　　这种区分是以资产阶级生产实质本身为基础的，因为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货币主义不懂得，这些货币的创造和增加，是靠商品的消费，而不是靠商品变为金银，商品以金银的形式结晶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但是，商品在金银的形式上不仅丧失了它们的使用价值，而且没有改变它们的价值量。

---

　　注释：
　　[13]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三章”是指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这一章的标题应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以后（例如，见第Ⅸ本第398页和第Ⅺ本第526页）马克思不用“第三章”而用“第三篇”（《dritter　Abschnitt》）。后来他就把这第三章称作“第三册”（例如，在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章”马克思是在第ⅩⅥ本开始的。
　　从这“第三章”或“第三篇”的计划草稿（见本册第447页）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打算在那里写两篇专门关于利润理论的历史补充部分。但是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就已在自己的这一历史批判研究的范围内，详细地批判分析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的看法。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特别是在这一著作的第二册和第三册中，就已进一步更充分地揭示了由于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起来而产生的理论谬误。——第7、87、272页。
　　[19]自由放任（原文是：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亦译听之任之）是重农学派的口号。重农学派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调节的，国家不得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和监督；国家用各种规章进行干涉，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们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第27、42、162页。
　　[22]“经济学家”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对重农学派的称呼。——第38、139、223、411页。
　　[62]马克思指马尔萨斯的这两句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亚当·斯密著作的基石，是他的论述的主要思路的基础（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4页）。——第148页。
　　[63]关于银行家和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寄生作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0、32和33章。——第156页。
　　[64]关于资本的积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初条件，马克思是在他的1861—1863年手稿第Ⅳ本第171—172页（《相对剩余价值》一节，《分工》一小节中）谈到的。——第162页。
　　[65]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提到的配第著作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19页。——第167页。
　　[66]指英国作家孟德维尔的讽刺作品《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该书于1705年出第一版，1728年出第五版。——第169页。
　　[67]指戴韦南特匿名出版的著作《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1698年伦敦版第二部分，其中载有戴韦南特一年前写的著作《论东印度贸易》。
　　正文中引用的这段话的译文，同马克思在他的札记本中关于戴韦南特所说的话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正文中所用的戴韦南特著作的全部引文，都取自札记本（这一札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注明：“曼彻斯特。1845年7月”）。——第172页。
　　[68]威廉·配第《赋税论》中的这段话，马克思在这里引自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一书第二卷第36—37页（1821年巴黎版），这段话在这本书中已由加尼耳译成法文。这一段的法译文同马克思在手稿第ⅩⅩⅡ本中引用的英文原文有些不同（见本册第381—382页）。——第176页。
　　[69]手稿在加尔涅的这段引文之后，是篇幅很长的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插入部分（手稿第319—345页）、一段不长的关于马尔萨斯的评论（第345—346页）和篇幅不大的关于配第的补充部分（第346—347页）。关于约·斯·穆勒的插入部分开头这样说：“在分析加尔涅的观点之前，我们要在这里附带地[即以补充部分的形式]就前面引证过的小穆勒说几句话。这里我们要说的话本来应放到后面论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地方去谈，而不在这里谈，这里我们还是考察亚当·斯密。”在手稿第ⅪⅤ本目录中（见本册第5页）以及在这个稿本的正文中，论约·斯·穆勒一节是在《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内。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本版将关于约·斯·穆勒的补充部分移至《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关于马尔萨斯的评论移至论马尔萨斯一章，关于配第的补充部分放在前面第174—176页。在所有这些插入部分之后，手稿上（第Ⅷ本第347页）写道：“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加尔涅。见手稿第Ⅶ本第319页。”接着便是对加尔涅观点的分析，现刊印在第176—199页上。——第177页。
　　[70]在这之前马克思一直用字母ｘ代表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的产品，用字母ｚ代表产品价值。从这里起马克思改换了字母符号：用ｘ代表价值，用ｚ代表使用价值。本版各处都采取马克思最初使用的字母符号。——第183页。
　　[71]这几段话是论热尔门·加尔涅那一小节的补充，取自手稿第Ⅸ本，在论萨伊那一小节和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小节之间。加尔涅《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一书中的话，马克思引自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著作《思想的要素》第四、五部分，1826年巴黎版第250—251页。——第199页。
　　[72]以“施马尔茨”为总标题的这几段话是手稿第Ⅸ本结尾部分的附笔。就其内容来说，它们是该稿本第400页（见本册第199页）关于加尔涅的补充评论的补充。——第200页。
　　[73]卡纳尔给财富所下的定义，马克思引自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一书（第2版第1卷第75页）。这个定义在卡纳尔的著作第4页。——第201页。
　　[74]加尼耳的这一说法，在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一卷第213页。
　　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于1815年出版，比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版早两年。——第212页。
　　[75]严格地说，假设机器的价值比资本的其余部分即460镑（150+310）大3倍，机器的价值就应当是1840镑。但这个数目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因此，马克思为了使计算简便起见，就假定机器价值等于1600镑。——第214页。
　　[76]萨伊给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加的注释，马克思引自加尼耳的著作（第1卷第216页）。——第222页。
　　[77]马克思指加尼耳著作第一卷的一页。马克思这里从该页摘引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的若干片断（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文）。后来在他的手稿第377页又引证了李嘉图《原理》中的这些话，但已经是英文（引自英文第3版），而且引得更完全（见本册第228—229页）。——第225页。
　　[78]你们，不是为了你们（Vos，non　vobis），出自味吉尔的《警言诗》：“你们，鸟儿们，作巢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蓄毛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蜜蜂们，酿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犍牛们，拉犁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第227页。
　　[79]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的话，起先用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文（引自加尼耳的著作第1卷第214页），后来用英文原文（引自第3版第416页）。——第227页。
　　[80]接着，手稿上用铅笔划去了四页半（第372—376页），在这几页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李嘉图所举的“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的人”的例子中包含的数字材料。马克思指出，这些数字材料是不合情理的。在一种情况下，2万镑资本的所有者使用100工人和按1万镑出卖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使用1000工人和按2万镑出卖生产出来的商品。李嘉图断言，在这两种情况下2万镑资本的利润会是相等的，即都是2000镑。马克思作了仔细的计算，这些计算表明在上述前提下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以下这个一般的原理：“例解中的前提不得自相矛盾。提出的前提必须是现实的前提，现实的假设，而不是预先作出的荒谬之谈，也不是假设的非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第373页）李嘉图著作所举的例子所以不能令人满意，还在于这个例子仅仅指明使用的工人人数，而没有指明在两种情况下所生产的总产品的数量。马克思在手稿这个划去的地方的结尾（第376页）写道：“这一计算必须停止。没有理由把时间浪费在摆弄李嘉图的这些废话上。”——第227页。
　　[81]马克思指萨伊的下述论断（在他的《给马尔萨斯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页）：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末，原因就在于能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些论断在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5页）中引证过，在马克思的第Ⅶ本札记本第12页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中也有这些论断。并参看马克思在本册第276页分析的萨伊的这一论点：“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第237页。
　　[82]马克思用整数10，为的是不使以后的计算复杂化。如果按照正文中采用的数字（14种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总数为110年），对固定资本的平均周转时间进行准确的计算（假定所有14种固定资本的数目一样多），那末得出的就不是10年，而只是7．86年。——第247页。
　　[83]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第Ⅹ本中，由于分析魁奈的《经济表》，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这“幕间曲”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见本册第6章）。而对前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特别是在第二十章第十节《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以及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作了详细和系统的回答。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论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一章中，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这一“幕间曲”中所分析的问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一章（批判分析匿名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和论舍尔比利埃一章（论述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问题），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问题。——第258页。
　　[84]指下面这段话：“在一国内流通的金币和银币，作为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适当的消费者之间流通和分配的手段，就象个别商人的现金一样，是死资本。这是一国资本的极有价值的部分，但不为本国生产任何东西。”——第273页。
　　[85]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它由几个分院即学院组成；1795年成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第288页。
　　[86]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第ⅪⅤ本（这一稿本收入本卷第三册）中，分析了马尔萨斯的观点之后，谈到两本匿名著作，其中一本从李嘉图的立场出发反对马尔萨斯，另一本维护马尔萨斯的观点，反对李嘉图学派。第一本题为《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年伦敦版。第二本题为《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93页。
　　[87]威廉·佩利《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一书（1785年伦敦版）的这段话，马克思引自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法文本，比埃尔·普雷沃和吉约姆·普雷沃译自英文第五版，1836年巴黎和日内瓦法文第三版第四卷第109页。——第294页。
　　[88]马克思指莱辛在他的《汉堡戏剧论》（1767—1768年）中同伏尔泰的论战。——第296页。
　　[89]《亨利亚特》是伏尔泰写的关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长诗，于1723年第一次出版。——第296页。
　　[90]关于亚当·斯密对牧师的敌对态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章注75。——第314页。
　　[91]斯密在这一章中考察了重商主义的一般理论观点。——第316页。
　　[92]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货币贮藏》那一小节，那里他引了配第《政治算术》中的话。马克思在前面第167页也引了同样的话，在这一页他指出斯密部分地回到了重商学派的观点。——第317页。
　　[93]马克思指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最后六段，斯密在那里研究：收入以何种方式支出对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作用比较大，以何种方式支出则作用比较小。斯密认为这取决于消费品的不同性质，取决于它们的耐久程度。马克思在前面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小节（第290—291页）提到过斯密的这个观点。——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