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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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OU1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服完了第六瓶也是最后的一瓶药。病大体上又好了，不过最阴险的痔疮还在折磨人。
　　我在文章中没有涉及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因为光是多瑙河地区和瑞典的历史，便填满了不少无聊的篇幅。[1]我很希望你来写科布顿[2]。
　　一旦我看到《泰晤士报》的增刊，就对你的文章［注：弗·恩格斯《欧洲战争》。——编者注］再稍微作些补充。昨天该报所谓“无条件接受”的论调[3]，纯粹是交易所的手法，这种手法曾使它赚了许多钱。“两公国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这是1772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4]上就已经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我在图书馆找到1841年德国出版的海尔曼的著作[5]，他在一家德国图书馆里找到米尼希元帅关于安娜时代的克里木远征[6]的手稿，并写了序言加以发表。你如感兴趣，我一定替你作些摘录。
　　想必你在《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上已看到法耳梅赖耶尔很称赞穆腊耳特的《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历史》[7]（一部得过彼得堡科学院奖金的著作）。
　　又多次遇见布鲁诺［注：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浪漫情调愈来愈证明是批判的批判的“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热衷于他所不理解的重农学派，并且相信地产的特殊恩赐作用。此外，他对德国浪漫派亚当·弥勒的经济幻想[8]估价很高。在军事学方面，他的最高典范是“天才的”毕洛夫。我坦率地对他说，他的这些最新的自白充分地向我表明，他的思想已经麻木到什么程度。至于俄国，他说：西方的旧秩序必须彻底推翻；这只能从东方来实现，因为只有东方人恰好对西方人怀有真正的仇恨，而俄国是东方唯一严密坚实的势力，而且是欧洲唯一还存在着“内聚力”的国家。至于所谓的我们关于内部阶级斗争的“幻想”，他说：（1）工人没有任何“仇恨”；（2）即使有仇恨，他们永远干不出什么名堂；（3）他们是（对复类福音作者[9]不感兴趣的）“贱民”，只能用暴力和诡计加以制服和引导；（4）只要多给几文钱，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此外，据他说，凡是不属于“征服者后裔”的人，根本不可能起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只是理论方面除外。而在这一方面，如果说最近十六年来的确有所建树的话，那只是在德国，而且恰恰是他布鲁诺一人完成的。他说他使得德国这个唯一存在过“科学的”神学的地方不再存在这种神学，并使得“托路克不再写作”。多么巨大的成果！简直是一个可笑的老先生。他想在英国呆一年。我认为，他是想在英国传播德国已不复存在的“科学的神学”。他宣布洪堡是一头道地的蠢驴，因为洪堡在国外骗取了本来应当属于他［注：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的荣誉。
　　关于你的耳病，你应该写信给老哈维。他给丽娜［注：舍勒尔。——编者注］治病也采用通信方式，而且，当他听说她只是一个未来的家庭教师时，甚至分文不收。附上丽娜的第一次诊断书，务请寄回。
　　我把乌尔卡尔特的劣作寄给你，这是他们在报纸[10]出版以前寄给我的。涉及宪章运动历史的“揭露”确实非常幼稚，因为乌尔卡尔特暴露出自己是英国的警探，幻想扮演西塞罗对待卡提利纳的角色。我从柏林《国民报》上看到，未来的普鲁士大臣布赫尔甚至吸取了乌尔卡尔特的“哲学”，并且跟着他逐字逐句地反复咀嚼。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已经是够受的了。
　　祝好。

你的　卡·马·OU1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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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马克思指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但编辑部没有发表的关于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论及了瑞典的历史，看来与1855年11月21日以瑞典、挪威王国为一方和以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签订的针对俄国的防御性条约有关。
　　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扩张、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其中许多文章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见马克思1856年10月30日和1857年2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许多文章，该报编辑部根本不发表。编辑部的这些做法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该报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5页。
　　[2]指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今后怎样？》1856年伦敦版（《What　Next　and　Next？》．London．1856）。科布顿在这本小册子里猛烈地抨击了英国政府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对外政策，而且也谴责了对俄和约草案。作者认为，和约草案的条件没有保障持久和平。——第5页。
　　[3]1856年1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驻维也纳通讯员的一篇电讯，电讯报道，俄国已“无条件接受”奥地利代表同盟国于1855年12月中旬向它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见注14）的和解建议。《泰晤士报》在1月18日社论中谈到前一天收到的关于俄国“无条件接受”的报道时，用十分好战的口吻要求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强调英国应当加强军事准备，以迫使俄国不敢拒绝向它提出的要求。——第5页。
　　[4]福克夏尼会议从1772年7月27日至8月28日在福克夏尼小城（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举行，其目的是停止土耳其于1768年发动的俄土战争。法国和奥地利支持土耳其，以期削弱俄国和抵制它在中欧的影响的增长。除了其他条件之外，俄国政府还打算通过这场战争使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能够得到承认（这两个公国曾经受土耳其保护，但是在战争中被俄军占领）。但是，由于俄国考虑到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可能达成协议的危险性，便竭力靠近奥地利，而且由于奥地利的坚持，俄国在会议进程中同意放弃宣布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独立的要求，但是保留它向土耳其提出的其余的一切媾和条件。由于法国和奥地利暗中破坏，福克夏尼的和谈毫无结果。——第5页。
　　[5]恩·海尔曼《俄罗斯国家的历史》1843年莱比锡版（E．Herrman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ussischen　Reiches》．Leipzig．1843）。——第6页。
　　[6]俄国沙皇安娜·伊万诺夫娜在1735至1739年对土耳其发动的克里木远征中，曾试图攻占克里木，但没有成功。——第6页。
　　[7]指爱·穆腊耳特《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供研究没落帝国编年史特别是395年至1057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1855年圣彼得堡版（E．Muralt．《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　pour　servir　àl’examen　des　annales　du　Bas-Empire　et　particulièrment　des　chronographes　slavons　de　395　à　1057》．St．-Petersbourg，1855）。法耳梅赖耶尔对穆腊耳特的这本书的评论载于1856年1月11日和12日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6页。
　　[8]马克思暗指德国政论家和浪漫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亚当·弥勒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所表述的经济观点。这些著作中主要的有：《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1—3卷（《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Theile　Ⅰ—Ⅲ．Berlin．1809）和《试论新货币理论（主要以大不列颠为例）》1816年莱比锡和阿尔坦堡版（《Versuche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Gelde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rossbritannien》。Leipzig　und　Altenburg，1816）。——第6页。
　　[9]复类福音作者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是指前三篇福音的作者。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布·鲍威尔的著作：《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Bd．1—2．Leipzig．1841；Bd．3．Braunschweig，1842）。——第6页。
　　[10]指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1856年1月19日第15号。这一号报纸以《宪章运动通讯》为题发表了有关1839年至1841年期间宪章派活动的文件，其中包括戴·乌尔卡尔特同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内务大臣诺曼比勋爵和其他官员来往的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乌尔卡尔特辜负了宪章派的信任，象政府的暗探那样监视他们，把宪章派领袖们的计划和意图详尽地报告给英国政府。
　　马克思曾经在一定条件下把他抨击英国统治集团，特别是辉格党首领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著作发表在《自由新闻》和乌尔卡尔特的其他刊物上，但同时坚决同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主义观点划清界线。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通讯和书信中尖锐地批评乌尔卡尔特是反动分子、死硬派和革命运动的死对头。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明确地表示过他对乌尔卡尔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与这位先生为伍，我们只是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同他有共同之处；其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经清楚了。”——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