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49h品论天涯网

　　｛李嘉图从货币价值对商品价格的关系上所提出的货币价值的理论，已经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142]。］研究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只是就最必要的地方说一下。按照李嘉图的说法，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只有在货币的数量同要交换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适当比例的时候才是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货币量超过这个比例，货币价值就会降低，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如果货币量降到这个适当比例以下，货币价值就会提高，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在第一个场合，金过剩的国家，会把跌到价值以下的金输出，并把商品输入；在第二个场合，金就会流往金的估价高于其价值的国家，而估价低的商品就会从那里输往它能获得正常价格的其他市场去。既然依照这些假定，“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己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末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维尔斯顿勋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作1844年和1845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5页[143]）
　　前书对李嘉图这个学说的错误已经作了论证，这些论证用不着在这里重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把上述皮尔银行法强加于人的这一派银行理论家，是用什么方法对李嘉图的这些教条进行加工的。
　　“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象休谟那时候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象李嘉图那时候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方法。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货币同一切商品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以说成货币的相对价值的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释现象……说法虽然不同，但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跌落。可以同样正确地说，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就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果有人证实，价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加时跌落，那末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种虽然在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有了虽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知道，在李嘉图看来，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中也必然发生，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销，例如，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商品输出引起货币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货币。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通以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作铸币进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对商品价格的这种作用，现在必须人为地由银行仿照金属流通规律来进行了。如果金从国外输入，那末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货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中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兑率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不过是铸币，因此所有输入的金都使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都使铸币减少，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的假定在这里变成了实际的试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维尔斯顿勋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伯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通货原理’派著名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1844年和1845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法把它变成现行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试验之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到研究信用学说时才能加以说明。”（同上，第165—168页[144]）
　　对于这个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见1844年至1847年的《经济学家》）和约翰·富拉顿曾进行过批判。但是他们对于金的性质的看法也有很多缺点，并且没有弄清货币和资本的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多次，特别是在本卷第二十八章中看到。在这里，我们再从1857年下院委员会关于皮尔银行法的调查报告（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举几个事例。——弗·恩·｝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作证说：
　　他列出了两个表，一个是关于1834—1843年的，一个是关于1844—1853年的。这两个表表明，十五种最重要的商品的价格变动，完全同金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利息率无关。但它们却表明，金（事实上是“我们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的代表”）的输出和输入同利息率有密切的联系。
　　哈伯德在下面两个表中所举的十五种主要商品是：棉花、棉纱、棉织品、羊毛、呢绒、亚麻、麻布、靛蓝、生铁、白铁皮、铜、油脂、糖、咖啡和丝。




　　哈伯德对这两个表加了如下的注解：
　　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维尔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维尔斯顿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26章）。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末，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历山大，对五十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的内战[145]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作为这种进口的结果，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1848—1857年）作证说：
　　这一点说明奥维尔斯顿对自己私利的盘算很高明，在他看来，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1844年3月3日，银行利息率为3％，1847年10月和11月上升为8％—9％，1848年3月7日，仍为4％。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1848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此，1849年棉花价格有了新的上涨。在奥维尔斯顿看来，商品太贵，是因为国内的货币太多了。
　　奥维尔斯顿把商品价格或价值和货币价值即利息率混淆得多么美妙。怀利在答复第2026号的质问时，对通货理论——1847年5月卡德威尔和查理·伍德爵士曾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坚持必须彻底贯彻1844年的银行法——提出了他总的评价：
　　他还说到了这个银行法对于一般营业的影响：
　　因此，这个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在各地方都起了解救的作用。
　　｛1837年的危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后果，紧接着在1842年又发生了一次冲击范围很广的危机，加上产业家和商人利令智昏，坚决不肯承认生产过剩，——因为庸俗经济学认为，这是荒谬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终于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致使通货学派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他们的教条。1844—1845年的银行法被通过了。
　　1844年的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前者持有担保品——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1400万镑，并持有全部金属贮藏（其中银最多不得超过四分之一），并按二者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都在银行部，再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大约100万），形成银行部的常设准备金。发行部以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里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1844年已有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本行银行券的各私人银行，仍然保留这种权利，不过发行额已经限定。如果这些银行中有某个银行停止发行它本行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就可以按这个停止发行的限额的三分之二，增加它的没有准备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通过这个方法，到1892年，该行没有准备金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由1400万镑增加到约1650万镑（精确数字为1645万镑）。
　　因此，每有5镑金从银行金库内流出，就会有一张5镑银行券流回发行部并被销毁；每有5索维林流入银行金库，就会有一张新的5镑银行券进入流通。这样，奥维尔斯顿理想中的严格遵循金属流通规律的纸币流通，就实现了，按照通货学派的论断，危机因此就永远不可能了。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由于几乎每次危机都有一个金向国外大量流出的阶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银行的金属贮藏来补偿，所以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但在这个场合，每有5镑金流往国外，在国内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张5镑银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时候，流通手段的量却减少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时又限制它的供给，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却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把两次危机都克服了。在1847年，凭第一流的担保品就可能再得到银行券的信心，已足以使贮藏的四、五百万镑银行券重见天日并回到流通中来；1857年，超过法定量发行的银行券，将近100万镑，但为时很短。
　　还应当提一下，1844年的立法显示出人们对于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即银行停止兑现和银行券贬值时期的记忆的痕迹。担心银行券可能丧失信用的恐惧心理还很明显；这种恐惧心理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早在1825年，由于发行一批现存的已不通用的旧的1镑券，而制止了一次危机，这就证明了，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价值符号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弗·恩·｝
　　现在让我们听听关于银行法的影响的几种证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1844年的银行法曾抑制过度的投机。这个聪明人幸运地是在1857年6月12日说这话的。四个月后，危机就爆发了。他一本正经地向“银行董事们和整个商业界人士”祝贺，因为他们
　　聪明的穆勒认为，如果发行票面额1镑的银行券，
　　难道穆勒先生认为，因为工厂主用纸而不用金来支付工资，所以他们将支付较高的工资吗？或者他认为，如果工厂主得到的贷款是票面额100镑的银行券，把这种银行券再换成金，那末，这个工资和直接用1镑券支付时相比，将形成较小的需求吗？难道他不知道，例如在某些矿区，工资是用地方银行券支付的，因而要好几个工人合起来才得到一张5镑券吗？这就会增加他们的需求吗？还是说银行家用小额券贷款给工厂主比用大额券更容易而且货币更多吗？
　　｛如果穆勒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是表现出一种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毫不退缩的折衷主义，那就无法解释他对于1镑银行券的这种特别的恐惧。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图克，反对奥维尔斯顿，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商品价格是由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因此他决不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发行一张1镑银行券，就会有一个索维林回到银行金库里去；他担心的是，流通手段的量会增加，并因而贬值，也就是说，可能使商品价格上涨。隐藏在上述那种恐惧后面的无非就是这一点而已。——弗·恩·｝
　　关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采取的过分的预防措施，图克向1848—1857年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1847年的利息率比1837年和1839年变动得更大，这只是由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的结果（第3010号）。——银行券的保证不论是在1825年，还是在1837年或1839年，都没有受到影响（第3015号）。——1825年对金的需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填补因地方银行1镑券完全丧失信用而形成的空隙。在英格兰银行也发行1镑券以前，这种空隙只能用金来填补（第3022号）。——在1825年11月和12月，丝毫也不存在用于输出目的的对金的需求（第3023号）。
　　纽马奇向银行法委员会（1857年）说：
　　帕麦尔——1811年以来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并曾一度担任总裁——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1848—1857年）提出的证词也特别有意思：
　　目的是使货币更贵。撇开通货理论不说，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强制规定苏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必须为超过定额所发行的银行券保持金准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样就使一国的金属贮藏分散，削弱了它调整不利的汇兑率的能力。所有下面这一切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利息率：英格兰银行除了凭金准备外，发行银行券不得超过1400万镑；银行部应和普通银行一样经营业务，在货币过剩时压低利息率，在货币紧迫时提高利息率；限制银储备这一作为调整对欧洲大陆和亚洲的汇兑率的主要手段；对苏格兰、爱尔兰各银行发出指令，这些银行从来不需要输出金［注：第1版是：货币。根据马克思手稿修改。——编者注］，而现在借口为了实现事实上是完全虚假的银行券的兑现保证而必须持有金。事实是，1844年的银行法才第一次在1857年使苏格兰各银行发生了一次挤兑金的风潮。新的银行立法也没有把金向国外的流出和在国内的流出加以区别，虽然二者的作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市场利息率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动。关于银，帕麦尔曾两次（第992号和第994号）谈到，只有在汇兑率对英国有利，从而银过剩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才可能用银行券来购买银；因为：
　　按照他的看法，只要没有不利的汇兑率使金向国外输出，银行在紧迫的时期，就用不着把利息率提高到5％的旧标准以上。如果没有1844年的法令，那末银行就能毫不困难地为它所接到的所有第一流汇票进行贴现（第1018号至第1020号）。但是，有了1844年的银行法和在银行1847年10月所处的情况下，
　　这种高利息率，正是这个法令的目的。
　　以上是一个历任英格兰银行董事三十九年之久的人所说的。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一个私人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话。他自1801年以来，就是斯普纳—阿特伍德公司的股东。在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作证的一切证人中，他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的唯一证人，并且只有他看到危机即将来临。就其他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北明翰的“小先令派”[140]，和他的同伙、这个学派的创立者阿特伍德兄弟一样（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9页[146]）。他说：
　　（第4494号）他声称，现在营业无利可图。他下面这段话很重要，因为谁都还没有预感到危机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潜在的危机了。
　　（第4495号）他说到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法国人把一批价值3000镑的商品交给明辛街一个经纪人，要他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经纪人卖不到要求的价格，这个法国人又不肯削价出售。商品就留在那里卖不出去，但这个法国人急需钱用，因此经纪人就用下述方式贷给他1000镑，即由这个法国人以商品作为担保，向这个经纪人开出一张以三个月为期的1000镑汇票。三个月后，汇票到期，而这宗商品却仍然卖不出去。经纪人这时必须兑付汇票，尽管他手里有价值3000镑的担保品，但不能变卖，因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人就是这样把另一个人拖垮的。
　　因此，这个人决不会赞同奥维尔斯顿把高利息率和昂贵资本混为一谈的意见。
　　关于业务现在是怎样经营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信用在一切专家看来是稳固的。尽管如此，银行法为了保证银行券的兑现，仍然绝对规定要有900万镑到1000万镑的金。因此，维护这个金贮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和从前的货币贮藏者的情形完全不同的。利物浦的威·布朗作证说（商业危机，1847—1857年第2311号）：
　　我们以前曾提到的那位建筑业主爱·卡普斯——我们叙述伦敦的现代建筑制度时（第2卷第12章[147]）曾引用过他的证词——曾把他对1844年银行法的看法概括如下（银行法，1857年）：
　　上面曾经谈到，苏格兰各银行由于1845年的银行法而被迫采用一种和英格兰的制度近似的制度。它们必须拥有金准备，才能发行超过本行法定限额的银行券。这个制度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可以看一看下面几段向银行委员会（1857年）提供的证词。
　　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作证说：
　　其次，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作证说：
　　最后，还要引用《经济学家》上威尔逊的一篇文章：
　　这个制度被1845年的法令打乱了。
　　｛而银行法的倡议人，银行家赛米尔·琼斯·劳埃德，也就是奥维尔斯顿勋爵，对于这一切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早在1848年就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一再说到，
可是，1847年10月25日政府准许增发银行券的一个指令，就已经足以减轻了危机的尖锐程度。
　　他认为：
　　但数月来工厂工业不振，正好是表现为物质商品资本过剩而堆在货栈内卖不出去，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物质生产资本全部或半数已闲置不用，为的是不致有更多的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生产出来。
　　他还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说：
　　对于奥维尔斯顿7月14日在委员会面前唱出的这首颂歌，回答的是同年11月12日一封给银行董事会的信中所唱的反调。政府为了挽救当时尚可挽救的事情，在这封信里决定暂停执行这个能创造奇迹的1844年法令。——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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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1]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第426、564、635页。
　　[140]北明翰派或小先令派（little　shilling　men），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托马斯·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73页）。——第610、634页。
　　[14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9—169页。——第619页。
　　[14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3—164页。——第620页。
　　[1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2—175页。——第622页。
　　[145]指1851年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第625页。
　　[1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页。——第634页。
　　[1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60—261页。——第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