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14）的补充：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大约到十一月底（1871年）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产缩减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劳工法［注：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1813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118]。因此，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注：“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普通法》第60章第3节。这些法令是1836—1858年颁布的。）“在所有棉纺织厂、毛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或铁工厂和其他金属加工厂实行的每天10小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后皆不得鼓励或强迫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0小时以上；其次，本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第1、2节。1851年3月18日法令）“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11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5点以前和晚上7点半以后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139章第23节。1857年7月1日）］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119]，死了很多人，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注：[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5页。这位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464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已经成为多余，成为累赘了。”（同上，第206页）］。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和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有实现），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从三月到九月，应该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7—8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1小时，午饭1+(1/2)小时，午后小餐1/2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一倍。［注：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1496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1/3，等于农业工人收入的1/2。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24、25、577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1707年伦敦第1版及1745年伦敦第2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冬季，是从早晨5点劳动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不变。1562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限制为2+(1/2)小时，冬季限制为2小时。午饭时间只有1小时，“1/2小时午睡制”只准在五月中至八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旷工1小时扣工资1便士。但实际上，工人所受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183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受到一点职业训练”［注：《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第13页。为了讨好辉格党和资产阶级，马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十七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6岁的儿童就被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1卷第417页）。马考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4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马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过。诚然，随着那种和手工业有区别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剥削儿童的踪迹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象双头婴儿一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富于预感的“商业之友”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当作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并让他们去摹仿。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马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四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例如，我们就来听听波斯耳思威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象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克格莱哥尔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之间的争论吧［注：非难工人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的匿名作者。他早在《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方的，还有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最出色的当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萨涅尔·福斯特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普莱斯博士，特别是波斯耳思威特（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约瑟亚·塔克尔就是如此。］。
　　波斯耳思威特说道：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注：同上，第242、243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让他们在那里吃得饱，穿得好，而只做极少的工作。”］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注：同上，[第260页]。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第78页）］
　　在1770年的“理想的习艺所”，在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12小时！而经过了六十三年，到了1833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部门的13—18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12小时的时候，似乎英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1852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自己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12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我们的唯一福利！”［注：“他们所以特别反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是因为规定这种工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唯一福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80页）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14—15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委托调查过工人的状况。］在苏黎世，10岁以上的儿童的劳动限制为12小时，在阿尔高，13—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2年从12+(1/2)小时减为12小时；在奥地利，14—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0年也缩短为12小时。［注：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华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3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如果马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1770年以来的巨大进步”！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注：“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如果每天必须劳作12小时，那确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把吃饭和往返工厂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就在一天24小时中占去14小时……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看，谁也不会否认，从13岁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为了公共道德，为了培育出健壮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营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1年12月31日》）］此后，自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象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甚至在旧法规中说得十分简单明了的关于昼夜的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1860年一位英国法官为了对昼和夜做出“有判决力的”解释，竟不得不使出真正学究式的聪明。［注：见《1860年1月庭期安特里姆州拜尔法斯特法庭庭长约·亨·奥特韦先生的判决》。］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
　　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三十年来，工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注：很能说明路易-菲力浦这个资产者国王的制度的特点的是，他在位时颁布的唯一的工厂法（1841年3月22日）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这个法令也只是涉及到儿童劳动。它规定8—12岁的儿童劳动8小时，12—16岁的儿童劳动12小时，等等，并且还附有许多例外，以至竟准许8岁的儿童做夜工。在一个连每只老鼠都要受警察监视的国家里，却把对这项法令的监督和推行寄托在“商业之友”的善良愿望上。只是从1853年起，才仅仅在诺尔省设置了一个领薪水的政府视察员。同样能很好说明法国社会一般发展的特点的是，路易-菲力浦的法令在1848年革命前竟是拥有各种各样法律的法国立法工厂中独一无二的工厂法！］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1833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1833年到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1833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5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结束。在这15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13岁到18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每个少年每天不得做工12小时以上。法令的第6节规定：“在限制的劳动时间内，每人每天至少应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除开下面要谈到的例外情况，禁止雇用未满9岁的儿童；9岁至13岁的儿童的劳动每天限制为8小时。禁止9岁至18岁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该法令所说的晚上8点半至早晨5点半之间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1833年6月25日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说道：
　　这个“方案”于是就以“换班制度”（《System　of　Relays》；在英语和法语中，Relay都指到驿站换马）的名义实施了。例如，9岁到13岁的儿童分成两班，一班从早晨5点半到午后1点半，另一班从午后1点半到晚上8点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们极端厚颜无耻地无视最近22年来所公布的一切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为了奖赏他们，如今又给他们吞服的药丸涂上一层金色。议会决定，未满11岁的儿童从1834年3月1日起，未满12岁的儿童从1835年3月1日起，未满13岁的儿童从1836年3月1日起，不得在工厂从事8小时以上的劳动！这种对“资本”如此宽厚的“自由主义”，理应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法尔医生、安·卡莱尔爵士、本·布罗迪爵士、查·贝尔爵士、加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话，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在下院作证时都曾经说过，“危险在于迟缓！”[121]。关于这个问题，法尔医生说得更尖锐：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13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72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黑奴每周劳动45小时以上！
　　但是资本毫不体谅，却掀起了一个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动运动。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儿童的年龄标准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8小时，并且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1836年——越接近，工厂主这帮恶棍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1835年建议把儿童年龄的界限从13岁降为12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13岁的儿童扔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123]每天被压榨8小时以上。1833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1844年6月一直没有变动。
　　在工厂劳动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这项法令约束的十年间，工厂视察员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关于这项法令无法实施的抱怨。1833年的法令规定，在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十五小时内，每个“少年”和“儿童”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中断和停止他的十二小时或八小时劳动，完全由资本家先生们去决定，并且他们还可以为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吃饭时间，这样一来，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种新的“换班制度”，让驿马不是在一定的驿站换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驿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们不来进一步谈论这个制度的妙处，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制度不仅使整个工厂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条文都落空了。既然每个儿童和少年的帐册如此复杂，工厂视察员有什么办法迫使工厂主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和吃饭时间呢？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为很快地又在许多工厂中畅行无阻。工厂视察员在同内务大臣的一次会见（1844年）时证明说，在新发明的换班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监督。［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但这时情况毕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从1838年以来，工厂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当作自己经济上的竞选口号，正象他们把宪章[124]当作自己政治上的竞选口号一样。甚至一部分按照1833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上书议会，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此外，尽管一个个的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代言人和政治领袖却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已经发动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帮助！因此，他们不仅答应把大圆面包加大一倍[125]，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8页。］所以，他们就更不能去反对那种只以实行1833年法令为目的的措施了。最后，托利党人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胁，也用博爱家的口吻大骂他们的敌人的“可耻行为”［注：莱昂纳德·霍纳还正式使用了“可耻行为”一语（《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7页）。］。
　　于是就出现了1844年6月7日的补充工厂法案。它从1844年9月10日开始生效。它又把另一类工人，即18岁以上的妇女，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1844—1845年的工厂报告讽刺地说：
　　13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每天6+(1/2)小时，在有些条件下是7小时。［注：法令允许使用儿童劳动10小时，只要他们不是天天做工，而是隔一天做一天工。总的说来，后面这项附带条款始终没有发生过效力。］
　　为了防止滥用虚假的“换班制度”，法律又规定了下列重要的细则：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A是从早晨8点开始劳动，B是从10点开始劳动，那末，B的工作日仍然要和A的工作日一样，应在同一时间结束。开工时间应以某个公共时钟为准，例如，以附近的铁路时钟为准，工厂的钟要和这个铁路时钟保持一致。工厂主必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时间。12点以前上工的儿童不得在下午1点钟以后又做工。这样，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儿童。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工人都要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至少有1小时应在下午3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得让他们在下午1点以前做工5小时以上。儿童、少年和妇女不得留在某种劳动过程正在进行的厂房中吃饭，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规定的实施使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所以总的说来，在1844—1847年期间，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都普遍一致地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没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补偿，是不会容忍这种“进步”的。在他们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儿童的最低年龄从9岁减为8岁，以保证资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得到“工厂儿童的追加供给”［注：“由于他们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会引起雇用人数〈儿童数〉的增加，有人就认为，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可由8—9岁的儿童的追加供给来满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
　　1846—1847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谷物法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指路明灯！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另一方面，宪章运动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在这期间达到了顶点。它们在渴望报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尽管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言而无信的自由贸易派疯狂反抗，争取了多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终于由议会通过了。
　　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1847年7月1日起，“少年”（从13岁到18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从1848年5月1日起，再最终限制为10小时。在其他方面，这个法令只是1833年和1844年的法令的修正补充。
　　资本先发制人，想使这个法令在1848年5月1日不能完全实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经验教训而变得聪明的工人自己应当来帮助再一次破坏自己的事情。时机是选择得很巧妙的。
　　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10％，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后来，工作日缩短为11小时，工资又降低[8+(1/3)]％，最后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工资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况允许的地方，工资至少降低了25％。［注：“我发现，每周领取10先令的人因为工资普遍减少10％而少得1先令，又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少得1先令6便士，总共少得2先令6便士，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坚决拥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同上）］在这样准备妥当的时机下，就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废除1847年法令的鼓动。欺骗、诱惑、威胁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费心机。虽然在工人中间征集到了半打请愿书，诉说“他们深受这个法令的压迫”，但是在口头询问这些请愿者的时候，他们说是被迫签名的。“他们是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而是受某种人的压迫。”［注：“当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为什么要签名呢？——因为拒绝签名就会被开除。——请愿者觉得自己确实‘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同上，第102页）］工厂主们既然无法使工人说出他们工厂主想说的话，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和议会里大叫大嚷。他们指责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126]，说他们要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但是这一招也没有得逞。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本人以及通过他的助手在郎卡郡的工厂中询问了很多证人。在被询问的工人中，赞成十小时工作日的将近70％，赞成十一小时的百分比要小得多，赞成原来的十二小时的只占极少数。［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7页。在霍纳先生的管区，曾询问了181个工厂的10270个成年男工。他们的证词都载于截至1848年10月为止的半年工厂视察报告的附录中。这种询问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另一个“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劳动12—15小时，然后宣布这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最好的表达。但是“残酷无情的”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马上又出现了。大多数“加班加点工人”声称：
　　资本想先发制人，但是失败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1848年5月1日生效。但同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信仰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127]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不仅公开起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对1833年以来企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20]，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应当记住：1833年、1844年和1847年的各个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没有对前者做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这三个法令都没有限制18岁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从1833年以来，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这15小时的时间始终是法定“日”，在这个界限以内，少年和妇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起先劳动12小时，后来劳动10小时。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开始把他们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时甚至解雇一半，同时却把几乎已经绝迹的夜工在成年男工当中恢复了。他们叫嚷说，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使他们别无出路！［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134页。］
　　第二步是针对法定的吃饭时间，让我们听听工厂视察员是怎样说的：
　　因此，工厂主先生们硬说，1844年法令关于吃饭时间的十分详细的规定，只是允许工人在进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饭喝水！工人为什么不应当在早晨9点以前吃午饭呢？但是皇家法官裁决说，法律规定的吃饭时间
　　经过这几场愉快的示威后，资本采取了与1844年法令条文相适应的即合法的步骤来进行反叛。
　　诚然，1844年的法令规定，上午12点以前做工的8—13岁的儿童不准在下午1点以后继续做工。但是在中午12点或下午开始做工的儿童的6+(1/2)小时劳动，法令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可以使中午12点开始做工的8岁儿童在12点至1点之间干1小时，在下午2点至4点之间干2小时，在5点至晚上8点半之间干3+(1/2)小时，总共是法定的6+(1/2)小时！甚至还有更妙的办法。为了使儿童的劳动同干到晚上8点半的成年男工的劳动配合起来，工厂主只要在下午2点以前不给儿童活干，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厂中连续不停地干到晚上8点半！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答说：
　　事实上，1850年7月26日向下院提出的统计材料表明，尽管有各种抗议，到1850年7月15日为止，还有257家工厂的3742个儿童受着这种“办法”的折磨。［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31日》第5、6页。］不仅如此！资本的山猫眼睛发现，1844年的法令规定，在上午连续劳动5小时至少要休息30分钟，但是关于下午的劳动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因此，资本要求而且确实也迫使8岁的童工不仅从下午2点一直拚命干到晚上8点半，而且还要挨饿！
　　对于1844年法令限制儿童劳动的条款，资本家象夏洛克那样死抓住法令条文不放，但这只是为了对该法令限制“少年和妇女”的劳动的这同一项条款进行公开的反叛。我们记得，消灭“虚假的换班制度”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工厂主开始反叛这个法令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声明说，1844年法令禁止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任意分小段时间来使用少年和妇女的条款，
　　因此，他们用最冷静的态度向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注：例如，慈善家艾释华特在写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战栗教徒式的令人作呕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页）］据说，这将符合于听了不良劝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当然，所有这些遁辞都无济于事。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是工厂主的请愿书立即象雪片似地飞向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1848年8月5日的通令中晓谕视察员：
　　在这以后，工厂视察员约·斯图亚特就准许苏格兰全境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实行所谓换班制度，于是这种制度很快就象以前那样盛行起来。而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则声明，内务大臣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中止法律的实施，并且继续向法庭控告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注：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贝特称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是由各郡绅士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实上，他们形成统治阶级的世袭法庭。］宣判他们无罪，那传讯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奇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亲戚——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22页。参看该报告第4、5页上类似的例子。］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注：根据威廉四世元年和二年法令，即叫做约翰·霍布豪斯爵士工厂法的第二十九章第十节，在与工厂法有关的问题上，棉纺织厂厂主及其父子兄弟一律不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职务。］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叫道：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对1848年法令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社会的救主们坚持原来的想法。莱昂纳德·霍纳报告说：
　　还在1848年12月，莱昂纳德·霍纳就列举出65个工厂主和29个工厂监工，说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换班制度下，任何监督制度都不能阻止过度劳动的广泛流行。［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同一批儿童和少年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在15小时之内由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页。］这样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监督呢，
　　但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过度劳动不说，这种所谓换班制度是资本幻想的产物，连傅立叶关于“短时工作”[132]的幽默描写都相形见绌，所不同的只是，劳动的吸引力变成了资本的吸引力。我们来看看工厂主所编造的那些计划吧，它们被有声望的报纸誉为“在相当精细和适当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工人有时被分为12至15个类别，各类别本身的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资本一会儿把工人拉来干30分钟，一会儿拉来干1小时，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满10小时之前，决不把他放掉。就象在舞台上一样，同样一些人物要在各幕戏的各个场次轮流出场。但是也正象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15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工人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的妙法，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抓住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期间，工厂主大喊大叫，说工人歹徒们请愿的目的是想用10小时的劳动取得12小时的工资。现在他们是反过来了。他们支配劳动力12小时或15小时，而只支付10小时的工资！［注：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6页，以及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和桑德斯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中对“换班制度”的详细剖析。还可参看埃士顿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于1849年春为反对“换班制度”而向女王〔维多利亚〕呈交的请愿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工厂主所解释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正是这些假献殷勤、满嘴博爱的自由贸易论者，在宣传反对谷物法的整整十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给工人听，说如果可以自由输入粮食，那末按照英国工业的能力，只要实行十小时的劳动就足以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了。［注：例如可参看罗·海·格莱格《工厂问题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版。］
　　资本进行了两年的叛乱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四个高等法院之一，高等控诉院，于1850年2月8日判决一件案子时宣布，虽然工厂主违反了1844年法令的精神，但是这个法令本身的某些词句已经使法令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判决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注：弗·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13页[133]）。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所“高等”法院又发现，由于语义含糊，取缔海盗船只武装的法律竟成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很多以前不敢对少年和女工实行换班制度的工厂主，现在都双手抓住换班制度不放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郎卡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严重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1850年8月5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5天从10小时延长为10+(1/2)小时，星期六限制为7+(1/2)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注：在冬季，这段时间可以改为早晨7点至晚上7点。］，其中休息1+(1/2)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1844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注：“现行法律〈1850年〉是一种妥协，其结果是工人放弃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利益，而得到的好处是，凡在劳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人都能同时上工和下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4月30日》第14页）］关于儿童劳动，1844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1833年他们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13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整10年内，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注：同上。］1844年的法令虽然“抢走了”他们让不满11岁的儿童每天劳动6+(1/2)小时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证了他们让11—13岁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特权，并且取消了儿童在其他工厂本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是：
　　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1844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1850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适用于捻丝和缫丝部门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11—13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延长到10+(1/2)小时。借口是：“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康损害较少。”［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6页。］后来，官方医生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尽管工厂视察员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议，但是这种恶劣现象一直继续到现在。［注：大家知道，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曾多么不愿意放弃丝织业的保护关税。现在限制法国进口的保护关税是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英国的工厂儿童也不加保护了。］
　　1850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妇女”的劳动时间从15小时改为12小时，即从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改为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就是说，这种改变不适用于儿童，他们照旧可以在开工前半小时和完工后2+(1/2)小时内被使用，尽管他们劳动的总时间不得超过6+(1/2)小时。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曾向议会提出统计材料，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造成了可耻的滥用。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企图，就是想借助于儿童在繁荣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以后3年的经验表明，这种企图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败。［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30日》第30页。］因此，1850年法令终于在1853年作了补充：禁止“在少年和妇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1850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注：在1859年和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鼎盛时期，有些工厂主企图以额外时间付高工资为诱饵，促使成年男纺工等延长工作日。使用手摇骡机和自动纺机的纺工向雇主提出意见书，这才打消了这种尝试。意见书中写道：“坦白地说，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只要我们每周被关在工厂中的时间仍比别的工人几乎多两天〈20小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好象是国内的奴隶，并且我们责备自己竟容忍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郑重通知，从新年起，我们每周劳动将决不多于60小时，从6点至6点，其中还包括法定的1+(1/2)小时的休息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从第一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注：关于利用这个法律的词句来破坏法律的手法，参看议会报告《工厂法》（1859年8月9日），以及该报告所载莱昂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1845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的每一行！这个法令把8—13岁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16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并且没有规定任何法定的吃饭时间。它容许人们任意使13岁以上的男工日夜劳动。［注：“最近半年〈1857年〉在我的管区内，8岁和8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是从早晨6点一直被折磨到晚上9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39页）］这是议会的一次流产。［注：“印染工厂法关于教育以及劳动保护的规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2页）］
　　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注：例如，艾·波特尔1863年3月24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提醒他不要忘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工厂主叛乱。］“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注：同图克一起编写并出版《价格史》的威·纽马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怯懦地向舆论让步也是科学上的进步么？］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注：1860年颁布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从1861年8月1日起，工作日暂时缩短为12小时，从1862年8月1日起，最后缩短为10小时，也就是说，平日为10+(1/2)小时，星期六为7+(1/2)小时。但是不祥的1862年一到来，旧把戏又重演了。工厂主先生们向议会请愿，要求把准许少年和妇女劳动12小时的规定仅仅再延长一年……“在现今的营业状况下〈棉荒时期〉，如果允许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赚得尽可能多的工资，那对他们将是十分有利的……一项根据这种精神拟定的法案也已经提交下院。由于苏格兰漂白厂工人的鼓动，这项法案被撤销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4、15页）盗用工人名义说话的资本遭到工人回击后，又借助法学家的眼镜发现，1860年的法令和议会的一切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一样，措词含糊，从中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该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轧光工”和“整理工”。英国的审判权始终是资本的忠实奴仆，它通过“普通法法院”批准了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这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并且深为遗憾的是，立法的明确意图，竟由于字义不明而化为泡影。”（《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8页）］在1860年，花边厂和织袜厂在1861年分别受1850年工厂法的约束。由于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一切瓦器业（不仅是陶器业）、火柴厂、雷管厂、弹药厂、壁纸厂、天鹅绒厂以及许多统称为“最后整饰”的作业，都遭受同样的命运。1863年，“露天漂白厂”［注：“露天漂白业者”撒谎说，他们没有使用妇女做夜工，以此逃避了1860年漂白工厂法。但谎言被工厂视察员揭穿了，同时，工人的请愿书使议会打消了“露天漂白厂”座落在芳香、凉爽的草地上的印象。在这些露天漂白厂里，干燥室的温度高达华氏90°—100°，其中做工的主要是少女。“冷却”这个词已经成了她们从干燥室偶尔跑到户外喘口气的专门用语。“在干燥室里有15个少女，烘烤麻布的温度是80°—90°，烘烤细麻布的温度是100°和100°以上。一间约有10平方呎的小屋，中间放着密闭火炉，12个少女在那里〈把细麻布等〉熨平和叠齐。少女们围着发出炽热的火炉，细麻布很快就被烘干，然后由她们熨平。这些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在忙的时候，他们要接连许多天干到晚上9点或12点”。（同上，第56页）一个医生说：“没有规定专门的时间让人们凉快一下，不过当温度高得实在受不了，或者女工的手被汗水弄脏了，便允许她们出去几分钟……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状况比纺纱女工坏得多〈而资本在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竟用卢本斯的笔法把她们描画成非常健康！〉。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里和风湿症。我认为，造成所有这些病症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工作室温度太高，并且她们缺少足够的舒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回家时抵御寒冷潮湿空气的袭击。”（同上，第56、57页）关于后来才从快活的“露天漂白业者”那里争得来的1863年法令，工厂视察员指出：“这个法令看起来是保护工人的，但它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工人的目的……按照法令的条文，只有当儿童和妇女在晚上8点以后被发现做工时才应受到保护，就是在这种时候，因法令所规定的证明方法有种种保留条件，以致很少有人会受到处罚。”（同上，第52页）“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的目的的法令来说，该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要看情况而定），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并且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如何，不管漂白厂邻近地区的家庭有怎样的社会习惯，这能说是人道的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和面包房分别受专门法令的约束，在前一种工厂中禁止在夜间（从晚上8点至早晨6点）使用儿童、少年和妇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9点至早晨5点使用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以后的各次建议，英国一切重要工业部门，除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以外，都有被夺去“自由”的危险，关于这些建议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注：第2版注：自从1866年我写这些话以来，倒退的现象又发生了。］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读者还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末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最鲜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注：“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果。”（《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3页）］，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注：“受限制的行业都与使用蒸汽力或水力生产纺织品有关。一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就是：使用蒸汽力或水力，并且加工某种特定的纤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注：关于这种所谓家庭工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也都象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注：“最近这次会期〈1864年〉通过的法令……涉及到习惯异常不同的各种行业。使用机械力开动机器，已不象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作工厂的必要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注：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不论消费时间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被消费。那里所雇用的每1000人中，有733个男人，88个妇女，135个16岁下的男孩，44个16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等处，每1000人中，有668个男人，149个妇女，98个16岁以下的男孩，85个16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的或未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2先令8便士，妇女为1先令8便士，少年为1先令2+(1/2)便士。不过，与1850年相比，1863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注：本世纪头十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鼓吹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种主张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旗帜上。［注：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39、40、67、77等页。］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注：“1855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即一段时间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工人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们为此使用两班工人，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12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是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工人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来催生，但是这个法律同它的英国原版比起来更加不完备。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注：“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工厂建筑物内，同一个工厂主既是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漂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0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不同规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末要保证执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同上，第21页]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可办了。］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注：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他还没有精疲力尽。”（《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34]（1866年8月）宣布：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135]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注：“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1848—1850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作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5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34页）“允许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5页[136]。］，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137]，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注：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下去，并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7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8页）］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138]，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注：“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把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和属于雇主的时间终于明显地区分开来。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了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了。”（同上，第52页）“它〈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这就赋予工人一种道义力量，使他们也许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第47页）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48页）］。多么大的变化啊！[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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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03]小先令派（Little　shilling　men）或北明翰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托马斯·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73页）。——第260页。
　　[104]“组织规程”（《Règlement　organique》）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第266页。
　　[105]德莱登《公鸡和狐狸》。——第270页。
　　[106]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第273、438、509、718页。
　　[10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2—494页。——第273页。
　　[108]又是克里斯平（Ecce　iterum　Crispinus）——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篇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议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第276页。
　　[109]埃利亚派——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想象中。——第278页。
　　[110]大陪审团是1933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拔十二到二十三个“善良的和诚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对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问题作出决定。——第280页。
　　[1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6—498页。——第283页。
　　[112]马克思指他对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312页）。——第285页。
　　[113]威·斯特兰吉《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第84页（W．Strange．《The　Seven　Sources　of　Health》．London，1864，p．84）。--第287页。
　　[114]“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　never，never　shall　be　slaves！》）——英国国歌《统治吧，不列颠》中的一句歌词。——第293页。
　　[115]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第294页。
　　[116]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国债剧增，危及国家。——第299页。
　　[117]歌德《给祖莱卡》。——第300页。
　　[118]“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自圣经的一个故事，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据传说，饥饿的以扫正是用这一代价把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卖给了自己的弟弟雅各。——第301页。
　　[119]鼠疫猖獗——1347年至1350年西欧鼠疫流行。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301、770页。
　　[120]《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第53页（《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 n．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8　June　1833》，p．53）。——第309页。
　　[121]“危险在于迟缓”（《Periculum　in　mora》）——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Ab　urbe　condita》）第38卷第25章第13节。——第310页。
　　[122]《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the《Bill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8　August　1832）。——第310页。
　　[123]札格纳特是印度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311、708页。
　　[124]指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它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第312页。
　　[125]反谷物法同盟（见注10）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　loaf》）。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312、499页。
　　[126]国民公会委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拥有特许全权的代表。国民公会委员就是对这些代表的称呼。——第315页。
　　[127]嫌疑犯处治法（loi　des　suspects）是1858年2月19日在法国由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一切法国领土。——第316页。
　　[128]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318、319页。
　　[129]十表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的方案。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降为奴隶或碎尸分身。——第319页。
　　[130]这一臆说，见法国历史学家兰盖的著作《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Tome　Ⅱ，Londres，1767，livre　V，chapitre　XX）。——第319页。
　　[131]德国哲学家道梅尔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秘密》（《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圣餐时吃人肉。——第319页。
　　[132]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在这个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　séances》）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根据傅立叶的意见，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第322页。
　　[13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4页。——第323页。
　　[134]指1866年8月20日至25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名代表，他们代表六万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第333页。
　　[135]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文拟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第334页。
　　[1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76页。——第335页。
　　[137]“折磨他们的毒蛇”——套用了海涅的诗《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一句话。——第335页。
　　[138]大宪章（Magna　Charta），即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1215年由英王“无地约翰”签署的一个历史文件的名称。大宪章是骑士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国王提出的。它对国王的权力规定了某些限制，保存了一些封建特权，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第335页。
　　[139]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　mutatus　ab　illo！）——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第274行。——第335页。
　　[4]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8、296页。
　　[20]“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80]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1672》．London，1691）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第162、166、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