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公社和其他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同时又是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一些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末原因不在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那种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社所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自然地或由于特别的决定而终止，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的观点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制度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克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广泛地扩展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在给农民的份地比以前数量更少质量更坏的同时要农民担负支付赎金和更高捐税的负担，必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打开了大门，使那里生产的粮食能运到销售市场去；可是，沿着这些铁路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此以前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历来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地开始瓦解了，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于受富人奴役的地位。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不久曾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货币经济的浸入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了。［注：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449]］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变为奴隶的债务人，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愈来愈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用自己的签字来巩固俄国纸币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Vestnik　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在“祖国纪事”（Otetschestvenyja　Zapiski）上出来反对他。^[450]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者，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Věstnik　Narodnoj　Voli）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451]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也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和急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第一版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评语是这样的：“如果在欧洲大陆，这种……损害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如迄今以前一样同全国规模的黩武竞赛、国债竞赛、赋税竞赛、以及以优雅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竞赛等等手拉手地发展的话，——那末，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皮鞭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帮助下来返老还童，正如半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如此认真地预言的那样（我们顺便指出，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452]马克思接着说过^[453]：“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尊敬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454]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