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兰西内战”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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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初稿wf5品论天涯网

国防政府

　　战争开始以后四个月，当国防政府投给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点小惠，即允许他们在比桑瓦耳^[376]显示他们的战斗能力的时候，这个政府认为促使巴黎投降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在专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召开的巴黎区长会议上，特罗胥在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其他同僚在场和支持下，终于透露了他的“计划”。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特罗胥的计划就是要巴黎和法国投降。实际上，他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茹尔·法夫尔自己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就曾这样露骨地供认：应当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蛊惑家”。由此可见，国防政府对人民的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不过都是些存心骗人的谎言罢了。国防政府有步骤地实施这一“计划”——派波拿巴的将军们负责巴黎防务、瓦解国民自卫军、借茹尔·费里的渎职失政制造饥馑。巴黎工人在10月5日、10月31日等日子里几次想用公社来代替这批卖国贼的尝试，竟被当做与普鲁士人的串谋而遭镇压^[377]！投降之后，假面具揭下了（被扔到一边）。仰仗着俾斯麦的恩典，这批capitulards ^[378]变成了一个政府。他们作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同俾斯麦缔结了全面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解除了法国的武装，使任何继续抵抗成为不可能。正是这批capitulards，在波尔多以共和国政府姿态重新复活之后，通过自己的前任大使梯也尔和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以所谓国民议会的多数的名义，远在巴黎起义之前便急切地哀求俾斯麦来解除巴黎的武装、占领巴黎、镇压“它的canaille〔暴徒〕”，这些都是俾斯麦从法国返回柏林途中在法兰克福亲口对他的膜拜者们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讲出的。让普鲁士人占领巴黎，是国防政府“计划”的底蕴。这帮人从在凡尔赛粉墨登场以来为了央求普鲁士进行武装干涉而表现的一副恬不知耻的嘴脸，甚至使欧洲的待价而沽的报纸也为之瞠目失色。自从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在capitulards指挥之下而是把枪口指向capitulards以来，他们的英雄业绩甚至使那些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把“卖国贼”一词烙到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及其一伙的无耻额角上。公社缴获的文件最后提供了这些人叛国大罪的法律证据。这些文件中有一些是受命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波拿巴派sabreurs〔武人〕的信件；这些丑恶的家伙在这些信件里就嘲弄讥笑他们自己的“巴黎防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
　　因此，很明显，现在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批人，只有发动内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
　　但是，——而这对第二帝国的人物，以及那些只有靠第二帝国的土壤和空气才能变成冒牌人民喉舌的人物，是最具特征意义的，——共和国如果胜利，就不仅要给他们烫上卖国贼的烙印，而且还要把他们当做普通罪犯交付刑事法庭审理。只要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这帮梯也尔手下的国防政府的要人就够了！
　　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一系列在时间上前后分属二十来年的证据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凭着一大堆无比复杂的大胆捏造的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所以，茹尔·法夫尔这个口甜似蜜的家庭、宗教、财产、秩序的辩护士，原来老早就该受Code　pénal〔刑法〕究办了。遇到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他都免不了被判处终身苦役的命运。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凡尔赛现任内务部长，他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官位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注：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马克思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这位厄内斯特·皮卡尔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从前，当厄内斯特·皮卡尔跟茹尔·法夫尔之流恬不知耻地提名他那位宝贝兄弟为塞纳—瓦瑟省的立法团议员候选人的时候，第二帝国政府曾公布两份文件：一份是巴黎警察局的报告（1867年7月31日），说这位阿尔图尔·皮卡尔曾经作为一个《escroc》〔“骗子手”〕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另一份是1868年12月11日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阿尔图尔自己供认了当他在帕勒斯特罗街5号Société　Générale ^[379]的一个分公司任经理期间，曾经盗用过30万法郎。厄内斯特不仅派他的这位宝贝阿尔图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该报创刊于帝国时期，一直出版到今日，这是一份天天诋毁共和主义者为“强盗、土匪、partageux〔均产者〕”的报纸）的主笔，而且在他一当上“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后，还用阿尔图尔在内务部和股票交易所之间给他当财务纤手，利用他得到的国家机密去大发横财。
　　厄内斯特和阿尔图尔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正如多泪善哭的茹尔·法夫尔一样，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也是一个应受Code　pénal〔刑法〕究办、该被判处苦役的人。
　　这个三人合唱队中的最后一人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还是一个吃不上饭的穷律师；他不满足于制造巴黎的饥馑，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在巴黎被围期间侵吞公款的经过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无怪乎正是这帮只有在受普鲁士刺刀保护的王朝下才可望免于苦役刑的人，正是这帮只有乘内战的混乱才能得到假释证的人，正是这些亡命之徒，才被梯也尔一眼挑中，被“地主议会”作为最可靠的反革命工具接受下来！
　　无怪乎当4月初被俘的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和凡尔赛的暴徒们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先生“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要笑”，同时，“梯也尔夫人、茹尔·法夫尔夫人以及一伙与她们类似的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贵妇们，在省政府的阳台上”看着令人发指的景象拍手喝采。无怪乎正当法兰西的一部分在征服者的铁蹄下痛苦地挣扎着，正当巴黎——法兰西的心脏和头脑——为反抗内奸进行自卫而终日不断流着它的最宝贵的鲜血时……梯也尔们、法夫尔们及其同伙却沉湎于路易十四皇宫里的狂饮闹宴；如梯也尔为庆贺茹尔·法夫尔从卢昂（他是被派去和普鲁士人进行勾结（向普鲁士人乞怜）的）返回而举办的盛大fête〔宴会〕就是一例。这是漏网罪犯们的恬不知耻的狂欢暴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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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国防政府最初曾用梯也尔做他们的外交大使，派他去向欧洲各国宫廷乞求，以法国重立国王为代价来换得各宫廷对普鲁士的干涉；其后，他们又派他巡视法国各省，同各地的chateaux〔封建主砦堡〕进行串谋，并暗暗地准备那应和投降一起猝不及防地加到法国头上的大选，那末梯也尔则用这些人做了他手下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他们是靠得住的人。
　　在梯也尔的行动中，有一点颇为神秘难解，这就是他在加速巴黎革命上的轻率冒失行为。梯也尔用了这样一些办法来激怒巴黎：要他的“地主议员们”发出反对共和国的叫嚣，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颁布杜弗尔（梯也尔的司法部长）的使巴黎商业濒于破产的、关于商业期票échéances〔支付期限〕的三月十日法令，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课征新的报刊税，查封巴黎的共和派报刊，恢复最初由八里桥［注：见本卷第49页脚注。——译者注］宣布的、但随着帝国政府在9月4日倾复而取消了的戒严，任命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380]、前参议院议员维努亚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任命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做了这些事还不满足，竟以微弱的兵力挑起了内战：让维努亚进攻蒙马特尔高地，并企图首先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夺走属于他们的，而且只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才依巴黎投降协定留在他们手中的大炮，以便解除巴黎的武装。
　　这种d’en　finir〔把它解决掉〕的狂热是从哪儿来的呢？解除巴黎武装、镇压巴黎，当然是进行王朝反革命的首要条件，但是，像梯也尔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若非为压倒一切的极其紧迫的动力所驱使，是不会在缺乏应有的准备的情况下，手头只有少得可笑的力量就贸然着手而使这桩棘手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的。动机原来是这样。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经手借了一笔债款，按规定是立即支付20亿，以后再分期陆续支付数十亿。在这项借款交易中，为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西蒙、普野－克尔蒂约等这些显贵公民准备了一笔真正的御用pot-de-vin（酒钱）。但是，在这项交易上有一层障碍。在合同最后签字盖章之前，立约一方要求一项保证——平定巴黎。所以才有梯也尔的孟浪行动。所以才对竟敢干涉这桩好买卖的巴黎工人表现出那样野蛮的仇恨。
　　关于茹尔·法夫尔们、皮卡尔们等等，我们所说的已足以证明他们是这种假公济私勾当的宝贝同谋者。至于梯也尔本人，尽人皆知，在路易－菲力浦治下他两度组阁，捞了200万；在他任首相时（1840年3月），众议院曾指责他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为了回答这个指责，他那时流了眼泪鼻涕；他像茹尔·法夫尔以及著名喜剧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人们同样也都知道，为了挽救法国由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梯也尔先生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个数目恰恰和路易·波拿巴在1850年因允许梯也尔先生及其在立法议会中的党羽废除普选权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数目相等^[381]。梯也尔先生自定年俸为300万法郎，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描绘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第一着。说到普野-克尔蒂约，此人是卢昂的一位棉纱厂厂主。1869年，厂主会议宣布为“征服”英国市场而必须普遍降低工资，他就是那个厂主会议的领导人——这条毒计当时被国际挫败了^[382]。普野-克尔蒂约在各方面都狂热地、甚至可以说是卑躬屈膝地拥护第二帝国，只是在一点上他觉得第二帝国不好，那就是第二帝国和英国缔结的商约损害到他自己开办的工厂的利益。作为梯也尔先生的财政部长，他的第一步是痛斥那个“可恨的”商约，并宣布必须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保护他自己的工厂。他的第二步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尝试，即以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打击亚尔萨斯，借口是没有任何国际条约阻挡着他对亚尔萨斯重新实施保护关税。借助这一妙着，他自己在卢昂的工厂就会摆脱牟罗兹的那些敌对工厂的危险竞争。他的最后一步是赏给他的女婿罗什-朗贝尔先生一份礼物——派他为卢瓦尔总收税官，这是落到统治的资产阶级手里的肥赃之一；普野-克尔蒂约曾经对他的帝国时代的前任曼涅先生十分不满，就是因为曼涅先生曾把这一大肥缺赏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位普野－克尔蒂约确实是执行上述那项勾当的适当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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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0日“号召报”^[383]载，前任巴黎市长茹尔·费里于3月28日向市税稽征所的官员发出通令，禁止……继续为巴黎课征任何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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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政治小骗局，——小人的肚肠……溃烂的良心……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无聊的权术和计谋……重复他的关于自由主义、关于《libertés　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说教……热衷于……以有力的理由反驳认为有失败的可能……头头是道的反驳论据……一种卑劣透顶的英雄主义……侥幸得逞的议会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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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皮卡尔先生是一名强盗，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他一直在交易所利用我们军队的失败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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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杀，叛卖，纵火，暗杀，诽谤，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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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也尔自己在区长等会议上（4月25日）的演说中说：

　　杜弗尔

　　杜弗尔想用对外省报纸进行法律起诉的办法击溃巴黎。因报刊鼓吹“和解”而对之进行审讯，实在荒唐。
　　杜弗尔在梯也尔的阴谋策划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用他的三月十日法令搅动了负债累累的整个巴黎商业；用他的关于巴黎房租的法令威胁了整个巴黎。颁布这两项法令都是为了惩罚巴黎，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法国的荣誉，延缓了向俾斯麦投降达六个月之久。杜弗尔是一个奥尔良党人，是一个就议会意义而言的“自由派”。因此，他一向是镇压部长和戒严部长。
　　他第一次出任大臣是在1839年5月13日，即在共和党的dernière　prise　d’armes〔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384]，所以他是当时七月政府的残酷无情的镇压大臣。
　　1849年6月2日^[385]，曾被迫于（1848年）10月29日取消戒严的卡芬雅克，召来两位路易-菲力浦的大臣进入他的内阁（杜弗尔任内务部长，还有维维延）。他是在普瓦提埃大街^[386]（梯也尔）要求之下任命他们的，因为普瓦提埃大街要求保证。他希望用这种办法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保皇党的支持。杜弗尔使用了最非法的手段使卡芬雅克当上了候选人。恫吓和贿选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杜弗尔在法国散布大量诋毁别人的印刷品来攻击其他候选人，尤其是攻击路易·波拿巴，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路易·波拿巴的部长。杜弗尔再度成为1849年6月13日的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为了对付国民自卫军为反对法军炮轰罗马等事所举行的示威）。现在，他又成为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在凡尔赛宣布的（戒严地区是塞纳—瓦瑟省）。宣布任何省戒严的大权已授予梯也尔。现在，正像1839年和1849年一样，杜弗尔要求新的镇压法、新的出版法、“简化军法审判手续”法。他在分发给各总检察官的一份通告里，痛斥“议和”这种呼声是报界的一项罪行，应严惩不贷。对法国司法界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只有一位总检察官（马延省的）［注：路·瓦什隆。——编者注］写信给杜弗尔提出辞职……
　　杜弗尔在1847年属于阴谋反对基佐的“自由联盟”，正如他属于1869年的阴谋反对路易·波拿巴的“自由联盟”一样^[387]。
　　至于说到三月十日法令和房租法令，应当指出，杜弗尔也好，皮卡尔也好（两人都是律师），他们的最好的顾主都是属于不愿由于巴黎被围而损失一个小钱的房东和阔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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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和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样，这些人对共和国说的是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Je　vais　t’assassiner，mais　c’est　pour　ton　bien．》（“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

　　在维努亚企图占领蒙马特尔高地以后（3月18日4点钟，他们在红宫花园被枪决），勒康特将军和克列芒·托马就被第八十一常备团的那些情绪激昂的士兵们抓起来枪毙了。这是一项不顾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代表的力劝而执行的私审的即决行动。勒康特这个带着肩章的凶手，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军队开枪射击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孺。士兵没有射击人群，而是把他枪毙了。克列芒·托马曾做过军需官，是一个在六月屠杀（1848年）前夕被国民报派（他做过该报的gérant〔经理〕临时提拔起来的“将军”；他的军刀除了染满巴黎工人阶级的鲜血之外，从未沾濡过其他敌人的血迹。他是蓄意激起六月起义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那次起义的最残暴的刽子手之一。1870年10月31日，巴黎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突然袭击设在市政厅的“国防政府”并且将政府人员逮捕起来的时候，这些自封官爵的人们，这些被他们的一个同伙皮卡尔最近称为gens　de　paroles〔说话算话的人〕，都立下了信誓：他们一定让位给公社。他们以此获释之后，随即把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开来进攻那些过于轻信而释放了他们的人。然而，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即塔米济埃先生，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显职。他拒绝背弃自己的信誓。于是克列芒·托马的运气又来了。他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来代替塔米济埃。他是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从不向普鲁士人作战”，他只向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瓦解、分裂、诽谤中伤国民自卫军，把国民自卫军中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全部清洗掉，唆使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布置使国民自卫军损兵折将的“出击”，好让它备受嘲笑。这个家伙被六月屠杀中的冤魂所缠定，当他在3月18日嗅到又要屠杀巴黎人民的气息时，他完全不是出于官方差遣而是情不自禁地又重新登上战争舞台。人民的怒火一爆发，他就成了私审的牺牲品。而那批把巴黎交给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处置以便断送共和国、并根据普野－克尔蒂约所立合同领取pots-de-vin〔酒钱〕的人们，现在居然大嚷大叫：杀人犯！杀人犯！急于吮吸“无产者”鲜血的欧洲报纸也响应了他们的这种嚎叫。“地主议会”里上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的闹剧；这回仍和从前一样，他们这两位朋友的尸首，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对付敌人的武器。他们要巴黎和中央委员会对它们无法控制的一桩事件负责。人们都知道，在1848年6月的日子里，“秩序人物”怎样就巴黎大主教被杀事件掀起了震荡全欧的反对起义者的愤怒叫嚣。其实，他们甚至在当时就已经从大主教手下的那位陪伴他到街垒去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的军队而不是被起义者射杀的，可是，大主教的尸体正好服务于他们的目的。现任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先生是公社为了对付凡尔赛政府的野蛮暴行、进行自卫而扣押的人质之一，从他给梯也尔的一封信看来，他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预感，即特朗斯诺南爸爸^[388]切望在他身上投机，想利用他的尸体激起一种神圣的愤怒情绪。凡尔赛的报刊几乎没有一天不宣告达尔布瓦已被处死；要是从“秩序人物”的层出不穷的暴行、违反所有战争公法来说，如果不是公社，任何别的政府早就会批准把达尔布瓦处死了。凡尔赛政府刚刚取得第一次军事胜利，率领宪兵杀害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的德马列上尉便立即得到梯也尔的勋绶。弗路朗斯在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的生命。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逃亡者）被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多面堡里枪杀了我们被俘的英勇同志杜瓦尔，因为他的第二件功绩是枪决了几十名被俘的站到巴黎人民方面的常备军士兵，并且用“十二月的方式”^[389]揭开了这次内战。加利费将军——用伦敦的一个廉价文丐的微妙形容语来说，是“在化装舞会上素以服饰号称第二帝国奇观之一的那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丈夫”——在吕埃伊附近对国民自卫军的一个队长、副官和士兵发动“突袭”，立即把他们枪决，随即发布一份公告来夸耀他的这项功绩。这些只是凡尔赛政府正式谈到的并引以为荣的谋杀事件中的几桩。第八十常备团的25名士兵被第七十五常备团作为“叛逆”执行枪决。
　　凡尔赛。4月4日。梯也尔这个其貌不扬的侏儒，谈到押往凡尔赛的俘虏时说（在他的公告中）：
　　4月6日。公社关于报复（和人质）的法令：
　　4月5日。公社公告：
　　凡尔赛。4月11日。高级军官和其他目击者津津有味地叙述战俘（并非逃兵）遭到冷酷枪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
　　达尔布瓦在给梯也尔的信中抗议
　　德盖里（马德兰教堂主持）也以同样的语气写道：
　　在这种种暴行发生时，梯也尔却告诉各省省长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Elle　aussi　a　le　coeur　léger〔议会也很很松〕［注：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向普鲁士宣战前夕奥利维耶声称，他“轻松地”承担战争的责任。——编者注］）。
　　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会”十五人委员会^[392]恬不知耻地“正式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就地处决和报复行为”。但是，特朗斯诺南爸爸在他的关于炮轰巴黎的4月16日通告中说：
　　梯也尔表明了，他至少在一件事上，即在发表谎话连篇的公报上，超过了他膜拜的英雄拿破仑第一。（当然，巴黎是在自己轰击自己，以便能够中伤梯也尔先生！）
　　为了回答波拿巴派恶棍们的这些凶暴的挑衅行为，公社只限于拘禁一些人质，提出要进行报复的威胁，但是它的威胁一直没有见诸行动！甚至于化装为军官的宪兵，甚至于身上搜出炸弹的被捕市警，都没有交付军事法庭！公社不肯让这些爪牙鹰犬的血玷污自己的双手！
　　3月18日之前的几天，克列芒·托马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一份将四分之三的国民自卫军解除武装的计划。他说：

国民议会

　　那批在凡尔赛当权的人物早将所有要塞交给了敌人，出卖了毫无防御的巴黎。2月8日在敌人的压力下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凡尔赛议会只有一个目的——根据1月28日在凡尔赛签字的投降协定明白规定的唯一目的，即决定是继续战争，还是签订和约；如果要签订和约，便商定和约的条件，并保证尽可能迅速地使普军从法国领土上撤退。

尚济，巴黎大主教等人

　　尚济的被释放几乎是和赛塞的撤退同时发生的。保皇派记者们都一致认定这位将军要被处死的。他们想把这项可爱的行动加在红色党人头上。他们说曾三度下令要将他处决，这次他真的要被枪毙了。
　　旺多姆广场事件［注：见本卷第617—619页。——编者注］以后，凡尔赛是一片慌乱。预料3月23日会向凡尔赛进攻，因为公社运动的领袖们已经宣布了：如果国民议会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他们就要向凡尔赛进军。议会没有采取什么敌对行动。相反地，它通过了一项同样紧急的动议，决定在巴黎进行公社选举等等。议会用这些让步承认了它的无力。就在同时，保皇党在凡尔赛酝酿着种种阴谋。波拿巴的将军们和奥马尔公爵^[393]。法夫尔公开承认他已经接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信中宣称如果到3月26日还不恢复秩序，德军就要占领巴黎。红色分子看穿了他的小把戏。旺多姆广场事件是这个赝造文契的老手、卑鄙恶劣的耶稣会教徒茹尔·法夫尔挑起的，他（在3月21日？）登上凡尔赛议会的讲坛，来侮辱那些把他从卑微中提拔起来的人民，挑拨巴黎和外省的对立。
　　3月30日。公社公告：

梯也尔

　　4月25日，梯也尔在接待塞纳省各区区长、区长助理、城郊市镇参议员时说：
　　依梯也尔看来，法国从1830年到1871年的进展就在于：在1830年，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到了1871年，路易-菲力浦王朝时的大臣化石，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梯也尔先生是以僭越开始他的统治的。国民议会任命他为议会内阁的首脑；他把自己任命为法国行政的首脑。

国民议会和巴黎革命

　　在外国侵略者的命令下召开的国民议会，根据1月28日凡尔赛协定的明文规定，只是为着一个目的选出的：或是决定继续战争，或是确定议和条件。巴黎的capitulards〔投降派〕在号召法国人民参加投票的时候，自己就明白地规定了议会的这项特殊任务，议会的成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Capitulards奴颜婢膝地接受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款本身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议会在实际上只能签订一个屈辱的和约；为了完成这项特殊工作，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
　　共和国是在9月4日由巴黎人民宣告成立的，而不是由在市政厅中擅自建立国防政府的讼棍们宣告成立的。它受到法国举国一致的欢迎。它通过以巴黎的长期抵抗为基础的五个月的战争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共和国进行的、并且是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这一战争，那末，在色当投降以后，帝国就会被俾斯麦恢复起来，而以梯也尔先生为首的讼棍们就不会是代表巴黎投降，而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不至于到凯恩去旅行而投降，也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地主议会。只是由于巴黎开始了共和革命，地主议会才集聚起来。地主议会并不是一个制宪议会，像梯也尔先生重复说得令人发呕的那样；如果不是仅仅作为共和革命中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者，那它连宣布波拿巴王朝被推翻的权利都没有。因此，法国的唯一的合法权力就是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本身。进行这次革命不是为了反对小拿破仑，而是为了铲除产生第二帝国的、并在第二帝国政权下得到登峰造极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如果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不被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生力量所铲除，法国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像这次对普鲁士的战争鲜明地揭示的那样。地主议会只从革命手中取得了代表权去签订由现任“行政当局”承担起来的卖身给外国侵略者的灾难性条约。因此这个地主议会竟企图把革命说成自愿的投降派，乃是骇人的僭越。它对巴黎的战争不过是在普鲁士刺刀庇护下的一次怯懦的Chouan-nerie ^[395]。这是谋害法国的露骨阴谋，其目的在保持堕落的、衰退的、腐烂的阶级的特权、垄断地位和奢侈生活，正是这些阶级已把法国拖向深渊，只有真正社会革命的海格力斯的巨手才能把它挽救出来。

梯也尔的最精锐的军队

　　还在成为“国家要人”以前，梯也尔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但是，矮人所特有的虚荣心这一回却使他丢丑，使他受到无以复加的嘲笑。他的秩序军是：出于俾斯麦的恩典刚从普鲁士监狱中遣送回来的波拿巴兵痞的渣滓、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瓦伦顿的“市警备队”^[396]、比埃特里的过去的市警以及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不过是军队里的密探、而在梯也尔先生手下构成军队精华的瓦伦顿的科西嘉宪兵，而且所有这些人都处在带着肩章的mouchards〔侦探〕监视之下，由丧尽廉耻、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元帅们指挥。就是这一批乌七八糟的该绞杀的东西，梯也尔先生美其名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如果说他允许普鲁士人还驻扎在圣丹尼，这只是他想要用凡尔赛的这支“最精锐的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梯也尔

　　种种政治小骗局。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梯也尔先生，一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辩客”，一个玩弄议会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卑鄙奸诈和阴谋诡计的巨匠。这个邪恶的侏儒在半个世纪中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真实的思想代表。当他置身在反对派之列时，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libertés　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陈腐说教，轮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当他在野时，他常常用法兰西的宝剑来恫吓欧洲。他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在1841年咽下了伦敦公约的耻辱^[397]；以反对德国统一的激昂言论加速了对普战争；1870年，他遍访欧洲各宫廷进行乞求，给法国丢脸；1871年他签署了巴黎投降书，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并向普鲁士央求到了一个让步——让他在自己的被蹂躏的国家里发动内战并给他以发动内战的手段。当然，现代社会中隐藏着的活力始终是他这号人所不知道的，可是他竟连现代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竟然轻蔑地把修铁路指斥为荒诞的怪事；甚至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也激烈反对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措施。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没有胆识的人。
　　由于渴望着炫耀自己、舞权弄势、染指国库，所以当他被排挤到反对派地位时，他总是不择手段地煽动民众情绪，挑起大祸，以便取代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最浅薄的墨守陈规的人，等等。他辱骂工人阶级为“贱民”。他的一个从前在立法议会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是和他同时的人，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委员）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他这样说：
　　无怪乎梯也尔先生已经叫他的内务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下令防止“国际协会”和巴黎通消息了（3月28日议会会议）。梯也尔给他的省长和专区区长的通告说：
　　没有国际……［注：手稿中这一句话没有写完。——编者注］
　　（现在谈谈钱的事）。（他和法夫尔已经把他们的钱汇到伦敦去了。）谚语说：匪盗失和，真相败露。因此，我们要结束他的脸谱的描绘，最好不过是援引一下在伦敦出版的、属于他的凡尔赛将领们的主子的机关报。3月28日的“形势报”^[398]写道：
　　狡诈诡计、托辞推诿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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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革命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挤掉了他旧日的恩人拉菲特而第一次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旧日的合作者阿尔芒·加莱尔投入监牢。他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巴黎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九月法令，后来这些法令被当做已经用钝的工具一样丢开了。1840年，他再度凭权谋登台后，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方案。整个民主党人，除了“国民报”派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都反对这个方案，认为这是企图危害巴黎的自由。梯也尔先生在众议院讲坛上答复他们的强烈指责时说：
　　是的，路易-菲力浦的政府也好，波拿巴摄政的政府也好，都没有敢从巴黎撤走，然后来轰击它。对城防工事的这种使用法，留给了这些工事的最初策划人梯也尔先生。
　　1848年1月，当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注：斐迪南二世。——编者注］炮击巴勒摩城的时候，梯也尔先生又在众议院发表演讲说：
　　过了一年多一点，梯也尔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他百般颂扬他的朋友尚加尔涅将军，因为他的这位朋友用大刀挥砍那些对这一破坏法国宪法行为表示抗议的巴黎国民自卫军。
　　1848年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位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希望这能帮助他撵走对手而强使路易－菲力浦任用他。于是梯也尔在众议院中喊叫道：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起直到coup　d’état〔政变〕止，镇压二月革命就成为他的唯一工作。
　　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了起来，而巴黎工人却对他如此鄙视，甚至不屑于恨他了。但是，他那种尽人皆知的怯懦——这曾使阿尔芒·加莱尔在听到梯也尔自己吹嘘“有一天要死在莱茵河岸上”以后回答说：“你将死在阴沟里”——使他不敢在六月起义者被屠杀、亦即人民力量被击溃以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最初，他只限于秘密指挥普瓦提埃大街总会的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导致帝国的复辟；直到局势相当明朗，他才重新公开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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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被围期间，有人问巴黎是否准备投降，茹尔·法夫尔回答说：要说出“投降”一语，先得炮击巴黎！这也就说明他对普鲁士人炮击的抗议不过是演戏，表明普鲁士人的炮击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梯也尔的炮击才是冷酷的现实。
　　议会小丑。
　　他在官场上已经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来没有倡导过一项有益的措施。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他以他那庸俗的职业报人的本色，时而在他的公报里嘲笑他的凡尔赛俘虏的样子难看，时而报道地主议会“轻松愉快”，时而发布占领“木兰-萨克”（5月4日）并俘掳300人的公报，使自己成为笑料。
　　巴黎——这个对他作战的巴黎人民群众的巴黎，不是“巴黎”。“巴黎——那是富人的、资本家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难道不是世界妓院？）。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劳动的、思想的、战斗的巴黎，人民的巴黎，公社的巴黎，是一群“贱民”。梯也尔先生对待巴黎乃至于对待法国的整个态度就是这样。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逃窜来表现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麕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宗教、家庭、秩序、财产人物”的荡妇们的巴黎；（真正“危险的”，剥削和游堕阶级的巴黎）（《franc-fileurs》^[399]），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400]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他带着庸俗报人的本色，连维持表面的尊严都不会，但是他为了不违背“正统派”的礼节而杀害妇女和儿童（被害者的尸体是在讷伊的废墟中发现的）。他硬要用汽油弹燃烧克拉马尔来点缀他下令在法国举行的市镇选举。罗马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尼禄的性格时，最后都以这个魔君自诩有吟歪诗、演喜剧的天才这一点作结语。但是，若把一个像梯也尔那样的区区职业报人、议会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会使尼禄相形见绌。
　　他允许波拿巴“将军们”肆意对巴黎进行报复，这只是在起着他作为阶级利益的盲目工具的作用；但是，他在公报、演说、宣言的小插剧里流露出他这个报人的虚荣、庸俗和低级趣味，这倒是在起着他个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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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着劳动奴隶制和脱离合众国而战。而巴黎是为着劳动的解放和使政权脱离梯也尔这帮想成为法国的奴隶主的国家寄生虫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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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对区长们的演说中说：
　　他就要拯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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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议会的4月27日会议上说：“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