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480]I2t品论天涯网

一、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提交的任务

　　日内瓦代表大会责成总委员会完成以下任务[481]：
　　瑞士的部长同意代表团向他提出的各点，但他指出，法国政府反对在这方面进行任何的改革。
　　在法国，代表们没有得到邮政部门主管人的接见。
　　在英国，政府只同意接受一份叙述事实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总委员会写的，它至今还等待着答复。
　　为了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规定每个会员每年捐款30生丁，并规定每周付给总书记2英镑的报酬；总书记由总委员会任命。
　　在安排代表回国的工作时，总委员会获悉，在法国边境警察局暗探从茹尔·哥特罗那里抢走了一些重要文件。
　　总书记曾受托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要求归还这些文件。由于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又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请求。斯坦利勋爵向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发出有关此事的指示，要他尽力使这些文件归还原主。
　　几天以后，文件连同一捆“人民论坛报”归还了我们，显然这捆报纸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抢去的。
　　这一事件使总委员会出版代表大会资料的事推迟了几个月。
　　这些文件已经转交给小委员会，由它准备正式报告。
　　但是，由于总委员会无钱支付总书记的报酬，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总委员会委员的肩上，虽然他们对事业忠心耿耿，足以在完成自己日常工作的同时完成这项工作，可是为此却花了很长时间。
　　在工作结束后发现，这个报告仅用一种文字印1000份至少也需要1000法郎。
　　为了完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总委员会必须立刻付出3000法郎；而当时只有22法郎90生丁的存款。
　　总委员会向加入协会的英国团体发出了捐款的号召。
　　响应这一号召的只有伦敦的雪茄烟工人以及考文垂和瓦瑞克郡的织带工人。
　　我们认为有义务指出织带工人执行委员会在完成自己的义务时所表现的巨大热忱，尽管它没有存款，尽管它的大多数会员失业，它仍然向有工作的人进行了专门的募捐。
　　鉴于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出版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接受了“国际信使”和“工人报”[482]的编辑、公民科勒的建议，把报告用法文和英文刊登在这两份周报上；此外，科勒还答应准备铅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并且同总委员会分享全部盈利，虽然他已经预先承担了一切亏损。
　　当这两种周报刊出了关于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资料的广告时，几年以来从未对这类印刷品加以任何阻挠的英国政府，却采取了要公民科勒交两笔共计数千法郎的押金的手段，来阻止这个报告的出版。这项手续使报告的出版拖延到3月9日。后来公民科勒从可靠的方面得知，这一事件是法国政府的干预造成的。
　　把这一事件同没收巴黎代表的报告[483]对照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对国际协会抱什么样的态度。
　　刊登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免费分送给协会的全体通讯员。总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把报告译成德文的工作，因为它没有任何可能去从事这一工作。
　　整篇报告的铅版虽然已经制好，但是由于资金不足，直到现在还未能把它印成小册子，而我们的全体通讯员都坚决要求把它印成小册子。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垫付100法郎出版了1000份印有基本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寄出去的800份会员证被法国警察当局没收。这项损失使总委员会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各方面已经在要求它偿还1865—1866年欠下的1000多法郎的债务；尽管日内瓦代表大会承担了对这项债务的集体责任，但它并没有指出偿还债务的任何实际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就没有任何可能按照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什么报告或定期通报。因此不得不放弃1867年的统计调查工作，因为要使这项调查实际上带来好处，就不能把调查局限于加入协会的团体，而应当包括各地的一切生产部门。总委员会在目前所处的财政状况下，不可能完成这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大量资金的工作。

二、国际工人协会在资本和劳动斗争中的作用

　　协会在许多国家发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各种搏斗中所提供的多次帮助，完全可以证明这样一个组织是必要的。每当工人拒绝接受英国资本家恣意加给他们的条件时，资本家就威胁他们，要用从大陆运来的工人代替他们。运工人进来的可能性曾不止一次地迫使工人让步。由于总委员会的活动，这样的威胁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公开地进行了。现在，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就足以使资本家的计谋落空。在加入协会的团体中不论发生罢工或是遇到同盟歇业［注：英国人这样称呼业主们关闭工厂的行动。］，各国的工人能够立刻得到关于所发生的情况的通知，这样他们就能够预先提防资本家代理人的招募。这一活动并不限于在加入协会的团体内进行，因为协会对于一切请求帮助的团体都给予帮助。
　　有时资本家也能诱骗某些消息不灵通的工人；但是一旦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就立刻放弃工作。
　　在资本看来，工人不过是能生产的机器而已；最近对伦敦编筐工人采取的同盟歇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情是这样。伦敦的编筐业主向自己的工人宣布，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解散自己的团体，并且同意降低工资，否则，三天之后工厂的大门就要关闭。被这种蛮横行为激怒了的工人宣布他们拒绝这些条件。这一点业主们已经预料到了：他们的代理人已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并且从那里带来了工人……他们把这些工人赶到伦敦一个区（百蒙得锡区）的铁道大桥的桥拱下面；这些工人必须在这里做工、吃饭和睡觉，为了避免同其他工人有任何接触，不许他们走开一步。但是总委员会终于冲破了业主们建立的防疫线，并且用军事的机智潜入比利时工人中。第二天，这些工人一认清自己的义务，他们从伦敦编筐工人协会那里领到对时间消耗的补偿之后，就返回比利时去了。正当他们动身走的时候，又来了一艘载满工人的轮船，但是这一次我们能够见到了他们，于是他们就乘下一班轮船回祖国去了。在这以后业主们再也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人，结果不得不一切照旧。[484]
　　由于总委员会向英国的一些团体提出呼吁，巴黎的铜匠在罢工的时候得到了这些团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另一方面，伦敦的裁缝也得到了大陆工人同样的支援。
　　总委员会也同样成功地参与了挖土工人、制筛工人、理发师、镀锌工人和木刻工人的罢工。

三、英国支部

（一）宣传

　　如果说在英国没有像去年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工作，这很容易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政府从来没有主动采取某种开明的措施；只有在长期的鼓动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它才会在他们的压力下让步。这一点可以从选举改革问题和在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问题[485]得到证明。
　　英国工人公正地认为选举权问题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的道义力量影响着政府，迫使它满足人民的要求。
　　在工人以全副精力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时候，总委员会不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上去。
　　在宣传工作方面本来应该给予我们最大帮助的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对于我们发起的而应当由他们来领导的这个运动不能袖手旁观。他们的努力赢得了胜利的结局，1867年将永远载入英国工人阶级的史册。
　　尽管由于上述原因而没有像预期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但是宣传工作一刻也没有中断。工人团体加入协会所必需的手续耗费很多时间。工联组织所固有的民主不允许各执行委员会不经过所有分会的预先讨论就对任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要使某一团体加入协会，必须遵循下面的手续。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论述理由。委员会确定接见代表团的日期。如果问题需要讨论，委员会就把它转交给各个分会去研究，这样就不得不等待一个月、两个月，有时甚至三个月才有结果。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这个团体的委员会才能接受或者拒绝申请；分会往往是在没有委员会参与的情况下加入国际协会的。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20多个大的工人团体很好地接待了总委员会的代表团；总委员会天天期待着结果。其他一些团体把加入协会的事情延到更适当的时机，只有一个团体拒绝加入，其理由是国际工人协会干预政治问题。

（二）捐款

　　这个问题总委员会研究了很久。当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协会，并决定每年捐款1英镑。
　　1865年3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英国鞋匠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北明翰和赫尔的代表提出的下述决议案：
　　捐款问题曾经提出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久总委员会决定，每个加入协会的团体将发给一份入会证明书；入会的团体应交纳5先令［注：1先令等于1法郎25生丁；1英镑等于25法郎；1辨士等于10生丁。］的入会费；至于各个团体能给总委员会多少金钱上的帮助，则由这些团体自己酌情决定。［注：见本卷第579—580页。——编者注］
　　各个团体捐献的钱，则用于抵偿总委员会在派送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方面的开支。
　　鞋匠委员会为此交纳了5英镑。
　　为了把这个问题条理化，总委员会建议对每个会员捐款的数额作出统一的规定。
　　日内瓦代表大会规定每年捐款的数额为30生丁。
　　这项高额的捐款对于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派往英国工人团体去的那些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因此，总委员会在10月9日的会议上决定把每年的捐款减少到5生丁。鞋匠协会（Amalgamated　Cordwainers　Association）通知我们，1867年的代表会议废除了1865年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每年捐5英镑的决议。
　　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在1867年也同在1866年一样，捐给我们1英镑，但是它还没有通知我们是否整个泥水匠协会都加入了。
　　鞋匠协会去年有5000名会员，泥水匠协会有3000至4000名会员。
　　总委员会曾两次向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发出关于1867年捐款的呼吁。有些团体交纳了，其他团体还没有交纳；但是，除了鞋匠协会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规避自己的义务。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不久前通过了每年向总委员会交纳2英镑捐款的决定。目前这个协会的各个分会正在讨论是否整个协会都加入国际协会的问题。这个协会拥有9000多名会员，它的分会遍布英国，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它的分会。
　　现在我们把在英国加入协会的团体名单，以及它们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后一年内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两年来在捐款总额上的差别可由下面的情况来说明：1866年捐款用于代表们赴日内瓦的旅费，而今年捐款只用于组织方面的开支。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去年我们欠下了债，总委员会在现款许可的情况下偿还了一部分。
　　为什么有些加入协会的团体还没有捐款，而另外一些还没有决定交款来抵偿代表大会的开支，原因是生产的停滞，频繁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特别是选举法改革运动；最后，是因为伦敦裁缝的罢工用尽了当时工联的资金。
　　总委员会从各团体那里收到的许多信件都证明了这种情况，它们由于没有能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表示歉意。

四、大陆上的和美国的支部

法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像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分部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无阻碍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动而遭到失败；他们没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法行为。但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决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白费力气：他们唯一的答复总是最坚决的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1866年召开了数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00多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许可。
　　结果是，里昂的会员在当权人物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甚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到解放。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惊人的情况：这些障碍，这些无理取闹，一分一秒也没有阻挡住我们的协会取得胜利。
　　在维恩（伊泽尔省）本来只有80名会员，现在有500多名了。
　　在索恩河岸纽维耳，我们的一个分部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样便吸引了农业工人实际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从前人们硬说农业工人不喜欢这样做。
　　我们驻卡昂的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城市里的工人联合会日益巩固。由于这种团结一致，马具匠、机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铁匠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争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
　　在菲沃（罗讷河口省），国际协会拥有大量的矿工会员，他们不久前的罢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今年8月5日总委员会获悉在菲沃也组织了委员会。我们把这一胜利归功于马赛委员会委员公民瓦瑟尔的勇敢的宣传，他在今年7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他在结尾时补充道：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分部，以及它们在1866年和1867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瑞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在那里也像在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的人。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
　　成立分部的城市有：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斐维、蒙特勒、纽沙特尔、拉绍德封、勒-洛克尔、圣克卢阿、圣伊米耶、桑维耳耶、比恩、穆蒂埃、博库尔、苏黎世、韦戚康、巴塞尔、伯尔尼、特腊美兰、布律吕和勒-布瓦。

比利时

比利时通讯书记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们：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编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写给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一星期后这封信在“人民论坛报”上刊登出来。[486]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编筐业主的代理人从伦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编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诉他，必须用我们组织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计划，而且为了表示团结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须拒绝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诉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编筐工人返回祖国了，他们是由于相信了业主们后来并未兑现的诺言而到伦敦来的；我还向他述说了英国编筐工人的兄弟情谊。在信的结尾我着重指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问题我曾和公民布里斯美通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美（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亭，请他加以广泛的宣扬；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的决议[487]，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都不要到伦敦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注：见本卷第606—609页。——编者注］按照郊区圣吉耳6号这个地址寄给列日的公民德·维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丹胡亭，请求他们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待这个通告并且尽量广泛地传布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贝森I2t品论天涯网

德国和意大利

　　在德国，情况还不正常，而且不甚有利于我们协会的发展。但是，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公民约·菲·贝克尔却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分部，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这些分部的详细报道。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米兰和热那亚的工人团体已经办理过组织手续；我们同这些团体有通信联系，但是还没有收到它们的任何捐款。

美国

　　在美国有两个新的组织加入了国际协会；我们同Labour　National　Union’s　Committe（全国劳工同盟的委员会）通信，也同International　Ironmoulder’s　Union（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席通信。[48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美国通讯书记的年度报告
　　（1866年9月—1867年8月27日）I2t品论天涯网

　　我担任美国通讯书记这个职务以来的第一个事件是在英国收到了1866年9月份的一期“铸工国际报”，该报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出版者W.H.西耳维斯同时也是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席。
　　这一期刊载了上个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的摘要刊登在1866年10月份的伦敦“共和国”周报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巴尔的摩代表大会在得知旧大陆的工人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类似的代表大会之后，便一致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有全权派代表参加1867年的欧洲工人代表大会，即洛桑代表大会。
　　我从这份报上知道，担任全国劳工同盟的国际联系书记的是公民威廉·基卜生，据说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直到今年8月初我才知道，公民基卜生的住址被弄错了，他不是住在纽黑文，而是住在诺里奇（康涅狄格州）。代表大会报告编写者的这个错误在我的活动中几乎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但是，我没有想立刻同书记基卜生通信，因为我认为在开始同他通信时最好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寄去。关于这个报告迟迟不能发表的原因，在总委员会的总的报告中已经说过了。
　　1866年12月初，与总委员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的公民奥尔西尼，把住在纽约的五个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姓名通知我们，并请求我们同他们通信。他还请求发给他们委托书，委托他们在美国进行利于协会的活动。
　　已经把信连同相应的委托书寄给了奥尔西尼所说的那五个公民；但是不论我还是总委员会都没有收到这些信的任何复信。
　　这样，我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可是奥尔西尼通知总委员会说：在纽约人们开始很关心我们的协会；有名的演说家，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温德耳·菲力浦斯曾建议举办一些收费的公开讲演来资助我们的协会，因为他深信，协会的宗旨及其领袖应当得到这样的援助。
　　奥尔西尼还说，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詹姆斯·斯提芬斯在纽约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1867年3月，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开始用英文连载在伦敦的“国际信使”上。刊登这份报告的4期“国际信使”一出来，也就是在4月，我就把这四期寄给了下面四个人：一份按照所设想的住址寄给了书记基卜生，另一份寄给W.H.西耳维斯，第三份寄给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出版的忠于工人利益的日报“呼声报”的编辑，第四份寄给芝加哥（伊利诺斯州）“工人辩护士报”[489]的编辑，该报是美利坚联邦西部各州工人的主要机关报。我在寄给书记基卜生的那几份报中附上一封信，信中指出总委员会非常重视同全国劳工同盟的密切接触和经常联系。
　　这封信没有回音，我也无法证实报纸是否收到了。这次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信和报纸没有寄到诺里奇，而是寄到了纽黑文。
　　寄出这些文件只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伦敦报纸“国际信使”的编辑从5月起开始收到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这两家报纸之间建立起了互换报纸的关系。从此“国际信使”的编辑约瑟夫·科勒每周都从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摘录一些东西报道给自己的读者。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已于5月1日全文刊登完毕；报告的后一部分我也按照上面所说的四个住址分发出去。
　　这个报告的摘要转载在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我无法知道其他两家报纸中是否有一家刊登了报告的摘要以及它们是否对此表示过意见。
　　在春天这段时期内，总委员会根据里昂局的书面请求研究了关于大批丝织工人可能从里昂迁到美国去的问题。里昂局告诉我们，许多纺织工人不满意自己在祖国的命运，他们希望迁到美国去，并且把自己的生产工具也搬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想知道，美国的资本家有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垫付搬家费和购置最需要的日常用具的费用。总委员会立刻委托我向几家美国报纸的编辑部和几个政府人员谈谈这个问题。我执行了这一指示。信件是由一个去纽约的姓科切克的波兰人捎到美国去的。这一次又没有任何回音！科切克走后我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6月间总委员会托我写信给W.H.西耳维斯，请求他帮助正在罢工的伦敦裁缝。6月11日我写了信。借此机会我向西耳维斯表示，我由于没有收到书记基卜生的任何复信而感到烦恼。我请他告诉我全国劳工同盟委员会的任何其他委员的姓名和住址。
　　6月25日西耳维斯在复信中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五金工人不可能帮助罢工的伦敦裁缝。他还把住在纽约的全国劳工同盟的积极活动家威廉·约·杰塞普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我。
　　我一把这封信报告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就委托我赶紧把洛桑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通知威廉·杰塞普，并且告诉他总委员会将因在洛桑见到美国代表而感到荣幸。我根据委托于7月19日写了信。信中讲述了我想和书记基卜生建立联系而毫无效果的情况，同时寄给杰塞普一份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我收到了这封信的复信，复信的日期是8月9日。从这封复信中可以看出，杰塞普对于同大陆的和大不列颠的工人建立联系的建议表示满意。他对于因弄错书记基卜生的住址而造成的耽搁感到遗憾。他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8月19日）同预定的召开洛桑代表大会的日期如此接近，以至于因时间不够而不可能派代表到欧洲来。然而我不久前在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关于派代表到洛桑去的问题将是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首要问题之一。
　　杰塞普答应，“鉴于它的重要性”，他要向芝加哥代表大会宣读我7月19日的信，并且要把刊登关于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精彩报道的报纸寄给总委员会。他希望今后仍和总委员会通信，即使将来改选后他不再担任全国同盟副主席也是一样，因为除了这个职务他还担任纽约工人联合会[490]的通讯书记。他接受我关于互换工人阶级的机关报的建议。以上就是我对他那封有趣的亲切的信的内容所作的简短而不全面的转述。
　　本月初公民马克思把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交给我，信中说在新泽西州的霍布根成立了我们协会的分部。[491]
　　大约与此同时，伦敦报纸“国际信使”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工人的号召书，号召书中邀请工人派代表参加芝加哥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封面上我发现了书记威廉·基卜生亲笔写的姓名和住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过去我所知道的他那个住址是错误的。我很惋惜由于这个错误而耗费的宝贵时间，只好用一句俗语来安慰自己：“晚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这就是我所作的各种尝试的经过，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成果。但是我仍然希望在将来事情会有良好的结果。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应当谈一谈。
　　美国工人为争取更多空闲时间所作的努力（即大家闻名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吸引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注意。因此我认为不妨非常简短地、概括地重复一下我所知道的去年一年在这方面获得的成果。鼓动工作开展得很快，而且立即在华盛顿国会上和某些州的立法议会上得到了反应。关于在联邦政府举办的工程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在联邦众议院仅仅遭到半数票的反对。
　　某些州的立法议会规定，如果没有特殊的合同，工作日不得超出八小时。在纽约州也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是纽约的工人暂时还没有敢于要求它付诸实现。不久以前这个州的工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讨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所应遵循的策略。结果决定，各地将在今年11月1日同时提出实现这一法律的要求，尽可能不降低工资，但是，如果有必要降低，就降低。若从辩论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代表同意降低工资。
　　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但是在今年7月以前的19个月当中，实际上在那里占优势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根据最近来自这个州的消息，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来反对这个新制度，这些反动企图的后果是许多企业停工。
　　很高兴告诉总委员会，从明年1月1日起，普通信件的邮资将降低一半，也就是从1先令国政府刚刚签订了合同。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书记　彼得·福克斯I2t品论天涯网

五、总论

　　上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不断进行斗争的标志下度过的：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不断地发生罢工、同盟歇业和迫害工人的事情。
　　资本顽强而残暴地迫害工人，因为它本能地感觉到，劳动占据理当属于它的位置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犯，曾花费了70000美元。[492]
　　在英国Courts　of　Law（法庭）曾通过一项决议：盗用工联的基金可以不受惩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工联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要消灭工联，或者至少是限制它们的活动。
　　最近伦敦裁缝业主对工人提起的诉讼案件，在巴黎对缝纫工人的判决，在马尔希延（比利时）对矿工的屠杀——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只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只有全世界工人的团结才能使我们走向彻底的解放。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正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竭力追求的目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全世界的工人们，让我们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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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480]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包括总的叙述和关于各个国家的报告，它在8月20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被通过，并在9月3日的会议上由吉约姆用法语、埃卡留斯用德语向代表大会宣读。它被载入1868年4月问世的“向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1867年拉绍德封版（《Rapports　lus　au　congrès　ouvrier　réuni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à　Lausanne》.Chaux-de-Fonds，1867）一书中。报告中有关美国的部分是彼·福克斯写的，他的手稿还保存着，附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中。
　　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是在1867年9月2—8日举行的。马克思因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付印工作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巩固起来。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议程上所拟定的真正迫切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仍设在伦敦。——第614页。
　　[481]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刊登在1867年3月27日、4月17日和5月1日“国际信使”第12、15和17期上。
　　“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见注167。——第614页。
　　[482]“工人报”（《The　Working　Man》）是在流亡伦敦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约瑟夫·科勒的参加下，于1861—1867年在伦敦出版的报纸，出版曾一度中断。——第615页。
　　[483]见注231。——第616页。
　　[484]这里所说的事件发生在1866年10月至11月。——第618页。
　　[485]在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见注170）过程中，伦敦的工人不得不为在首都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而斗争。尽管政府禁止预定在1866年7月23日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还是召开了，而且事情弄到参加大会的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内务大臣同意改革同盟使用伦敦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然而在筹备预定7月30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第二次群众大会时，改革同盟委员会由于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通过决议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第619页。
　　[486]比利时通讯书记贝森的信刊登在1866年11月4日“人民论坛报”第44号上。——第626页。
　　[487]指的是1867年6月18日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欢迎巴黎人民群众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时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赞扬他们表示同俄国沙皇制度压迫下的波兰人团结一致的示威。决议发表在1867年7月22日“共和国”周报第224号上。——第627页。
　　[488]全国劳工同盟——见注242。
　　国际铸工联合会——是美国工人的一个大的工会，在西耳维斯的领导下于1859年开始组织而于1863年最后组成，主席是西耳维斯。联合会把全国范围内的地方铸工联合会联合起来，并且在英属哥伦比亚和加拿大都有它的组织；它为地方联合会的集中活动而斗争，有组织地领导罢工运动，对于全国其他工会的巩固有巨大的影响。——第628页。
　　[489]“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ingman’s　Advocate》）是1864年至1877年在芝加哥出版的工人周报；它报道工会运动问题，公布国际的文件，是全国劳工同盟的机关报。——第630页。
　　[490]纽约工人联合会是纽约各工会的一个联合组织，成立于1863年，任务是团结纽约工人向企业主作斗争，保证对罢工者的支援，并且在解决工人和企业主的冲突时起中介作用。——第632页。
　　[491]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所附的彼·福克斯的手稿上接着指出，马克思除了把弗·阿·左尔格1867年7月10日的信交给福克斯以外，还交给他加入了协会的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一份章程。
　　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议于1857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632页。
　　[492]这里指的是国际铸工联合会，正如在1867年7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它的领导人西耳维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1866—1867年它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帮助罢工的工人。——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