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561]t2g品论天涯网

　　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事实上不存在内部统一的欧洲世界，为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萨拉秦人而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了。由一群在经常变化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民族组成的西欧世界，则是通过天主教联合起来的。这种神学上的联合不只是观念上的。它不仅实际体现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现在按封建和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教会中。教会在每个国家大约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它在封建组织内部拥有巨大的权势。拥有封建领地的教会是各国之间的真正的联系；封建的教会组织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而且，僧侣又是唯一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
　　但是，市民阶级的势力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一个新的阶级起而反抗大土地所有者。市民首先是而且仅仅是商品生产者和商人，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基础则本质上是狭小的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自身消费，即一部分由生产者自己消费，一部分由征收贡赋的封建主消费。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世界观不能再满足这个新的阶级及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了。但是，这个新的阶级仍然长期受到万能的神学的束缚。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但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很久的。到十七世纪时宗教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英国飘扬，过了不到五十年，新的世界观就不带任何掩饰地在法国出现了，这就是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
　　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和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于是人们以为，这些法律准则不是从经济事实中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当时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法权要求而进行，——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
　　但是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无产阶级，跟着又引起了新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在资产阶级最终夺得政权之前就已爆发了。正如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一度按照传统抱有神学世界观一样，无产阶级起初也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法学的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找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们为自己奠立的“权利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基础”不同而已。一方面，就法律平等必须用社会平等做补充这一点而言，平等的要求是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亚当·斯密的论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劳动产品必须从劳动者手中分给地主和资本家共享——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种分配是不正义的，必须彻底废除，或者至少把它改变得有利于劳动者。但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已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就不能消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这就使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要适当表现和全面概括工人阶级因其经济状况而产生的求解放的愿望，上面两种见解都同样是不恰当的。平等的要求也好，十足劳动收入的要求也好，当需要从法学上来具体表述它们的时候，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问题的实质，即生产方式的改造，则多少没有被触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放弃了政治斗争同时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了他们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两种观点都脱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双方都诉诸感情；一方诉诸正义感，另一方诉诸人性感。双方都给自己的要求披上虔诚愿望的外衣，至于这些要求为什么恰恰应当在现在而不是在一千年以前或一千年以后实现，那是无法说的。
　　工人阶级由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而一代传一代地处于这种毫无财产的状态，他们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法学幻影中充分表达自己生活状况的。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
　　不言而喻，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自由思考的工人和仍然受旧传统支配的工人之间进行。整个说来，维护旧世界观的是通常的政治家，他们提出的是通常的论据。但是还有一种所谓的博学的法学家，他们把法学当成一种特有的职业。［注：关于这一点参看弗·恩格斯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载于“新时代”杂志第4卷第206页［见本卷第347—348页。——编者注］：“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国家法理论家和研究民法的法律家那里，跟经济事实间的联系最终消失了。为了要取得法律的确认，经济事实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得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并且不用说要顾到全部现存法制体系。所以人们便觉得法律形式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毫无意义了。国家法和民法被看做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历史发展，两者都可受到有系统的说明，并要求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而达到这种系统化。”］
　　迄今为止，这班先生们都妄自尊大，不屑于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方面。因此，当终于有一位真正的法学教授安东·门格尔博士先生肯屈尊从“法哲学”的观点来“教条地详尽阐述”社会主义史［注：Dr．Anton　Menger．《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Stuttgart，Cotta，1886，X，S．171〔安东·门格尔博士“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版第10卷第171页〕。］的时候，我们真应当感谢不尽。
　　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在此以前都误入歧途了。他们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
　　然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中谈的恰好就是人民经济关系，首先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关于人民经济的议论显然不单单是应予抛弃的纯粹“装饰物”。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所谓的科学，而且比法哲学还要科学一些，因为它研究的是事实，而不像法哲学那样，单纯研究观念。但是对于职业法学家说来，这完全无所谓。经济研究在他看来跟慈善演说的价值一样。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灭。〕
　　其次，马克思的“国民经济的装饰物”——这是我们的法学家最厌恶的东西——不单纯是经济研究。它本质上是历史的。它表明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起到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止的社会发展进程，表明了旧有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失，以及具有新的对立利益的新阶级的形成，这种对立的利益除了表现在其他方面外还表现在新的法权要求中。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法学家似乎也有个模糊的概念，因为他在第37页上发现，现代的
　　然而，假定如此，那末原因何在呢？这些拥有特殊的、与各自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法哲学的“资产者”和“无产的人民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法中来的呢，还是从经济发展中来的呢？马克思曾告诉我们说，各大社会阶级的法的观点都是由它们当前的阶级状况来决定的，难道除此而外，他还说过别的什么吗？门格尔是怎样加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疏忽，是这位严格的法学家言不由衷地说出的对新理论的力量的无可奈何的承认，因此，我们仅仅把它记录下来。相反地，当我们这位法学大师站在他自己的法权基础上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对经济史的蔑视。衰落的罗马帝国是他爱举的例子。
　　这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
　　门格尔先生认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就已经存在了，缺少的只是对它的法学表述。因此封建主义便代替了社会主义，而唯物史观则被归结为ad　absurdum！〔荒谬绝伦！〕
　　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法学家们如此巧妙地搞出的一套东西，不是封建法，而是罗马法，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的法律。由于依照门格尔先生的假定，法学观念是历史的动力，因此他在这里向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不应提供当时的罗马社会的法权体系，而应提供恰恰相反的东西，即“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幻想的社会状况的“图画”。这就是应用于罗马法的门格尔法哲学！然而门格尔断言经济条件还从来没有像罗马历代皇帝时代那样对社会主义有利，这种说法简直荒诞极了。门格尔想驳倒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在于生产本身的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工农业中机械化大企业的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就迫使人们要消灭阶级差别以及把私人企业的商品生产转化成直接由社会来进行并且为了社会而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个愈来愈有力量和愈来愈关心使这个发展变成现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自由的劳动无产阶级。
　　现在试把帝政时期的罗马的情况和这比较一下，当时的罗马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谈不上有什么大机器生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地产的集中，然而要把这种现象和大企业中的社会化的劳动的发展等同起来，那就只有法学家才能做到。我们可以向门格尔先生举出以下三个关于地产的例子：一，有一个爱尔兰大地主，他占有五万英亩土地，租给五千个租佃者耕种，每户平均耕种十英亩；二，有一个苏格兰大地主，他把五万英亩土地变成了狩猎场；第三，一个面积为一万英亩的美国大农场，那里的小麦是用大工业的方式来培育的，门格尔先生看过这三个例子后一定会说，前两例生产资料的集中高于后一例五倍。
　　帝政时期罗马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牧场的面积大大扩展，使乡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把地产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隶农耕种，也就是建立起了依附的小农——后来的农奴的先驱——的细小农户，确立了一种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的生产方式。最尊敬的门格尔先生，除了别的种种原因而外，单是由于这一点，“中世纪的法律程序”便代替了罗马世界。诚然，有时在个别行省也出现了大农业企业，但这不是靠自由劳动者进行的机器生产，而是使用奴隶，使用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往往是彼此言语不通的野蛮人来耕种的种植园。和奴隶相对立的是自由无产者，然而这不是劳动无产者，而是流氓无产者。今天，社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无产者的劳动，他们愈来愈成为社会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而罗马的流氓无产者则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坚强的力量。
　　但是，在门格尔先生看来，生产方式和人民还从来没有像在帝政时期那样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同经济的“装饰物”离得尽可能远会得到多么大的优越性。
　　至于教父们的事，我们还是留给他去管吧，因为他避而不谈，究竟在哪一点上他们“对现存社会状态的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关于衰落的罗马社会的许多有趣的描述确实应归功于这些教父，但是，他们照例都没有对这个社会进行批评，他们只是满足于对它进行痛骂，而且使用的词句如此激烈，以致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最激烈的言辞，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愤怒的吼叫和它们比较起来都显得太温和。门格尔先生指的是不是这种“优越性”呢？
　　门格尔在第2页上同样用我们刚刚指出的那种对待历史事实的轻蔑态度说，特权阶级不向社会做出个人酬谢而获得自己的收入。可见，统治阶级在其发展的上升阶段行使非常确定的社会职能，并恰恰因此而成为统治阶级这一事实，他是全然不知道的。社会主义者承认这些阶级有暂时存在的历史权利，而门格尔则在这里宣称它们占有剩余产品是盗窃。因此，当他在第122、123页上看到这些阶级正越来越丧失捍卫它们获得这种收入的权利的力量时，这只能使他感到惊讶。至于这个力量就包含在行使社会职能中，它将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随着这些职能的消灭而消失，这对这位大思想家说来纯粹是一个谜。
　　够了。教授先生是力求用法哲学的精神来解释社会主义，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些简短的法权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十九世纪的新版。这种基本权利当然只有
　　这样一来，我们已经降低到我们现在只有和口号打交道的地步了。先把一个强大运动的历史联系和历史内容取消，好单单给“法哲学”清出地方，然后，这个法哲学又被归结为实际上一钱不值的口号！这的确是费尽心机！
　　这位教授先生发现，全部社会主义在法学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这样的口号，三个基本权利，这就是：
　　（1）十足劳动收入权，
　　（2）生存权，
　　（3）劳动权。
　　劳动权只是临时性的要求，“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马克思语）[562]。因此它与此无关。相反，统治着从巴贝夫起到卡贝和蒲鲁东止的整个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平等的要求却被遗忘了。不过门格尔先生未必能从法学上来表述这个要求，尽管或者可能正因为这个要求是以上所提到的一切中最具有法学性质的东西。于是剩下的精华就只有1和2两个贫瘠的命题了，而且它们还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门格尔终于在第27页上发现了，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断言，每种社会主义体系都必须在这些命题中运动（第6页）。然而很明显，把极不相同的国家和发展阶段的极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学说硬塞到这两个“口号”中去定会歪曲整个叙述。每一种学说都有其特点，这正是该学说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但在这里这种特点不仅被当做无关紧要的东西弃置一旁，而且由于它偏离口号，和口号有矛盾，干脆被斥为虚伪的东西。
　　这部著作研究的只是第一号基本权利，即十足劳动收入权。
　　劳动者的十足劳动收入权，即每一个劳动者对他的个人劳动收入的权利，只有蒲鲁东的学说这样明确地谈过。生产资料和产品应当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要求和这完全不同。这个要求是共产主义的，正如门格尔在第48页上所发现的，它超过了第一号要求，这个发现使他颇为狼狈。因此他不得不时而把共产主义者归入第二号要求，时而千方百计地拉长和颠倒第一号基本权利，直到能把共产主义者纳入这一类。在第7页上就是这样做的。这里预先假定，在商品生产被消灭后，商品生产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在门格尔先生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生产交换价值，因而也将生产用来出卖的商品，劳动价格也将继续存在，因而劳动力也将和从前一样作为商品出卖，这一切完全是自然的。在此他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保存得高一点呢，还是应当产生一个“确定劳动价格的崭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