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密通知[362]
国际成立之后不久，俄国人巴枯宁（虽然我从1843年就知道他，不过对于了解下面所谈情况并非绝对必要的，我都撇开不谈）在伦敦同马克思会面。后者在那里接受他加入协会，巴枯宁答应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后来巴枯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临时章程和对工人阶级的宣言［注：见本卷第5—18页。——编者注］，他寄来了“非常热情的”回信，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几年以后——在这几年间他杳无音信——他又出现在瑞士。在那里他不接近国际，而接近和平和自由同盟。在这个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1867年在日内瓦召开）以后，巴枯宁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反对者，他们不仅反对他的“独裁的”影响，而且把他当做一个“可疑的俄国人”对他进行监视。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firebrand〔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en passant〔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éclat〔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像“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363]的出版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像宣布un événement〔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olla podrida〔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巴枯宁最初拥有的干部是当时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多数。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巴枯宁也有一些同盟者。
伦敦的总委员会对所有情况都了解。但是，它还是让巴枯宁安安静静地进行活动，直到他不得不通过约·菲·贝克尔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和纲领）提交到总委员会来批准。为此做出了一个详细论述理由的决定，它是完全“根据法律”并且“客观地”做出的，不过在这些“论据”中充满了讽刺。这个决定归纳起来就是：
1.总委员会不接纳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
2.同盟章程中涉及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决定中论述理由的部分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同盟无非是瓦解国际的工具。［注：见本卷第382—384页。——编者注］
打击是突如其来的。巴枯宁当时已经把“平等报”——在瑞士的操法语的国际会员的中央机关报——变为自己的机关报，此外，他还在勒-洛克尔创办了自己的小报“进步报”，该报至今还起着这种作用，它的主编是巴枯宁的狂热信徒，一个叫吉约姆的人。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考虑，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终于把复信寄给总委员会，复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日内瓦人佩龙。为了表示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同盟准备牺牲自己独立的组织，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委员会必须宣布它承认同盟的“激进的”原则。
总委员会回答说，它的职责不是从理论上去评判各个支部的纲领。它的责任仅仅是注意在其中不要有某种直接与国际的章程及其精神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坚持从同盟的纲领中删去关于《égalité des classes》〔“阶级平等”〕的荒谬词句，而代之以《abolition des classes》〔“消灭阶级”〕（这点已经做到）。在其余方面，只要他们解散自己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并且把他们所有支部的名单交给总委员会（nota bene〔请注意〕这点还没有做到）。他们就可以加入国际。［注：见本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这个事件就到此结束。名义上同盟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实际上它在巴枯宁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同时巴枯宁还在国际的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发号施令。
除他们旧有的刊物以外，又在巴塞罗纳创办了“联盟”报，而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又在那不勒斯创办了“平等”周报[364]。
当时巴枯宁企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他通过我们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总委员会同意这一点，为的是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巴枯宁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巴塞尔代表大会采纳巴枯宁在伯尔尼提出的“原则”（？），那末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不是巴枯宁转向了国际，而是国际转向了巴枯宁。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伦敦的总委员会（它曾反对重新抖搂圣西门派的vieillerie〔旧废物〕，这一点巴枯宁是知道的）应当退休，巴塞尔代表大会将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也就是说国际将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
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甚至弄了不少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例如代表勒-洛克尔的吉约姆先生等人的代表资格证。巴枯宁自己曾央求那不勒斯和里昂发给他代表资格证。对总委员会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诬蔑。他们对一些人说，在总委员会中得势的是élément bourgeois〔资产阶级分子〕，对另一些人说，这是communisme autoritaire〔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巢穴，等等。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尽人皆知。巴枯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
这次失败所引起的懊丧——巴枯宁在心灵深处大概以为他自己的各种阴谋诡计的成功是会导致胜利的——在“平等报”和“进步报”上那些充满恼怒的声明中流露出来了。同时，这些报纸愈来愈带上了官方预言家的性质。时而是国际的这个瑞士支部，时而是国际的那个瑞士支部，由于违背巴枯宁的绝对命令参加了政治运动等而被开除。最后，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对总委员会的愤恨公开地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讥笑、攻击总委员会，说它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例如没有执行三个月出版一期通报的任务；说总委员会应当放弃对英国的直接监督，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英国中央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英国的事务；说总委员会关于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做的决定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因为地方上的政治问题不是它的事情。此外，“进步报”和“平等报”站在施韦泽方面，坚决要求总委员会正式地和《publiquement》〔“公开地”〕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表示意见。施韦泽的法国朋友们在“劳动报”（巴黎出版）上私自贩运对他有利的文章，为此“劳动报”受到“进步报”和“平等报”的赞扬；“平等报”号召共同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
事情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必须进行干预。现在把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信逐字逐句地抄录如下。这个文件太长，因此不便于把它译成德文。
“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
1.在1869年12月11日的‘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总委员会注意它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而现在……’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
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
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
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同‘进步报’一起动员‘劳动报’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
2.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3.关于通报的问题
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As often as its means permit，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a report ect.》）。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原定应当由它出版通报的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4.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总是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的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会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国际总委员会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的和细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例如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
5.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问题。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standard of life〔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民族间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因为这种斗争是大西洋两岸工人间的任何严肃而真诚的联合的障碍，因而也是他们的共同解放的障碍。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一些决议的引言；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承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
《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注：“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1864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as a means》（“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被删掉了。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宣称：《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a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etc.》［注：“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means of labour，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资本’。
186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法译文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6.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
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地阐明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可能加入国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是同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约·菲·贝克尔（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等报’编辑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裁人，而施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
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总委员会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过去也这样做过）；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横霸权同宗派组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
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预这场争吵将利多于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法国各委员会（尽管巴枯宁在里昂和马赛大力进行阴谋活动，并且把几个急性的青年人拉到了他那一边）像比利时总委员会（布鲁塞尔）一样，宣布它们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这封指示信。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
1.在1869年12月11日的‘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总委员会注意它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而现在……’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
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
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
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同‘进步报’一起动员‘劳动报’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
2.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3.关于通报的问题
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As often as its means permit，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a report ect.》）。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原定应当由它出版通报的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4.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总是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的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会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国际总委员会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的和细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例如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
5.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问题。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standard of life〔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民族间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因为这种斗争是大西洋两岸工人间的任何严肃而真诚的联合的障碍，因而也是他们的共同解放的障碍。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一些决议的引言；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承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
《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注：“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1864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as a means》（“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被删掉了。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宣称：《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a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etc.》［注：“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means of labour，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资本’。
186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法译文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6.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
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地阐明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可能加入国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是同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约·菲·贝克尔（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等报’编辑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裁人，而施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
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总委员会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过去也这样做过）；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横霸权同宗派组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
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预这场争吵将利多于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为日内瓦编制副本的工作拖延了一些时候（因为瑞士书记荣克太忙）。因此，副本同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培列给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在途中错过了。
还在收到我们的信以前，日内瓦就爆发了危机。“平等报”的某些编辑起来反对巴枯宁所强加的方针了。巴枯宁和他的信徒（包括六个“平等报”的编辑）想迫使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不服从命令者的职务。但是，日内瓦委员会早已因巴枯宁的专横而感到苦恼，并且对自己因他而卷入同其他瑞士德语区委员会，同总委员会等等的磨擦而感到不满。因此，日内瓦委员会反而批准了对巴枯宁所厌恶的那些“平等报”编辑的任命。于是六个巴枯宁的追随者退出了编辑部，他们想这样来迫使报纸停刊。
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声明，“平等报”攻击总委员会是违反它的意志的，它从来没有赞同该报所鼓吹的政策，现在该报的编辑工作是在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之下，等等。
此后，巴枯宁从日内瓦返回德森。现在他只能——指在瑞士——对“进步报”（勒-洛克尔）这一家报纸发生作用。
不久赫尔岑去世了。巴枯宁自从打算宣布自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时候起，就背弃了他的老朋友和导师赫尔岑，而在赫尔岑去世以后，却立即对他大肆赞扬起来。为什么？尽管赫尔岑自己是一个很富的人，他每年还从同情他的俄国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派那里得到25000法郎的宣传费。[365]巴枯宁由于自己的赞歌而获得了这笔钱财，于是——malgré sa haine de l’héritage〔尽管他憎恶继承制度〕——却sine beneficio inventarii〔毫无限制地〕开始占有了“赫尔岑的遗产”，既占有金钱的遗产，也占有精神的遗产。
同时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俄国青年大学生流亡者的侨民团体，他们真正忠于自己的信仰，并且用下面这一点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他们把同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纲领的主要点。
他们在日内瓦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大约在两星期以前他们找向伦敦，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纲领，并请求批准他们所成立的国际俄国支部。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在另外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他们请求马克思临时作为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意。［注：见本卷第463—464页。——编者注］同时他们宣布——似乎是向马克思表示歉意——不久他们就要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为这个人采取两面派政策：在俄国采取一套，在欧洲采取完全另外一套。
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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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28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注释：
[362]“机密通知”是卡·马克思于1870年3月28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而写的。这个文件包括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的通告信的全文，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把它寄给路·库格曼，请求他转交给委员会的委员白拉克和其他委员。
“机密通知”是按马克思1870年3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所附的手稿刊印的。通知最初用德文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02年7月12日“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上。——第465页。
[363]这里指的“实证哲学”（《La Philosophie positive》）是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宣传奥古斯特·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格·威卢博夫是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第466页。
[364]“平等”周报（《L’Eguaglianza》）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468页。
[365]这里指的是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马克思从1870年3月13日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得知这件事的消息。——第478页。
[363]这里指的“实证哲学”（《La Philosophie positive》）是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宣传奥古斯特·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格·威卢博夫是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第466页。
[364]“平等”周报（《L’Eguaglianza》）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468页。
[365]这里指的是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马克思从1870年3月13日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得知这件事的消息。——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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