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七卷——法兰西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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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91]Af3品论天涯网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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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192]）。到1871年1月28日^[193]，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承当。这批capitulards ^[194]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文件滑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员谋求这种结局的，还有一些完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后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196]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上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的法文版上是“福斯泰夫”。——编者注］。他在帝国时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Société　Générale^[197]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198]的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注：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199]。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200]。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201]。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202]，早已不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203]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该限定只轰击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Mirabeau-mouche》〔“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议院中声称：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204]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205]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像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L’Empire　est　fait——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206]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骗去攻打巴黎^[207]。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注：1891年的德文版中作：“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哥自己说的，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208]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这些人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话来说，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1816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议院）”。——编者注］^[209]去。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议会”^[210]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211]。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212]；按普野－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注：见本卷第49页脚注。——编者注］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213]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唤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先生经手借了20亿债款。我们要问：
　　（1）据说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约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真是假？
　　（2）据说约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债款^[214]，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215]。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宣布他的coup　d’état〔政变〕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216]报馆，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gérant　responsable［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接着有下面一句：“其职务是遇报纸被控告判罪时由他去受监禁。”——编者注］）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抛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217]。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唆使特罗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218]——去蹂躏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竭力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诬蔑无产者营怯阵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canaille〔暴徒〕的la　fine　fleur（精华）”的计划。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219]，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有各色各样的petits　crevés〔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极有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220]，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注：贝热瑞。——编者注］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现，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注：马尔儒纳尔。——编者注］）。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作了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厄内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的行列中间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则由她们尊贵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面拍手喝采，称赏凡尔赛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枪毙。我们英勇的朋友、铸造工人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杀了。加利费（即他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说，正是由他下令把被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围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官一起全部杀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列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仗义豪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221]，切成了碎块。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222]（见附录第35页［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23]。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忠仆）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误认为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调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伦就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记他的关于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负有重大责任的议会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洋洋得意地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张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注：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coup　d’état〔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225]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226]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227]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为“军队”。——编者注］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注：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利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228]。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229]。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frères　ignorantins〔无知兄弟会〕^[230]，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复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ｂｏｈèｍｅ〔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231]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232]，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233]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45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像梦魔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234]，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注：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注：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235]。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注：欧斯曼男爵（Haussmann）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的工作。（弗·伊·列宁主编的1905年俄译本注。）——编者注］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000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236]，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将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以及在威廉斯赫埃^[237]卷香烟而滥发给他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公社把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注：布朗舍。——编者注］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俾斯麦出卖法国并向绝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法夫尔说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吗？但是，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238]、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麕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麕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　de　Paume［注：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梯也尔对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他向议会说，“这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和最开明的议会”；他向他的杂牌军队说，这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对外省说，由他下令轰击巴黎是无稽之谈：
　　后来他又向外省宣称：
　　他向巴黎大主教说，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全是谎言。他向巴黎声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公社的巴黎“不过是一小撮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