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1881年底—18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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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277]xtE品论天涯网

（1881年底—1882年）xtE品论天涯网

I^①
　　［准备改革的］^②过程

［注①：方括号里的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注②：用以标明手稿各个部分的罗马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xtE品论天涯网

　　亚历山大二世在1857年的第一批谕旨中把赎买园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一事说得如此令人惬意。（编纂委员会在这方面不可能作任何改变）——（斯卡尔金，第117页下面和第118页[278]）。就在这位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农民在1848年前后购买土地这件事情上受了骗（第123页[279]）。
　　（1）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的解放诏书颁布以后——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骚动和暴乱；他们认为诏书是虚假的、伪造的文件；武装镇压开始了；在“诏书”发表以后头三个月内农奴普遍遭受鞭笞。这一场被捧上了天的表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序曲”呢？
　　为了使以下各点条理清楚，除用拉丁字母以外，还用数字标明。
　　（ａ）关于编纂委员会及其“自由”（笔记第102页[280]）。编纂委员会会议于1859年3月4日召开，3月5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1859年4月15日（所谓吸收平民参加）（第106页）。1859年5月6、9、13、20日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暂时义务状态的决议；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凯维奇公爵［反对这个决议］，认为农民的人身解放不应该取决于给农民规定的（强制性的）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条件[281]。紧接着，5月21的诏令禁止把他们的反对意见列入记录簿（第107、108页）。委员会宣称：“稍微离开陛下的意志的倾向都是多么有害”（第108页上面）。1859年1月5日，禁止省贵族委员会吸收公众［参加会议］等等。
　　1859年1月21日和3月3日，禁止所有的［委员会］刊登［决议］，等等（第106页）。
　　最后，皇帝公开许诺在草案成为法律之前，将召集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到彼得堡，以便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进行修改……他们被召到首都以后，却不许集合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为召开全体会议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只是要求他们在印好了的、有关某些细节问题的表上写出书面回答。其中一些敢于讨论细节的人，被个别邀请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在那里遭到了冷遇；一些代表上书沙皇，抗议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接到了由警察局转来的正式训斥。他们当即决定在下一次省贵族会议上提出抗议。通令禁止他们涉及农民解放问题。尽管如此，某些会议还是恭恭敬敬地向沙皇指出，已经到了也要进行其他改革的时候了。在这以后，某些贵族首领受到训斥，另一些首领被免职。其中有两人被遣送［注：特维尔省的贵族翁科夫斯基被流放到维亚得卡，耶符罗彼乌斯被流放到皮尔姆。——编者注］到边远的省份，另一些人遭到警察局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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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切都是per　ordre　de　Mufti〔按照圣旨〕进行的。亚历山大二世从一开始就决定给地主尽可能多一些（而给农民尽可能少一些），以便使地主能够同意在形式上废除农奴制；他打算把必须赎买的范围仅限于农民的园地（即农民的庭院、菜园和大麻地），以及耕地使用权（在已经实行的地方）；他甚至打算给地主保留独特的领主审判权；他坚持要农民经过12年的暂时农奴依附时期等等。见他于1857年11月20日为答复维尔纳、柯夫诺、格罗德诺三省贵族委员会的请愿而给侍从武官长、三省总督纳集莫夫的圣旨（第103页[282]）。
　　尽管他在1856年3月（1855年1月29日征召后备军以后）就对省和县的［贵族］首领谈过废除农奴制，但是他并不准备立即着手进行（！），——他继续动摇不定，从而使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能够大大恶化农民的实际状况。见通令，第105页；斯卡尔金，第110、114页。
　　1857年1月3日，根据兰斯科伊的建议成立了秘密委员会，由亚历山大任主席，当他缺席时则由奥尔洛夫公爵代理。当时决定吸收贵族委员会参加工作等（第103页）。早在8月14、17、18日的会议上，委员会就决定只是缓慢而谨慎地改善农民的状况（同上）。
　　1858年1月8日，“秘密委员会”改为“总委员会”，另外，下设“特别委员会”，以便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此外，成立了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地方自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科，以便讨论帝国以内的土地关系，以及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第103页）。
　　Ⅰ（2）
　　4月21日（1858年），连同兰斯科伊的通令分发了皇上所批准的省委员会工作纲要等（第105页）。
　　以后在1858年10月18日总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仍然具有同样的精神；这些决议成了编纂委员会的出发点（第105页）。
　　1859年2月17日［成立了］两个编纂委员会，由罗斯托夫策夫任主席（第105页）。
　　1859年4月27日（除编纂委员会外，又成立了财政委员会）（后者的成员都是财政部和内务部的专家和官员）（第105页）。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第105页）。（1860年2月6日罗斯托夫策夫去世。）

Ⅱ
［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1）
（ｂ）暂时义务农

　　1859年5月6、9、13日的会议（第107页）。当时规定暂时义务农的期限为12年（第107页）。
　　赎买开始以前，农民的份地保持现有的数量，“同时有必要的缩减和限制”（第107页）。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时则不同（见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议］，第108页，［标题］为“赎买”）。
　　暂时义务农的支出（斯卡尔金，第111页；在非黑土地带）。
　　中部和南部地带的农民宁愿担负他们早先极其憎恨的徭役（斯卡尔金，第115页开头）。
　　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九年的［农民］，［在这个期限满了之后］不能放弃这块土地（斯卡尔金，第117、118页）。
　　哪里的农民由于当地原因而特别希望赎买园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那里的地主对此就横加阻挠，等等。（斯卡尔金，第118页第2点）。事实上［个别赎买园地］从来没有实行过（同上）。因此，地主在头一个九年期满之前急于进行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见斯卡尔金，第119页）。
　　1878年——暂时义务农的人数（扬松，第119页）。
　　（2）进行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农民。他们要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49年（斯卡尔金，第118和第119页）。离开［公社］的种种无法办到的条件（同上）。
　　（ｃ）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压］在农民身上的人头税等日益加重的［负担］（戈洛瓦乔夫，第109页）（斯卡尔金，第111和第112页）（第113页下面，第114页开头）。
　　对追索欠缴税款有功的官员实行的奖励制（同上）（第109页）。
　　关于一般人头税（斯卡尔金，第112页）。
　　和贵族一样，商人在1861年以后可以购置的土地纳税极少，（斯卡尔金，第112页）。
　　保守分子——反对人头税（斯卡尔金，第112页）。
　　同时实行身分证制（同上和第113页）。（自1863年起向农村公社交纳身分证费，同上。）
　　由这个制度［产生的］对国家的危险性（斯卡尔金，第112页下面）。
　　无土地者同样要向公社登记（斯卡尔金，第113页）。
　　（ｄ）割农民的地。森林、草地、牧场和部分农民土地转让的结果。农民事实上听凭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任意支配（斯卡尔金，第114页）。地主的和国家的［土地］出租（斯卡尔金，第110页）。商人、国家土地租佃者等购买这些割地（斯卡尔金，第110页，同上，第114页）。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斯卡尔金，第110页）。
　　从农民那里割来的土地至少占领地的一半。份地减少而支出增多（斯卡尔金，第114页），以及第114页第2点（割地并入地主的领地）。
　　份地不足（因此必须租地和外出做工）。
　　份地勉强糊口（甚至在黑土地区）（斯卡尔金，第111页）。划给农民的土地贫瘠而耕种不便（斯卡尔金，第114页）。
　　按照法令［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土攘越肥沃，份地就越少（斯卡尔金，同上）。
　　委员会对最高份地的规定（斯卡尔金，第116页）。国家参议院又予以削减（斯卡尔金，同上）。
　　扬松，第124页。加之迁移有困难（同上）。
　　最初预定，份地不足时，由政府用协助迁移的办法补救；后来这一点根本没有实行（第125页）。
　　（ａ）由于政府使农民所处的条件，——农民遭受富农［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商人的掠夺（斯卡尔金，第110页）。
　　饥荒（第113、114页下面的脚注）。（和农奴制时期相比）（第114页，引自斯卡尔金，第205页）。
　　（ｂ）份地负担过重。
　　参看［关于］北部地带的例子（第113页）；俄国中部和南部的负担也非常重（同上）。
　　骇人听闻的不合理现象：
　　（1）在给徭役农民（第116页）规定代役租方面（斯卡尔金，第115和第116页）。
　　［规定代役租时］按每人的俄亩数量而定的递减法（斯卡尔金，第116页）（尤其是在黑土地带）。（份地越少，代役租就越重。）
　　最低［份额］——份地的三分之一（见斯卡尔金，第116页最后几行）。份地较少的地方，［最初］预定补拨土地，但是国家参议院不允许这样做（斯卡尔金，第116页开头）。
　　赎买时，根据地区［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规定代役租（斯卡尔金，第117页）。
　　代役租普遍提高（扬松，第125页）
　　（2）在规定最高份地和最低份地方面。
　　暂时义务农的份地较少（最高份地的1/2、1/4）（斯卡尔金，第117、118页）。
　　在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时的最低份地为［最高份地］的三分之一（斯卡尔金，第118页）（见第118页第2点；仅仅赎买园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情况实际上从未有过，第118页）。
　　规定份地，主要原则（扬松，第124页）。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扬松在第125页谈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愈益恶化，最终为法令［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所确认］（同上）。
　　递减法（扬松，第125页）。
　　（3）纯粹农业省份的“孤儿份地”［注：指农民领取的微不足道的份地，又称“乞丐份地”。——译者注］（斯卡尔金，第115页）。
　　（ａ）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时过高代役租的资本化；因此对土地估价过高（斯卡尔金，第117页，斯摩棱斯克省的例子）。在非黑土地带（117）。在黑土地带——同上。
　　（ｂ）银行和赎买（第126—130页）（第132页最后）。
　　（ｃ）农民的现状：（扬松）只有最富裕的人才能［接受］迁移条件（扬松，第143页）——这些条件等于禁止迁移（见第144页）。
　　（α）三圃制的黑土地带（扬松，第120页）。
　　（β）草原地带（西部）——赫尔松、塔夫利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各省（扬松，第120页最后和第121页开头）。
　　（γ）西部各省（斯卡尔金，第119页；扬松，第121页，同上，第126页）。

Ⅲ
地方自治机关

　　（用于地方民政管理和军事管理的）必要开支占［地方自治机关经费的］大部分；这些［地方自治］机关暂时还只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工具。国家开支逐年增加。连续不断发行公债只是为了支付以前的公债的利息。
　　在1862—1868年这一短短时间内，一般的国家开支增加了42％，即平均每年增加2050万卢布（1862年一般年开支是295532000卢布，1868年41893万卢布）。拿俄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诺夫哥罗德省为例，就可以看出各省和各县必要开支的增加情况；该省1861年必要的开支是8万卢布，而在1868年是412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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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解放的真正实质

　　农民同地主之间进行游击战争。
　　解放一般说来就是高贵的地主再也不能支配农民的人身，出卖他们等等。这种人身奴役制已被消灭。地主失去了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
　　打算解放农民的风声刚一传开，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地主用强力剥夺农民或者把农民迁往不毛之地的做法。
　　从前在农奴制时期，地主关心的是把农民当做必要的劳动力加以支持。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原先的地主。

赎买

　　由于政府发行的赎买（兑换）债券的价格下降了20％，很多地主都不实行“强制性”赎买，而要求农民额外支付，以便补偿这笔损失。有些地方的农民根据同地主达成的自愿协议支付这笔额外的款项，但是一年半以后，就不再向政府支付赎金。这笔额外费用平均每个纳税人为27个卢布。
　　赎买期是49年（而不是41年）；当时农民已经怀疑，这个诺言是否会兑现，期满以后，他们是否不再为他们向政府购买的土地交纳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在向地主偿付［赎买贷款］时扣除债款。
　　政府立即扣除了地主欠监护院的债款，对地主说来监护院起着银行的作用，在借债期满以前不要任何补偿。
　　例如，1870年4月1日，从靠农民支付的505652107卢布中扣除了235032183卢布——地主欠国家信用机关的债务。

人头税的提高

　　自1864年以来，人头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大约增加了80％；同时，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也［增加了］。人头税增加最多的一年是1867年。
　　从“委员会报告书”[286]中可以看出：
　　1862年：俄国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总额中，即29200万卢布中，有76％即22300万卢布是由贫民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负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担又大大地增加了，因为各类农民的人头税、国家农民的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以及几乎全部由纳税人［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缴纳的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都提高了。
　　1863年：每人的人头税［增加了］25个戈比。到1867年已经［增加了］50个戈比。自1865年以来，按人分摊［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每人增加了20个戈比，现在每人平均是98个戈比。
　　从1862年到1867年，国家农民的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由25256000卢布增加到35648000卢布（每人增加1个卢布以上）。1863年7月1日，小市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负担的］人头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废除了，但是，这种人头税从小市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农民要［分摊］一份的城市、郊区、小市镇不动产［税］中，以及从几乎完全由一些纳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阶级担负的小商业执照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营业票税中得到了补偿，而且还绰绰有余。
　　从1862年到1867年，一般国家开支（不包括特殊开支）由295532000卢布增加到398298000卢布，即差不多增加35％，而国债则增加了46116万卢布，即增加了60％；因此，每年［为新增的债务付息还本］必须支付25315000多卢布（1867年的全部国债是1219443000卢布，这笔款额每年要支付73843000卢布）。
　　1874年的国债（转期的和未列入总帐的债务）已［达］147150多万卢布。
　　此外，非转期债务为120800多万卢布（＝483300万法郎）。
　　1867年，纳税阶层所负担的直接税为11100万卢布，其中单是各种人头税（人头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国家农民的公共［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就有6200多万卢布。而且还不包括赎金，省［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县［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以及在那些未设有地方自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机关的省份为维持［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调解［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农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事务［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机构［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而征收的特别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斯卡尔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根据扬松（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教授）的统计（“试验［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287]1877年版），农民交的直接税为17600万卢布，即：
　　6360万卢布为人头税、公共［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税和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3750万卢布为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700多万卢布为省［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县［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捐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300多万卢布为没有实行法令［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那些省份的地方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3900多万卢布为赎金；这里还不包括实物贡赋。
　　此外，还应加上几乎全部的消费税，酒税和盐税（18000万）以及前地主农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2500多万。——总共是37200多万，超过国家预算的56％。
　　官家拥有：………………151684185俄亩（＝165335763公顷）
　　农民拥有：………………120628246俄亩（＝131484744公顷）
　　地主拥有：………………100000000俄亩（＝109000000公顷）
　　皇室管理处拥有：………7528212俄亩 或8205859公顷。

　　（1）国家农民（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9194891人—77297029俄亩
　　（2）皇族农民……………………………………………………862740人—4336454俄亩
　　（3）各种名称的前地主农奴…………………………………35149048俄亩
　　在1878年1月1日以前，在37个省（除了西部各省、贝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省）靠政府帮助进行赎买的有4898073人（占所有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农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74.6％），17109239俄亩。
　　在所有非黑土省份，赎买价格大大高于土地的实际价格，［赎买］是根据地主的要求［进行的］。在纯黑土省份则根据农民同地主达成的协议。
　　属于第（3）类的，部分是代役租，部分是徭役。
　　（4）暂时义务农。1878年1月＝1882696人，拥有份地6657919俄亩。
　　据御事室（1870年4月1日）统计：实行赎买的前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农民为5830005人，拥有20123940俄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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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

　　1867年的国债＝1219443000卢布。
　　比1862年增加了46116万。
　　因此，1862年的国债为758283000卢布。
　　1869年的国债：190750万卢布。
　　1878年的国债：34740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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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从解放农民中所得到的好处：
　　（1）欠政府所保障的那些银行（后来，这些银行全部与国家银行合并）的债务都转给了政府，因此，农民应当向政府交付利息。
　　（2）在编纂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斯克列比茨基。罗斯托夫策夫给皇帝的信：“政府［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将得到很多在省和国家管理机关中身居高位的候补者”）。
　　（3）直接向农民征税（从前是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担负赋税），因而有广泛的可能提高捐税。
　　（4）结束领地贵族的世袭领地权力。
　　（5）由此有广泛的可能征集新兵（以及普遍改革军队）。
　　（6）与解放农民有关的所谓地方自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机关：国家的负担现在大部分都转嫁给省和县（国家直接税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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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税制修订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第二十二卷的资料（1873年）以及“农业委员会”发表的“蓝皮书”，我们可以看到：
　　（1）37个省（这里不包括西部各省）的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所支付的，占所谓农业纯收入的92.75％，因而，他们只有农业收入的7.25％用于其他一切需要。
　　（2）前地主农奴所支付的，相当于自己的农业收入的198.25％，因而，他们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全部收入，而且几乎连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农业的及其他的）所得到的工钱都交给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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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年的预算：29200万卢布。
　　1878年的预算：6269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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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年的人头税约为1850万卢布。1855年的税收因克里木战争而减少，不到1500万卢布。1862年的税收总额增加到2850万卢布。1867年由于赋税激增，税收增加到4050万卢布，现在则超过945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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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国家产业部的公告中可以看到，从1871年到1878年，尽管粮食产量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但是，平均产量仍然完全一样（同时，粮食的出口却大规模地增加，只是在荒年——大约5年发生一次——略有降低，而在1880年这一荒年就完全停止出口）。
　　就在这段时间，1877—1878年的粮食出口比1871—1872年大约增加了86％。在西方人们看到，随着铁路网的发展，粮食出口大量增长，却没有察觉，这种出口的增长因两个荒年的间隔时间缩短而被抵销了，现在荒年每5年发生一次，并在1880年达到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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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废除后的农民状况

　　扬松指出黑土地带（是在三圃制的地区，而不是在草原区）农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比农奴制时期更坏，并从有关繁殖牲畜（也是在黑土地带）的官方报告中引用了下列资料：
　　在喀山省，牲畜数量大大地减少了（指前农奴的牲畜，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牲畜赶到地主牧场上去放牧）；减少的原因是，缺乏牧场［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为了纳税而卖掉牲畜，收成不好。在辛比尔斯克省［牲畜数量］减少了；较富裕的农民出卖他们不十分需要的牲畜；他们预先出卖牲畜，为的是不至于将来被迫出卖牲畜以［支付］因公社连环保而担负的欠款（有的是个人负担，有的是共同负担）。另一个原因是，在有份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情况下实行割地，主要是割去森林牧场。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平兹省（这些省的马匹数量也减少了）也是同样的情况；梁赞省的牲畜数量由于牧场缺乏而减少了50％。土拉省由于同样原因，由于税吏强迫出卖牲畜以及牲畜病死，马匹和牲畜都减少了。在库尔斯克省，由于要［支付］欠款而不顾一切地出卖牲畜，由于缺乏牧场以及分家等原因，［畜牧业］也［减少了］（见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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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黑土地带（北部各省）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在诺夫哥罗德省，根据地方自治机关［对土地收入］所作的估计，前国家农民在每俄亩土地的收入方面所支付的费用［为］100％（即全部收入）；
　　而在份地少、捐税高的情况下，赎买自己的份地的前农奴的费用则为275％；
　　暂时义务农的费用为565％（“税务委员会报告书”第22卷）。
　　非黑土地带的农民的份地，大部分连养活农民自己都不够。北部这些省份也是工业省份，但是，地方手工业的工钱｛正像给地主干活所得的报酬一样｝［注：本版中将马克思用的方括号改为大括号。——编者注］不够［农民］弥补亏空；他们只得离乡背井，到南方，到新俄罗斯，到乌拉尔，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去找工作。
　　（1俄亩＝1.092公顷。
　　1普特＝40俄斤＝16.38公斤。
　　1俄石＝209.901升或0.72夸特）。

Ⅳ
俄国

　　（Ⅰ）1877年的国家收入和支出。
　　收入＝54800万卢布。
　　其中：11700万是向农民征收的直接税。
　　主要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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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76000卢布间接税［注：酒税收入。——编者注］主要仍然由农民负担。
　　1000万卢布间接税［注：盐税收入。——编者注］也是［由农民负担］。
　　5200万卢布是关税。
　　——————————————————
　　支出＝58500万卢布（赤字＝3700万卢布）。
　　其中：11500万卢布——用于国债的还本付息。
　　　　　22000万卢布——用于陆海军。
　　　　　8600万卢布——用于财政部。
　　　　———————————————
　　　　　42100万卢布——国家的主要开支。
　　其次是战争引起的特殊开支。
　　1864年的预算为35460万卢布；因此，自1864年以来，税收增加了55％。
　　（Ⅱ）列入国家预算的铁路基金；目前铁路是私人的财富；国家的铁路变成了私人公司的财产，但是，建筑铁路的资金不是由这些公司提供的。
　　政府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控制一部分资本，为推销这些股票和债券而发行“俄国铁路转期债券”。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款项构成“铁路基金”；政府就用这笔钱支付它所控制的股票和债券，此外，还预支铁路有价证券。
　　在1878年1月1日以前发行了138800万卢布的铁路股票和债券，其中政府控制了72000万卢布以及尼古拉（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债券57700万法郎，即144433000金卢布，除了政府所预文的证券以外，约占全部资本的52％。
　　政府从铁路基金中支付的：
　　1877年……8000万卢布，但是政府左1878年1月1日以前所支付的总额＝554475000卢布以及尼古拉铁路债券57700万法郎。
　　为了弥补这些开支，政府发行了五次俄国铁路长期公债，总额为6900万英镑，推销这些公债就提供了38500万金卢布；发行两次尼古拉铁路公债，总额为57700万法郎，而且还有1866年的国内有奖公债——推销这两种公债就提供了10765万。
　　除了这些补助费以外还有保证金。1877年政府所支付的保证金总额＝16617000卢布。国库支付这笔款额也像支付铁路债券的本息一样。1877年支付铁路债券本息的总额＝32780万卢布。
　　国家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总共是139034000卢布。
　　铁路基金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6000余万卢布。
　　国库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3780万卢布。
　　铁路欠国库的债务增加了3950万卢布，等等。
　　在1878年1月以前，欠国库的全部债务达到46990万卢布。农民的债务＝3250万＝6.9％。
　　铁路的债务＝31550万＝67％，即全部国家收入的57％。
　　（Ⅲ）银行。除了政府以外，铁路还得到银行的支持。
　　1864年以前只有政府信用机关。
　　1864年［成立了］第一个私人信用机关；从那时起，［信用机关］就迅速增加了，把大量款项吸收到定期和不定期的计息往来帐上。这些款需要预付出去，于是就出现了股份公司；居于所有这些公司之首的是铁路公司。
　　到1876年底，（公司的）全部股票和债券的资本＝204300万卢布。
　　铁路：占［上述］款数的67.91％＝138800万卢布。
　　到1863年底，国家银行及其分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放款1860万卢布。
　　到1876年底，所有银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共放款36000万卢布，即增加到2007％以上。
　　从银行表报中看不出，这些贷款中有多少钱用于铁路方面。但是丹尼尔逊知道，一家铁路公司的一部分证券是属于政府的，而其余的股票则作为一家私人信用公司贷款的抵押。
　　但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铁路企业的收入得不到政府的保证，就不能提供任何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就来帮助收押这些股票的私人银行，预支款项或者购买股票。
　　国家银行从来不缺乏资金，譬如，国库不管银行库存现金的情况如何，就从银行提取［现款］，而银行则扩大它在世界上收入最大的经营。用这种方式发行的信用券被列入第十八号银行平衡表（1879年1月1日平衡表＝46785万加上列入第一号平衡表的信用券＝720265000；因此，这些处于流通中的信用券总额＝118800万卢布）。
　　（Ⅳ）铁路的收入。
　　1877年的铁路统计资料还没有完全公布。在此以前的几年中，总收入是不断增加的：
　　每一俄里的总收入增加了17％；
　　而每一俄里的纯收入却减少了。虽然如此，最近几年的纯收入每年还有4800—5200万卢布；这就是说，假如铁路的全部收入都归国库的话，那末，铁路的赤字就会大大缩减。但是，全部利润都装入私人腰包，而赤字的全部重担却落在官家头上。
　　那末，政府花费这么多钱，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其结果是贸易大为发展，在同一时期内创办的信用银行和土地银行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
　　（Ⅴ）银行；贸易的种类（输出粮食及其他）。
　　1864年国家银行及其分行的全部（计息）存款和活期存款［为］26200万卢布，
　　其中4200万卓有成效地用于贸易，即：
　　　2300万［用于］期票贴现，
　　｛　　　　　　　　　　　　　　　　　　　　　　　　　　｝
　　　1800万——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等为抵押的贷款。
　　1877年——全部信用机关有72380万；增加了175％。
　　上述总额中：36000万是以股票、债券和国家有息证券为抵押的贷款；
　　48930万是期票贴现。增加了1900％。
　　最重要的贸易部门是粮食贸易；它的发展特别快。
　　在1864年，运往欧洲的粮食为925万俄石——5470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16490万卢布。
　　出口粮食的价值＝全部出口额的33％左右。
　　在1877年，出口的粮食为3050万俄石＝26400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50800万卢布。
　　粮食的价值＝全部出口额的51.8％。
　　［出口］粮食的价值增加了382％。
　　俄石数量增加了241％。
　　同时，［出口］粮食的价值超过了1864年全部出口的价值1亿卢布。
　　在1869年，铁路运输了14900万普特粮食＝全部货运量的33.4％。
　　在1877年……运输了54780万普特粮食＝全部货运量的41.28％。
　　除粮食以外的主要出口项目：
　　［1864年］棉花出口为21824000卢布；［1877年］棉花出口为3550万卢布＝62％。
　　（Ⅵ）土地信用机关
　　在1864年，欠旧土地信用机关的债务是39550万卢布，
　　其中很大一部分落在农民身上——为了赎买土地。

俄国地主的抵押债务

（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除外）xtE品论天涯网

　　与这种情况相比较，1877年欠上述各机关的［债务］：
　　（Ⅶ）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全部信用机关（和铁路），看一看它们到1876年底究竟得到了哪些款项以及是怎样分类的。
　　　　　　　　　　（1）　　　　　　　（2）　　　　（3）　　　　 （4）
　　　　　　　　　　固定资本　　％　 计息存款　　 土地信用公　　　债券
　　　　　　　　　　　　　　　　　　　及其他　　　司的抵押品
　　信用机关……＝167778800　 18.8％ 723790000
　　土地信用机关（到
　　1877年底）…＝27753000　　5.6％　6848000　　 460000000
　　铁路（到1877年
　　底）…………＝474185000　 34.3％
　　　　　　　　　669726000　　 25％　　　　　　　　　　　　　 915706000
　　　　　　　　　　卢布
　　｛丹尼尔逊把2、3、4项的各种公司的债务加起来＝2006440000卢布，实际上得到的是21063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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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77]卡·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一文大概的写作日期是1881年底—1882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利用了官方公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关于一八六一年改革的札记”与专门研究俄国资料的其他手稿不同，马克思不是写在笔记本上，而是写在单页纸张上，其中有题目和章节，标明数字和字母。除了引用收集在许多笔记中的材料外，还引用已经系统化了的实际资料，对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的手稿于1952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2卷上。——第453页。
　　[278]马克思引自本人的读书笔记，其中有阅读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一书时所作的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1卷第119—138页）。——第453页。
　　[279]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Die　län-dliche　Verfassung　Russlands》．Leipzig，1866）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52年俄文版第12卷第36—37页）。——第453页。
　　[280]马克思在此处和下面都是引自他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写的“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这篇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8—20页）。——第454页。
　　[281]舒瓦洛夫和帕斯凯维奇一方面赞成农民的人身解放，同时希望为地主保留全部土地，而使农民只有权使用份地以代替赋役。——第454页。
　　[282]马克思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110—114页）。——第455页。
　　[283]马克思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第1卷（1862年莱茵河岸波恩版）和阿·阿·戈洛瓦乔夫“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1872年圣彼得堡版）二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29—35页和第115—117页）。——第457页。
　　[284]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1868年莱茵河岸波恩版）第4卷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35—36页）。——第458页。
　　[285]引自尤·埃·扬松“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39—148页）。——第458页。
　　[286]“修订税制最高委员会报告书”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22卷第3册第1部分第6—7页。
　　马克思所引的数字是用计算的方法得来的。——第464页。
　　[287]这里引证的是尤·埃·扬松的“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