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弗·恩格斯XS5品论天涯网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55]XS5品论天涯网

　　关于军事问题的辩论，迄今只是在一边是政府和封建党派，另一边是自由的激进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现在，危机日益迫近，该是工人政党也来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评论这里所谈的军事问题。只要在德国和欧洲还保持着目前的关系，我们便不可能指望普鲁士政府的行动不从普鲁士的观点出发。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不从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出发。
　　工人政党在所有使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上都站在直接冲突之外，因此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完全冷静地和公正地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工人政党能够科学地、历史地（像对待已经过去的事情那样）解剖式地（像解剖尸体那样）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

　　关于普鲁士军队在原先制度下的情况如何，经过1850年和1859年的动员[56]尝试以后不可能再有两种意见了。从1815年起，君主专制受到公开的诺言的约束，它答应不经未来的代议机关事先同意不征收任何新税，不发行任何公债。要违背这项诺言是不可能的；不经过这种同意，任何公债都不会收到丝毫成效。税收制度大体上是这样：税收的进款并没有按国家财富增长的比例增长。专制制度是贫穷的，是非常贫穷的，1830年的风暴[57]所引起的特别开支足以迫使它厉行节约。正因为这样才开始实行两年制兵役，并在所有军事管理部门建立节约制度，这一制度使得为进行动员而准备的军火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降到了最低水平。尽管如此，普鲁士的大国地位还得保持；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在战争一开始就有尽可能强大的第一类野战军，这就是为什么把第一类后备军并入了野战军[58]。这样一来，人们担心的是，在刚一受到战争威胁时就必须进行动员，而且担心整个大厦会因动员而倾复。这样的事情曾经在1850年发生，并以普鲁士的惨败告终。
　　1850年只暴露了制度的物质上的缺乏；整个这种情况在精神缺陷显露出来以前就结束了。两个议院表决通过的基金被用来在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物质上的缺乏。所以说在可能范围内，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准备得能够在两星期内就把应征的预备兵装备起来并使他们做好战斗准备，而再过两星期就把整个第一类后备军装备起来并使它做好战斗准备。不应忘记，基干部队中最多有三种役龄的适龄人员，而预备队和第一类后备军中总共有九种。因此，在四个星期内至少要给做好战斗准备的基干部队中的每三个士兵配备七个应征者。正巧发生了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于是进行了新的总动员。这一次物质缺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出来，但是与制度的精神缺陷相比已经是小得多了，这种精神缺陷只是现在，当军队进行较长时间的动员时才暴露了出来。后备军丝毫没有受到重视，这是不容争辩的；它的步兵营的基干大部分都不存在，这样的基干还有待于建立；现有的军官中有许多已经不适合于野战勤务。即使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军官不能不使自己的兵士感到他们完全是外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他们自己的军事素质造成的。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军事素质都非常低，把由这样的军官指挥的步兵营派去对付经过考验的军队是不能令人完全放心的。如果说后备军的军官在丹麦战争[59]时打得不错，那末不应忘记，在基干军官占4/5和后备军军官占1/5的步兵营同两者比例相反的步兵营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快就发现，虽然可以用后备军去作战，即进行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它去打进攻战，而这是人们能够预料到的事。后备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防御性组织，只有在敌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情况下才可能用它去进攻，像在1814年和1815年那样。后备军的大部分成员是26岁到32岁的已婚男子，当每天寄来的家信说，妻子儿女由于发给应征者家属的补助金非常不足而遭受贫困时，他们是不会同意让自己一连几个月呆在边境上无所事事的。此外，还有以下的情况：兵士不知道他们应当同谁打仗，同法国人还是同奥地利人，要知道，在当时不论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都没有使普鲁士受到任何损害。能够用这些由于一连数月无事可做而士气沮丧的军队去进攻组织良好并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吗？
　　很明显，早就应当有一个转变了。普鲁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使第一类野战军拥有比较巩固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是怎样形成的呢？
　　征集的三十六个后备军步兵团暂时被保留，并被逐渐地改变为新的基干团。骑兵和炮兵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到同步兵部队的这种扩大了的编制相适应的程度。最后，要塞炮兵从野战炮兵中分出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改进，对普鲁士来说更是如此。总而言之，步兵增加了一倍，骑兵和炮兵增加了大约一半。为了维持军队的这种扩大了的编制，曾建议把基干部队的服役期限从五年增加到七年，——年现役（步兵），四年在预备队，——相反，把第二类后备军的兵役义务缩短四年；最后，把每年征集新兵的名额从原先的40000名增加到63000名。可是后备军却没有受到任何重视。
　　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按上述规模进行的扩充，同普鲁士人口的增加几乎完全适应，普鲁士人口在1815年为1000万，到1861年已增加到1800万；而由于这个时期普鲁士的财富增长得比人口更快，并且由于其他的欧洲大国从1815年起都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因此军队的基干部队的这种扩充一点也不过分。同时在所有的兵役负担中，按照计划只增加最年轻的兵士在预备队中的服役期限，年老的兵士在后备军中的服役期限则减少一半；第二类后备军实际上已几乎完全撤销，因为第一类后备军现在差不多占据了原先是第二类后备军的地位。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可以提出如下的反对意见：
　　普遍义务兵役制——顺便提一下，这是在普鲁士存在的唯一民主的制度，尽管只是在字面上，——与过去所有的军事制度相比是一大进步，凡是已经实行了这种制度的地方（即使是不完善的形式），就不可能再长期地把它废除掉。对于我们目前的军队来说只有两个明确的组织原则：或者是募兵制，——但它已经陈旧，只有像在英国这样的特殊场合才可能实行，——或者是普遍义务兵役制。任何征兵制和抽签制[60]都不过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很不完善的形式。1814年普鲁士法律的基本思想是：每个身体合格的国民，在他还能够携带武器的时候，必须亲自保卫国家。这个基本思想显著地高于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所采取的雇佣代役者的原则，而且这种思想在存在了五十年后，当然就不会成为资产阶级进行如法国人所说的“人肉生意”的强烈愿望的牺牲品了。
　　既然普鲁士军事制度是以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那末只有在它的基本原则日益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以自己固有的精神成功地向前发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况。
　　1815年1000万居民中有40000人应征，占千分之4。1861年1800万居民中有63000人应征，占千分之3+（1/2）。可见是后退了一步，虽然这与1859年以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进步，那时应征人数只占千分之2+（2/9）。如果要重新达到1815年的百分数，就需要征集72000人。（我们知道，实际上每年参加军队的人数接近这个数字，或者甚至超过这个数字。）但是，难道普鲁士人民的军事威力只限于每年从每千个居民中征集四个人吗？
　　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61]根据德国中部各邦的统计屡次证明，在应征报到的青年人中整整一半适合服兵役。根据“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62]（1864年3月）的统计，1861年应征报到的青年人共227005人。这样，每年就可以提供113500名适合服兵役的新兵。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中除去6500名因公务而暂时不能应征的或道德不合格的人，仍然可以剩下107000人。为什么他们当中只有63000人或者最多72000—75000人服役呢？
　　陆军大臣冯·罗昂在1863年议会开会时向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报告了关于1861年征兵的材料：


　　尽管这个统计不完善，尽管它在从第1条到第13条的每一条中把1861年的应服兵役的人员同过去两年的适龄人员之中尚未接到命令的人员混淆起来，从而把整个事情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它仍然包括一些很有价值的供认。
　　征集到的新兵为59459名。服役三年的志愿兵为5025人。有权服役一年的为14811人。众所周知，由于自愿服役一年者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于他们服役是否合格，检验是不大严格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半即7400人实际上加入了军队。这是很保守的计算；要知道，那些被推荐服役一年的人，大部分是适于服役的人；而那些显然不适于服役的人，一般地认为不应当受推荐。我们这里仍然采用7400这个数字。根据这种计算，1861年参加军队的共有71884人。
　　我们继续往下看，作为宗教界人士延期服役或免役者有1638人。为什么宗教界的先生们不需要服兵役，这是不可理解的。相反，一年的兵役，露天的生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对于他们是有益无害的。所以，我们大胆地把他们列入名单；假定那一年的免役者占总数的1/3，再假定其中有3/4是不合格的，那仍然有139人应当列入兵役名单。
　　18551人由于身材不够高而被免除兵役。我们注意到，他们是被“转入预备队”，而不是完全被免除兵役。因此，在战时他们仍然应当服兵役。他们只是免去了和平时期的阅兵式兵役，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的外表不够魁伟。这也就是承认，这些身材矮小的人完全适合于服役，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打算利用他们。这些身材矮小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兵士这一点，可从法国军队得到证明，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有些人身高还不足4英尺8英寸。所以我们无条件地把他们列入国家的军事资源。上面所举的那个数字只包括那些经过三次检验由于身材不高而被完全取消资格的人；因此这是每年都重复出现的数字。我们从这个数字中扣除一半、即扣除由于其他原因不合格的人，这样还剩下9275个身材矮的青年，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也许会很快地把他们变成顶呱呱的兵士。
　　接着我们看到，除了应征入辎重队者，有6774人预定到辎重队服役。但是辎重队也属于军队，十分令人不解，为什么这些人不应当到辎重队去履行短短六个月的兵役，这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于辎重队都会更好一些。
　　因此，我们看到：


　　根据罗昂的统计表的自供，如果认真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每年能有这么多人参加军队。


　　因此，由于真正的生理缺陷而长期不合格者不到所有由于不合格而免服兵役者的7％，并且不到所有每年到征兵委员会报到者的4％。有将近17％经过三次检验而暂时不合格者每年被编入预备队。可见这是些23岁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正处在人的机体开始彻底发育成熟的年龄。如果我们假定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一在年满25岁以后完全适合服役，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而这将有15587人。可以向这些人提出一项最低的要求，即在两年过程中要他们每年在步兵中服役三个月，以便使他们至少可以受到新兵的训练。这就等于把和平时期的军队扩充3897人。
　　但是普鲁士的整个新兵体格检查制度具有特殊的性质。新兵的人数往往多于能够征集的数目，同时却仍然要保持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招牌。从绰绰有余的人数中挑选最优秀的，而以这种或那种借口宣布其他人不合格，还能有什么做法比这样一种做法更简单呢？在这样的条件下——顺便说说，这些条件从1815年就在普鲁士存在并且直到今天还存在——服役不合格的概念得到了非常不确定的解释，这一点最好由同德国中部各邦的比较来证明。在中部各邦中有些邦实行征兵制和抽签制，在那里没有任何理由宣布比真正不合格的人更多的人不合格。这些邦的条件像普鲁士的条件一样；在个别的邦，例如在萨克森，条件甚至更坏一些，因为那里工业人口的比例较高。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军事总汇报”屡次证明，在德国中部各邦整整一半应征报到的人是合格的；在普鲁士情况也应当如此。一旦发生严重的战争，在普鲁士关于服役合格的概念中就会发生突然的革命，那时人们就会懂得（不幸已经太迟了），很多合格的人被放过去了。
　　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在565802名应服兵役者（关于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中有：


　　因此，尽管有一个享有声誉的普鲁士检查机关，——凡是普鲁士的有过服兵役义务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年都有整整27％的应服兵役的人不见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82216个作为“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在那个地区应征”而被除名的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现在只要从柏林迁到波茨坦就能免除兵役吗？我们愿意认为，在这里——要知道，荷马也有睡糊涂的时候——官老爷们干脆是在自己的统计中出了错误，他们让这82216人在总人数565802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他们出生的地区，一次在他们迁居的地区。应该把这点弄清楚，——最好能由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来做这件事，——因为把应服兵役者的实际人数减少到483586人就会显著地改变所有百分比。但是我们暂且假定这是对的，那末每年仍然有66730人悄悄地溜走，不论普鲁士检查机关还是警察当局都不能召他们去服兵役。这些人几乎占应服兵役者的14％。由此得出结论，在普鲁士借口检查应服兵役者而对迁居自由设下的一切障碍都是完全多余的。大家知道，真正从普鲁士迁居国外的人是为数很少的，根本不能同溜走的新兵人数相比。在这个数字——约67000人——中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从普鲁士迁到国外去了。大部分人或者一直留在国内，或者只是短期地到国外去。总的说来，所有预防逃避兵役的措施都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有时还会促使人们迁往国外。但是绝大多数青年人没有可能跑到国外去。只要认真地、毫不放松地迫使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服兵役，新兵的人数就会比以前多，根本不需要这些杂乱无章的繁文缛节。
　　但是为了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只把冯·罗昂先生本人统计的数字当做可靠的材料，即除了自愿服役一年者以外，每年可以征集85000个青年人。目前和平时期军队的人数约为210000人。在实行两年制兵役的情况下，每年85000人，两年累计是170000人；还应当把军官、士官和超期服役军人——约25000人到35000人——加进来；这样，总共是195000人到205000人；若把自愿服役一年者计算在内，总共是202000人到212000人。因此，如果在步兵、步炮兵中（骑兵下面再说）实行两年制兵役，改组后的军队的所有基干——甚至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有可能达到和平时期的满员。在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下，在两年制兵役的情况下，军队中大概会多出30000人来；因此，为了使人数不超过200000人到210000人，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在服役一年到一年半后就退役。这种作为对热心服役的奖励而提前退役的做法，对于整个军队来说，也许要比把兵役期延长六个月更有好处。
　　军队战时员额的构成大致如下：
　　四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按改组计划，每种63000人——总共是252000名预备兵。三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每种85000人——总共是255000名预备兵。可见，其结果确实同改组计划所规定的同样良好。（因为这里所谈的只是数字关系，因此，即使我们完全不去考虑减少预备队的役龄类别，情形还是一样。）
　　改组计划的弱点就在这里。它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不言而喻，这种制度没有作为军队的强大预备队的后备军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64]，从而使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动摇不定，这将招致最严重的后果。不要把两种制度混在一起，不能同时兼有两者的优点。毫无疑问，而且不容争辩，兵役期和现役期较长的基干制能保证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具有很大优越性。人们彼此比较了解；甚至那些每次多半只能得到短期归休的归休兵，在整个归休期间都以兵士自居，并且时刻准备服现役（普鲁士的预备兵却不是这样）；因此，毫无疑问，初次参加战斗的步兵营就表现出更为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应当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果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那末可以同样成功地采取英国的十年现役制；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阿尔及利亚远征、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65]确实比长期兵役更有效的多；最后，采取这种制度只能训练出一部分能携带武器的人，因而远远没有把国家的全部力量调动起来。此外，经验证明，德国兵士很容易习惯战斗环境，三次相当成功的大会战，给在其他方面都很良好的步兵营已经带来等于多服整整一年兵役所能得到的成果。对于普鲁士这样的国家来说，基干制是不行的。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普鲁士可能拥有一支最多300000—400000人的军队，而在和平时期军队的编制将是200000人。但是为了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单是第一类野战军的出征就已经需要这么多的军队，也就是说，为了进行任何严酷的战争，它需要有包括要塞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等在内的500000—600000人。如果1800万普鲁士人也像3500万法国人、3400万奥地利人和6000万俄国人那样，在战争时要派出如此大量的军队，那末这只有通过普遍义务兵役制，通过期限短的但是紧张的服役和比较长期的后备军兵役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制度下往往不得不在军队的战斗准备方面，甚至在战争初期军队的战斗力方面，作出某些牺牲；国家和政策具有中立的、防御的性质；但是也应当记住，基干制的傲慢的进攻战术所带来的结果是从耶拿到提尔西特，而后备军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谦虚的防御战术所带来的结果则是从卡茨巴赫到巴黎。[66]总之，或者是七八年兵役期的征兵制和代役制，在这段时间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服现役，而不继续在后备军中服役；或者是五年、最多六年兵役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在这段时间中两年服现役，然后继续在普鲁士型的或瑞士型的后备军[67]中服役。但是要想让人民群众首先承担征兵制的重担，然后再承担后备军制的重担，这是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忍受不住的，甚至连野蛮好战、仍然具有极大忍耐力的土耳其人也忍受不住。问题在于，是实行短期现役和长期预备役训练大批的人，还是实行长期现役和短期预备役训练少数人；必须二者择一。
　　在威廉·纳皮尔看来，当然英国兵士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在自己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68]中说，英国步兵服役三年之后，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充分的训练。可是应当知道，本世纪初英国军队的成员是所有通常能够构成一支军队的成员中最劣等的人。现在英国军队的成员已经好得多，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仍然远远不如普鲁士军队的成员。难道在普鲁士这样一个拥有非常容易接受训练、一部分已经受到很好训练、从一开始就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新兵材料的国家里，不能在两年期间达到英国军官在三年期间训练这样一些败类时所能达到的成绩吗？
　　当然，现在兵士应当受更多的训练。但是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被当做重大的理由来反对两年制兵役。人们总是说必须培养真正的兵士精神，而这种精神据说只有在第三年兵役期间才能养成。如果这些先生愿意说得坦率一些，如果他们不想考虑各个步兵营的上述公认的优良素质，那末与其说这种看法具有军事性质，不如说它具有政治性质。真正的兵士精神应当更多地表现在对付内部的杜佩尔[69]，而不是表现在对付外部的杜佩尔。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普鲁士兵士在第三年兵役期间除了学会厌倦生活、勒索新兵的钱买酒以及对自己的长官说些无聊的俏皮话以外还学会了点别的什么。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军官哪怕去当一年兵士或士官，他们就不能看不到这一点。经验证明，带有政治性质的“真正的兵士精神”很快就会化为乌有，而且是一去不复返。而军人精神在两年兵役之后仍然存在。
　　可见，两年的时间足以教会我们的兵士在步兵中服役。自从野战炮兵和要塞炮兵分开以后，步炮兵的情况也是这样；可以通过更大的分工，或者通过本来所希望的简化野战炮兵的器材来克服这里所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样，征集更多的超期服役军人也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正是这类人，如果他们不胜任士官的职务，在普鲁士军队中最不受欢迎。这真是反对长期兵役的一个好证据！只有在拥有各种各样的器材的要塞炮兵中，在具有彼此不能完全分开的多种工作部门的工程部队中，有经验的超期服役军人才是受重视的，尽管这样的人在这里也是少见的。骑炮兵需要有和骑兵相同的兵役期。
　　至于骑兵，凡是从小就习惯骑马的人，只需要短期服役，而从头受训练的人，就必须长期服役。在我们这里很少有人从小就习惯于骑马。所以改组计划中规定的四年兵役期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需要的。对骑兵来说唯一真正的战斗形式是亮出马刀在密集的队形中冲锋；要进行这样的冲锋，必需有最大的勇气和人们彼此间的完全信任。因此，人们应当知道，他们可以彼此信赖，也可以信赖自己的指挥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长期的服役。如果骑者对于他所骑的马缺乏信心，那末这样的骑兵队也是完全要不得的。人必须善于骑马，而为了使人相信他自己能驾驭马匹，也就是说几乎能驾驭可能分给他的任何马匹，同样也需要长期的服役。对于这类部队来说超期服役军人无疑是受欢迎的，他们愈成为真正的雇佣兵愈好，只要他们喜爱这个职业。反对派将责难我们说，这意味着建立一支由清一色的、准备参加任何政变的雇佣兵组成的骑兵队。我们回答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骑兵将始终是反动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49年的巴登龙骑兵[70]），正如炮兵将始终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事情不会由于超期服役军人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而有任何改变。况且在街垒战中骑兵无论如何是不适合的，而大城市中的街垒战，特别是步兵和炮兵在这种战斗中的行动，在目前决定着一切政变的命运。
　　但是除了增加超期服役军人的数目以外，在实行短期兵役时还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加强内部的团结。例如训练兵营就是这样的一种手段，陆军大臣冯·罗昂本人就曾经把训练兵营称做补救短期兵役的一种手段。其次是合理地进行训练，在这方面普鲁士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一种偏见，认为在实行短期兵役时，为了弥补其短暂性，有必要强调阅兵行进中的夸张的准确性，在操练时实行“机械式教练”，把腿举得高得引人发笑，“膝盖不打弯地”踢向半空中，——这整套偏见是以明显的夸张为根据的。普鲁士军队中一直在空谈这一切的必要性，直到它们最终变成无庸置疑的原理为止。但是，士兵在操枪时如此用力地用枪撞击自己的肩膀，以至于几乎跌倒，而且在整个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在任何其他军队中所看不到的极不威武的战栗；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最后，应当认为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是弥补缩短兵役期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只是必须注意，要在这方面真正做出成绩来。不错，在所有的乡村学校中都设备了双杠和单杠，但是我们可怜的学校教师们还不大会使用它们。最好在每一个专区指派哪怕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并且委派他来领导体育训练；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渐学会列队行进，掌握排和连的动作，并且清楚地知道相应的口令。经过六年到八年，这种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那时将有更多的新兵，他们的身体也将更加强壮。
　　我们已经说过，以上对改组计划所作的评论仅仅以实际存在的政治条件和军事条件为出发点。这里还有一种设想，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法律规定步兵和步炮兵的兵役期为两年已经是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兵役期。我们甚至认为，像普鲁士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它在目前把规定的兵役期再缩短一些，那末，不论是什么政党执政，都会铸成大错。现在一方面有法国军队，而另一方面是俄国军队，并且有可能二者同时配合进犯；因此必须有这样的部队，它们用不着在大敌当前时才去学习初步军事知识。所以，关于几乎没有任何兵役期的民兵的幻想，我们丝毫不予以重视；人们所想像的那种形式的民兵，目前对于一个拥有1800万人口而且边境完全没有设防的国家来说是不行的；即使在另外的条件下，所能实行的也不是这种形式的民兵。
　　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也许有人要问：坚持普鲁士观点的众议院同意改组计划的基本点吗？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考虑，我们回答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严格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把服现役两年、在预备队中服役三年、以及36岁以下的人在后备军中服役定为法律制度，最后，恢复第一类后备军的基干，它就会同意用已经实行的方式扩充基干，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到180000—200000人，把第一类后备军改为大规模的预备部队、或第二类野战军、或要塞守备部队。这些条件能够实现吗？在关心辩论的人们当中，只有少数人会否认，在“新纪元”[71]，也许甚至更迟一些，这是可能的。
　　资产阶级反对派持什么态度呢？

二

　　普鲁士资产阶级——它作为整个德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部分，当时有权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竟然表现得如此缺乏勇气，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见称的阶级的历史中也找不到类似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当时发生的外部事件来解释。1848年3月和4月，资产阶级曾经是局势的主人。但是，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一开始，资产阶级立刻就吓得惊慌失措，并转身投入刚刚被它在工人帮助下战胜的那个官僚制度和封建贵族的怀抱，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曼托伊费尔时期[72]。最后，“新纪元”到来了，而且是在没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任何帮助下到来的。意外的成功冲昏了资产者的头脑。他们完全忘记了由于他们自己屡次修改宪法、在官僚制度和封建主面前俯首听命（直到恢复封建性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73]）、不断地从一个阵地退到另一个阵地而给自己造成的局势。现在他们自以为重新当了局势的主人，而完全忘记了正是他们自己使一切敌对势力得以死灰复燃；这些势力从那时起就日益巩固起来，而且完全同1848年以前一样把国家的实权抓在自己手里。就在这个时候，改组军队的问题好像一枚投到他们中间的燃烧弹一样突然出现了。
　　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来取得政权。既然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兵士，那它就应当或者是使自己同工人结成联盟，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力量那里、即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赎买政权。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证明，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但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确实是毫无根据地——完全丧失了同工人结成真诚联盟的意愿。1848年，德国工人政党在它还刚刚开始发展和组织的时候，就打算在代价很低的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做一点事情，但是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最小的独立运动甚于害怕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74]从那时候起，这种对于工人的神圣恐惧在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了传统的东西，直到最后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开始他的贮钱箱鼓动[75]为止。这种鼓动是要向工人证明，他们的最大幸福是终生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遭受资产阶级的工业剥削，而且工人还应当亲自促进这样的剥削，通过各种工业协会搞点额外收入，从而为资本家提供降低工资的可能性。虽然工业资产阶级和骠骑兵中尉一样，无疑是德国民族中最无知的阶级，毕竟这样的鼓动在德国人民这样智力发达的人民当中显然没有获得长久成功的任何希望。资产阶级中间比较有远见的人想必也懂得，这不可能得到任何成果，于是，同工人的联盟又一次失败了。
　　为了用现金——当然是人民口袋里的现金——买来的政权而同政府做的零星交易依然在进行。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实际权力仅仅在于对税收的表决权，而且是非常有限的表决权。可见，本来应当在这里用力，一个如此善于进行交易的阶级，一定能在这里得到便宜。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普鲁士资产阶级反对派——它同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古典资产阶级完全相反——竟然以为，它不出钱就可以赚得政权。
　　如果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并且充分考虑到提出军队改组时的那些条件，那末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正确政策应当是什么呢？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派考虑到自己的力量，那末它本来应当知道，由于它刚刚被从曼托伊费尔时代所处的屈辱地位提升起来——而它自己确实没有作任何努力——它当然没有力量阻止那个已经开始实行的计划的实际执行。它应当知道，随着一次次会议的毫无结果，愈来愈难以消除实际存在的新设施，而政府为征得议会的同意而出的价钱将因之逐年减少。它应当知道，它还远远不能委任或撤销大臣，因此，冲突拖延得愈久，它所遇到的倾向于妥协的大臣也就愈少。最后，它应当知道，不把事情弄到极端，首先对它自己有利。因为，在德国工人达到了那样的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同政府的严重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独立的工人运动，从而使它在紧急情况下又不得不二者择一：或是同工人结成联盟——但是现在的有利条件已经比1848年少得多；或是跪在政府面前说：《pater，peccavi！》〔“父亲，我犯了罪！”〕
　　因此，自由的进步党资产阶级[76]应当公正地认真地研究军队的改组计划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的扩充和平时期员额的问题，那样它也许会获得与我们大致相同的结果。同时它不应忘记，它毕竟没有能力阻止革新的初步实施（因为计划包括这样多正确的和需要的东西），而只能延缓革新的最后确定。因此，它首先应当提防不要立即采取与改组直接敌对的立场；相反，它应当利用这次改组和为改组而拨的款项，以便用它在“新纪元”那里为自己买到尽可能多的补偿物，用900万或1000万马克的新税换得尽可能多的政权。
　　这里有多少事情应当去完成啊！这里有曼托伊费尔关于出版和结社权的全部立法；这里有原封不动地从君主专制那里承受来的警察和官吏权力；通过对法院权限的争论而取消了法院的裁判权；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首先是在曼托伊费尔时代流行的对宪法的解释，为了与此对抗，需要确立新的宪法实践；这里有官僚制度对城市自治的破坏，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东西，任何其他资产阶级在类似情况下都会乐意用多向每个居民收半个塔勒的税为代价来赎回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的活动稍微机灵一点，所有这一切本来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另外的想法。至于说到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那末曼托伊费尔的法律恰恰规定了一些使资产者感到安然自得的界限。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以温和的方式反对政府；自由的增大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总是比给工人带来的少，因而资产阶级宁愿忍受政府所施加的更大一些的压迫，也不愿使工人得到进行独立运动的自由。对于警察和官吏权力的限制，情况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认为，它通过“新纪元”的内阁已经使官僚制度听命于它，并且由于这个官僚制度对工人保持充分的自由行动而感到满意。它完全忘记了，官僚制度比任何与资产阶级友好的内阁更加强大和更富有生命力。因此它以为，随着曼托伊费尔的垮台到来的是资产阶级的千年王国，并且以为现在的事情只在于不花一文钱就来收割资产阶级专制的成熟了的庄稼。
　　但是特别是在1848年以后的这些年来，已经消耗了那样多的钱，国债增加那样多，税收提得那样重，怎么能够拨这么多的款呢！亲爱的先生，你们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宪制国家的议员，而不知道宪制是世界上最费钱的统治形式吗？不知道这种统治形式几乎比波拿巴制度还要费钱，而波拿巴制度——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用不断征收新税来抵偿旧税，因而在十年内耗尽一百年的资源吗？有限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现在你们仍在幻觉中看见的那个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对宪法中规定的有关继续征收已经一度通过的税款的保留条件怎么办呢？谁都知道，“新纪元”在索取钱财方面是多么羞怯。由于改组的费用以正式规定的反让步作为代价被列入经常开支，因此还需要作少许牺牲。问题在于投票表决用以抵偿这笔费用的新税。在这方面可能有些吝啬，然而对此不能希望有比“新纪元”内阁更好的内阁。要知道，如果资产阶级仍然像早先一样继续当局势的主人，它也就会在其他方面掌握权力的新工具。
　　但是，如果把反动派的主要工具——军队——扩充一倍，反动派不是就会更加巩固吗？在这个问题上进步党资产者陷入完全不可解决的自相冲突中了。他们要求普鲁士扮演德国的皮蒙特的角色，但是为此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们有一个暗中抱有同样观点的“新纪元”内阁，这是在目前条件下他们所能有的最好的内阁。他们拒绝这个内阁加强军队。每天，从早到晚，他们把普鲁士的光荣、普鲁士的伟大、普鲁士的威力的增长挂在嘴边；但是他们拒绝普鲁士加强军队，虽然这种加强在程度上只是同1814年后其他列强对本国军队的加强完全相当。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加强会仅仅有利于反动派，会使没落的军人贵族复兴，会使封建的、专制的官僚政党有机会通过政变埋葬整个宪制。
　　我们假定，进步党资产者不希望加强反动派的力量的做法是正确的，而军队是反动派的最可靠的支柱。但是有没有过比这种改组——正是普鲁士在安宁的时候曾经见到的那样一个与资产阶级最友好的内阁所提出的改组——更好的机会使军队受议会控制呢？一旦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拨款加强军队，是不是就不能同时就军事学校、贵族特权和所有其他有争议的项目达成协议，并且在增强军官集团的资产阶级性质方面获得保证呢？对于“新纪元”来说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必须加强军队。它为了悄悄地实行改组而采取的那些迂回手段，再好不过地暴露出它良心有愧和对议员们心怀恐惧。应当双手抓住这一点；这是资产阶级再等一百年也等不上的好机会。如果进步党资产者办事不像吝啬鬼，而像大生意人，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从这个内阁那里零星地赚来！
　　现在就来谈谈改组对军官集团本身的实际结果。应当为增加一倍的步兵营找到军官。军事学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了。以前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现在表现出来了；中尉的职务干脆被当做奖品奖给大学生、旁听生和所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凡是在改组后又看到过普鲁士军队的人，都认不出它的军官集团了。我们这样讲并不是根据道听途说，而是根据亲眼所见。特殊的军官行话几乎被排斥得干干净净，年轻军官说普通的本族语；他们决不是一个闭塞的帮会，而是比1815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代表着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和全国各个省区。因此，这个阵地已经由于事件的自然进程而被夺得；现在问题仅仅在于保持住这个阵地，并且加以利用。但是进步党资产者忽视这一切，他们继续胡说什么所有这些军官都是高贵的军校学生。但是从1815年以来，在普鲁士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军官来自资产阶级。
　　顺便说一下，我们认为普鲁士军官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中在敌人面前所表现的英勇行动主要是由于注入了这样的新鲜血液。光是旧编制中的下级军官是不敢这样经常地冒生命危险行动的。在这方面政府的看法是不错的，它认为对这些成就的“辉煌灿烂”起重大作用的是改组；除此以外，改组对丹麦人还造成了什么危险，我们不得而知。
　　最后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政变会由于和平时期军队的加强而容易实现吗？军队是借以实现政变的工具，因此军队的任何加强都会扩大实现政变的可能性，这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不取决于实现政变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小些，而取决于其他大国的军队的规模。谁走了第一步，也就应当走第二步。谁接受了普鲁士议员的委任状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普鲁士的伟大及其在欧洲的权威地位，谁就应当同意把必要的手段建立起来，没有这样的手段就谈不上普鲁士的伟大及其权威地位。如果说必须不扩大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否则就不能建立这样的手段，那末对于进步党先生们来说也就更加不妙。如果在1848年他们的态度不是那样胆小得可笑和那样笨拙，政变时期也许老早就过去了。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归根到底仍得承认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加强军队的必要性，而不管自己对政变如何提心吊胆，除此以外他们毫无其他办法。
　　然而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第一，和“新纪元”内阁商谈给政变的这个工具拨款的问题，总比和俾斯麦内阁商谈好。第二，不言而喻，对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不断采取的每个步骤，都使得普鲁士军队愈来愈不适于作政变的工具。既然全体人民群众都渴求自治，并且理解同所有反对自治的分了进行斗争的必要性，那末20岁到21岁的青年必然也会卷入这个运动；即使他们在封建军官和专制军官的指挥下，要借助他们来实行政变也将愈来愈困难。国内政治发展的水平愈高，应征新兵的情绪就愈不可靠。甚至目前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也已经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
　　第三，实行两年制兵役足以与军队数量的增加相抗衡。扩充军队使政府手中用来实行暴力政变的物质手段增加，实行两年制兵役则在同样的程度上使暴力政变的精神手段减少。在兵役的第三年，由于兵士整天死啃专制制度的条令和惯于俯首听命，在一定的时候，而且就在兵役期间，可能带来某些后果。在兵役的第三年，个别兵士在军事方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们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服役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于按照法奥制服长期兵役的兵士。他们具有了职业兵的某些素质，而且作为这样的兵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比年轻兵士更容易被利用。如果从政变的可能性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从军队中解除第三年服役的兵士一定能够与再征集60000—80000人相抵。
　　可是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不想否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资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甚至不用动员，单靠和平时期的常备军，政变仍然可能发生。但是未必真的能够发生。为了实行真正的政变，几乎总是需要进行动员。然而这时事情就转到了另外一面。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在国内被政府利用的纯粹工具；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则完全不是那样。凡是曾经有机会首先在和平环境而后在战争环境看到同一个步兵营的人，都知道在人们的整个行动上以及在整个集体的性格上前后有多么巨大的差别。人们参加军队时几乎还是儿童，现在又回到军队时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带着日积月累的自尊感、自信心、坚强的性格，这对于整个步兵营是有益的。兵士对军官的态度和军官对兵士的态度立刻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步兵营在军事方面大为增强，但是在政治方面——对于专制制度的目的来说——它却变成完全不可靠的了。这种情况在进驻什列斯维希时就已经可以看到，在那里使英国报纸记者感到极大惊奇的是，普鲁士兵士到处公开参加政治游行，并且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远非正统的观点。我们把这个结果——被动员起来的军队在政治上不适合于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主要归功于曼托伊费尔时代和“最新的”纪元。在1848年，情况还全然不是这种样子。
　　无论在改组以前还是在改组以后，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优点之一恰好就在于，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之下普鲁士既不能进行不受欢迎的战争，也不能实现会是持久的政变。因为，如果连和平时期的军队也允许自己被利用来进行小小的政变，那末第一次动员和第一个战争威胁就足以重新使全部“成果”发生问题。如果没有战争时期军队的批准，和平时期军队在对付“内部杜佩尔”时建立的英勇功绩只能有暂时的意义，而这样的批准将愈来愈难获得。反动派的报纸宣称“军队”与议会相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显然他们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军官。如果有一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即“十字报”[77]的先生们为了实现政变而需要动员起来的军队，那末可以肯定，他们将不能不对这个人民代表大失所望。
　　但是，归根到底，防止政变的主要保障并不在这里。这种保障在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通过政变来拼凑一个会批准它征收新的赋税和借款的议院，即使它组成了一个准备这样做的议院，在欧洲也没有一个银行家会根据议院的这种批准就向它提供贷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在1815年的诺言以后，以及在1848年之前多次试图得到钱而徒劳无益以后，现在普鲁士已经享有这样的声誉，即没有议院的合法的和不容置疑的决定，人们连一文钱也不会贷给它。就拿拉法埃尔·冯·埃尔兰格尔先生本人来说，他甚至贷款给美国南部同盟派[78]，但他未必肯把现金贷给由政变产生出来的普鲁士政府。普鲁士应当把这一点完全归功于专制制度的局限性。
　　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政府在需要钱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迟早必然发生，——不得不亲自去找资产阶级要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是去找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机构（这个机构最终会知道自己正是为付款而存在的），而是去找大金融资本家，他们并不反对同政府做笔好生意，他们用衡量任何一个私人的偿付能力的尺度来衡量任何政府的偿付能力，至于普鲁士政府需要的兵士多还是少，对他们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先生只办理有三方面签字的期票贴现，如果在期票上签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或者是由冒名顶替者组成的众议院，那末他们就会把这样的期票当做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拒绝成交。
　　在这里军事问题即将结束，宪制问题已经开始。现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处境是，它必须或者在军事问题上取得胜利，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那一点政权残余；至于它由于什么错误和阴谋诡计而陷入这样的处境，那是无关紧要的。政府已经对于它表决预算案的全部权利表示怀疑。如果说政府迟早必定要和议院媾和，那末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干脆耐心等待不是最好的政策吗？
　　既然冲突已经这样严重，无疑这是最好的政策。在可以被接受的基础上同现存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十分可疑的。资产阶级由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陷于这样的境地：它必须在这个军事问题上检验一下，它在国家中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它取得胜利，那末它将同时获得任免大臣的权力，即获得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如果它遭到失败，那末它永远不会再经过宪制途径起任何作用了。
　　但是只有那些很不了解我们的德国资产者的人，才认为能希望他们这样沉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中的勇气总是同它在这个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一致的。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威力比在英国，甚至比在法国小得多；在德国，资产阶级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同旧的贵族结成联盟，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借助农民和工人把贵族消灭。德国的封建贵族仍然是与资产阶级相敌对的力量，而且是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力量。在德国，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全部社会威力基础的工厂工业，尽管从1848年以来已有巨大进步，但与法国和英国相比还是很不发达的。大量资本集中在个别人手中的现象，在英国，甚至在法国都是屡见不鲜，而在德国却很少有。因此，我们的整个资产阶级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它的生活环境和它自己所能开辟的眼界都很狭小；难怪它的全部思想方式也是如此狭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表现出为事业奋斗到底的勇气呢？普鲁士资产阶级很清楚地知道，在它自己的工业活动范围内是怎样依赖于政府的。经营权[79]和行政监督像梦魇一样困恼着它。每当它开办一个新企业，政府都可以加以阻挠。在政治范围内尤其如此！当在军事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的议院只能表示拒绝，它迫不得已只能进行防御；而政府的行动却是侵略性的，它按自己的意图解释宪法，迫害自由派官员，取消自由派的城市选举，发动官僚制度暴力的全部杠杆，以便使资产者懂得必须具有忠心耿耿的观点，它实际上在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阵地，从而获得了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地位。同时，预算以外的财政开支和征税工作平稳地照常进行，而军队改组随着自己一年年的存在而获得了新的力量。简而言之，远景中的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一年年地获得更多的革命性质，而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天天增加的局部胜利愈来愈具有既成事实的形式。此外，发生了完全不依赖于资产阶级，也完全不依赖于政府的工人运动，它迫使资产阶级或者向工人作出十分不愉快的让步，或者准备在决定性时刻没有工人的帮助就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资产阶级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呢？从1848年起它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就其本来意义说，——但是从本届议会召开时起就不断在进步党中清楚表现出来的妥协渴求，并没有说明这一点。我们耽心，资产阶级在这一次仍然难免自己叛变自己。

三

　　“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了充分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工人阶级需要比目前四分五裂的德国的各邦更加广阔得多的舞台。国家的分裂状态将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障碍，它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永远不会获得存在的权利，并且永远不会是无产阶级认真考虑的对象。德国无产阶级不想理睬帝国宪法、普鲁士领导地位、三位一体[80]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除非是为了把这一切永远清除掉；普鲁士邦需要多少兵士才能勉强维持其大国地位，这个问题在德国无产阶级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军事负担是否由于改组而加重一些，这对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可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实行得是否彻底，对工人阶级便不是无关紧要了。学会掌握武器的工人愈多愈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对普选权的一个必要的和自然的补充；它使选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来实现自己反对发动政变的任何企图的决定。
　　愈来愈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唯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东西。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政党在政府和议院之间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当中应当采取什么立场？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革命近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实现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起初是在工业方面，后来是在农业方面；由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现代无产者仅仅同一个敌视他、剥削他的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资产者——直接发生关系。在这种工业革命彻底实现的国家中，例如在英国，工人实际上只同资本家发生关系，因为农村的大土地租佃者也不外是资本家；贵族仅仅靠自己地产上的地租过日子，它同工人没有任何社会接触点。
　　在这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实现的国家中，例如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在德国还保存有早期的封建关系和后期的封建关系中的许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搅混了社会环境（medium），使德国社会制度失去了英国发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单纯的、明显的、典型的性质。在德国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环境里，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有一批非常令人吃惊的活生生的太古生物：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所、土容克地主、体罚、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职权范围的冲突、行政处分权等等。而且我们看到，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有这些还活着的古生物都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新时代最强大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则以新时代的名义向它们要求政治统治。
　　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旧的市民阶级是社会上最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却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它的政治使命是促进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本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帮助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在腐朽的旧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论何处，迟早都会出现斗争双方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的情况。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工人阶级自己开始进行活动的时候。衰亡的社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工人的唯一敌人资本家吸血鬼进攻；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代，因此在对待衰亡的旧社会形式的关系上，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致的。同时工人阶级也逐渐地意识到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相继顽强地提了出来：工人政党应当对斗争的双方采取什么态度？
　　这首先取决于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那部分已经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的人，为了阶级利益而力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据了解，德国的先进工人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获得解放，其途径就是把属于国家的资本转交给联合起来的工人，以便在不要资本家的条件下共同地进行生产；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直接的普选权取得政权。[81]
　　有一点已经很明显：不论是通常被直接称为反动派的封建官僚政党，还是自由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想自愿地向这些要求让步。但是要知道，无产阶级自从组织起独立的工人政党时起，就逐渐成为一种力量，而对于力量是不能不重视的。两个敌对的政党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一定的时候它们将愿意向工人作一些虚假的或真正的让步。工人能从哪一方获得最大的让步呢？
　　对反动政党来说，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存在已经是眼中钉。它的力量取决于现代社会发展是不是再次停顿或者至少减缓速度。否则一切有产阶级都会逐渐变成资本家，一切被压迫阶级都会逐渐变成无产者，而反动政党也会自然而然地消逝。如果反动派是彻底的，那它当然力求取消无产阶级，但是其途径不是让无产阶级向自己的联合前进，而是让它倒退，即让现代无产者重新变为行会帮工和农奴式或半农奴式的依附农民［bäuerliche　Hintersassen］。这样的变化能使我们的无产者满意吗？如果这种事情可能发生，那末他们是否愿意重新受行会师傅和“仁慈的老爷”的父亲般的监护呢？当然不愿意！要知道，正因为工人阶级脱离了原先一切虚假的财产和虚假的特权，正因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了公然的对抗，这个统一的、人数众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存在，以及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再说，这种历史倒退是完全不可能的。蒸汽机、机械化的纺纱机和织布机、蒸汽犁和蒸汽脱粒机、铁路和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的倒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们正在逐渐地和坚定不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余，并且把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小的社会矛盾溶解到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唯一对抗之中。
　　资产阶级恰恰相反，它没有任何其他历史任务，它的任务只是把上面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和交换手段加以全面地发展并提到最高的水平；借助自己的信贷组织把那些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生产资料——土地——也攫为己有；借助现代化的劳动工具发展一切生产部门；消灭封建生产和封建关系的一切残余，从而把整个社会归结到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单纯的对抗中。随着社会的阶级矛盾的简化，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起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阶级觉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威力的这种扩大，无产阶级才逐渐成为多数，成为国家中压倒的多数，就像英国那样，但是德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农村的各种各样的农民，城市的小工匠、小商人等等，与无产阶级相比还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工人的胜利。相反，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工人的胜利，有助于彻底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能使工人战胜资产阶级的日子更快地到来。
　　现在让我们把1848年德国工人政党的状况同目前的状况比较一下。在德国还有不少老战士，在1848年的前夜，当德国工人政党刚开始筹建时，他们就参加了这一工作，革命后，趁当时条件许可的时候，他们又帮助把它建立起来。他们都知道，即使在暴风雨时代，为了发动工人运动，支持这一运动的发展，排除反动的行会分子，不知花费了多大力气，而在过了几年以后，这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如果说现在工人运动可以说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末这是由于什么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从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由于它消灭了大量的小工匠和其他处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直接把工人群众和资本家对立起来，简单地说是由于它在以前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人数极少的地方造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就变成了一种必然性。
　　这并不是说，就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时刻，即反动派觉得向工人让步似乎对自己有利。但是这永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永远没有政治性质。封建官僚的反动派既不会扩大选举权，也不会给予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更不会限制官僚制度的权力。反动派所作的让步，目的总是在于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这种让步丝毫不会扩大工人的政治威力。例如在英国曾违反厂主的愿望通过了对工厂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在普鲁士可以要求政府认真执行关于工厂工作时间的命令（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更进一步，还可以要求给予工人联合权[82]等等，而且这也许是能争取到的。然而，不管反动派方面作出什么让步，有一点是不变的：取得这些让步不需要工人作出任何相对的服务；这是公平的，因为反动派已经由于使资产阶级感到烦恼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人也就不应当去感谢反动派，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感谢反动派。
　　但是还有一种反动派，它近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且在某些人当中非常时髦；这就是那种现在被人们称做波拿巴主义的反动派。波拿巴主义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农村却被小农在人数上所压倒，它在伟大的革命战斗中被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打败了。在法国，巴黎工人在1848年6月的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而资产阶级由于这次胜利也弄得精疲力竭。它意识到，它不能再经受一次这样的胜利。名义上它还在统治，但是它的统治又太软弱无力。军队——真正的胜利者——上升到了第一位，它所依靠的是主要为它补充兵员的那个阶级，即希望不受城市煽动者扰乱的小农。这种统治的形式当然是军事独裁，它的天然的领袖是它的天生的继承者路易·波拿巴。
　　波拿巴主义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态度的特点是：它阻止他们互相攻击。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进攻，鼓励两个阶级之间微小的和平冲突，而在所有其余方面则不准它们有丝毫政权征兆。既没有结社权，也没有集会权，也没有出版自由；有普选权，然而是在这样一种官僚制度压迫下的普选权，反政府的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警察的横行霸道，这种横行霸道甚至在警察国家的法国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除此以外还直接收买资产阶级当中和工人当中的某一部分人，收买第一种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贷款欺骗，小资本家的钱由于这样的欺骗而跑进大资本家的口袋；收买第二种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国家建设工作，这样的工作除去集中了天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以外，还在大城市里集中了人为的、与帝国有联系的、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最后，就是通过假的英勇战争使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可是这种得到欧洲最高当局许可的战争总是为了反对当时共同的替罪羊，并且总是在胜利预先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不论工人还是资产阶级所能得到的最多不过是：它们在斗争中得到喘息机会，工业——在其他有利条件下——猛烈发展，从而为新的更激烈的斗争创造因素，在这种喘息不再需要的时候，斗争将立即爆发。如果希望工人从政府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最愚蠢不过了，因为这个政府正是为了制止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存在的。
　　现在来谈我们专门分析的情况。普鲁士反动派能给工人政党提供什么？
　　这个反动派能不能让工人阶级真正参加政权呢？当然不能。第一，在现代历史上，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还没有一个反动政府这样做过。第二，在普鲁士当前的斗争中，问题恰好在于，政府是把全部实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呢，还是说它应当同议会分享权力。的确，政府采用一切手段，剥夺资产阶级权力，并不是仅仅为了以后把这种权力赠送给无产阶级！
　　即使没有议会代议机关，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也能保持它们在普鲁士的实权。它们在宫廷、在军队、在官吏中间的传统地位使它们的这种权力得到保障。它们甚至无须希望有单独的代议机关，因为在曼托伊费尔时期存在过的贵族和官吏的议会，目前在普鲁士要想长期存在还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并不反对让整个议会制度滚蛋。
　　相反，资产阶级和工人只有通过议会代议机关才能真正有组织地利用政权，而这个议会代议机关只有在得到参加讨论和表决的保证时才有一点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它能掌握“钱柜的钥匙”，它才有一点价值。但是正如俾斯麦自己承认的，他所要阻挠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要问：使这样一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也就是说使工人自己打算通过争得直接的普选权而参加进去、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其中成为多数的那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是对工人有利的吗？难道动员一切宣传力量为了加入这样一个归根到底会是毫无作用的机构，是对工人有利的吗？当然，不是！
　　可是，假定政府废除了现存的选举法并且恩赐直接的普选权呢？好吧，假定这样！假定政府玩弄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把戏，而工人赞同这样的做法，那末他们就是事先认为政府有权力通过新的恩赐再次废除直接的普选权，只要它愿意这样做的话。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直接的普选权还有什么价值呢？
　　假定政府恩赐了直接的普选权，那末它定会事先用一种保留条件来限制它，使它不再成其为直接的普选权。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的选举。通过直接的普选权进入法国议会的工人代表多吗？要知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2/3的人靠农业为生，1/3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有1/3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2/3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气愤话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他们同资本家一样，是德国工人的直接敌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的经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Häusler］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神甫、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的隔绝，则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而这是哪个阶级呢？在德国这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贵族阶级。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释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普选权的言论。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或者，也许政府限制（如果一般地说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什么要限制的话）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仅仅是为了把自由的出版、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作为礼物赠给工人吧？的确，工人运动不是在安安稳稳地、毫无阻碍地走自己的道路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是，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普鲁士现存政府并没有愚蠢到自己切断自己的脖子。一旦反动派真的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无产阶级，那时可以希望，德国无产阶级将用古老的“希尔德布兰德之歌”[83]中的豪迈辞句来回答它：


　　至于说反动派可能向工人作的那些社会性让步——缩短工厂的工作日、更好地遵守工厂法、承认联合权等等——那末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反动派这样做并不需要工人给它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条件。反动派需要工人，而决不是工人需要反动派。因此，当工人在自己的独立鼓动中坚持这些要求时，他们就能指望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反动分子将提出同样要求，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资产阶级苦恼；工人则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一点也用不着感谢反动派。
　　但是，如果说工人政党除了那些用不着乞求就能得到的微小让步以外，从反动派那里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那末它从资产阶级反对派那里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时代的产儿，它们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渣滓。的确，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废物从船上抛到水里，“船才能投入战斗”，但是区别只在于，这一次不是在两只船之间展开战斗，而是在同一只船上，在军官和水兵之间。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它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但是它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因此，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是对工人有利的。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个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也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德国各邦都完全正确地投票赞成那些有希望当选的最激进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如果它出卖自己本身的阶级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原则，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工人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推动资产阶级违反它的意愿前进，尽可能地迫使它扩大选举权，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运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的英国工人、1830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工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正是通过并且借助这一运动——它的最近目的是纯资产阶级性质的——比通过其他途径更多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组织程度。这样的时机必然到来，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勇气不足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都会背叛自己。
　　另一条道路是工人完全脱离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听天由命。这种情况在1848—1850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尽了巨大努力而在当时又没有收到效果、阶级需要一个喘息机会时才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处于健康状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这会等于在政治上完全弃权，而一个本性如此勇敢的阶级，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且应当获得一切的阶级，决不能长时间这样做。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不言而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工人政党决不会只是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会以完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它将在一切问题上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这一点的。它将保持并发展自己本身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的党的组织相对抗，而且只能像一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那样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它将通过这样的途径保证自己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解释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好采取行动。
　　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工人政党在普鲁士宪制冲突中的政策：
　　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
　　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促使它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纲领并遵循这个纲领；无情地抨击和嘲笑它的每个不彻底的步骤和每个弱点；
　　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让它按自然的进程发展好了，同时要清楚地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改组”；
　　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

---

　　注释：
　　[55]弗·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是为了论证在国内已经形成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的策略而写的。在这本著作中分析了改组普鲁士军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六十年代初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中自由资产阶级多数之间的所谓宪制冲突的原因。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的提案。但是政府很快就做到了使资产阶级批准“维持军队的战斗准备状态”的拨款，这意味着实际上开始实行预计的改组。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主义多数拒绝批准军事开支并要求成立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指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成立了俾斯麦的反革命内阁，这个内阁在同年10月再次解散议会，并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为此所需的费用不经议会批准。冲突直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投降俾斯麦的时候才解决。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文章。但是该报向俾斯麦政府的献媚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同马克思商量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印成小册子发表。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这本小册子于1865年2月底在汉堡出版，它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反应。许多工人报纸和民主派报纸都刊登了该书出版的广告。威·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某些工人联合会中组织了对这本小册子的讨论。小册子的某些片断曾经在不同时期发表在社会民主派的报刊上：1866年3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1号、1890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月刊”（《Sozialdemokratische　Monatsschrift》）第10—11期、1891年3月1日“柏林人民论坛”（《Berliner　Volks-Tribüne》）第1期。——第41页。
　　[56]1850年普鲁士军队的动员是由于在德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普奥关系尖锐化而引起的。动员所暴露出来的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军队的恶劣装备，以及在德国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的坚决反对，迫使普鲁士放弃了军事行动并向奥地利屈服（奥里缪茨协定）。1859年的动员是由于法国、皮蒙特同奥地利的战争引起的。这次动员也暴露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第46页。
　　[57]指1830年法国的七月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以后在德国各地区——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巴伐利亚、汉诺威——发生的起义。——第46页。
　　[58]根据1814—1815年的法律建立的普鲁士陆军包括常备军（基干团）及其在战时动员时用来补充军队的预备队，还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早在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军人，他们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只是在特别需要时才应征服役。在战争时期，第一类后备军往往被编入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是守备部队的增援部队，在和平时期则被遣散回家。——第46页。
　　[59]丹麦战争是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丹麦的但居民主要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这场战争，它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丹麦的失败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47页。
　　[60]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规定一定年龄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它有各种免役的办法，主要是允许赎买和代役。
　　抽签制是通过抽签办法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十九世纪时在西欧某些国家应服兵役的人的总数超过需要，于是通过抽签决定当年应服兵役的人中谁该服现役。其余的或者编入民团，或者——在个别国家中——召集起来进行短期集训。——第49页。
　　[61]“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是一家专谈军事问题的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从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在这家报纸上曾发表过弗·恩格斯的没有署名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1860）和署有姓名第一个字母《F.E.》的文章：“英国的志愿兵检阅”（1862）、“英国的反德兵力”（186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5卷第140—147、551—557、601—606页）。——第49页。
　　[62]“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s》）是每月出版的普鲁士官方统计杂志；从1860年至1905年在柏林出版。——第50页。
　　[63]补充兵是普鲁士军队中对后备应征人员的称呼，他们由于身体稍有缺陷或特殊的家庭情况而允许延期服役；在战争时期他们被编为预备部队来补充军队。——第51页。
　　[6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奥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它以正规的基干军队为主，实行长期限的兵役，以及采取与普鲁士军事制度不同的征兵制。普鲁士军事制度是根据1814年的法律建立在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上。——第56页。
　　[65]指1830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并延续了40年之久的殖民地掠夺战争，以及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第57页。
　　[66]在拿破仑法国于1806—1807年同四国（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同盟作战时，霍亨洛埃指挥的普鲁士基干军于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被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溃。耶拿近郊的失败，以及同一天在奥埃尔施太特近郊遭到的惨败，迫使普鲁士投降。1807年7月7日签订的苛刻的有损普鲁士尊严的提尔西特和约结束了军事行动。根据和约的条件，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而且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地位。
　　卡茨巴赫是西里西亚的一条河。欧洲国家第六次联合起来同拿破仑法国作战时，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在布吕歇尔的指挥下于1813年8月26日在这里击溃了法国部队。1814年3月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复灭，战争遂告结束。——第57页。
　　[67]瑞士的后备军包括在瑞士军队——定期集合受训的非正规军——中服役期满的预备役军人。瑞士后备军的兵役期限是12年。瑞士的后备军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在战争时用来加强军队，在遇到战争危险时他们被征集入伍。
　　关于普鲁士的后备军——见注58。——第57页。
　　[68]威·弗·帕·纳皮尔“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1833年伦敦版第3卷第271页（W.F.P.Napier.《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Vol.Ⅲ，London，1833，p.271）。——第58页。
　　[69]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间，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
　　“内部的杜佩尔”（《Düppel　im　Innern》）一词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在1864年9月30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用。——第58页。
　　[70]1849年，当德国西南部发生起义保卫人民群众看做是唯一尚未被破坏的革命成果的帝国宪法时，巴登部队转到起义人民一边，并形成巴登革命军的核心。在巴登部队中骑兵团队最不可靠。因此，1849年6月21日起义部队在瓦格霍伊泽尔城下同普鲁士人作战时，由于巴登龙骑兵的几个骑兵连的指挥官员克尔特中校的叛变而溃散。——第60页。
　　[71]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元”。——第61页。
　　[72]恩格斯指的是1850年到1858年10月这段时期，当时在普鲁士掌权的是极端反动的曼托伊费尔内阁，由于经济上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同时又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惊慌不安的资产阶级，站到了贵族和残酷地镇压了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反动派方面。在这段时期，普鲁士的革命的民主成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遭到破坏；宪法一再修改，变成了一张废纸；在全国恢复了贵族的等级特权，政权完全掌握在土地贵族和贵族的手中。——第62页。
　　[73]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议会）在普鲁士于1823年成立，主要是由贵族的代表组成；其中城市和村社的代表非常少。会议由国王召集，会议的职权限于研究地方经济和省的管理问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反动统治时期，又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第62页。
　　[74]这个观点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表述出来的（见1865年2月1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第63页。
　　[75]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种“贮钱箱”鼓动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第63页。
　　[76]指1861年6月组织的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这个党的最著名的活动家是：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霍韦尔贝克等。进步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集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人民革命，进步党没有支持基本的民主要求：普选权，出版、结社、集会自由。1866年右翼脱离进步党，成立了一个屈服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第64页。
　　[77]“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的称呼。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新普鲁士报”在报头上印有十字图样。——第70页。
　　[78]指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期南部各蓄奴州的拥护者。——第71页。
　　[79]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在普鲁士实行的一种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度。曾经为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度，不得到这种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营业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72页。
　　[80]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ßische　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词；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愿意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　die　Spitze）”。在争取德意志统一时期，这一词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
　　三位一体是德意志联邦的改组计划之一，计划规定除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组织一个中部各邦的联邦。这个计划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特别受到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拥护，其目的是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领导权，代表了那些企图保持自己独立的德意志中部各邦的割据倾向。——第74页。
　　[81]恩格斯在援引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时，按照马克思的建议（见马克思1865年2月11日的信），把自己的小册子中的这个地方表述得不致被解释成同意拉萨尔派的口号。——第77页。
　　[82]指的是工人为了经济斗争而进行联合的权利，首先是建立工会组织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
　　1865年1月，由于工人起来反对当时通行的工商业条例而在普鲁士议会上提出了关于联合权的问题。资产阶级议员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涨，力求首先废除条例中束缚资本家的那些条目。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和孚赫曾把关于废除条例第一八一条的建议提交众议院讨论，这一条规定企业家不得为了迫使工人让步而停止生产。为了达到蛊惑性的目的，进步党人也要求废除第一八二条关于惩治工人煽动罢工的规定。而工人首先要求废除第一八三条关于必须经警察当局许可才得组织工人团体的规定，以及第一八四条关于禁止罢工的规定。
　　1865年2月14日普鲁士议会只废除了工商业条例的第一八一条和第一八二条，而工人关于联合自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第79页。
　　[83]“希尔德布兰德之歌”是一首歌颂英雄事迹的长诗，是八世纪古日耳曼史诗中保留下来的一些片断。——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