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察贝尔的上一段文字，是在他说我同法国和德国的秘密警察有联系，说我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而写了许多恐吓信以进行勒索的一段文字之后写的，并且它把那一段文字同我给法庭的控诉书的第三点中提到的“大量制造假钞票”这句话直接衔接起来，因而他的那段话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恶毒的含义。那就是在毫不掩饰地暗示说，我是用了某种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从曼彻斯特得到的1860年3月3日的affidavit，可以用来在法庭上驳斥察贝尔。这一affidavit中说，由我转交给“人民报”的全部钱——除了我自己付出的几笔钱以外——都不像福格特所说的是“从拉芒什海峡彼岸”弄到的，而是从曼彻斯特，从我的朋友们的腰包里弄到的（见“奥格斯堡战役”）。
　　（3）“为了说明”“在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略”，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说：
　　察贝尔就这样把福格特的关于舍尔瓦尔的冒险事件的说法加以改造，把我变成了“大量制造假钞票”的道义上的祸首和有罪的同谋者。我所掌握的可以用来驳斥“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种说法的证明材料，包括了从舍尔瓦尔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到他在1854年逃出日内瓦的整个时期。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affidavit，证明舍尔瓦尔是先于我加入伦敦的同盟的，他从1850年夏到1852年春都住在巴黎，他在巴黎不是同我有联系，而是同我所敌视的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反同盟有联系的；在他假逃出圣伯拉惹监狱和重返伦敦（1852年春）以后，参加了当时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从1850年9月起就已不再属于该协会），一直到他在那里终于被揭发、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并被开除为止。其次，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能够发誓作证，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对舍尔瓦尔所进行的揭露，即揭露他同伦敦的普鲁士警察有联系等等，是由我发起的。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证明，我在案件结束以后公开地揭露了他。最后，约·菲力浦·贝克尔的信提供了有关舍尔瓦尔在日内瓦生活时期的材料。
　　（4）“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以大笨蛋的逻辑，对反福格特的传单“警告”胡诌了一大堆废话，并且拚命散布流言蜚语，使人怀疑我寄给“总汇报”的费格勒所提出的关于该传单来源的证词的可靠性之后，结尾这样说：
　　察贝尔在这里攻击我，说我用布林德的名义伪造了文件，即传单“警告”，说我后来寄给“总汇报”一份假证词，把布林德说成是我所伪造的传单的作者。从司法上对“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些攻击加以反驳，既是致命的又是简单的。这些反驳就是上引的布林德致李卜克内西的信、布林德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维耶和费格勒的两份affidavits（附录12和13）以及印出来的医学博士沙伊伯勒的声明。
　　大家知道，在“研究”里嘲笑巴伐利亚政府的这位福格特，在1859年8月底对“总汇报”提起诉讼。“总汇报”在9月就已设法使法庭对案件的审讯延期，然而，尽管予以延期，案件仍然在1859年10月24日审理了。如果在黑暗的王国巴伐利亚发生这类事，那末什么事不会在光明的王国普鲁士发生呢，“柏林有的是法官”这句谚语当然更不用提了。
　　我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是这样草拟我的法庭控诉书的：
　　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起初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就是说，他把察贝尔的诽谤通知检察官，要当局对察贝尔提出追究。1860年4月18日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我的律师向检察长上诉，1860年4月26日上诉法院作出了第二个“决定”，内云：
　　我认为检察官利佩和检察长施瓦尔克的这两个驳回，是完全合理的。在世界各国，即是说也包括普鲁士国家，所谓的公众利益也就是政府利益。普鲁士政府，在追究“民主主义者”察贝尔对我进行诽谤一事上，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普鲁士政府的利益倒是在相反的方面。加之，检察官没有法官的那种表示自己意见的权利；他必须盲目地服从——甚至违反自己的观点和信念——他的上司的命令，归根到底是司法大臣的命令。因此，我事实上是完全同意利佩和施瓦尔克两位先生所作的决定的，但是我怀疑利佩援引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在法律上是否正确。没有一条普鲁士立法责成检察机关要说明理由：为什么它不使用它的进行追究的权利。而且在利佩援引的第十六条中，也没有谈到这一点，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援引它呢？
　　于是我的律师按民事起诉，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普鲁士政府没有公众利益要追究弗·察贝尔，那我就更有重大的个人利益来进行自卫。现在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出现。只要能使弗·察贝尔受到公开审判，至于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我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当我得知存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的起诉，而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有没有权利对弗·察贝尔起诉时，请想一想我是感到多么惊讶啊！
　　根据普鲁士的审判程序，任何一个原告在法官办理控告以前，即在对实际宣判进行准备以前，都必须向法官陈述自己的案件，使他深信你是有起诉权的；当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感到很惊奇。在预先审查案情时，法官可以要求提出新的证据，或者不接受一部分旧的证据，或者认为根本没有起诉权。如果法官愿意承认有起诉权，那末他就办理起诉，开始辩论的程序，而案件将由作出的判决解决。如果法官否定起诉权，那末他就简单地per　decretum〔用命令〕、用决定的方式来驳回原告。这种诉讼程序不仅是诽谤诉讼所固有的，而且是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诽谤诉讼也像其他一切民事诉讼一样，由各审级用这类官方的决定驳回，也就是说，永远不予审理。
　　应当承认，不承认私人在他的私事方面有起诉权的法律，也就破坏了市民社会的最起码的根本法。起诉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法律争论中，国家就站在私人和把它当做自己私产的法庭的门之间，并随心所欲地把门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定，以便然后作为法官来判决。同一个法官，他没有审问被告，不经过辩论的程序就预先作出是否有起诉权的决定，他，譬如说，站在控诉人一边，即作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控告合法，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告不利的决定，——这个法官在后来开庭审讯时应该不偏不倚地作出有利于控诉人或被告的决定，也就是应该不理睬他自己的预先的决定而作出决定。乙打了甲一记耳光。在甲没有彬彬有礼地从司法官员那里得到起诉的许可以前，他不能对这个欺负者起诉。甲拒绝还给乙一块土地，乙为了能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所有权，需要取得预先的许可，而这种许可是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乙在报刊上公开地诽谤甲，而司法官员也许悄悄地“作出决定”，认为甲无权对乙提出控告。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诉讼程序，就是在纯粹的民事诉讼程序中也会闹出什么样的怪事来。至于各个政党在报刊上相互攻击时所进行的诽谤，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知道，在所有国家，甚至在普鲁士，法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人。要知道，甚至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之一哥采博士先生也曾在普鲁士贵族院说，1848年、1849年和1850年的内乱，使普鲁士的法学陷于混乱状态，需要一些时间来为之确定方针。谁能担保哥采博士没有算错确定方针所需要的时间呢？在普鲁士，起诉权——例如对诽谤者的起诉权——是以一个官员的预先“决定”为转移的，而这个官员又会由于所谓的“违反职责”（见1849年7月10日暂行条例和1851年5月7日惩戒法）而受到政府惩罚，即予以警告、罚款、强迫调任他职或者甚至带有侮辱性地撤销其司法职务。这样的事，不用说向英国人解释清楚，就是要他们大致相信，也是很难的！
　　问题是，我打算发表一本关于我contra〔反对〕弗·察贝尔的casus〔诉讼案件〕的英文小册子。艾德门·阿布在写他的“一八六○年的普鲁士”时，如能向他指出整个普鲁士君主国内，除了受Code　Napoléon“恩施的”莱茵省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存在起诉权，他会不惜付出一切！[594]人们到处都受法院的苦，但是，只有在少数国家里才不许人们向法院提出控告。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我向普鲁士法院对察贝尔提出的诉讼，必然暗中变成我因察贝尔而同普鲁士法院打官司了。但是，且撇开立法在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词句不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它在应用中的实际妙处。
　　1860年6月8日，王国柏林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于是，市法院就禁止我对弗·察贝尔起诉，并且使察贝尔从而摆脱了他要对自己的公开诽谤负责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缺乏犯罪构成”。检察机关拒绝为我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缺乏任何明显的公众利益。而市法院禁止我自己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缺乏犯罪构成。为什么没有犯罪构成呢？
　　首先，“因为‘国民报’的两篇社论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因为察贝尔事先无中生有地把我变成了“‘总汇报’的通讯员”，所以他也有权把我变成他同“总汇报”的带有竞争性的狗打架中的替罪羊，而我甚至无权对权大无边的察贝尔的这一“决定”提出控告！硫磺帮，制刷匠帮，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谋〕，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日内瓦制造假钞票，“‘莱茵报’的事业”，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察贝尔并没有“侮辱的意图”，当然没有！这位好心肠的小子只有想用谎言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杀害我的意图。
　　如果“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国民报”上说我大量制造伪币，说我以第三者的名义伪造文件，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用揭发来勒索他们的钱等等，——那末，从法律上讲，察贝尔这时的目的只能是二者居其一：不是诽谤我就是揭发我。如果是前者，察贝尔就应受到法庭的惩罚；如果是后者，他就有责任在法庭上证明他的话有凭有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的其他主观意图同我有什么相干呢？
　　察贝尔进行诽谤，但“没有侮辱的意图”，他想像一位土耳其人一样破坏我的名誉：这个土耳其人砍掉一个希腊人的脑袋，但没有使他感到疼痛的意图。
　　察贝尔“侮辱的”特殊“意图”，——仅仅根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诽谤性地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卑鄙龌龊行为来说，就可证明“侮辱”和“侮辱的意图”，——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的恶毒的意图，从他的第一号和第二号社论的字里行间全部流露出来了。
　　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连同附录在内，不下278页。而习惯于《to　draw　out　the　thread　of　his　verbosity　finer　than　the　staple　of　his　argument》〔“胡诌比说理更高明”〕［注：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的弗·察贝尔，废话连篇的弗·察贝尔，愚蠢的察贝尔，居然能把这278页压缩成报纸上的五栏文字，而没有漏掉福格特对我和我党的任何一点诽谤。弗·察贝尔把该书最肮脏的部分编成文选，从不太刺鼻的部分中作出内容摘要。弗·察贝尔习惯于把两个毫无价值的思想——molecules〔分子〕拉长到278页，现在把278页压缩成两篇社论，而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没有丢掉一个卑鄙的原子。Ira　facit　poetam〔愤怒出诗人〕［注：这里套用了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要把察贝尔患水肿病的脑袋像变魔术一般变成具有如此巨大压力的水压机，需要多少愤恨啊！
　　另一方面，愤恨使他的眼睛发黑，因而他只要能再增加一点卑鄙的诋毁，就不惜把一种神奇的力量，真正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从描述由我操纵的硫磺帮开始，并顺利地把我和我党同志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同时，他还说，“这些人”痛恨福格特，因为福格特同他们相反，经常地拯救瑞士，然后，他继续写道：
　　察贝尔是1月22日许下这个诺言的，他1月25日在“国民报”第41号上就兑现了，在那里，他这样写道：
　　由此可见，弗·察贝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最初是在1月22日，后来是在1月25日，即在经过了三天考虑之后，——把一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使我有可能1859年10月29日在伦敦写了一封信，而它在1859年10月24日就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而且，这两次他把这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都是为了要说我寄给“总汇报”的“文件”同比斯康普致“总汇报”的不光彩的信之间有联系，为了把我的信说成是比斯康普的那封信的pedisequus〔续篇〕。除了愤恨、咬牙切齿的愤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位弗·察贝尔变成能够相信奇迹的、愚蠢无比的大傻瓜呢？
　　但是，市法院“继续辩护”说，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只以匿名的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作为对象？应该说是借口。
　　艾塞勒-柏塞勒，这一次以“祖国之友”这一名义为掩护，看来在1859年11月寄给民族联盟一封“公开信”[595]，反动的“新汉诺威报”转载了这封信。“公开信”超出了察贝尔的“民主”的尺度，这种民主用对霍亨索伦王朝表现的卑躬屈节来同在哈布斯堡王朝面前表现的狮子般勇猛相平衡。“公开信”使“新普鲁士报”有机会作出了决不是独创的发现：如果民主一旦开始，它完全不一定就在弗·察贝尔身上和他的“民主派机关报”上了结。察贝尔大动肝火，写了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
　　所以，福格特radicaliter〔激进地〕使“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知道了激进主义的秘密，察贝尔打算使“十字报”也知道“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秘密，或者像市法院所说的“只以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察贝尔究竟是怎样着手干这件事情的呢？
　　他是从“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略”开始的。他先讲“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隐藏在一个工人协会的背后，但以该协会名义从伦敦同国外的各工人协会通讯，“打算败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从事“阴谋活动”，组织秘密同盟等等，最后还伪造一些“必然要引起警察”对各协会进行“迫害”的“文件”，“打算败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于是，为了开导“十字报”“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察贝尔首先解释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怎样伪造警察性质的“信件”和“文件”，但决不是“传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他继续叙述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2年在日内瓦怎样“大量制造假钞票”，即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他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9年在洛桑中央节上怎样采用一些敌视瑞士和败坏工人协会名誉的“手腕”，即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说，“比斯康普和马克思”怎样用只有“天”才知道其来源的钱出版“人民报”，仍然不是“激进传单”，而是周报；但在这一切以后，他竭力为福格特的招募局的洁白无瑕的纯洁说好话，但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就这样占用了“怎样制造激进传单”这篇文章的三又四分之一栏中的两栏。这样一来，对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二栏来说，匿名传单的产生经过，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借以叙述“朋友”和同谋者弗·察贝尔在“‘总汇报’的政治态度”这一标题下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世人的那些福格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只是在最后，这位邓斯第一才谈到“伪造激进传单”的艺术，即谈到关于传单“警告”的“产生经过”。
　　察贝尔之所以觉得这一文件的真实性可疑，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奇怪地”补充说：“我们想使市政府（？）〈这是察贝尔的原文中原来有的问号〉证明我们的签字真实无误”——而察贝尔永远决定除了柏林市政府以外，不承认其他市政府。察贝尔接着谈到了费格勒的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促使布林德把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明寄给“总汇报”作证，证明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布林德写的，同时他还说：
　　察贝尔列举了我的答复中的各点。马克思说了这……马克思说了那……“除此以外，马克思引证”。这就是说，既然我“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说，那末，察贝尔当然应把我的答复中的各点告诉给他的读者？你们不太了解察贝尔！他故意不提掩盖和隐瞒了我的答复中的主要一点。我在11月15日的声明中列举了不同的各点，即（1）……（2）……最后，（3）“……‘人民报’上转载的”（传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词，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转载的传单加以简单的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这一点决定整个问题，察贝尔对自己说。我的读者们不应该知道这一点。他就这样巧妙地隐瞒了我的答复中的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反而硬说我有着令人可疑的随机应变。可见，察贝尔在叙述“传单的产生经过”时，进行了两次捏造——头一次是日期，另一次是我在11月15日发表的声明的内容。他通过双重捏造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伪造了”传单，而且伪造成“看起来像是”布林德的“作品”；我还给“总汇报”寄去了一份假证词，冒充费格勒的证词，而且完全是故意这样做的。攻击别人伪造文件，并把伪造文件的责任诿罪于第三者，在柏林市法院看来，“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更不包含“侮辱的意图”。
　　察贝尔在他的“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个处方的结尾，突然想到他还没有把福格特的一个无耻的臆造说出来，他即刻在他的第二号社论的结尾赶紧加了这样一个注解：
　　察贝尔这个脑满肠肥的胖汉和民主主义者，报道了“新莱茵报”一位前编辑的这一警探轶事以后，就笑嘻嘻地向他的读者告别了。“被囚的狼”这几个字并不属于福格特，而是属于弗·察贝尔的。他的西里西亚的读者想必知道得很清楚，这里所谈的是他们的同乡、“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之一威·沃尔弗。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是多么煞费苦心地想知道“新莱茵报”同法国和德国警察当局的关系的详细情况啊！他的西里西亚人可能会以为这里所谈的是他的、察贝尔自己的伯·沃尔弗，是察贝尔的天然上司（natural　superior），大家知道，这个人同两位制造假情报的名家——伦敦的路透和巴黎的哈瓦斯——结成“秘密同盟”，按自己的一套方式用电报传播世界的重大事件。但是，著名的秘密警探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是路透社的灵魂，也就是伯·沃尔弗—路透—哈瓦斯这个三位一体的活生生的统一。
　　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没有侮辱的意图，柏林市法院还是声称，在察贝尔的两篇社论里到底还是“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的言论和论断”，也就是应受“惩罚的言论和论断”，无论如何是可以成为起诉对象的。那末，察贝尔就出来吧！把察贝尔交给我，让他在法庭面前发抖吧！别动！——市法院喊道。市法院说，两篇社论里所发表的“言论和论断，既然是作者〈察贝尔〉本人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别人的”，那就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不是“应受惩罚的”，因此，不仅不能惩罚察贝尔，而且不能向法庭对他提出控告；“案件应当终止，费用应由原告a　conto〔负担〕”。总之，察贝尔的“言论和论断”的诽谤性部分是“简单的引证”。Voyons！〔我们走着瞧吧！〕
　　你们记得，这一章的开头就说，我对诽谤的控告是以察贝尔的两篇社论中的四点为基础的。在关于“人民报”的钱的来源一点中（即上述控告各点的第二点中），察贝尔本人并没有说他是引证，而且的确也不是引证：
　　在第二个被指控的地方（上面，第四点），即攻击我以布林德的名义伪造文件的地方，察贝尔甚至明确地声明，他是以自己的，即察贝尔的名义说话的，而不是以福格特的名义说话的。
　　我应当把我所指控的第三个地方（上面，第三点）重新全部“引证”一下：
　　难道这就像市法院断言的那样是“简单的引证”，或者这是一般的引证？这部分地是从福格特那儿抄袭来的，但决不是引证。
　　首先，察贝尔本人说他不是引证，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讲话的，他在括弧里向他的读者说：“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地方吧！日内瓦人都知道：舍尔瓦尔是1853年春才到日内瓦的，他的“密谋”和逃亡是在1854年春发生的。因此，福格特在日内瓦不敢说“密谋”是在“1852年……策划”的。他把这个弥天大谎留给了柏林的好心肠的察贝尔。福格特接着说：
　　可见，已经为制造假钞票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但是还没有伪造出钞票和国库券来。与此相反，在察贝尔笔下，已经“制造了”，而且“大量”“制造了假钞票”。福格特说，按照章程，舍尔瓦尔的密谋的“目的”是：
　　察贝尔抹去同专制作斗争，只留下“大量制造假钞票”。在察贝尔笔下，这便成了普通的刑事罪，甚至是没有用虚伪的政治借口为“秘密同盟”盟员稍加掩饰的刑事罪。察贝尔用这种手法一般地“引证”“主要著作”。福格特不得不把他的荒诞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因此，他详加铺叙，造谣诽谤，涂涂抹抹，乱画一顿，大肆渲染，任意涂改，胡吹乱扯，随便发挥，故意搅乱，引经据典，无中生有，fa　del　cul　trombetta〔把臀部也变成了喇叭〕［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一首歌。——编者注］。这样一来，福斯泰夫的灵魂也就透过这些虚构的事实到处显现出来，而他通过他自己的叙述，又无意识地把这些事实变成原来的一无所有了。察贝尔本来要把这本书压缩成两篇社论，并力图不漏掉一点儿卑鄙龌龊的东西，现在却除了每一个虚构的“事实”的caput　mortuum［注：直译是：髑髅；转意是：残骸。——编者注］以外，他抛掉了一切，把这些诽谤的枯骨一颗接一颗地联成一串，然后虚伪地热心地一颗一颗数弄这些念珠。
　　我们不妨举出我们正在考察的一件事做例子。我首先揭发出来的事实是：舍尔瓦尔是一名外国使馆雇佣的秘密警探，一名agent　provocateur〔奸细〕，福格特竟把自己的臆想同这一事实搅在一起。他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因此，在福格特笔下，当舍尔瓦尔还仅仅准备好了为制造假钞票所必需的铜版和石版的时候，当他的密谋的目的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当还缺乏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的时候，当除了他本人以外，谁的名誉也还没有受到败坏的时候，舍尔瓦尔就已经把他自己的行动向警察局告密了。但是福格特的舍尔瓦尔急忙“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到他的“密谋”中去。利用舍尔瓦尔的效劳的外国使馆，就像舍尔瓦尔一样愚蠢，一样急忙地
　　同时，这帮愚蠢的公使们，没有耐心等待他们委托舍尔瓦尔孵出的密谋成熟起来，而且由于幼稚急躁，竟徒劳无益地败坏了自己代理人的名誉；他们在“边境上”布置下宪兵，以便——“如果事情发展到”他们不让它发展的“地步”，——“抓住”这帮携带他们曾阻止制造的“假钞票”的舍尔瓦尔的特使们，
　　当福格特往下说到“这整个密谋计划订得极其可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他：这个计划是订得极其愚蠢的，而当福格特大言不惭地结束说：
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懂得这种意见的pointe〔要点〕［注：直译是：中心点。——编者注］，并且一定会对我们这位快活的家伙捧腹大笑。现在我们把察贝尔的像和尚的编年史一样索然寡味的说法同这比较一下吧！
　　在这里，一大堆同样索然寡味的、同样可耻的事实都被装在一个短句里。这些事实是：1852年出现的“极端可耻的密谋”；“大量制造假钞票”，即普通的刑事罪；蓄意败坏“瑞士各工人协会”的名誉，即背叛自己的党；可能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烦恼”，即为了大陆上各暴君的利益而反对瑞士共和国的agent　provocateur〔奸细〕；最后是“密谋被及时揭发”。批评在这里失去了福格特叙述中所有的一切据点，——它们完全被巧妙地除去了。只有相信或者不相信。察贝尔用这种方式把整个“主要著作”中只要涉及到我和我党同志的地方都加了一番工。海涅说得很对：没有一个人像一头发狂的驴子那么危险。
　　最后，察贝尔在我指控的第四个地方（上面，第一点），即第一号社论中开头揭露硫磺帮的地方，是这样写的：“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察贝尔在这里不说他是否在归纳或引证。他避免使用引号。事实上，他不是在引证。这是应当预料到的，因为察贝尔把“主要著作”的第136、137、138、139、140和141页压缩在大约每行由48个字母组成的51行句子里，这些句子排得密密麻麻，不留一点空白，相反地，他把句子挤压得就像荷兰青鱼一样，加之还要在这51行句子中为自己的创作找到地盘。他要是碰到一个特别龌龊的句子，他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放进他的这一包东西里面去。可是，他把这些摘录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不按“主要著作”的页码顺序，而照他的目的所需要的那样排列。他把福格特一个句子的末尾按在另一个句子的开头。为了构成一个句子，他又利用成打福格特句子中的小词。凡是福格特笔下的有碍鲜明地表现诽谤的那些修辞学上的废物，察贝尔都省去了。譬如福格特说：
　　察贝尔却说：
　　在其他场合，察贝尔认为在福格特的缺少风格的叙述里是模棱两可的东西，都加以改动了。例如福格特说：
　　察贝尔则写道：
　　最后，察贝尔整句整句地加进自己制造的句子，譬如：
　　可见，在我提出指控的四个地方当中，根据察贝尔本人的说法，就有三个地方是属于察贝尔的，而第四个所谓的“引证”，尽管它同其他引证混在一起，但它决不是引证，更不是像市法院所说的是“简单的引证”，尤其不像同一个市法院所说的是引证许多“别人（多数）”的引证。相反地，在察贝尔所有谈及我的“言论和论断”里，没有一行包括“批评和判断”（“容许的”或“不容许的”）的话。
　　但是，我们姑且假定市法院的事实前提的真实程度，同它实际上的虚假程度一样；我们姑且假定察贝尔只是引证了一些对我的诽谤性声明。难道这种情况真使市法院有禁止我对弗·察贝尔提出起诉的合法权利吗？在我下面即将引证的“决定”里，普鲁士王国上诉法院相反地解释说：
　　因此，是引证或者不是引证，“民主主义者”察贝尔都要对他“说的话”负责。市法院已经解释说，察贝尔对我说了本身就“应受惩罚的”话，但只要这些话是引证，因此就保了险。打倒这种法律上虚假的借口！——上诉法院喊道。这样，我终于能够把察贝尔抓住了，法院的大门敞开了，Italiam，Italiam！〔意大利，意大利！〕［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编者注］
　　我的律师向上诉法院控告市法院的决定，而在1860年7月11日得到了如下的“决定”：
　　当我从我的法律顾问先生那里得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初看时看漏了开头和结尾；由于我不熟悉普鲁士法律，我竟认为摆在我面前的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递交上诉法院的一份为自己辩护的文件的副本。我自言自语地说，察贝尔关于“卡尔·福格特博士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看法”（见附录15）和“意大利人利益和奥地利人利益”所说的那些话，显然是从供“国民报”用的一篇文章中错放进他的plaidoyer〔辩护词〕里去了。
　　“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写的两篇社论几乎共占了六栏，然而，他在专谈我的四栏中只字未提这些看法和利益。察贝尔在他的plaidoyer中说我
　　他把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称之为“总汇报”同福格特的论战。如果诉讼和论战是同一个东西，那末，难道我需要得到检察官、市法院和上诉法院等等的允许来进行我同察贝尔的论战吗？但是，察贝尔甚至要人相信，似乎他的两篇社论谈到我对“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按我本人“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遭到我所想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与其说——不如说？jus〔法律〕只知道：非此——即彼。察贝尔的“有关各点”究竟是些什么呢？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指出我同“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是：
　　（1）据说李卜克内西是由于我正式给了他一项证明文件，才成了“总汇报”的通讯员的。我给法院的控诉书已揭发了察贝尔的谎言，但是我认为再提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这种荒谬是多余的。（2）察贝尔说我在10月29日从伦敦寄给“总汇报”一项“司法文件”，这项文件在10月24日就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他并且认为我举出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察贝尔从我给法院的控诉书里举出的事实中看出来：的确，不问政治见解如何，在福格特还没有提出诉讼以前就企图公开硬把我说成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以后，我寄出有关传单来源的文件就成了必需的了。（3）察贝尔说我是“总汇报”的通讯员的那“一点”，我已用确凿的文件驳倒了。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里，像早已指出的，谈到我同“总汇报”的关系时，只有以下“有关各点”，即说我自己伪造了“警告”，把它嫁祸于布林德，并企图通过费格勒的假证词来证明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这些“有关各点‘按我的控诉书里’所举出的事实来看”是不是“与其说遭到了我所想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呢？察贝尔本人所承认的则与此相反。
　　察贝尔是否知道沙伊伯勒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察贝尔是否相信，根据我自己也承认“值得争议的”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是可靠的吗？但是，从哪里看得出，我曾硬说察贝尔知道这些和相信这些呢？“相反地”，我的控诉书倒同察贝尔的“有关各点”——即说我“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说我后来企图通过费格勒的证词来证明它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等等有关的。
　　最后，我发现察贝尔提出来给自己辩护的一个论点，至少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
　　人们谈论罗马人说：《memoriam　quoque　cum　voce　perdidissimus》〔“但愿我们在失去声音的时候也失去记忆”〕，显然，察贝尔不是这样的罗马人，他失去了记忆，但没有失去舌头。察贝尔不仅改变硫磺，而且使硫磺帮从晶态变成液态，从液态变成汽态，以便用这种红色汽体把我弄得头昏脑胀。他说硫磺帮是一个“党”，他从来没有把我同它的“阴谋”“等量齐观”，他甚至从来没有把跟我“有联系的”人同它的“勒索和告密”联系在一起。势必要把硫汽变成硫华。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1860年“国民报”第37号）里，是从称“马克思”为硫磺帮的“著名首领”开始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的。察贝尔为了对硫磺帮“作进一步说明”，诚然没有指出硫磺帮第二名成员的名字，但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为他引证的那封信，正是泰霍夫谈他同我、同弗·恩格斯和康·施拉姆的会晤的。察贝尔说后面两个人是硫磺帮的配角。他接着又把舍尔瓦尔说成是驻伦敦的密使。然后就轮到李卜克内西了。
　　李卜克内西后面是“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最后是“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这类说法接连不断地在第一号社论里出现，但是在第二号社论的结尾，又提出了硫磺帮的一个成员，威·沃尔弗——“议会的狼，alias〔或者说〕被囚的狼”，——他受托办理“分发通告”这件重要事情。总之，根据察贝尔的“有关各点”，硫磺帮是由以下成员组成的：硫磺帮的首领——马克思；硫磺帮的配角——弗·恩格斯；硫磺帮的伦敦密使——舍尔瓦尔；马克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奥利”；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最后是硫磺帮的通告起草人——沃尔弗。
　　这样拼凑起来的这个硫磺帮，在察贝尔社论的前51行里，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现：“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的事业的同伙们”；“无产者”，或者像第二号社论所说的“在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
　　这就是硫磺帮的人员和名称。察贝尔在他的“有关各点”中对硫磺帮的组织作了简短中肯的描述。“马克思”是“首领”。硫磺帮形成他的“最亲近的”信徒小圈子，或者像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所说的，形成“亲马克思派”。察贝尔甚至提出了一个特征，可以根据它来识别“亲马克思派”。亲马克思派的成员一生中那怕见到一次比斯康普也好。
　　因此，“亲马克思派”，或者本来的硫磺帮，——是这个帮的pairie〔贵族〕，应当把它同第三等人区别开来，同一群“信徒”或同“那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一伙二流子”区别开来。就是说，首先是首领马克思，然后是本来的“硫磺帮”或“亲马克思派”，最后才是一群“信徒们”或“一伙二流子”。分成这三等人的硫磺帮，是在纯斯巴达式的纪律环境中生活的。察贝尔说：“硫磺帮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不言而喻，在一个组织如此完善的“帮”里，它特有的“阴谋”，它的“主要职业”，它作为一个帮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它的首领的命令进行的，并被察贝尔故意描写成非常严酷地对待该帮的首领干的事情。究竟这个帮的所谓职业是些什么呢？
　　察贝尔关于硫磺帮的这些“有关各点”，是从说我是硫磺帮的“著名首领”开始的。他在逐一列举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即勒索金钱和进行告密等等以后，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他对硫磺帮的一般描述：
　　察贝尔描述硫磺帮时，开头是“推崇”我为该帮的“著名首领”，后来他又担心读者可能以为在著名首领的后面还有一位不著名的首领，或者可能以为我因被“推崇”为达赖喇嘛而心满意足了。因此，他在描述的结尾，把我（已经是用他自己的话，而不是用福格特的话）由“著名”首领变成了非常严酷的首领，由达赖喇嘛变成了硫磺帮的拿破仑。而他在他的plaidoyer〔辩护词〕中，正好提出这个地方作为证明，证明他没有把我同硫磺帮的“党派的阴谋”“等量齐观”，而他在他的文章里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体面的”。不，不完全是这样！他把我“等量齐观”了，但不是以“侮辱我的名誉的形式”。“相反地”，他给了我荣誉，把我提升为勒索者、写恐赫信的人、mouchards〔间谍〕、agents　provocateurs〔奸细〕、伪币制造者等等的拿破仑。察贝尔的荣誉概念，显然是从十二月帮辞典中借来的。那里也有“拿破仑式的”这个形容词。但是，我对他提出起诉，正好为了他给了我这种荣誉！我在我的控诉书中提出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地令人信服，以致察贝尔怎么也不愿接受我要他出庭的邀请，——我证明了：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全是福格特的捏造，察贝尔“引证”这类捏造不过是为了有可能把我“推崇”为这个硫磺帮的拿破仑。但是，难道他不是把我描绘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驾驭”别人的人吗？难道我（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使这个帮服从纪律吗？他自己叙述了这种驾驭、优越性和纪律表现在哪里。
　　但是，对于硫磺帮的“党派的阴谋”（承蒙他把我同这些阴谋“等量齐观”），察贝尔并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描述。
　　“马克思派的著名成员”、“取得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的马克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蓄意用“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来败坏瑞士工人们的名誉，在那里他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交到”正在等待的“宪兵的手里”。“科伦案件期间，硬说是”这“某一位李卜克内西编写了假记录本”（察贝尔当然忘记说，施梯伯的这个捏造的虚假性，早在案件审理期间就由官方证明了）。“新莱茵报”前编辑之一沃尔弗，从伦敦寄出一份“告无产者的通告”，这个通告“他同时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局”。
　　察贝尔一方面把如此“著名的”同我有联系的一些人描绘成秘密警察局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还把我同一个“著名的”秘密警探、agent　provocateur〔奸细〕和伪币制造者舍尔瓦尔联系起来。他对硫磺帮作了一般描述以后立刻叙述说，“有几个人”，其中包括舍尔瓦尔，怎样“以工人的革命煽动家和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这种双重身分”从伦敦去巴黎，怎样在那里搞“所谓共产党人案件”等等。他在第二号社论里继续写道：
　　如果“国民报”的读者答应了察贝尔的坚决邀请，看看福格特著作里的详情，那末，他们会找到些什么呢？那就是：舍尔瓦尔是由我派到日内瓦去的，在我的直接领导下策划了“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被察贝尔引向福格特那里去的读者还会找到下列东西：
　　但是，察贝尔仍然不满足于自己所干的。他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两篇社论的结尾低声地对他的读者讲出他最后的话。他说：
　　那末，这就是说，是“马克思派”，或者“亲马克思派”，alias〔或者说〕硫磺帮把传单伪造成像是布林德的作品一样的？察贝尔叙述了这种假定之后，就用下面一句话干巴巴地概括它的意思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传单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