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四卷——九、代理机构

九、代理机构kdI品论天涯网

　　在达-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4月1日，即1859年4月1日的一个“纲领”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撰稿，这家报纸将宣传他的“研究”一书中的波拿巴主义亲俄观点。这个“纲领”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马脚还是穿过吸墨纸做的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们并不准备来谈这个问题。
　　在“纲领”的末尾，福格特请求他的收信人介绍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愿意用同样精神为能够发表他们文章的报章杂志撰稿”。在洛桑中央节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个“纲领”，准备聘请
　　最后，在给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纲领”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中央节上变成了“那些人”，而“那些人”在给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们”，sans　phrase〔直截了当的〕人们。德国报刊的总财务员和总核查员福格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36页）不仅用来支付“报章杂志上”文章的稿费，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费。显而易见，处于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是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的。
　　但是，要那些人对报章杂志和小册子“施加影响”，要他们把自己的文章给福格特“寄来”并付给他们“优厚的”稿酬，其目的究竟何在呢？“这涉及意大利”，如此而已；为了使莱茵河沿岸免于危险，福格特先生“认为最好让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尽鲜血”（同上，第34页，“纲领”）。不，“这不涉及意大利”（给勒宁博士的信，同上，第36页）。“这涉及匈牙利”（给恩城的赫先生的信，同上）。不，这不涉及匈牙利。“这涉及……我不能讲的事情”（同上，文件，第36页）。
　　同上面谈的事情一样，雄厚“基金”的来源也是矛盾百出的。它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来自西方的匈牙利妇女们”（给卡尔·布林德的信，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恰恰相反，来自“德国的，特别是奥地利的警察辖区的”masculini〔男人〕（“中央节”第17页）。他那基金的数目，同基金的目的和来源一样，也是变幻莫测的。这是“几个法郎”（“主要著作”第210页）。这是“不大的一笔基金”（“中央节等等”第17页）。基金足以向所有愿意福格特式地为德国报刊撰稿和写小册子的人付出优厚稿酬。最后，连筹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清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万苦地积攒起来的”（“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是“供他支配的”（同上，文件，第36页）。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许他出卖自己，那末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部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值250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50、100或150法郎的补贴，那末，这决不能说是收买。谁也没有强迫其信念同每天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那些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津贴。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格隆尼埃尔、或阿布、或格朗基奥、或布耳埃、或“世纪报”[523]的茹尔丹、或“立宪主义者报”[524]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是“被收买”的吗？难道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这些先生们的信念矛盾的吗？例如，福格特如果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免费供给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建议政论家根据他们的信念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种quid　pro　quo〔混乱〕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注：引自席勒的诗“小溪边的男孩”。——编者注］。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内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计划的“新瑞士”周刊，而是达-达的老友奥·布拉斯先生创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凉爽的11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使整个日内瓦都感到惊奇地宣称他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负法律责任（1859年11月12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正确些说，这只阉鸡，以前一直啼叫得很欢，但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弄得羽毛零乱之后，就再也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这次就在日内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责为企图用法国金钱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却默不作声。
　　不要设想福格特会考虑到自己的身分而对“新瑞士报”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1859年11月12日的该报上。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普隆的辛辣的评述，而日内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内瓦评论”[525]立即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论中提出抗议（1859年12月6日的“日内瓦评论”）。该报是《au　nom　du　radicalisme　genèvois》——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议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这样看重。从“日内瓦评论”的四栏社论中，不会看不出也有福格特的功劳。社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辩白；说他不是攻击普隆-普隆的主谋人，而只是受了别人的蒙蔽。按照纯福格特式的做法，把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推诿给列·海弗纳尔，即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88页）中怀疑他是“皇帝与拿破仑亲王丑史”的作者；福格特的书里并且不可避免地暗示“臭名远扬的巴登前尉官克洛斯曼”为“总汇报”驻伯尔尼的通讯员（参看“主要著作”第198页）。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主子和奴才，即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普隆的名誉，“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于1959年12月6日在“日内瓦评论”上发表的抗议。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亲王来加强他那德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内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普隆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流放期间曾宽宏大量地拒绝“扮演斯图加特宫廷甚至彼得堡宫廷内的角色”。像“新瑞士报”上刊登的那篇侮辱性文章那样说他想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厄特鲁里亚王国般的小国，简直是可笑的。
　　他宁愿在法国“这个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创精神的中心”，在他的最德高望重的堂兄的宫廷中，“以亲王公民（prince-citoyen）的身分”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堂兄是尊重他、喜欢他的”。但是，这位亲王不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还是意大利、瑞士，一句话，各民族的“大公无私的朋友”。
　　他过去和现在都“拥护毫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反对任何预防性的警察措施，“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广义的自由思想”。如果皇帝的耳朵因为受到坏影响听不进这个埃吉丽亚的忠言，那末，亲王就尊严地引退，而“毫无怨言”。这无非是“他的功勋引起了欧洲对他进行诽谤攻击”。
　　总之，未经公认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丽亚、经济学家、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纯粹的民主主义者和——这是可能的吗？——普隆-普隆《habile　comme　général　et　brave　comme　tout　officier　français》（干练如将军，勇敢如任何一个法国军官）。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la　maladie　Plon-Plonienne〔普隆-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缺乏，普隆-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岛[526]。
　　乌拉，普隆-普隆将军！
　　因此，如果福格特说他的军费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足为奇的。普隆-普隆，这位Prince　Rouge〔红色亲王〕，是福格特和法济的理想，是所谓欧洲民主的具有魅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隆-普隆手中得到钱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到钱了。即使有一部分钱是由普隆-普隆的至圣的堂兄直接给科苏特先生的，然后经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末这“来源”仍然是“骇人听闻的”。但来自普隆-普隆之手，那就又当别论了！就算福格特在纽沙特尔冲突期间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注：卡罗利。——编者注］伯爵夫人那里得来的那些钱，也许是更娇嫩的手给的，但不是更纯粹的民主主义者之手给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说，《Plon-Plon　est　voluptueux　comme　Héliogabale，lache　comme　Ⅰvan　Ⅲ　et　faux　comme　un　vrai　Bonaparte》〔“普隆-普隆像海利奥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样怯懦，又像真波拿巴一样虚伪”〕。普隆-普隆的最糟糕的行为就是把他的堂兄当做homme　sérieux〔严肃的人〕。维克多·雨果关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说：《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并非任何人都能按其心愿成为巨人”〕［注：雨果“小拿破仑”结语第1部第1章。——编者注］，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发现了普隆-普隆以后，波拿巴的雅努斯头的两面就成为：土伊勒里宫的那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罗亚尔宫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个假波拿巴，即自己伯父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父亲的儿子[527]，比真波拿巴还真；因此，法国人总要说：l’autre　est　plus　sûr〔另一个更可靠些〕。普隆-普隆同时是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唐·吉诃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寻思亚历山大的遗骸大概注定要成为啤酒桶的塞子［注：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假如哈姆雷特看到，拿破仑的腐烂了的脑袋长到普隆-普隆的肩膀上，他会说什么呢！［注：正如福格特所说的，早在1852年他就该同普隆-普隆一起作一次学术旅行〔巴考士的游行？），一个“蒲鲁东主义者”热情地把福格特介绍给普隆-普隆，因为福格特《mais　do　que　promettia　a　força　humana》[“超乎人力所及”（卡蒙斯“卢茲之歌”第一首歌）]“对自然历史作了惊人研究”（“主要著作”，文件，第24页）。］
　　虽然福格特的军费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但是，为了掩盖这个食槽，他当然可以向他那些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绪的朋友收集“几个法郎”来摆摆样子。这样，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方法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研究”、“纲领”和招募局方面。在洛桑中央节上，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使命，自然，这时他用了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研究”更为激进的观点。一方面福格特在“研究”中通过深入钻研“物质和力”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设想“现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是可以动摇的和瓦解的”（“研究”前言第Ⅶ页），并且特别向“德国资产者”（同上，第128页）呼吁，要他们“关心”：波拿巴“解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的“革命”，而同时他又回过来向德国工人解释说，“奥地利是他们〈德意志各邦君主〉继续存在的唯一支柱”（“中央节等等”第11页）。
　　这些话是他在（1859年）6月26日说的，可是早在6月6日，他在“研究”第二版跋中就恳求过普鲁士摄政王［注：威廉。——编者注］用武力和王朝内战迫使德国臣服于霍亨索伦王室。用武力实现君主集权，当然是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的最简便的办法。接着，他还发挥了关于“外部敌人”（法国）的理论，认为德国必须追随外部敌人，以对付“内部敌人”（奥地利）。
　　但是，福格特觉得，借口敌视奥地利，直接号召德国投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怀抱，未免太损害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名誉了，因此当这段讲话刊印的时候，他把这个号召作了如下修改：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研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工人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说，
　　照法国工人看来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做工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以资产阶级身分大发雷霆。
　　巴黎纲领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规定了在萨瓦兼并问题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纲领包括三点：（1）对于面临危险的谣言尽可能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说成是奥地利的捏造；（2）在较后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区划归瑞士的看法；最后，（3）在兼并实现以后，即以此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结盟的借口，即作为要求瑞士自愿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们还将看到，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内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护的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福格特在“研究”中绝口不谈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要为之策划战争的那种观念。在洛桑中央节上，在国民院[528]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在俾尔“推销员”上，最后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现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比普伦贝尔密谋产生得还要早。早在1851年12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萨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读到：
　　1851年12月6日，法济就已经看出，日内瓦将划归十二月政变帝国。［注：《Peut-ètre le citoyen Thurgovien que nous avons si bien défendu contre les menaces de Louis Philippe，nous fera-t-il la grace de vouloir bien se constituer comme médiateur，et réprendre de nous Genève》（1851年12月6日“日内瓦评论”）［“我们曾经很好保护他，使他不受到路易-菲力浦威胁的这位土尔高公民，或许会殷勤地出来充当中间人，以便把日内瓦从我们手里拿走”。］］
　　1859年7月1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谈话。他重申了自己的顾虑：如果撒丁在意大利的统治不断扩张，萨瓦将不可避免地被法国兼并。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北萨瓦的被兼并将使瑞士的一个翼侧完全暴露，并且很快就会导致日内瓦的丧失（见第一部蓝皮书“论拟议中的萨瓦和尼斯的兼并”，№Ⅰ）。哈里斯把这一点告诉了马姆茲伯里，后者则委托巴黎的考莱勋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说明皇帝的意图。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1859年7月4日，所以是在签定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前。1859年8月，巴黎出版了佩特丹的小册子[529]，其中说欧洲准备兼并萨瓦。同年8月，在瑞士国民议会的夏季会议结束后，福格特偷偷地溜到巴黎，听取普隆-普隆的指示。为了掩饰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谋者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内瓦散布谣言，说什么他到费尔瓦德施泰特湖休养去了。
　　1859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已经看到兼并的危险日益迫近（同上，№Ⅵ）；11月12日，委员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说明这种看法的备忘录，可是11月18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秘书长却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送去一份正式照会（同上，№Ⅸ）。10月，詹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纳回来，他这趟奔跑毫无成果，为普隆-普隆的厄特鲁里亚王国进行的宣传归于失败。回来后，他像往常那样，气势汹汹地大骂兼并是谣言，说什么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没有人想到兼并的事。随着危险的日益迫近，“日内瓦评论”的信任也日益增长，1859年11月和12月，该报对拿破仑后裔的膜拜（参看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疯狂程度。[530]
　　1860年，准备兼并进入第二阶段。
　　置之不理和否认已经不再符合十二月英雄们的利益。这时，已经到了用兼并诱骗瑞士上当的时候了。这时必须实行土伊勒里宫纲领的第二点，因而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扬准备把中立地区交给瑞士。在这件事情上，十二月政变的瑞士娄罗们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玩弄的权术的支持。所以，1860年1月初，内务部长巴罗什向瑞士公使凯伦博士宣称，
　　早在1860年2月2日，即图温奈尔向英国大使考莱勋爵声称“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温奈尔还告诉考莱：
　　散布这种幻想，不仅是要使瑞士容忍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议兼并的效力，败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谋者，虽然是受骗的同谋者。1860年上任的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并没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谓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同样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告，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以便
　　与此相反，英国驻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逊爵士在同卡富尔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温奈尔就毫无顾忌地揭露了瑞士兼并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给法国驻伯尔尼代办的紧急报告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并萨瓦的抗议。根据什么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给瑞士的“瓜分萨瓦的计划”（见1860年3月17日图温奈尔的紧急报告）。
　　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加这种阴谋的呢？1860年1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累和佛西尼之划归瑞士，并不是路易·波拿巴的诺言，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民自己的愿望（同上，№ⅩⅩⅢ）。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可能兼并萨瓦，这时却突然充满预言家的灵感了。“泰晤士报”是自创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名字的，也突然在1月30日的一篇通讯中报道：
　　不仅如此！1860年1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保证说，卡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经同这个人在日内瓦作过长谈）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见上述蓝皮书，№ⅩⅩⅩⅢ）。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卡富尔的时候，卡富尔却说法济有兼并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脱自己（同上，№ⅩⅩⅩⅢ）。最后，瑞士驻都灵公使图尔特早在1860年2月9日就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德逊，要他相信，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1860年1月25日，巴黎“祖国报”[531]在一篇标题为“萨瓦的愿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并萨瓦制造舆论。在该报1月27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波拿巴风格写的“尼斯伯国”一文中，已经显示出将要兼并尼斯的阴影。1860年2月2日，图温奈尔通知英国大使考莱说，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关“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协议。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2月5日才提交考莱勋爵（见1860年4月23日考莱勋爵在上院的演说），2月6日才提交凯伦博士，这样，英国和瑞士两国的公使都得到了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的明确声明。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经从土伊勒里宫获悉，撒丁已经根据秘密条约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条约中没有任何有利于瑞士的条件。在图温奈尔向考莱勋爵和凯伦博士正式声明以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给他的日内瓦臣民服用。因此，2月3日，他让他的盲目的工具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国民俱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法济则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故意说：
　　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明的讲话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立即电告约翰·罗素勋爵。
　　关于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的正式条约，原定在1860年3月24日签定。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在正式宣布兼并萨瓦以前，还必须正式证实一下十二月政变的日内瓦代理人的瑞士爱国心。因此，3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军的陪同下（他可能是de　bonne　foi〔诚心诚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未经承认的天才普隆-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并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福斯泰夫-福格特在普隆-普隆的豪华的筵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饮食方面，普隆-普隆可以同鲁库鲁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利阿-萨瓦兰能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政治经济学、自由思想、统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感到惊奇，——即在他作为“令人喜欢的交谈者”贪馋地把自己肚子装得满满的普隆-普隆的豪华筵席上，号召瑞士拿出勇气来。（见他的巴黎通信，载于1860年3月8日俾尔“推销员”附刊）瑞士应当表现出
　　但是，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今还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温奈尔本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经正式透露的、而整个欧洲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即割让萨瓦和尼斯，早在1858年8月就已经在普伦贝尔成了法国参预反对奥地利的交换条件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现在才在神甫的影响下违反自己意愿，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并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福格特被普隆-普隆的厨房的蒸汽陶醉，在俾尔“推销员”上显示了这种勇气之后，一回到巴黎就在同一家报纸上胡诌什么尼斯人绝对同情法国人；因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尼斯民族”[532]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维吉齐-卢斯卡拉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可是这位在普隆-普隆的筵席上扮演文克里特角色的英雄，到了在伯尔尼的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扬威的号声却变成了外交式的笛奏：建议同这位一向同情瑞士的皇帝安静地继续谈判，并特别坚决地警告不要同东方结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暗指福格特说了某些出奇的话，而福格特也满意地获悉“窝州新闻”在赞扬他的演说。“窝州新闻”是布朗施奈先生、拉德腊日阿茲先生和瓦得的其他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533]。在那次出名的奥朗铁路之争中，有五个瓦得的政府顾问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534]——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郎的股票（20股），而他们仍然逍遥法外，举此一端，就足以说明“窝州新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访问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不几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约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访问土伊勒里宫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色，而且他给他自己的奥狄浦斯们的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给他的宫廷小丑的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宫，法济厕身于瑞士和斯芬克斯之间。如上所述，约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伴。这位约翰是自己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凡是那个人不希望的他就不做；他依靠那个人也为那个人而生，他通过那个人成了日内瓦大会议的议员，他替那个人安排酒宴和准备祝词，他是那个人的列保莱罗和菲阿兰。他们俩回到日内瓦时，就有关瑞士的利益来说毫无结果，但就威胁法济处境的危险来说，却成绩辉煌。法济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现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的法济竟对一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刽子手爱了九年，真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深的造诣扮演一个受骗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内瓦都沉浸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中立省份未必比失掉法济式的幻想更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反对他的贵族反对党的首领德奥多·德·索绪尔也承认，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疑。
　　这位日内瓦的暴君，就在人民的这种欢呼声中急忙上伯尔尼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话，他自己的约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由《fruitiers》〔“干酪制造者”〕协会、法济的民主禁卫军中挑选出来的一帮醉鬼（至少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们），在佩里埃的率领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了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们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老命，至今谁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既没有奥菲士陪伴，也没有阿波洛尼乌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约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性的占领。而真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约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占领托农，而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诚和对该事表示愤慨，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真正占领托农和其他中立地区的时候，才真正显得很慷慨大度了。
　　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数千法郎。由于佩里埃的诬指，副秘书长兼“日内瓦评论”编辑杜孔米恩先生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没有私产的青年，上述两个职位都是靠国务会议主席和“评论”的老板詹姆斯·法济获得的。他承认给过佩里埃钱，那是从建立志愿军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内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侦讯的结果是，首先释放了杜孔米恩，然后释放了佩里埃。
　　3月24日，维克多-艾曼努尔正式把尼斯和萨瓦连同中立地区割让给波拿巴。3月29—30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内瓦的约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在这决定性关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伯尔尼保证说，“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注：大家知道，由于北萨瓦被兼并以后，使日内瓦处在法国领土的包围中，加以法国在托农湾的设防，近来大大加强了旧共和国的反波拿巴情绪。但是，在这种人民情绪真正爆发的同时，也出现了巴黎操纵的、部分为法国警察密探制造的假骚动。例如，在1860年9月22日的“星期六评论”[535]上可以看到：“一个笨拙的宪兵由于过分热心公务，在托农扣留了一帮所谓的瑞士人，要求他们出示护照，这些所谓的瑞士人就粗暴地侮辱帝国。这些带着完全稳妥的证件的瑞士人原来是法国人……在这些人为的冲突中，最令人深思的事实是，法济的一个最亲近的拥护者〈朋友佩里埃〉同一次最早的和最糟糕的冲突有极大的关系”（《The gravest fact relating to these artificial collisions is，that in one the earliest and the worst of them a close adherent of Mr.Fazy was prominently implicated》）。］莱蒂在原来的中立地区夸口说，如果瑞士人真的在这里进行攻击，那末他的皇帝会立即派三个师占领日内瓦。最后，福格特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的秘密，因为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就向日内瓦警察局告密，说日内瓦策划在萨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给警察局的线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内瓦的、福格特的旧友给住在伦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说明。信里说：
　　如果说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及宣传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了要转移瑞士对危险的注意；如果说后来关于要把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同瑞士合并的叫嚣，是要散布法国兼并萨瓦的想法；最后，如果说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认真的反抗；那末，现在根据巴黎纲领来看，后来发生的真正兼并和变得明显的危险，归根到底则应成为瑞士自愿投降，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结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解决。他的仆从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告，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能够捍卫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了这种联盟的重要性。1860年4月18日，日内瓦流传一封伦敦来信的摘要，其中谈到：
　　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对此作了回答：
　　三个月以后，即7月10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的演说中证明，他
　　尽管他似乎极其尖锐地攻击了苏黎世—瓦得的公开亲法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并没有妨碍他叫嚣。
　　于是，这位老蛊惑家含糊其词地提到了：
　　于是，7月10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4月18日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兼并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宫回来后带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还为时过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到了特别出众的足以与帕麦斯顿媲美的高深造诣。
　　大家知道，声名狼籍的《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的代表们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项对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因为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情况正确，并且曾经作出过由联邦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项弹劾案被绝对多数否决，但其中并无福格特的一票。
　　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对“奥地利主义”的指责，詹姆斯·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他的仆从福格特在俾尔“推销员”、“研究”和“主要著作”等等上对这种指责的大声重复，终于反跳回来打到瑞士自己身上。大约在4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告示：“拿破仑和瑞士之间的争执”。其中说道：
　　看来，瑞士完全是奥地利的臆造。
　　虽然福格特本人在这样热衷于把瑞士从奥地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但也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谋者之一、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的傲慢议员、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现在是一家珠宝店的老板）去关心拯救德国的事。在圣布勒茲“王冠”酒馆中举行的纽沙特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这位演说家（“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内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1860年）后回到日内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们的报告得到瑞士西部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们的证实以后，日内瓦协会的领导机关分发了一个通告，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巴主义阴谋。
　　就在那时候，“海尔维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536]抨击了这样的
　　对福格特教授先生的这种指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海尔维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537]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额资金于185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任务是宣传兼并萨瓦和莱茵区，颂扬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者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内瓦尽人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编辑部的habitué〔常客〕，并且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详细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所指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谋者、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在纽沙特尔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1860年3月25日那一期就这样说：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了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5月30日的社论中宣称：
　　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正在不断恶毒嘲笑“希望报”这匹“瘦弱的驽马”，说它除了必须驮着巴考士普隆-普隆的轻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仑的“沉重的肚子”。
　　报刊如何精确地执行了波拿巴主义的策略，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内瓦“希望报”号召通过全民投票将莱茵河左岸让给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丹在巴黎“世纪报”上展开了争取兼并莱茵的阵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内瓦的喉舌发出号召前不久，艾德门·阿布在“民论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不《de　prendre　la　Savoie…c.à　d.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他接着说，如果德国统一的企图导致普鲁士的同样的扩张，《alors　nous　aurions　à　veiller　à　notre　sureté，à　prendre　la　rive　gauche　du　Rhin，c.à　d.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那末，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安全并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这个轻率的守门人的追随者是头笨牛——“比利时独立报”[538]的阿·阿·通讯员，约瑟夫·普留东和坐镇在土伊勒里宫的《Providence》〔“天意”〕的专职女巫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统一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给奥地利的反对十二月的德国人所作的愤怒揭露，竟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以致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一定的外交上的考虑，并且还打算把他的“日内瓦评论”改为“瑞士民族报”，并特意在“评论”上慷慨大度地宣布，非奥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这位达-达、为德国报刊设立的波拿巴招募局的老板、法济手下的走狗、罗亚尔宫的“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俾尔“推销员”的提词人、“希望报”的撰稿人、艾德门·阿布的门徒、“劳斯之歌”的歌手——堕落得还要深些。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现代评论”上同爱德华·西蒙先生亲密合作。让我们来看看，“现代评论”是什么货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现代评论”本来是波拿巴派的官方杂志，是完全同“两大陆评论”[539]相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辩论日报“[540]的一些人、奥尔良派、联合派以及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和Membres　de　l’Institut[541]。既然上述的最后那些官方人物不能直接调给“现代评论”，那就得设法把他们调离“两大陆评论”，以这种迂迴办法迫使他们为波拿巴派的“评论”服务。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现代评论”的所有者甚至认为不能同拉·格隆尼埃尔先生强加于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宫的能操腹语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现代评论”变成了半官方的“评论”，而由拉·格隆尼埃尔强加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欧洲评论”[542]则成了官方的“评论”。
　　现在来谈谈爱德华［Edouard］·西蒙先生。他的出身是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名叫爱德华［Eduard］·西蒙，但他老是扮最滑稽的鬼脸，把自己装成地道的法国人；然而不幸得很，他的风格却时刻都在暴露出他是个译成法文的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
　　在席勒纪念会（1859年11月）以后不久，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那里碰到了一个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他详细叙述了巴黎的席勒纪念会、席勒协会等等。我插嘴问他，巴黎的德国协会和会议怎么同波拿巴的警察相处？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说：
　　……先生这时发出了一种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odeur　de　mauvais　lieu〔臭气〕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间存在某种完全无法形容的秘密关系。
　　金累克先生曾经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所特有的那种外交职能、警察和报刊的令人快意的混淆（1860年7月12日的下院会议）。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闻名的［注：文字游戏：《ruchbar》意思是“远近闻名的”，也有“发出气味的”意思。——编者注］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alias〔或者说〕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注：通过温存的库尼贡达，我的故乡特利尔的一家小报上出现了某种福格特式的攻击我的东西，其中谈到我同“总汇报”的“肉体上的接近”。对纯洁的库尼贡达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啊！Very　shocking　indeed！[真是有伤大雅！］］混淆起来，——爱德华·西蒙先生，即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德拉马尔的狮子狗、帕勒斯特林纳的密探和一切人的看家狗，显然即使不属于乳脂，无论如何也属于十二月十日的灵堡的干酪，属于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该书加以评论。爱德华·西蒙是适于扮演double　emploi〔双重角色〕的。首先他私下给拉·格隆尼埃尔先生介绍了“主要著作”的内容，然后就这个机会由他的庇护人派他去“现代评论”工作。“现代评论”编辑部曾经恭顺地提出要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该报发表文章时至少不要署名，但这种希望落了空。拉·格隆尼埃尔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1860年2月15日的“现代评论”上，以论述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头角，这篇文章的标题是《Un　tableau　de　moeurs　politiques　de　l’Allemagne.Le　procès　de　M.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德国的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文章的署名是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就必须辱骂高贵的日耳曼种族”（“现代评论”，同上，第531页），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须表现他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论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样说：“他曾经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注：《Il　fut　un　des　trois　régents　de　l’empire　éphémère》（l.c.，p.518）.］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想不到，in　partibus〔非现实的〕［注：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帝国在五巨头的统治下呻吟，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既然科伦有三个圣王[545]，就要配上斯图加特的三个议会帝国摄政，这样才能相称。“朋友”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话，“常常是远远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的”［注：《Il　dépasserait　le　but　au　goût　des　Français》（l.c.，p.519）.］。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并且“要尽力进行淘汰”［注：《Nous　nous　efforcerons　de　choisir》（l.c.）.］。
　　“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鲜艳刺目的色彩”，“在用语方面就不是那么细致入微的”［注：《M.Vogt　aime　beaucoup　les　couleurs　tranchantes，et　il　n’est　pas　précisément　un　gourmet　en　matière　de　language》（l.c.，p.530）.］。当然罗！“朋友”福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德国人，就像达-达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阿拉伯人一样，而爱德华·西蒙则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地道的“罗曼人”。奥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诋毁“罗曼种族”时，也曾达到过这等地步吗？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给他的上司解闷，所以在巴黎读者面前描述德国的“三个”残余圣王之一，并且在这个德国的残余圣王的同意和吩咐之下，把他描绘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凯旋战车之后的志愿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引文时说：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议会的不“坚定的”左翼换位到极左翼。投票赞成“德国世袭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各式各样的酒馆党之间宣传必须以任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则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当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有价值了，他供认“让法兰西帝国来缔造德国统一最合适”就更加可贵了，“朋友”西蒙的笨拙的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许廉价（de　bon　marché）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说，无论如何十二月政变的英雄没有为他付出“太高的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朋友”福格特现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说：福格特是热衷于秩序的，“如果他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话，他甚至向日内瓦当局报告过革命的阴谋哩”，这同爱德华·西蒙先生向帕勒斯特林纳先生和拉·格隆尼埃尔所“报告”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丹、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penny-a-liner〔不值钱的文人〕、拉·格隆尼埃尔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传播者、十二月政变的卫士、普隆-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拔牙的，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这样，达-达福格特就不是一个孤军作战、自行其是的游击队员，而是一个接受津贴，受人教诲、整编入队、与流氓为伍、联合了爱德华·西蒙、归服于普隆-普隆、并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绞死的人物。请问：是否有人付给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动费呢？
　　普隆-普隆主义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有人付给福格特现金，那他也决不是被收买。不过，硬币上的花纹并不像支付方式那样花样繁多。
　　谁知道，普隆-普隆是否已答应他的福斯泰夫担任宾根之穴的鼠塔[546]的指挥官呢？或者，当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里迫使法国自然科学家争辩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芬巴赫同时通讯的荣誉之后，已答应任命他为研究院的通讯院士？或者，恢复福格特的帝国摄政的职位？
　　我确实知道，传闻常把事物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因此，“同1859年以来发生的转变同时”，据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不久前还是一个因彻底破产而受到刑事侦查的股份公司的领导人）的事业中也发生了转变；谨慎的朋友们企图用下面的话来解释这件事，即意大利的一个矿业股份公司，鉴于福格特在“矿物学方面”的功勋，赠给他巨额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时，就把这些股票兑换成现金。一些彼此不相识的知道内幕的瑞士人和法国人，几乎同时写信对我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在某种程度上担任着尼翁（在瓦得）近郊的“拉·贝尔热里”地产（普隆-普隆为都灵的伊菲姬尼亚［注：马克思指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女儿克洛蒂尔达。——编者注］购买的原属于一位寡妇的一所府邸）的总监督，报酬相当优厚。我知道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位在“1859年的转变”后很长时间同福格特过从甚密的“新瑞士人”，在1860年初向普·勃·勃·先生（住在伦敦芬切尔奇街78号）提到一笔很大的款项，这笔款项是他过去的朋友不是当做贿赂而是当做预支从巴黎中央金库领取的。
　　这类的和更坏的传言流到伦敦，不过，我不认为这些传言有什么意义。我宁愿相信福格特所说的下面的话：
　　可见，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库拿钱。
　　政治目的！
　　真是太妙了！这是德国人对粗卤的唯物主义的英国人所称为《the　good　things　of　this　world》〔“现世的福利”〕的唯心主义的说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结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的荒诞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说，人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谈到的事实那样纯洁呢？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搞政治的、搞秘密活动的、搞宣传的、吹牛皮的、搞普隆-普隆活动的、谋害别人和毁了自己的那些成员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的把他的皇帝看做是一个《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人们看在他本人面上才喜欢他的人”〕。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说：《Swerz　niht　geloubt，der　sündet》〔“谁不信仰，谁就有罪”〕［注：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巴齐法尔”第9册。——编者注］；或者像一支现代歌曲中所唱的：“谁不相信，谁就胡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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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21]马克思引用“哀歌”（《Klage》）作为本章的题词，这是十二世纪一位佚名作者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诗；马克思可能引自“尼贝龙根之歌”的附录。
　　“伊威恩，或狮子伴随的骑士”是中世纪德国诗人哈特曼·冯·奥艾的一首华丽的叙事诗，该诗的基本思想是为荣誉牺牲个人幸福；作者是根据十二世纪法国作家克雷田·德·特鲁瓦的同名小说改写成德文的。——第588页。
　　[522]“帝国大事记”是十二世纪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诗，以半神话的形式叙述了从凯撒到1147年的罗马和德意志帝王的历史。我们现有的该诗印本的作者据估计是十二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诗人康拉德。——第589页。
　　[523]“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年至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五十年代成了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591页。
　　[524]“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591页。
　　[525]“日内瓦评论”（《Revue　de　Genève》）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纸”（《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的简称。该报是激进党的机关报，1842年起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该报用这个名称出版到1861年。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具有波拿巴派的倾向。1861年与“瑞士民族报”合并。合并后改名“瑞士民族报”，副标题是“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纸”。——第592页。
　　[526]拿破仑亲王于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他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在军队中没有声望，因此托病力求解脱军事领导职务，而后便擅自返回巴黎。——第594页。
　　[527]马克思暗指关于拿破仑第三是非婚生子的传言，他的父亲被正式认为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第595页。
　　[528]国民院——见注第517。——第597页。
　　[529]昂·佩特丹“论萨瓦的合并”1859年巴黎版（A.Petétin.《De　l’annexion　de　la　Savoie》.Paris，1859）。——第598页。
　　[530]柯利班是古代崇奉女神基别拉的祭司；他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奏乐舞蹈，兴奋若狂。——第599页。
　　[531]“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0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602页。
　　[532]Vegezzi-Ruscalla.《La　nazionalità　di　Nizza》.3ed.Nizza，1860.——第604页。
　　[533]“窝州新闻”（《Nouvelliste　Vaudois》）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798年创刊，1914年以前在洛桑出版。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开始用这个名称在苏黎世以德文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场。——第604页。
　　[534]指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开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公司。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它大规模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倒闭。——第604页。
　　[535]“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　and　Art》）的简称，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606页。
　　[536]指瑞士的大学生联合会“海尔维第”，于1858年由阿劳、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的同名联合会（以伯尔尼为中心）合并而成。在瑞士的许多城市都有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类似的联合会，而有的联合会甚至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第一个“海尔维第”联合会于1832年在苏黎世建立）。马克思提到的“海尔维第”联合会曾于1859—1860年反对过波拿巴派把萨瓦划归法国的计划。
　　“阿尔高消息报”（《Aargauer　Nachrichten》）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1854—1918年在阿劳（阿尔高州）出版。——第611页。
　　[537]“希望报”（《L’Espérance》）是波拿巴派的报纸，1859—1862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11页。
　　[538]“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613页。
　　[539]“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的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614页。
　　[540]“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奥尔良派的机关报。——第614页。
　　[541]联合派（《fusion》——“联合”）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人即奥尔良派联合。
　　Collège　de　France（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1530年在巴黎建立。
　　Memb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法兰西研究院是法国最高的科学和艺术机关，由包括法兰西科学院在内的许多最重要的科学院联合组成。——第614页。
　　[542]“欧洲评论”（《Revue　européenne》）是波拿巴派的月刊，1859—1861年在巴黎出版。1862年与“现代评论”杂志合并。——第614页。
　　[543]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产生于1848年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该党反人民政策的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第615页。
　　[544]“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创办于巴黎；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第615页。
　　[545]科伦大教堂中有一个三圣王的圣堂，按基督教的说法，他们是到伯利恒来朝拜刚降生的耶稣的三个星相家。根据传说，这三个星相家的遣骸就保存在这个圣堂里（参看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7章）。——第617页。
　　[546]鼠塔是位于宾根城下莱茵河中间的岩石上的一个塔；那里，河水经过岩石而形成的狭窄的河身被称为宾根之穴。有人认为，塔的名称同关于美因茲主教哈托（十世纪）的传说有关，他由于把饥饿者烧死而受到惩罚，在这个塔中被老鼠吃掉。——第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