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四卷——三、警察作风

三、警察作风jMk品论天涯网

　　“州官想出了多么新奇的花样！”
　　（席勒）
［注：“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jMk品论天涯网

　　福格特“现在并不为难”，福斯泰夫则从来都不“为难”。“满嘴撒谎”——爱怎么撒就怎么撒吧，但是“为难”［注：在德文原文中，《verlogen》（“满嘴撒谎”）和《verlegen》（“为难”）这两个动词发音近似。——编者注］吗？那末，你的“证据”，杰克，你的“证据”呢［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1.自供

　　总之，马克思说：“警察当局从1849年以来破获了一系列秘密的联合会”，但是形势又使它们恢复起来。福格特说：不是“形势”，而是马克思“恢复了秘密的联合会”。于是福格特便证明：每当巴登格的警察当局破获了玛丽安娜[360]的时候，马克思便按照他同比埃特里的协议又把它恢复起来。
　　“马克思自己说的！”现在我不妨引证一下上下文，看一看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但是，连这一点“宣传”也被残酷无情的州官痛斥为罪行，当然，得到比埃特里和莱蒂首肯的宣传不在此例。州官甚至准许“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活动的引线要集中在罗亚尔宫[363]，要集中在他所心爱的亨利、海利奥加巴尔·普隆-普隆的手里。可是“宣传”竟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多么卑鄙龌龊啊！
　　在“揭露”中，在上引的、为法院侦查员福格特巧妙歪曲了的那一段文章下面，我接着说：
　　而福格特究竟怎样把这一段话“委婉地”译成他的不知所云的警察行话呢？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不过这个脑满肠肥的混蛋没有指出这是马克思在“揭露”的哪一页上“自己说的”。

2.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vulgo〔俗称〕卡尔·福格特，现在给我们讲穆尔顿的失败。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1848年9月起义，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1849年5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伦坦诺当做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囚室。第二次获释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率领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康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勃鲁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锅匠街本茲酒馆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馆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那里，满桌的议会豪杰们兴高采烈地再次嘟囔他们在圣保罗教堂[365]说过的话，按号码相互分配未来帝国的席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话、淫词秽语和夸夸其谈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按照德国的古老传说，多少带着幽默地亲自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许证。
　　“传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Swaz　ich　trinken’s　han　gesëhen，
　　daz　ist　gar　von　kinden　geschëhen:
　　ich　han　einen　swëlch　gesëhen，
　　dem　wil　ich　meisterschefte　jëhen．
　　　　Den　dûhten　becher　gar　entwiht，
　　　　ër　wolde　näpf　noch　kophe　niht，
　　　　ër　tranc　ûz　grôzen　kannen，
　　　　ër　ist vor　allen　mannen
　　　　ein　vorlauf　allen　swëlhen
　　von　ûren　und　von　ëlhen
　　wart　solcher　slünd　nie　niht　getan.
［注：我们大家都不反对喝酒，——但说实在的，
　　这全是一种儿戏：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酒徒，
　　他喝起酒来简直令人吃惊。
　　　　他不满意大高脚杯，
　　　　既不愿用盂形缸，
　　　　也不愿用大腹杯，
　　　　他喝酒都用大桶，
　　　　真不愧为每一个好酒者的崇高典范；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
　　（引自十三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酒鬼”）。——编者注］

　　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义的日期！”“绝对保守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绝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请它们到穆尔顿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顿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盟心满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来，在夫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权在塔楼的平台上散步一小时。对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注：指专门放进被捕者中间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直译是：公羊）。——编者注］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赖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许前往伦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告说，要是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法列尔以及当时夫赖堡政府的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论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待穆尔顿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科夫塔[366]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议员先生，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在押的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理”似乎还不满足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照顾”。
　　我们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带有剽窃痕迹。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们犯了进行moucharderie〔间谍活动〕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国mouchard〔间谍〕。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contra〔对付〕他的。《Le　commissaire　maire　fédéral　Monsieur　Kern　exige　votre　expulsion》〔“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生要求驱逐您”〕，——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这样回答说。席利说道：《Alors　mettez-moi　en　présence　de　Monsieur　Kern》〔“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特却说：《Non，nous　ne　voulons　pas　que　M.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à　Genève》〔“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干日内瓦的警务〕。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席说：卡富尔拚命地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在席利已被极其严格地secret〔单独监禁〕在伯尔尼之后，图尔特才给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缀上“自由主义的性质”，才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并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者，等等”。甚至日内瓦“独立报”[367]当时也认为：“把对流亡者进行系统的诽谤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一种人所共知的罪孽（见附录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谓的“首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项权利是以残存的革命军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轮到了“盲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顿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368]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得。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提到的一切（见附录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因造出了“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议会的狼［注：文字游戏：德文里的Wolff是姓，《Wolf》是“狼”。——编者注］”）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不羞惭地把他们的敌手转交给瑞士警察当局。
　　席利到了伦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曾亲自写信告诉他说：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了：
　　在“新莱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话：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了。

3.舍尔瓦尔

　　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谋[369]。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注：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鲁士警探贝克曼（当时是“科伦日报”[370]记者）和佐美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以便弥补引起科伦检察院不满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们认定科伦的囚徒们是有罪的。
　　科伦案件[371]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同我和科伦被告们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页[372]）就否认了这项证词。他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伦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伦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373]）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蒙难者来欢迎他。但是这场欺骗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伦被告们，仍然在被押侦查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伦日报”的一篇简讯中，我了解到：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伦被告们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衷主义哲学家冯·雷·［注：雷缪扎。——编者注］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的密探。冯·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Chervald　nommé　Frank，dont　le　véritable　nom　est　Kremer〔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哈茨费尔特公爵、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密探，他在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伦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并嘱咐他在必要时可以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1845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尔第二：莱茵普鲁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莱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伦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终于在10月23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莱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听说他到泽稷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374]的一篇日内瓦通讯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1853年3月化名纽金特到了日内瓦，1854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败坏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暴露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172页）从伦敦“转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1852年5月到1853年3月这段时间便完全不见了，而从1850年6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间则被缩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发誓说“伦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1850年6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汗流浃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赌咒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莱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德海姆，同他的Bellelvogt。［注：文字游戏：Greif，Wermuth和Goldheim（小称是Goldheimchen）是警官的姓；同时《Greif》又有“兀鹰”的意思，《Wermut》又有“苦痛”和“苦艾”的意思，《Goldheimchen》又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Bettelvogt》直译是：“乞丐总管”，在这里则为“形形色色败类的保护人”。——编者注］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纽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第173页）。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概是由于我的介绍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他一项石印工作（同上，第173—174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375]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揭穿他是一个《agent　provocateur》〔“奸细”〕。原来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
　　舍尔瓦尔-纽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娄罗”，而这一个娄罗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娄罗们”（第176页），后来纽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娄罗们“通信”，而且他还像吸铁石一样，把他们“吸引到”在巴黎的“他的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换成”草绿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纽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舍尔瓦尔大概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在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钞票的工厂。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经手握脱鞘之剑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纳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们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进行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输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们那位大嗓门，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传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同舍尔瓦尔之间在巴黎进行的白刃战的趣闻留诸后世（见“揭露”[376]）！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运用他的剑［注：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但是州官并没有睡觉。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验。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纳的密谋，拯救了瑞士，给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贡献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贡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说的，——舍尔瓦尔又出现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闪闪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176页）。大家都明白，仿造的empire〔帝国〕的巴黎公民们（citoyens）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荡，poor〔可怜的〕福格特在访问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宫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377]到他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分为之战斗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军事周刊”的这种无疑公正的意见，证明了他的军事功勋），早已家喻户晓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绍。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给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莱［注：莱茵兰德尔。——编者注］的；我本人同约·菲·贝克尔并不相识；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谈到的事务性问题，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目前归在柏林我的案件的证件内）
　　（以下，大部分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4.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我们且撇开日内瓦帝国摄政的“办公室”不谈，来谈谈科伦普鲁士王国陪审法庭。
　　“马克思在科伦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无疑问。
　　“科伦审讯了他的同盟的同志们。”一点不错。
　　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竟拖了一年半之久。
　　普鲁士警察局和大使馆，辛凯尔迪及其全班人马，邮局和地方当局，内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在这一年半中都作了极其巨大的努力，要弄出某种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来。
　　因此，福格特为了侦查我的“行动”，掌握了可以说是普鲁士国家的辅助手段，甚至从我的1853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占有了真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研究”。现在卡尔这小子准不放过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可是不然！福格特这次“为难”了，他放出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弹［注：“带恶臭的或窒息性的炮弹主要用于地雷战。为此要用一般可燃物，但其中包括较多的硫磺和尽可能多的羽毛、兽角、毛发以及其他废物，把它们放入弹壳内并附上导火线。”（伊·克·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指南”1820年柏林版第一部分（J．C．Plümicke．《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Erster　Theil.Berlin,1820））］]，然后一边仓皇退却，一边含糊地说：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不能不涉及奥·维利希先生。维利希的自我辩护书［注：我在1853年纽约出版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378]里作了答复。］，是从他在1853年10月28日“纽约刑法报”[379]上把我的著作评论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骇人听闻行动的巧妙批判”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告诉我说：
　　他还补充说，一些权威人士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权威人士”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它使我毫不相识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曾被控诽谤施梯伯而受到法庭审讯，——在起诉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来证明他对政变的仇恨，那末，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这种宣传的极端卑鄙龌龊来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的“交往”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训说，——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败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败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然后又打败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381]等等吗？
　　至于说到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辛凯尔迪在科伦案件时期发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封信，证明当时普鲁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计业已出现的局势的；他在这封信里说：“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决定。”因此，他要求用1000塔勒作为报酬找到一个人，能在法庭上代表已经逃之夭夭的证人豪普特。当收到辛凯尔迪的另一封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经找到了：
　　的确，正是这种科伦陪审员的良好组成，普鲁士的辛凯尔迪—施梯伯制度显得庄严和高尚了。“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暂时调到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工作的警察败类在1852年10月就已经了解这一点，即使警察地雷到1853年3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谋）（见附录4）。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许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现得愈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关于反动时代的叫嚣也就愈加响亮。因此，科伦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欺骗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谨慎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384]

5.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
（1859年6月26日和27日）

　　我们的英雄每次都怀着新的满意心情逃回到……阿尔卡迪亚。我们又在“瑞士遥远的一隅”，在洛桑，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6月底举行的一次中央节上发现他。卡尔·福格特在这里再一次拯救了瑞士。卡提利纳坐在伦敦，而西塞罗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短上衣在洛桑大发雷霆：
　　关于上述中央节和“圆满的人物”在节日期间所干的英雄业绩的原本报告，偶而保存下来了。格·洛美尔先生在福格特协助下编写的报告的卷头上这样写着：“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央节（1859年在洛桑举行），1859年日内瓦金十字街马尔库斯·瓦奈书店出版”[385]。我们不妨把这个原本报告和五个月之后出现的“主要著作”比较一下。报告中包括西塞罗-福格特“亲自发表的”演说，他在这个演说的开头吐露了他参加这一节日的秘密。他出现在工人中间，向他们发表演说的原因是：
　　有人指控他进行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他应当拯救他的政治活动，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舌头来保护自己的一张皮。在徒劳无益地舞弄了一个半小时的舌头之后，他想起了狄摩西尼的劝告：“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然而什么是行动？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死亡威胁面前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从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喷射出一种液体，把你的衣服烧坏；要是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不能同任何人接触。这种气味简直奇臭刺鼻，以致一旦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们就得急忙逃跑，吓得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对狼和老虎是可以用火药和铅弹来防御的，但对臭鼬的a　posteriori〔屁股〕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就是行动！——这位入了“兽国”[386]国籍的演说家自言自语地说，并且立即把臭鼬的芬芳向他的假想的迫害者喷去：
　　“臭鼬”是不知耻的，他在议论我和我的那些一贯牺牲自身利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朋友时，竟无耻地说我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这种无耻甚至没有什么新奇。不仅十二月的mouchards〔间谍们〕曾经在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等人的背后散布过这类恶毒的诽谤，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伤。（见附录5）
　　不过，在这一行动之后，我们的“圆满的人物”就无法再保持自己的sérieux〔严肃的声调〕了。这个小丑把他的处于自由状态的“迫害者”比作“在措尔恩多夫村附近被俘的俄国人”，而把他本人比作——请猜猜比作谁？——弗里德里希大帝。福斯泰夫-福格特记得，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从他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中逃跑的。他却没有参加任何战役就逃跑了，因此就更加伟大！［注：在雅科布·费奈迭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中，科贝斯第一[387]叙述说：他“亲眼看到，当我们大家，连同其他四个帝国摄政强迫维尔腾堡政府动用武力、从而使议会能光荣死去的时候，身为帝国摄政的卡尔·福格特竟没有出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其他四个摄政坐上车子，按约定向会议地点出发，要在那儿同“残阙”议会一道对着刺刀挺起胸膛〈大家知道，“残阙”议会是没有脑袋的〉时，——卡尔·福格特竟推上车门，向车夫喊道：‘喂，开车吧，车里已经坐满了，我随后就去！’但当各种危险都已过去的时候，卡尔·福格特来了。”（同上，第23、24页）］
　　这就是根据原本报告所载，在洛桑中央节上发生的事。而“在这之后，请欣赏一下〈用菲沙尔特的话来说〉这个讨厌的食客、笨拙而肮脏的厨子吧”，［注：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3章。——编者注］——看一看他在五个月之后竟给德国庸人熬出了多么可笑的警察烂粥来。
　　西塞罗-福格特忘记他在演说开头曾当众泄露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参加中央节的秘密，——不是瑞士的中立，而是拯救他自己的一张皮。他的演说对准备就绪的谋害瑞士的行为、对利用中央节的密谋计划、对秘密委员会、对工人们积极干预德国政治以及“这一类”或任何别“类”建议，都只字未提。对这些施梯伯之歌只字未提。他的最后的警告不过是诚实的赛克斯的警告，这个赛克斯在老贝利［注：老贝利是伦敦新门监狱的守护楼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译者注］法庭上警告陪审员不要听信揭穿他干了盗窃勾当的那些“卑鄙的”暗探们的话。
　　怎么，预感？但是福斯泰夫又忘记了，他在前面讲的根本不是什么“预感”，而是得到了“通知”，——得到了关于密谋者的计划的通知，而且通知得颇为详细！而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又究竟是——“你真是想像丰富的天使呀，你！”［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编者注］——什么样的事件呢？
　　原来如此！本来应该具有的！
　　虽然，为了戳穿西塞罗-福格特再一次拯救瑞士的秘密，只要把“主要著作”同记载中央节的原本报告粗略地比较一下就够了；但是我仍然希望查明：有没有什么事实，哪怕是被歪曲了的事实，能成为福格特式的着力的物质[389]。因此，我就写信给原本报告的编写人，日内瓦的格·洛美尔。洛美尔先生同福格特想必有过友好的交往，因为他不仅在编写关于洛桑中央节的报告时得到过福格特的帮助，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关于日内瓦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390]的小册子中，竭力掩盖福格特在这里又遭到的惨败。洛美尔先生同我并无一面之交，他在1860年4月13日的回信中写道：
　　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被问起福格特的这同一个密谋时，简短地回答说：
　　福格特本人在他的所谓“研究”[391]第99页上说，他“从来没有自诩为预言家”。但是人们从旧约中知道：驴子看到了预言家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而这样一来也就清楚了：为什么福格特看到了他在1859年11月才对之有预感的密谋，而在1859年6月就已把它“挫败了”。

6.其他

　　渠道露出来了！自然科学的打诨者的Prolapsus　ani〔直肠脱出来〕了吗？
　　至于谈到“议会的狼”，——为什么议会的狼就像恶梦一样缠着议会小丑，这事我们在下面就会知道，——那末，他曾在柏林“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发表过下列声明：
　　由此可见，正像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动物的整个结构一样，沃尔弗按照抽出的一段引文就能正确地想像出福格特的全部文字杂拌。的确，把卡尔·福格特同谢努和德拉奥德并列，他就显得是primus　inter　pares〔在同辈中数第一〕了。
　　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妹妹。这成了“并不为难的”福格特的最后一个“证据”，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之间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证明我特别同‘十字报’[392]派之间的关系”（“主要著作”第194页）。怎样打退肥胖的福斯泰夫的这类卑鄙攻击呢？要是这位小丑知道我的妻子有一位苏格兰祖先［注：阿盖尔伯爵。——编者注］，因参加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而被当做叛乱者在爱丁堡市场上丢掉了脑袋，那他也许会原谅她有普鲁士大臣这样一个亲属的吧？大家知道，福格特自己仅仅由于偶然性还在肩膀上留着一个脑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日内瓦举办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1859年11月13日）上，他报告说：
　　10月13日，罗伯特·勃鲁姆从法兰克福去维也纳。10月23日或24日，法兰克福议会极左派的代表团在去柏林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途中，到了科伦。我会见了代表团的团员们，其中有几个人同“新莱茵报”关系甚密。这些代表们——其中有一个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被战地法庭枪决了，另一个在流亡中死了，有一个还活着，——就福格特对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的使命玩弄的诡计，告诉我一些令人不安和奇怪的情况。但是：
　　在上述的日内瓦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11月），“圆满的人物”遭到了冷遇。当他巴结逢迎地跟着他的庇护人詹姆斯·法济，像锡仑一样摇摇晃晃地走进纪念会会场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喊道：瞧，亨利来了，后面跟着福斯泰夫！当福格特在他的彬彬有礼的笑谈中把自己说成是罗伯特·勃鲁姆的alter ego〔第二个“我”〕的时候，人们好容易才把几个急躁的工人劝住，没有让他们冲上讲台去。最后，当他——他忘记他在6月还在预防革命，——现在亲自“再一次号召工人们走向街垒”（“席勒纪念会”第29页）的时候，场内响起了一阵嘲笑的回声：“街垒！——一堆！”［注：在德文中《Barrikaden-Fladen》〔“街垒—扁饼”〕这两个字的尾音相同。——编者注］但是，国外十分清楚福格特的那一套革命空谈究竟值多少钱，因此，这次甚至没有随之出现通常的“一位南德意志公使的秘密质问”，而且在“总汇报”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文章。
　　福格特的全部施梯伯之歌，从硫磺帮到“前大臣”，不禁使人想起了但丁所说的那类诗歌能手：
　　Ed　egli　avea　fatto　del　cul　trombetta.［注：他把他的臀部也变成了喇叭。[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一首歌。马克思把康内吉塞尔翻译的但丁的这句诗的德译文放在脚注里，并把译者的姓放在括弧内。］——编者注］

---

　　注释：
　　[360]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是因为他曾在1846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
　　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团体的名称，产生于1850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仑第三。——第428页。
　　[36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创建于三十年代中，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国，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353）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上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许多盟员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顿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前的组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年3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派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派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429页。
　　[362]见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1—522页）。这一著作于1853年1月在瑞士巴塞尔印成单行本（福格特用的就是这种版本）。该著作最初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所引证的“揭露”，根据的是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第429页。
　　[363]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第二帝国时期它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约瑟夫·拿破仑亲王（绰号普隆-普隆）的公馆。——第429页。
　　[36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2页和第525页。
　　“德美革命贷款”指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间举借的贷款，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贷款，金克尔于1851年9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贷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尝试。——第430页。
　　[365]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会议。——第431页。
　　[366]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则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第433页。
　　[367]“独立报”（《L’Indépendant》）是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周报，1851—1852年用这一名称在日内瓦出版。——第434页。
　　[368]联邦委员会是瑞士政府名称。——第435页。
　　[369]1851年9月，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成员在法国遭到了逮捕；该集团是1850年9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这一集团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的密谋策略，无视现实形势，打算立即组织起义，因而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得以在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的帮助下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案件。1852年2月，被捕者被判罪，罪名是策划政变。警察当局给奸细舍尔瓦尔安排了越狱潜逃。普鲁士警察当局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德法密谋的参加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彻底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由于缺乏罪证很快就被释放了。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所提供的旨在证明被告们参加德法密谋的种种假证词，马克思已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中驳得体无完肤了。——第437页。
　　[370]“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日报，从1802年起用这一名称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胆怯的和叛变的政策。——第437页。
　　[37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11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名被告被分别判处3年至6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和第457—536页）。——第437页。
　　[37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8页。——第437页。
　　[373]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438页。
　　[374]“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是1850—1855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第439页。
　　[375]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从1848年6月起存在于德国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的所谓中央政权，它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在保守派议员和大批自由派议员离开议会之后，议会有被解散的危险，因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便于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440页。
　　[37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41页。
　　[377]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442页。
　　[37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第448页。
　　[379]“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的简称。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
　　马克思指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该文发表在这家报纸的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两号上。——第448页。
　　[380]“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是以该报创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1785年起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449页。
　　[381]拉登多夫案件是1854年在柏林举行的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人的审判案；他们是因投向警察局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汉茨的告密而于1853年被捕的。他们被诬告进行阴谋活动，被判处期限不同的徒刑（从3年到5年）。
　　死人同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存在于不来梅的一个密谋组织。1852年为警察局破获。——第449页。
　　[38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2—533页。——第450页。
　　[38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0页。——第450页。
　　[384]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下面两句话：（1）“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这是普鲁士大臣舒连堡-克涅特在耶拿之役战败后于1806年10月17日发表的告柏林居民书中所说的话）；（2）“你将在这一标志下获胜”（据罗马历史学家克萨里亚的尤西比阿斯的记载，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前夕，据说在天空中看见了一个带有这样题词的十字架）。——第451页。
　　[385]《Das　Centralfest　der　Deutschen　Arbeiterbildungsvereine　in　der　Westschweiz（Lausanne，1859）》.Genf，1859，Markus　Vaney，rue　de　la　Croix　d’Or.——第452页。
　　[386]暗指1851年出版的卡·福格特“兽国研究”一书的书名，该书是用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第453页。
　　[387]Jacob　Venedey.《Pro　domo　und　Pro　patria　gegen　Karl　Vogt》.Hannover，1860.
　　科贝斯第一是费奈迭的绰号，由亨·海涅的诗“科贝斯第一”而来。海涅在这一讽刺诗中嘲笑雅科布·费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贝斯在科伦的方言中意思是雅科布（雅科布·费奈迭生于科伦）。——第454页。
　　[388]“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十七世纪至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455页。
　　[389]讽刺地指1855年出版的德国生理学家毕希纳的“力和物质”一书的名称。毕希纳和福格特同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第455页。
　　[390]“日内瓦席勒纪念会。附本年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1859年日内瓦版（《Die　Schiller-Feier　in　Genf.Nebst　einem　Nachtrag　enthaltend　die　diesjährige　Todtenfeier　für　Robert　Blum》.Genf，1859）。——第456页。
　　[391]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C.Vogt.《Studien　zur　gegenw?rtigen　Lage　Europas》.Genf　und　Bern，1859）。——第456页。
　　[392]“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一家反动透顶的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ische　Zeitung》）的称呼（因在报头上印有一个十字章图形）；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