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起义
昨天“大西洋号”轮船由印度带来的消息有两点很重要,即哈弗洛克将军前往解救勒克瑙未获成功和英军仍然坚持呆在德里城下。后一事实只有在英国历史上才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伐耳赫伦远征。到1809年8月中旬,这次远征败局已定,然而英军还迟迟不肯登船撤退,一直拖延到11月。拿破仑知道英军在这个地点登陆以后,就决定不去攻打他们,而让他们死于疾病,因为疾病必定会比大炮使英军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且不费法国分文。目前大莫卧儿的处境甚至比拿破仑更有利,它既能够以出击加强疾病,而又能够以疾病加强出击。
9月27日由卡利亚里发出的英国政府的公报告诉我们:
“德里方面的最后消息到8月12日为止;这时该城仍在叛军手中,但不久可望攻城,因为尼科尔森将军率领的大量援军距城仅有一日路程。”
如果在威尔逊和尼科尔森用他们现有的兵力进行攻击以前,英军不能攻占德里,那末德里会坚守到它的城墙自行倒坍时为止[248]。尼科尔森的这支大军总共约有4000锡克人,这支援军用以攻击德里未免少得可怜,但是却完全足以造成不从城下撤兵的新的无异于自杀的借口。当休伊特将军让米拉特的起义者得以进至德里而犯了错误(从军事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犯了罪)以后,当白白放过最初两个星期而使起义者得以突然夺取该城以后,计划围攻德里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错。我们以为甚至比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预言家还高明的一位权威,即拿破仑,曾制定了两条看来差不多是老生常谈的作战原则: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胜利把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在制订围攻德里的计划时,就违反了这两条起码的原则。英军当局应当知道,印度政府自己不久以前曾整修过德里的防御工事,因此只有用正规围攻才能夺取该城,而这就需要一支至少有15000人至20000人的围攻部队,如果防御以通常应有的方式进行,所需兵力还要多得多。既然为了完成这一计划需要15000人到20000人,那末凭着6000人或7000人就干起来,简直是愚蠢的。此外,英国人也知道:由于英军兵力薄弱,围攻必然要拖延很久,而这就要使他们的军队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和这样的季节里受到一个不可伤害的而又无形的敌人的袭击,这个敌人将在他们的队伍里散播死亡的种子。因此,围攻德里是毫无胜利希望的。
至于战争的目的,那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对于达到这个目的来说,德里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固然历史的传统使它在土著居民的心目中具有一种与其实际意义相左的迷信的意义,起义的西帕依单凭这点就要选择它作为他们总的集合地。但是,如果英国人不从土著居民的偏见出发来制订自己的军事计划,而置德里于不顾,并把它孤立起来,他们就能使德里失去那臆想出来的意义。现在英军把营盘扎在德里城下,用自己的脑袋往城墙上撞,把自己的主要兵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使自己甚至没有撤退的可能,或者更正确地说,使这样一种撤退带有大败的意义。这样,他们简直是给起义者帮了忙,因为起义者正是要使德里成为战局的中心。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英国人不必绞多少脑汁就能够看到: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积极行动的野战军,通过它的行动就可以扑灭不满情绪的火花,维持各地警备部队之间的交通,驱使敌人后退到少数的几个地点并孤立德里。但是,他们不按照这个既简单而又明了的计划行事,反而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作战部队集中在德里城下,胶着不动;他们把平原旷野留给起义者,而他们自己的警备部队却占领着一些分散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相隔很远的地点,并且这些地点被能够从容行动的、占压倒优势的敌军封锁着。
英国人让自己主要的机动部队胶着在德里城下,结果并没有箝制住起义者,而只是束缚住了自己驻在各地的警备部队的行动。但是,除了在德里的这一主要错误以外,这些警备部队部署军事行动的愚蠢,也是很难在军事史上找到任何先例的:它们独立行动,各不相顾,根本没有最高的指挥,它们不像是一支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像是属于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国家的部队。就以康波尔和勒克瑙的例子来说吧。这是两个相邻的地方,有两支单独的部队驻守,数量都很少而且不足以应付局势,各有自己的指挥;虽然它们相距仅40英里,但是行动上却丝毫不相配合,简直像位于南北两极似的。按照最普通的战略原则的要求,康波尔驻军司令休·威勒尔爵士应该有权把奥德首席专员亨·劳伦斯爵士连同他的部队调回康波尔,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暂时放弃勒克瑙。这样做,两支警备部队就都能得救,接着哈弗洛克的部队与他们会合,这样就能够建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却足以控制奥德和解救阿格拉的部队。但是他们不这样做,由于两地各行其是,康波尔的警备部队已被消灭,勒克瑙的警备部队也必将连同要塞一起落入起义者之手,甚至哈弗洛克做出惊人的努力,率领他的部队在八天内走完126英里,同时经受住了相当于行军日数那样多次数的战斗,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在印度夏季盛暑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甚至像这样英勇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哈弗洛克由于徒劳无益地试图援救勒克瑙已使自己精疲力竭的部队更加疲惫,同时他还不得不由康波尔出兵,在不断缩短的半径上作反复的出征,从而遭受新的无谓的折损,这样一来,他很可能最后不得不带着所剩无几的部队退往阿拉哈巴德。这支部队的行动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甚至德里城下的一支小小的英国部队,若不是关在疫病流行的兵营里,而是集中起来用于野战,那它可以做出些什么来。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但英军在印度作战的计划却是分散兵力。他们应当做的是,尽量缩减警备部队的人数,使他们立刻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没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从而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而现在,甚至为数极少的、由加尔各答沿恒河而上的增援部队,也完全为许多孤立的警备部队所吸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到达阿拉哈巴德。
至于勒克瑙,上次邮件所引起的那种最黯淡的预测[注:见本卷第319页。——编者注],现在被证实了。哈弗洛克又被迫返回康波尔;靠尼泊尔盟军解救勒克瑙已不可能;因此我们现在只好等待这个城市由于饥饿而被攻陷以及它的英勇守军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杀戮的消息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9月29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10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4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248]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恩格斯在1857年9月24日的信中向他提供的有关印度起义经过的材料。——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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