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
日益逼近的波拿巴财政破产的迹象继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5月31日,蒙塔郎贝尔伯爵在反对提高一切印刷品、书籍等的邮费的法案时,发表了下列听来惊慌不安的演说:
“任何政治生活都受到压抑,但代替它的是什么呢?投机之风。伟大的法兰西民族不能让自己沉眠不醒,毫无作为。代替政治生活的是投机的狂热、追求利润的欲望,对有价证券买卖的迷恋。每个地方,甚至在我们的小城市,甚至在我们的乡村,人们都害了牟取暴利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暴利是无需忙碌奔波、不要花费力气并且往往是用卑鄙的手段取得的。除了你们刚才拿到的反对sociétés en commandite〔两合公司〕的法案以外,我用不着再找什么其他证据了。这个法案刚刚发来,我还没有时间把它读完,但是我愿意支持它,尽管在我看来里面有若干条例太严酷了。如果用药的确如此必要,并且下药又得如此之重,那末,应当认为病情是不轻的。这种疾病的真正原因就是,法国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沉寂了……但是,我这里所指的疾病,并不是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唯一恶果。当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这些老的政治阶级醉心于投机活动时,另一种活动便在社会的下层阶级中间开展起来,他们的运动产生了几乎是法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有价证券买卖把几乎整个法国变成了一个大赌博场。当一部分受到社会主义者影响的人看到这种可怕的迷恋于有价证券买卖的景象时,他们也空前地被牟取暴利的欲望腐蚀了。因此,秘密公司显然增加了,那种自称为社会主义其实可以说是败坏社会主义的疯狂的激情更加强烈和加深了。不久以前在巴黎、翁热和其他地方的审判案中,这种激情就曾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就是波拿巴商行的最早的股东之一蒙塔郎贝尔为了维护秩序、宗教、财产和家庭而说的话!我们从伊萨克·贝列拉那里听说,Crédit Mobilier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揭开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工业发展的基础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Crédit Mobilier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Crédit Mobilier是得到政府支持和拥有比较大量的资本和贷款的享受优待的公司,毫无疑问,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在市场上就能赚到贴水。Crédit Mobilier从罗那里学会了在自己的股东中分配新股票的办法,即其票面价格同这些股东在母亲公司中所拥有的股票数量成一定比例。用这种办法保证这些股东得到的利润,首先影响到Crédit Mobilier本身的股票价值,而这些股票的行市高,就保证新发行的股票价值也高。Crédit Mobilier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监督用于工业企业投资的相当一部分借贷资本。
总之,除了获取利润是Crédit Mobilier的活动围着转的真正轴心以外,它的目的显然是用同商业银行的业务完全相反的方法对资本发生作用。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来的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Crédit Mobilier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这样说来,像Crédit Mobilier这样的机关,既然它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把国内的借贷资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冶金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而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那末它的活动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Crédit Mobilier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并且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则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34]。毫无疑问,伊萨克·贝列拉先生也罢,艾米尔·贝列拉先生也罢,莫尔尼先生也罢,波拿巴先生也罢,都不能发明工业封建主义。在他们以前的时代,也有向工业股份公司进行贷款的银行。至于他们所发明的则是力图把私人高利贷者早先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垄断起来的股份银行,其指导原则应当是建立大量的工业企业,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他们所想出来的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
根据章程,Crédit Mobilier的资本定为6000万法郎。同一章程准许公司接受活期存款的寄存代付金,总数可以大于资本的一倍即12000万法郎。因此,受公司支配的款项共有18000万法郎。同实现保护法国整个工业的大胆计划相比,这当然是很不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正因为它是一经提取就必须归还的——未必可以用来购买工业股票或那些还不能保证能否立即推销出去的债券。由于这个原因,章程为Crédit Mobilier开辟了另一个门路。章程准许公司发行总数大于原始资本9倍即6亿法郎的债券,换句话说,以贷款给全世界为己任的机关,有权作为拥有大于它的资本9倍的债务人在市场上出现。
贝列拉先生说:“我们的债券共有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它应当同我们各种暂时的投资额相适应。”
我们在这里对这种债券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根据章程第八条,发行这种债券的目的,只是要补足应当从活期存款得来的并且过去也完全是这样得来的12000万法郎所不足的数额。至于另一种债券, “它们的支付期限很长,应当用赎回的办法来清偿,并且应当同我们在国家证券方面或工业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额相适应。根据作为我们团体的基础的资金制度,这些有价证券不仅要有在政府监督下得来的相应数额的基金(由于采用互惠原则,这个数额将充分给予补偿和分担风险等优待)作保证,此外,还要有为此目的我们已经增加了相当数目的资本作担保”。
可见,Crédit Mobilier的这种债券纯粹是仿效铁路本票,即在一定期限内和在一定条件下应当赎回并能带来固定利息的债券。但是也有区别。铁路本票常常以铁路本身作抵押来担保,而Crédit Mobilier的债券以什么来担保呢?Crédit Mobilier是用自己的债券买来无期公债、股票、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业公司的证券作担保的。这样说来,发行债券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得到Crédit Mobilier的债券应付的利息同公司放款取得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为了使这项业务十分有利可图,Crédit Mobilier应当把发行债券所得的资本投放在能够取得最多收入的地方,即投放在价格波动和变化很大的股票上。因此,公司的债券主要由该公司所创建的那些工业企业的股票来担保。因此,铁路本票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担保,而Crédit Mobilier的债券只有票面额同它相等的资本担保,但是每逢证券交易所的行市下降时,这种资本也必定缩小。由此看来,这些债券的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
上年度的报告书说:“但是,债券的持有者不仅有它〈即Crédit Mobilier〉以放款进行的投资作担保,而且有它的原始资本作担保。”
对12000万法郎存款负担保之责的6000万法郎的原始资本,除了或许必须向Crédit Mobilier有权创建的无限量的企业提供担保以外,它还应当作为6亿法郎的债券的担保。如果公司能够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债券,那末,它的确会成为法国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挥者和所有者,而许多过去的所有者则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债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但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经济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会使厚颜无耻的冒险家受到阻碍。其实,Crédit Mobilier的真正创办人并不是看不见这种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相反地,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当破产发生的时候,当它涉及许许多多法国人的利益的时候,波拿巴政府就像英国政府在1797年干涉英格兰银行的事务[35]一样,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去干涉Crédit Mobilier的事务。法国的摄政王[注:奥尔良的菲力浦。——编者注],路易-菲力浦的可尊敬的先辈,曾企图把国家债券换成罗的银行的债券以摆脱国家的债务,路易·波拿巴这位皇帝社会主义者则企图把Crédit Mobilier的债券换成国家债券以掌握法国工业。是不是他比Crédit Mobilier更有支付能力呢?问题就在这里。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6月底 载于1856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75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34]马克思指的是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初版于1808年在巴黎出版。——第38页。
[35]为了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英国皮特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规定银行券的官定行市,并准许该行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银行券兑换黄金在1819年才恢复。——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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