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一卷——不列颠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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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有机会了解到由下院任命去调查不列颠军队在克里木状况的著名委员会的大约12次会议的报告内容。社会各阶层的见证人，从剑桥公爵起，都被讯问过，他们的所有证词的特点是惊人的一致。各管理部门都受到了检查，它们都处于不仅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简直是丑恶的状态。陆军司令部、医务部门、供应管理局、军需部、运输部门、医院管理局、卫生警察局和违警法庭、巴拉克拉瓦的港务警察局——所有这些部门都一致被认为是不中用的。
　　但是不论每一个部门单独来说多么糟糕，这套机构的全部美妙之处只是在它们相互接触和协作的过程中才显示出来。这些机关的规章制度订得非常出奇，以致当部队在土耳其登陆后它们一开始生效，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职权范围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以及有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应当同谁打交道。因此，由于害怕负责，大家都把自己担负的责任推给别人。在这种制度下，医院中的病员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疏忽大意和玩忽职守严重地影响到在运输船上的以及到达指定地点的伤病员。揭露出来的事实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撤出莫斯科时还没有这类骇人听闻的现象。然而这些事实确实发生在距君士坦丁堡——一个既拥有人力又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城市——很近的斯库塔里。所有这一切不是发生在仓皇退却的时候，即在哥萨克追踪里却者、切断其供应线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作战还顺利的时候，发生在防御敌人进攻的地点内，发生在大不列颠用来为自己的军队集中储备物的、巨大的中心仓库内。而且这些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事件的祸首不是残酷无情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出身名门受过教育的英国绅士们，是那些心肠软的、以慈悲为怀和笃信宗教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每个人作为普通的人，是乐意做一切必需做的事情的；作为官方人士，他们则应当袖手旁观，若无其事地看待所有这些卑劣行为，并以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这种情况在女王陛下规章制度中的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一项条文中都没有规定。宁可让1000名兵士去牺牲，也不要违犯女王陛下的规章制度！即使能够救兵士们的命的物资离开他们非常近（看来只要一伸手就能得到！），他们还是应当像唐达鲁士那样死去。
　　在当地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毅力去打破这套陈规旧习，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而不顾规章地去负责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那是一个女人，南丁格尔小姐。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于是就像报道所说的，她带领了几个大胆的人，真的撬开了锁，盗窃了女王陛下的仓库！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斯库塔里事务的老朽的懦夫们不仅不能采取这样勇敢的行动，而且表现得十分胆怯，要不是他们自己坦白承认，就很难令人相信有这等事。曾经问过他们当中一个当过医院院长的安得鲁·斯密斯医师：难道在君士坦丁堡就没有购买许多必需物品的资金和能够弄到这些东西的市场吗？
　　在报刊上和议会内的发言中对情况所作的极其阴暗的描述与我们面前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比起来就显得黯然逊色了。某些最令人发指的事实早已宣扬开了，但是现在它们带有更加阴暗的色彩。虽然这幅图景还远不是完整的，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以判断全部状况。在这幅图景中，除了随军的女看护以外，没有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一群群的工作人员都同样地恶劣而愚蠢，如果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自己的报告中敢于按照见证人的证词那样来写，那末他们就很难在英语里找到相当有力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谴责心情。
　　经过所有这些揭露以后，人们不仅对于直接的祸首、而且首先对于组织这次远征并且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非常明显的事实为捏造的政府，是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极度愤恨和蔑视的感情的。这种伟大的“群贤”的联合，这批杰出的大政治家（他们的上台本来就应当意味着英国黄金时代的到来）现在在哪儿呢？辉格党人和皮尔分子、罗素的信徒和帕麦斯顿的追随者、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自由保守党人和保守自由党人——所有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议价成交而已，而且所有那些被他们任命担任国家职务的人不是些老朽的懦夫，就是些十足的笨蛋。这些大政治家深信他们在30年内所操纵的机器一定能出色地运转，以致竟然没有派遣一名享有特命全权的人到克里木去应付预料不到的情况；既然管理得那么好，还会发生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呢！这些英国大臣们，就其天性和习惯来说，只善于服从别人，现在突然担负了指挥的职务，自然使英国弄到了非常可耻的地步。就拿腊格伦这个老头子来说，这是一个终身呆在威灵顿司令部里的人，这个人从来没有得到许可由他自己独立负责地去行动，他活到65岁只养成了盲目服从命令的习惯。而这样一个人却突然被委托带领整整一支军队去对付敌人，去迅速而独立地决定一切问题！于是他也就非常出色地显示了自己。动摇不定、犹豫不决、对自己毫无信心、毫不果断和毫无主动精神，这一切都说明他的每个举动的特点。现在我们知道，当克里木远征的决定被通过的时候，他在军事委员会里表现得多么胆怯。他完全是听命于像圣阿尔诺那样的吹牛大王和下流胚（而威灵顿老头子只要说一句平淡的讥讽话就能迫使圣阿尔诺哑口无言）！在向巴拉克拉瓦进军时他犹豫不决，在围攻时和冬季灾难时期他又束手无策，除了躲避人们以外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其次是哈丁勋爵，就其性格来说，也只适合于担任下属的角色，但在这里，在英国，却是军队的司令官。虽然他是历次战役的参加者，但是从他的一套管理制度以及他在上院坚持他的一套制度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他从来没有走出过他的营房和办公室。说他一点也不了解作战部队最起码的需要，或者说他懒得去考虑这些需要，这是对他的活动可以作出的最温和的评语。再其次是皮尔的官员们——卡德威尔、格莱斯顿、纽卡斯尔、赫伯特以及tutti　quanti〔诸如此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彬彬有礼、外表可亲的年轻绅士，他们的文雅风度和崇高的感情都不允许他们粗暴地行动或者对这个世界上的事务表现出哪怕是表面的果断。他们的座右铭是“留心看看”。他们对一切都很注意；他们对一切都给予应有的重视；他们对一切都很细心，并指望所有的人注意到这一点以后也会对他们本身给予应有的注意。他们喜欢一切都圆满和平稳。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毅力和实力的征象——不随和那样使他们更厌恶的了。
　　这些软心肠的、老实而虔诚的绅士们厚颜无耻地否认来自军队的关于领导无能而使军队遭到毁灭的消息；既然他们à　priori〔早先〕就确信他们的管理是无可指摘的，那末除了他们以外又有谁会发表这类反驳的言论呢。当指责愈来愈坚决，而来自战场的官方消息甚至使他们不得不部分地承认对他们的指责是正确的时候，在他们的反驳中仍然还继续发出愤懑和讥讽的声调。他们对罗巴克关于进行调查的提案表示反对是一个顽固地公开否认真相的前所未见的可耻例子。伦敦“泰晤士报”、累亚德、斯泰福以至他们原来的同僚罗素都指责这些绅士们在撒谎，然而他们却进行顽抗。整个下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都指责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们仍然进行顽抗。现在他们受到罗巴克委员会的审查并且被揭露了，但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是在继续顽抗。然而现在他们顽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而这将不可避免地促使不列颠军队在组织和管理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