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

卡·马克思3vE品论天涯网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3vE品论天涯网

　　1854年3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3vE品论天涯网

　　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臣们被迫公布了他们在上台后最初3个月中同俄皇来往的秘密公文[100]以及关于1844年沙皇同阿伯丁勋爵会见的备忘录，阿伯丁勋爵是为了向“圣彼得堡报”[101]应战才公布这个备忘录的。
　　现在我就从分析涅谢尔罗迭伯爵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开始，这个备忘录是根据1844年6月俄皇访英之后的通报写成的。备忘录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最符合于保持和平的共同利益”；英国和俄国在这个基础上已经达成协议，并且共同努力来维持这个status quo〔状态〕。“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扰土耳其政府，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外交上的争论去惊动它，非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但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执行这个“不干涉制度”呢？第一，大不列颠不应当妨碍俄国认为必要时对俄土条约所作的解释，相反地应当促使土耳其根据俄国对条约所作的解释来行动；第二，应当使俄国能够“经常地”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总之，对土耳其政府的“不干涉制度”就等于俄国的参与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议表达得远不是这样坦率。
　　看起来备忘录说的是“一切大国”，但是实际上分明在暗示，除了俄国和英国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大国。备忘录说，法国“必须根据圣彼得堡和伦敦之间取得协议的那种行动方式来行动”。奥地利被描绘成俄国的一个简单附属物，既说不上独立存在，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政策，有的只是“通过完全一致的原则”同俄国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的政策。普鲁士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国，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被提到。因此所谓“一切大国”无非是对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的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而一切大国应当据以联合起来的行动方式也无非是由圣彼得堡规定而伦敦必须遵循的行动方式。备忘录中说：
　　这就是俄国为了要求英国帮助自己迫使土耳其根据旧条约作出新让步而向英国提出的公式。
　　俄国就这样温和地提示英国，要它支持自己对土耳其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的要求。
　　俄国在如此叙述了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的前提之后，就不能向自己的亲密朋友隐讳：正是这种不干涉要比任何侵略政策更加危险，它会非常可怕地促使奥斯曼帝国现有的“分解成分”增加起来，因此有朝一日“难以预料的情况会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那时各友好内阁就无力阻止这种崩溃”。接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旦这种难以预料的情况使土耳其遭到不可挽回的灾难，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备忘录指出，一旦土耳其遭到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威胁，唯一必须做的就是英国和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事先达成协议”。备忘录肯定地说，对于这一点，“在俄皇最近访问伦敦期间已经原则上取得一致了”（经过这位专制君主同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伯爵长时间的会商）。结果，“俄英两国承认约定的义务：一旦土耳其发生某种突然事件，双方应事先就共同行动达成协议”。
　　这个约定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第一，俄英两国应当事先就瓜分土耳其问题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谓俄国的alter　ego〔第二个我〕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不得不”，也就是被迫按照它们的目的来行动。这种相互谅解的必然结果就是英国被卷入对法的流血战争，这样就会使俄国放手在土耳其实行自己的政策。
　　备忘录非常坚持地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那些能够加速土耳其崩溃的“不可预料的情况”。但是在备忘录的末尾，这些隐晦的词句不见了，而代之以比较明确的说法：“如果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要崩溃的话”，英国同俄国就应该事先达成协议等等……这样一来，唯一难以预料的情况就是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现在要崩溃了这种难以预料的声明。约定的义务的主要结果就是使俄国有权随时看到土耳其的即将到来的灾难，并迫使英国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就这种不可避免的崩溃进行谈判。
　　因此，在备忘录写好十年以后，英国按规定的形式得到通知说，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现在已经到了事先就排除法国的问题，即背着法国和土耳其来策划阴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由于这个建议，也就出现了圣彼得堡和联合内阁之间来往的一系列秘密文件。
　　1853年1月11日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爵士向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罗素勋爵送去了第一个秘密报告。1月9日晚间，他“荣幸地”在叶列娜大公妃的宫中见到了俄皇，叶列娜大公妃敬请爵士夫人和西摩尔勋爵来同皇室会见。俄皇和蔼可亲地走到他跟前，表示对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非常满意，并祝贺联合内阁长期执政；他请大使向年迈的阿伯丁转达他的祝贺，并请大使告诉约翰·罗素勋爵：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在1853年1月讲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就是备忘录所说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俄国原则上完全一致”的奥地利，在门的内哥罗问题上公开地兴风作浪了。
　　沙皇讲了这些话之后，和蔼可亲地向汉·西摩尔爵士伸出手，仿佛要向他告别。但是汉密尔顿爵士“立即想到话还没有讲完”，于是鼓起“很大的勇气”谦恭地请求专制君主“就土耳其问题稍微详细地谈一谈”。
　　必须指出，汉密尔顿爵士在1853年1月7日的报告里就已经告诉不列颠政府：
　　他在1853年1月8日的报告中说，涅谢尔罗迭曾经把自己对于“必须用武力示威来支持俄国外交”的意见告诉他。汉密尔顿爵士在报告中继续说：
　　俄国熊认为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应当吃掉他。汉密尔顿爵士对于俄国医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诊断有些吃惊，他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不列颠大使感到自慰，因为他觉得他同意沙皇对于土耳其和病症的看法，他要求对病人采取宽大态度等等“至少没有使皇帝感到难堪”。汉·西摩尔爵士关于他第一次同沙皇秘密谈话的报告就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这次vis－à－vis〔会见〕中他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内侍臣，但是他还是有足够的理智来用下面的话提醒自己的内阁，他说：
　　汉密尔顿爵士用以下警句似的箴言来结束自己的报告：
　　乔·汉·西摩尔爵士在1853年1月22日给约·罗素勋爵的报告中说，1月14日他又同沙皇进行了秘密谈话，这次沙皇“单独接见他”。专制君主同意给英国大使讲一讲东方问题。对于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理想和计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对俄国来讲也许只存在一个危险，这就是进一步扩大它本来已经过于广阔的领土。（读者该记得，我在引证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的报告的摘要时已经提出过这一点。）土耳其的status　quo〔状态〕最符合俄国的利益。一方面，土耳其人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还有足够力量，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有足够力量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保证自己得到别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帝国内住有几百万基督徒，他必须关心他们，尽管这个任务有时是困难的，“棘手的”。他的权利、他的义务和他的信仰都同时要求他这样做。后来沙皇突然转到他那个关于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的比喻上来，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病人“在他们手中突然死去”（de　leur　échapper〔从他们身旁消失〕）。“如果在某一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