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希腊人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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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暴动8Vj品论天涯网

　　引起巴黎和伦敦很大不安的苏丹希腊臣民的暴动，现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们认为，再度暴动的可能性还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仔细地阅读了有关整个事件的文件以后，得出了如下的坚定的看法：暴动者只能从品都斯山脉南坡的山地居民中得到补充；他们除了门的内哥罗自由逃民中的虔诚教徒，得不到土耳其其他基督教臣民的同情；特萨利亚平原的居民是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唯一人口众多的希腊移民，他们怕自己的同胞比怕土耳其人更厉害。不应当忘记，这部分居民由于胆小怕事，甚至在希腊独立战争[97]时期也不敢暴动。其余一部分希腊居民估计不过30万人，散居在土耳其帝国的各个城市，他们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基督徒的好感，以致凡是人民运动胜利的地方，如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所有希腊籍教士都被赶走，由本地牧师来接替他们。
　　虽然这次希腊人暴动本身一般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从它使西方强国有了干涉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大多数欧洲臣民（其中希腊人只占100万，而信仰正教的其他民族却有1000万人）之间关系的借口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具有意义。居住在希腊王国的希腊人以及居住在伊奥尼亚群岛受英国统治的希腊人，自然认为自己的民族职责就是在一切操希腊语的地方把土耳其人赶走，使特萨利亚和伊皮罗斯并入希腊国家。让他们甚至幻想恢复拜占庭吧——虽然整个说来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民族，他们是不会相信这种幻想的。但是希腊人关于扩大民族国家和关于独立的这一切计划，在当时曾得到俄国的阴谋活动的支持（不久前被揭露的阿法纳西神甫的阴谋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受到山地强盗的宣扬，但没有得到平原农民的响应，——这一切计划同土耳其臣民的宗教权利问题没有任何关系，而人们却企图把这个问题扯进去。
　　我们从英国报纸以及舍夫茨别利勋爵在上院作的和蒙克顿·米耳恩斯先生在下院作的报告中得悉，英国政府部分地由于这次希腊居民的运动的缘故将采取措施来改善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处境。在这个报告中清楚地指出，西方强国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就是使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或者意味着不论谁信哪一教，根本不分教别地赋予穆斯林和基督徒以政治权和公民权，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国家同教会、宗教同政治的完全分离。但是土耳其国家同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是以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紧密交错而且几乎两位一体为基础的。对于土耳其帝国及其当权者来说，可兰经同是信仰和法律的源泉。但是在可兰经面前，能不能使正统教徒和异教徒、穆斯林和莱雅［注：土耳其用语，从十九世纪初起通常指受压迫的非伊斯兰教居民。——译者注］享有平等权利呢？这实际上必然意味着用新的民法典来代替可兰经，换句话说，就是破坏土耳其社会的结构，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
　　另一方面，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不能叙述国家的历史。在俄国也是这样混为一体的，不过同拜占庭的情况相反，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按照土耳其人的东方概念，在奥斯曼帝国，拜占庭的神权政治可以发展到这种程度：小教区的教士同时是法官、村长、教师、遗嘱执行人、税吏和在民事生活中到处出头露面的受委托人，他不是小公务员，而是百事通。这里可以对土耳其人提出的主要责难，并不是他们限制了基督教教士的特权，相反地是在他们统治之下，这种无所不包的专制监护，这种教会监督和干涉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法耳梅赖耶尔先生在他的“东方来信”中十分开心地描述了一位正教神甫在听到他说天主教神甫没有任何世俗权力、不承担世俗职能后如何惊讶的情况。这位正教神甫惊呼：“那末我们天主教弟兄们用什么来填满自己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