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九卷——大陆和英国的情况

卡·马克思GNp品论天涯网

大陆和英国的情况[255]GNp品论天涯网

1853年8月23日星期二于伦敦GNp品论天涯网

　　德国和比利时的报纸根据本月13日君士坦丁堡电讯，断言土耳其政府已同意维也纳会议的建议。法国报纸也收到了当天发自君士坦丁堡的电报，可是它们只报道说，御前会议表现出接受这些建议的倾向。维也纳收到最后答复大概不会早于8月20日。所以，土耳其政府在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以前或以后派专使到圣彼得堡去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据黑海地区的最近报道，已经刮起的东北风开始破坏正常的航行。停泊在平德列克利和沿海地区其他地点的有些船只，为了不被刮到岸上搁浅，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停泊地。
　　诸君都已知道，由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发生的事件，苏丹［注：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已命令这两位国君［注：吉卡（莫尔达维亚）和施梯尔贝（瓦拉几亚）。——编者注］离开公国，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两位国君拒绝执行他们的宗主国君主的要求。此后，苏丹便以瓦拉几亚国君接待并支援了俄国军队为口实把他革职了。革职敕令于8月9日在贵族会议上宣读，会议决定要求瓦拉几亚国君在现在这个紧急关头不要放弃政权。公爵就这样做了。外交大臣曼努和内务部司长伊万迪斯也被召赴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也托词说他们离开可能引起混乱而拒绝执行命令。因此法国和不列颠的领事都立即断绝了与叛乱政府的一切联系。
　　塞尔维亚的事态转趋复杂化。巴黎“立宪主义者报”在上星期五登载了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消息说，奥地利利用苏丹的困难处境向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不久前视察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奥地利总领事向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声称，奥地利准备出兵占领塞尔维亚，镇压居民中的一切危险活动。公爵拒绝了总领事的建议，并且立即派出专门信使把关于奥地利这一建议的消息通知了君士坦丁堡。列施德－帕沙请求德·布鲁克男爵解释这件事情。后者回答说，总领事曾经与公爵预先商谈过关于奥地利附近发生的令人不安的情况，居住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境上的奥地利臣民有可能被诱参加将在这个省爆发的暴乱。列施德－帕沙回答说，奥地利军队对塞尔维亚的任何占领都将被土耳其政府认为是一种敌对行动，因为土耳其政府自己负责保卫这个省的安宁；此外，列施德－帕沙答应马上派专人赴塞尔维亚考察当地现状并提出报告。
　　一天以后，在几家伦敦报纸上发表了奥国军队进入塞尔维亚的消息。可是这些消息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昨天，也是这些报纸报道，塞尔维亚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可是这些消息也并不更可靠，因为它们根据的是德文Auflauf〔集会、暴乱、骚动〕一词的错误译法；实际上只不过发生了小规模的骚动。德国报纸今天发表了8月9日君士坦丁堡的报道，据称，御前会议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塞尔维亚局势。亚历山大公爵采取的行动获得了完全的赞同并且通过了下述决定：如果奥地利军队企图占领塞尔维亚，那末在必要时将用武力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一个师已被派往波斯尼亚边境。从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私人来信中已经获悉，亚历山大公爵由于与奥地利领事发生冲突，已要求法国和英国领事表示意见，并暂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据说他是前往尼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
　　乌尔卡尔特先生在他今天发表于“晨报”上的文章中谈到塞尔维亚的复杂情况时写道：
　　为了支付各公国被占后的特别费用，莫尔达维亚国君正打算向俄国的银行家借债。
　　保加利亚各要塞粮食奇缺，因此正在厉行节约，各卫戍部队的生活也极困苦。
　　“君士坦丁堡报”[256]援引了来自阿勒颇的下面一段报道：
　　德文的“圣彼得堡报”[257]在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中写道：
　　应当注意，这里极力强调调停者不是四大强国而只是奥地利一国，并且用真正的俄国风格把各国人民的不安同外交官们停止休假相提并论。
　　柏林“国民报”发表了一封7月15日的格鲁吉亚来信，信中说俄国打算在月底对高加索人发动一次新战役，阿速夫海上的舰队已进入备战状态，以便支援陆军的行动。
　　1853年的议会会议已于上星期六结束（议会休会到10月27日）。委员会宣读了一篇极其平庸而且内容贫乏的演说词，这就是女王的诏书。在回答米耳恩斯先生时，帕麦斯顿勋爵向议会担保说，议会对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问题不用耽心，但是除了说“他信任俄皇的诚实和个人品质”，据说个人品质会使俄国皇帝自愿地把军队撤离各公国以外，在这方面他没有做任何别的保证。这样一来，由于帕麦斯顿发表演说反对科布顿先生［注：见本卷第311—312页。——编者注］，联合内阁便自作自受，不得不迫使帕麦斯顿郑重声明他“信任”沙皇的“诚实和个人品质”了。同一个帕麦斯顿在同一天接见了流亡巴黎的波兰贵族团体及其伦敦分支的代表团[258]，代表团向勋爵阁下赠送了贺信和有亚当·查尔托雷斯基肖像的金质、银质、铜质纪念章，大概是为了表示感激1846年勋爵同意把克拉科夫没收[259]以及他在其他场合对波兰的事业所表示的同情吧。这个巴黎团体的伦敦分支的保护人、无所不在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当然是扮演着典礼官的角色。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晋见他的傻子们说，“他对波兰的历史极表关切，这真正是充满苦难的历史”。同时，勋爵阁下也没有忘记特意指出他不是以一个阁员的身分说话，而只是以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私人的身分接见他们的。
　　现在的这次被拖得很长的议会会议的前半期，是被得比内阁的最后挣扎、联合内阁的成立和取得最后胜利以及议会的复活节假期占满了的。至于谈到会议的实际内容，那它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所有旧政党的腐化、议员们的行贿以及所有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们的完全麻木。这一切都暴露在政府的非常有趣的活动中，这个政府收容了各种各样的派别，收容了官场的所有贤人；它把拖延宣布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它企图用各种治标办法来回避困难；它许下种种诺言；它宣称，“所谓执行，就等于某种遗嘱或遗言，表明留遗言的人曾经十分经率”；它在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后又马上把它收回、更改、推翻；它靠着曾经被它严加斥责过的前任的遗产过日子；它把实行自己的各种措施的主动权交给应受它领导的议院；不多的几个无疑是由它拟定的法案也遭到了必然的失败。例如，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和法权方面的改革（不算个别的细节）都拖延下去了。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航运法案等等，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加拿大预备基金法案提出几天以后便被政府自己改得面目全非。至于预算，那末，关于遗产税的法律在财政大臣提出以前，他本人就曾经投票反对过这种税。广告税法案也只是在议院两次推翻了财政大臣的提案以后才被财政大臣设法通过的。许可证制度的新条例经过各种各样的修改以后最后被束之高阁。格莱斯顿先生雄心勃勃地作为一个庞大计划提出来的、与整个预算的气魄相适应的这个条例，被议院通过时已成为一块可怜的补丁，成了各种不相干的、毫无联系的、彼此矛盾的琐碎条款的简单混合物了。印度法案唯一重要的特征——不更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只是在内阁预先宣布特许状延期20年以后才由内阁提出来的。两项的确完全是由“群贤内阁”一手拟就的法律，即关于马车夫的法律和关于国债条款变更的法律，还没有来得及出议院的门坎就被公众嗤之以鼻了，这证明两项法律已经破产。“英国历史上最有力的政府”的对外政策，连这种政策的拥护者都承认是nec　plus　ultra〔极端〕没有办法、不稳定和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国外的事件具有了威胁性、国内暴露出更加可怕的人民不满征象的形势下（这种不满的表现就是空前剧烈和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以及宪章派鼓动的复活），皮尔派官僚、辉格党政治寡头以及假激进主义者在切舍姆街缔结的同盟[260]更加巩固了。在估计统治阶级和内阁的对外政策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点，即同俄国的战争会酿成大陆上普遍的革命大火，现时这大火很容易会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得到避免不了的响应。
　　至于上院，它的活动可以很简单地加以总结。它否决了解放犹太人法案，暴露了它的伪善；它埋葬了工人结社法案，暴露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把爱尔兰土地法案打入了冷宫，暴露了它对爱尔兰人民的利己仇恨心；最后，它恢复了盐业垄断，暴露了它袒护印度的贪赃枉法风气的顽固立场。上院始终同政府暗中勾结，它们商量好如果有过什么进步措施要在下院通过，那末就由开明的上院议员们把它否决掉。
　　在议会休会前提交议会的文件中，有一批英俄政府之间关于多瑙河苏利纳支流航行遭到破坏问题的连篇界牍的来往函件。这批函件是从1849年2月9日开始的，到1853年7月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结果。事情曾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奥地利政府也被迫宣布，多瑙河口已不能通航，它寄往君士坦丁堡的邮件今后将取道的里雅斯特。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是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侵略采取纵容姑息态度的结果。1836年英国政府默认了俄国无理强占多瑙河口的行为，虽然在承认以前它还指示一个商行抵抗俄国政府官员的干涉。
　　同缅甸签订的所谓和约（这个和约1853年6月30日由印度总督的文告宣布，女王还就这个和约向议会祝贺），实际上只是一种休战。阿瓦国王［注：门登。——编者注］为饥饿所迫只好屈服，表示愿意停止军事行动，他释放了英国俘虏，请求解除河道封锁，并且禁止他的军队进攻英国政府卫戍部队占领的密卡岱和东吁这两个地区，正像土耳其政府禁止它的军队进攻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国军队一样。可是阿瓦国王拒绝承认英国想得到勃固或缅甸帝国的任何别的地区的无理要求。英国在与缅甸作战中所获得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建立了一条危机四伏并且存在着争论的边界，而不是可靠的和得到承认的边界。英国极力冲破自己的印度领地的人种边界、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现在，天朝帝国也已经不是英国侵略力量的天然障碍了。英国在亚洲失去了重心，它要进行无止境的侵略。它再也无法控制自身的运动，只有到陆地尽头面临大海的地方它才会止步。因此，英国大概要打开东方最远的国家使它们同西方交往，但它是不能占有这些国家，把它们保持在掌握之中的。
　　南威尔士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不仅尚在继续进行，而且引起了铁矿工人们的新罢工。预料在商务航运法案生效之际不列颠的海员也将实行总罢工，因为这一法案允许招收外国水手，正如海员们所说，这纯粹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资。我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读者诸君注意正在发生的罢工的意义，现在，连伦敦的资产阶级刊物也开始了解这种意义了。例如，“泰晤士周报”[261]上星期六曾指出：

---

　　注释：
　　[255]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只刊载了本文的后半部，即从“1853年的议会会议已于上星期六结束……”起（见本卷第316页）的一部分。——第313页。
　　[256]“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是一家土耳其报纸，从1846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给予津贴，是一个半官方报纸，同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导者。每月出版6次。——第315页。
　　[257]“圣彼得堡报”（《St．-Petersburger　Zeitung》）是1727—1914年用德文出版的日报。——第315页。
　　[258]指波兰流亡者的右翼保皇派，其中心是亚当·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巴黎的私邸——“拉姆倍尔寓所”。波兰的流亡贵族也居住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第316页。
　　[259]指帕麦斯顿在波兰爱国者1846年2月企图在波兰发动起义以实现波兰的民族解放未能成功以后对克拉科夫的地位安排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起义的主要发起者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小贵族分子的叛卖行为以及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了起义的领导者，未能实现普遍起义，只是发生了零星的小的革命暴动。只有在克拉科夫（根据维也纳条约，该城于1815年被宣布为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保护的自由城市），起义者于2月22日获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民族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从1846年7月起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且在1846年11月23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当局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野心。——第316页。
　　[260]指皮尔派、辉格党人和所谓的梅费尔激进派（关于梅费尔激进派见注81）于1852年春在伦敦切舍姆街的约翰·罗素私邸达成的协议。协议规定了对得比的托利党内阁实行共同的反对派的路线，并且规定了一旦得比内阁垮台组织联合内阁的条件。1852年12月成立阿伯丁联合内阁时，在切舍姆街缔结的同盟仍然是有效的，因此辉格党和皮尔派的首领占据了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而梅费尔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也分到了一些职位。——第318页。
　　[261]“泰晤士周报”（《Weekly　Times》）是英国自由派的一家周报，1847年至1885年在伦敦用这个名称出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