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九卷——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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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237]qws品论天涯网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于伦敦qws品论天涯网

　　从今天的“通报”得知：波拿巴为水兵们降低烟价，作为法国舰队在贝捷克湾陷入屈辱地位的赔偿。波拿巴用腊肠争得了王位[238]。他为什么不能试用烟草来维持他的王位呢？不管怎样，东方的纠纷都将导致路易·波拿巴的威信在军队和法国农民的心目中的démonétisation〔下降〕。他们已经懂得，在国内丧失的自由是不能用在国外获得的荣誉来补偿的。“常胜帝国”堕落得甚至不如“群贤内阁”了。
　　我们从刚刚收到的君士坦丁堡的报纸获悉：苏丹告臣民书是在8月1日发表的；俄国驻阿德里安堡领事从圣彼得堡接到了离开土耳其的命令；其他俄国领事正等待类似的命令；君士坦丁堡的报纸在多瑙河各公国被禁止。在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8月1日登载了下面一则关于波斯的消息：
　　欧洲的整个报界都根据从彼得堡发来的密电纷纷猜测对俄国提出并被沙皇接受的建议的内容。帕麦斯顿的“晨邮报”断言：
　　另一方面，来自维也纳的私人信件指出，俄国军舰出现在普鲁特河和多瑙河汇合处上游，这证实了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发表的意见：在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议中根本没有关于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要求；这个建议来自奥地利当局，因为在沙皇拒绝法国和英国的建议后，英国驻维也纳大使［注：威斯特摩兰。——编者注］这位“真正主张和解的人”曾吁请奥地利当局进行调停；奥地利的这个建议正中俄国之意，让它有可能使结束谈判in　infinitum〔遥遥无期〕。据半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239]的消息，俄国允许奥地利只能向土耳其报道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
　　不久前公布的关于人口的官方材料证明，大不列颠的人口正在缓慢地但却是不断地缩减。1853年第二季度


　　最近的一个报告表明迁往国外的人数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数3万人。
　　在人口外流而使人口缩减的同时，生产力和资本却空前增长。马尔萨斯神甫曾否认人口外流会发生这种影响，并且以为自己已通过精细的核算证明了：即使动用世界上所有的船只运送外流的居民，也丝毫不能影响人口的极度增长。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末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贸易部公布的关于1853年上半年到7月5日止的贸易和航运的材料，与1852年同期的出口、进口和航运的材料相比，总的说来有了很大的增长。犍牛、公牛、母牛、牛犊、绵羊和羊羔的进口额大大增加。


　　可可、海鸟粪、原糖、茶叶等的进口量减少了。至于出口，有下述材料表明：


　　至于棉纱——这里包括亚麻纱和毛纱——出口额在数量方面是减少了，但根据公布的价值，出口额却大大增加，出口价值如下：


　　在工厂制品的进口方面，鞋、靴和手套增加最多，玻璃商品、钟表、毛织物和印度绸减少最多。在出口方面，亚麻织品、丝织品、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增加最多。至于食品的进口，如果不算谷物和牲畜，几乎所有增加了进口的项目都证明英国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消费量增长的比例大大超过工人阶级的消费量增长的比例。例如，酒类的消费量增加了一倍，而可可、原糖和茶叶的消费量则显著地减少。
　　在关于联合王国小麦收成的260个报告书中，只有25个报告书提到收成很好，有30个报告书估计是中等年成，有200个以上的报告书则直截了当地宣布收成很差或很坏。燕麦、大麦和大豆的收成看来不坏，因为水分足，有利于这些作物；但马铃薯是全国歉收。约·斯特治先生和查·斯特治先生的公司在他们最近的一个关于小麦收成的通报里指出：
　　指望1854年的收获很早，看来没有什么特殊根据，因为经验表明：歉收年份正如丰年一样，通常都是连续的，而从1848年起，好几个丰年已经连续得很久了。英国将向其他国家订购足够的粮食，这一点没有丝毫疑问；但是自由贸易派所期望的英国工业品的输出与谷物的输入相平却是没有指望的。此外，在输入可能超过输出的同时，国内工业品消费量也将缩减。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现在已经在逐周减少，并且已降低到17739107英镑了。
　　上院在上星期五的会议上否决了下院通过的工人结社法案。这一法案不过是1825年旧结社法[240]的新解释，其目的是通过取消结社法中一些难懂的和意义含糊的词句的方法，使工人与企业主在他们结社的合法性被承认方面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每当工人这帮愚民要求权利而不是要求慰问时，多愁善感的贵族们就要大发雷霆，因为他们喜欢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忠顺奴仆来看待。所谓激进派报纸当然就拼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痛斥贵族是无产阶级的“一贯仇敌”。我决不否认这一点。不过，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激进派本身，看一看工人的这些“天然的朋友”吧。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曾向诸君报道，曼彻斯特的纺纱工场的场主和工厂主组织了一个抵制工人要求的协会［注：见本卷第256页。——编者注］。这个组织叫做“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建立这个协会是要追求以下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其办法是成立地方的纺纱工场场主和工厂主协会，由中央委员会领导。
　　他们不愿让他们的工人建立同类的组织与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这种组织分庭抗礼。他们想用组织集团的垄断权来巩固资本的垄断。他们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工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人与他们争论。他们想成群结队地进攻，但希望别人单枪匹马地反抗。用曼彻斯特的激进派和典型的自由贸易派的语言来说，这叫做“诚实的竞争”。
　　上院8月9日会议本来是要决定下院经过10个月讨论后通过的3个爱尔兰法案的命运。地主和租佃者法案废除了有关不动产典契的法律。这在目前就给合法出卖小地产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在典地产法令不适用于小地产。租佃权法案修改并概括了60个以上的禁止签订为期21年的租佃契约的议会法令，处理了租佃者根据相应的合同作了改良设施的补偿费问题，并且不许采用转租制。最后，租佃者改良设施补偿费法案规定，租佃者在没有与地主签订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所作的改良设施应予补偿，还有一条规定这一法律具有回溯效力。当然，上院是不可能反对议会干涉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的，因为从爱德华四世时起到现在，上院从未中止把处理这些关系的立法法令大量载入法律汇编，而且上院本身的存在也是以有关地产的法律为基础的，继承法就是一例。但是，在自己事务中一向以公断人身分出现的各位上院议员，这一次却暴跳如雷，这在这个养老院中是很难遇到的。
　　贵族们竟然以拒绝封建的效忠誓[241]来威胁王室，并且暗示有可能发生爱尔兰地主的叛乱。
　　阁下，请平静一些，平静一些！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们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呢？——一名治安法官，两名警察。大不列颠地主叛乱！谁听说过比这更希奇的古董！不过，寒酸的贵族们早已只靠古董生活了。他们为了反抗下院和舆论，当然要自我振作一番。
　　罗登伯爵叫道：
　　换言之，勋爵阁下是认为爱尔兰极其关心罗登伯爵的幸福。“这不是党派的问题，而是所有贵族的问题”——这就是上院的一致呼声，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两党之间，在辉格党贵族和托利党贵族之间，在属于联合内阁的贵族和属于在野派的贵族之间，一开始就暗中商妥不让上述法案通过，而整个激烈的争论不过是一幕为报界采访员上演的闹剧而已。
　　如果回想起：成为激烈争论对象的这些法案的原作者不是联合内阁，而是得比内阁中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纳皮尔先生；再回想起：在爱尔兰最近一次选举时，托利党人曾引用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法案，那末，就会十分清楚这个内幕了。下院在托利党政府草案中所作的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禁止因欠租而夺取租佃者的青苗。马姆兹伯里伯爵大叫：“这不是那些法案”，并问纽卡斯尔公爵能否在这方面相信他。公爵回答说：“当然，不。”“那您相信谁的话呢？”——公爵的回答是：“相信纳皮尔先生的话”。伯爵说：“这就是纳皮尔先生的信，它确证这不是那些法案。”公爵反驳道：“这是纳皮尔先生的另一封信，它确证这就是那些法案。”
　　如果托利党人仍然执政，那末现在属于联合内阁的贵族们就会投票反对爱尔兰法案。但是，既然是联合内阁执政，那末，反对自己的提案的任务就落在托利党人肩上了。联合内阁从托利党那里继承了这些法案，并使爱尔兰派的代表参加了自己的内阁，当然不能在下院投票反对这些法案。但是，它相信上院不会让它们通过。纽卡斯尔公爵的反抗本来就很怯弱，但阿伯丁勋爵声明，他同意法案通过二读的正式程序，即事实上在本届会议仍然不予通过。结果正是这样。前内阁的首脑得比勋爵，本届内阁的挂名大臣兰斯唐勋爵以及爱尔兰的一个大土地占有者都很聪明地推说身体不适而没有出席。
　　在同一天，下院在三读中通过了出租马车税法案，恢复了十四世纪的马车官价，并通过了弗·斯卡利先生提出的出租马车主组织罢工应予法办的条款。我们现在不能细述国家干涉私人事务的问题。只想指出，这一切都是在自由贸易派的议院中实现的。不错，议院断言，在运载业领域中存在着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奇怪的逻辑！起先向私人行业课以所谓的特许税，并为它制定特别的警察条例，然后又声明，这一行业正是由于税重，所以失去了自由的性质，变成了国家垄断。
　　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也在全院委员会通过。除为数不多的已被判服苦役的罪犯仍将流放西澳大利亚之外，流放到苦役移民区的刑罚被这一法案取消。罪犯先服一定时期的监禁，然后可获得假释（但可能取消）和在大不列颠的居住权；他们将被用于公共工程并得到政府规定的工资。最后这一条的慈善目的，是通过强迫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竞争，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为地造成剩余；同时，这些慈善家们又禁止习艺所的贫民参加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害怕造成对私人资本的竞争。
　　迪斯累里先生所指导的最熟悉内阁的一切秘密的伦敦周报“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可见是在彼得堡急电到达之前——刊登了下面一则有趣的报道。
　　君主权力在大不列颠被认为是徒有空名的，——正因如此，所有党派才不和它计较。如果你们问英国的激进派，为什么他们的党放弃反对王室特权的斗争，他们会回答你们：这种特权不过是装装门面，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会告诉你们，维多利亚女王只有一次大胆表现了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为御前女官而起的冲突，这次冲突使她遭到戏剧性的失败。当时，她想把辉格党的御前女官留在身边做entourage〔近臣〕但后来不得不向罗伯特·皮尔爵士让步，辞退了她们。但是，与东方问题有关的许多情况，——内阁的政策不可理解，外国报界提出责难，俄国大公和大公夫人在英国似乎处于和俄国专制君主开战前夕的时刻接踵访问，——证实了下述传闻：在整个东方危机继续期间，英国宫廷都是同俄国串通的，所以它使善良的老阿伯丁留任首相，使摆出来给人看的与法国的同盟瘫痪，并抵制正式采取的反对俄国侵犯的措施。人们暗示说，英国舰队完全是为了科堡王室的利益而支持葡萄牙的反革命[242]。盛传帕麦斯顿勋爵也是由于宫廷的阴谋而被解除了外交部的职务。又说，维多利亚女王和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人们还记起，女王的丈夫是一位科堡王室的人［注：阿尔伯特亲王。——编者注］，她的叔父也是一位科堡王室的人［注：列奥波特一世。——编者注］，后者作为比利时国王和路易－菲力浦的女婿，非常希望波拿巴垮台，并且在他的儿子和奥地利公主结婚后已被正式接纳入神圣同盟。最后，人们还把英国对俄国客人的接待同俄国最近对英国旅行者的逮捕和挑剔作比较。
　　几个星期之前，巴黎的“世纪报”写文章反对英国宫廷。一家德国报纸也发表了一篇详细论述科堡－奥尔良派的密谋者的文章，说这些密谋者为了王朝的利益，通过列奥波特国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迫使英国内阁实行危害西方各国、鼓励俄国阴谋的方针。布鲁塞尔的“民族报”[243]刊登关于在伦敦举行的内阁会议的长篇报告，说女王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声明：妄图圣地的波拿巴是当前纠纷的唯一罪人；俄国皇帝想加在土耳其身上的屈辱，要比他的法国敌手所想的少；她决不为了某某波拿巴的利益而发出同意对俄国进行任何战争的王令。
　　关于这些传闻，“晨报”说得非常委婉。这些传闻在公众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在每周报刊上引起了相当审慎的评论。
　　甚至在第一流伦敦周报中首屈一指的“观察家”[245]，也用简洁的标题“又是俄国人”发表了关于俄国客人光临的报道。在这家报纸的一篇社论中有如下的话：
　　像“观察家”这样的报纸也不能提出更明显的暗示。我上面引证的那篇文章在结束时把英吉利君主国同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作了如下的比较：
　　关于本年度（截至1854年3月31日止）拨款5820英镑用来抵偿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建筑工程费、修理费、家具费等等的问题，魏兹先生在表决时问道：最近30年来按规定每年拔出的1100英镑的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维修费到哪里去了？威廉·摩尔斯沃思爵士不得不承认，公款滥用掉了；还承认，根据政府派往巴黎的建筑师阿耳巴诺的报告，英国大使的官邸破败不堪。房子周围的游廊坍了；墙也倒了；房子好几年没有粉刷；楼梯不稳；污水并发出恶臭；房间里满是寄生虫，并且在桌上乱爬；家具和窗帘上幼虫密布，而地毯被狗屎猫屎弄得污七八糟。
　　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关于消除煤烟措施的法案通过了二读。如果这一提案能实行，英国的首都将焕然一新，市内除上院和下院外，将不再有一所肮脏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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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37]本文经删节后转载于1853年8月27日在纽约出版的德文“改革报”（《Reform》）。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缺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以及倒数第二段。——第278页。
　　[238]马克思讽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在准备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用来在军官和士兵中招募拥护者的方法。在路易·波拿巴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阅兵时，曾经请军官和士兵大吃腊肠、冷盘禽肉和香槟酒等。——第278页。
　　[239]指“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它是从1619年到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一家德国报纸，该报纸在五十年代是联邦议会的机关报，从1952年起用本名出版。——第279页。
　　[240]见注125。——第283页。
　　[241]上院议员根据中世纪的传统必须向王室宣读庄严的誓言（效忠誓）。同时，中世纪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授权英国封建主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第285页。
　　[242]指英国于1846—1847年葡萄牙人民起义反对国内反动制度期间，支持在葡萄牙统治的科堡王朝的支系。这次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第288页。
　　[243]“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organe　quotidiendémocrate　socialiste》）是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于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289页。
　　[244]“先驱”（《The　Lead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创办于伦敦。——第289页。
　　[245]“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