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88]
1853年5月1日于伦敦
从前的皇族通常都养有替挨打的孩子，这些孩子享有一种光荣的权利：每逢王孙公子违犯了某种规矩，他们就要拿出自己低贱的脊背来领取一定数量的鞭笞。欧洲现今的政治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它建立了一批小小的缓冲国，这些小国在发生任何细小纠纷，足以破坏和谐的“均势”的时候，都扮演着替罪羊的角色。为了使它们能够相当体面地担任这种不平常的角色，在“集聚一堂开会的”欧洲[89]的一致同意下，并通过十分隆重的仪式，宣布了这些小国为“中立”国家。希腊就是这样的替罪羊或替挨打的孩子；比利时和瑞士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些现代的政治替罪羊的特殊的地方，仅仅是它们由于生存条件不正常而很少受到完全不应该的鞭打罢了。
在这一类国家中，现在最典型的要数瑞士，
〔不管暴戾的国王们做了什么事，遭殃的都是……〕［注：见贺雷西“书信集”第二册第二封信；这一行的终了是achivi——亚该亚人。——编者注］
对于瑞士的这种光荣的政治地位，欧洲舆论界有一句虽然有点含糊而粗鲁但是很能说明其特征的话：欧洲的统治者为了使共和政体丢脸，就制造出了一个瑞士。的确，梅特涅或基佐会一再这样叫嚷：如果没有瑞士，就应当造出一个来。对他们来说，瑞士这样的邻邦是一个真正的无意中的收获。
不要以为我们会重复真革命派或假革命派不久以前对瑞士和它的设施所提出的各种责难。早在1848年运动以前，德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就已经分析了这个问题，指明了为什么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瑞士会一直跟不上欧洲进步的脚步，为什么这个表面上一片共和主义气象的国家实质上总是反动的[91]。由于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当时甚至遭到各种民主空谈家和撰写华而不实的秘密作品的作者的猛烈攻击，他们把瑞士捧作他们的“模范共和国”，这样一直到他们亲自尝到瑞士的模范制度的滋味时为止。现在，这个道理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道理，任何人都不来争论了，所以我们只要用几句话就可以把真实的情况说个清楚。
大部分瑞士居民非牧即农，在高山地区都经营畜牧业，在土壤适合耕种的地方都经营农业。牧民部落——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们为部落——属于文明程度最低的欧洲人之列。即使他们在举行审判会时不像土耳其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那样采取砍脑袋和割耳朵的办法，但行为野蛮的程度也并不逊色。在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的瑞士雇佣兵就充分证明了，瑞士人能干出怎样残暴凶狠的事情来。农民像牧民一样守旧，他们同美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毫无共同之处；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变动，生活才有来源，这些农民每年都开垦出面积超过瑞士整个领土很多的耕地。瑞士农民耕种的还是从前他父亲和祖父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他们像祖辈父辈一样耕种得马马虎虎，收获的东西也差不了多少；他们的生活同祖辈父辈差不多，因此他们的想法也几乎完全一样。如果不是有封建义务，如果不是一部分由贵族世家、一部分由贵族的市镇公所向他们抽取捐税，他们在政治生活方面就会像他们的邻居——牧民那样守旧。瑞士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工业居民，在文明道路上自然要比上述两个阶级前进得多；然而这一部分居民，由于他们生存的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不到现代工业体系对西欧所起的那种巨大的进步影响。在瑞士，人们几乎不知道利用蒸汽；大工厂仅仅在少数地方才有；人力便宜，人口稀少，适合修建磨坊的山地小河比比皆是，——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就促使瑞士建立与农业错综结合的小型分散的工业，这是对瑞士最适合的工业生活形式。例如，某些州的钟表工业和涤带工业以及稻草制品及刺绣品等等的生产很发达，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造成新的城市，甚至没有使现有的城市有所发展。日内瓦和巴塞尔这两个最富裕、在工业方面最发达（还有苏黎世）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扩展。因此，瑞士的工业如果还是几乎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形式，那末可以想见，在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头脑中，除了适应这种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思想。如果蒸汽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
匈牙利宪法和大不列颠宪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某些马扎尔政客曾经利用这种情况，企图以此为根据硬要我们匆忙做出匈牙利民族并不怎样落后于英吉利民族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布达的小商人和郎卡郡的棉纺大王之间的距离，或匈牙利草原上的流浪镀锡工和英国工业中心的宪章派工人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千百哩，而且是千百年。同样，瑞士也很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小美国。但是，如果撇开政治制度上表面的类似之处，恐怕再也找不到像美国和瑞士这样两个彼此极不相同的国家了。美国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变化，它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国家，对于这个使命的规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到现在才开始窥见一些头尾；而瑞士却停滞着，如果不是邻邦的工业成就违反它的本意把它硬朝前推的话，那末，无休止的细小纷争归根到底会使它永远踏步不前。
对这一点还有怀疑的人，看一看瑞士铁路的历史就会相信了。如果没有从两侧纵贯瑞士南北的过境铁路，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不会修起一条铁路来。现有的铁路都是晚了20年才修建起来的。
1798年的法国入侵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使瑞士农民得以摆脱封建义务，使工商业居民得以摆脱贵族和行会的中世纪的控制。有了这点进步，在州政方面的革命就算完成了。最先进的州都取得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宪法。州的革命又影响了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和执行机关。在州里失败的政党在中央仍然很有势力，因而斗争又起。1840—1847年普遍的政治运动，在欧洲各地都引起了演习性的战斗，或者为决战准备了基础。由于大国竞争，这个运动在所有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里都使从性质上看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派得到了好处。当时瑞士的情况也是这样；英国从道义上支持，基佐迟疑不决，梅特涅的手脚又被意大利的困难局面拖住，所有这一切都帮助瑞士人顺利地渡过了同宗得崩德的战争。1830年在各个自由派的州里取得胜利的政党，这时就夺得了中央政权。1848年的革命使瑞士人得以改革他们的封建宪法，使宪法同大多数州的新的政治组织一致起来；所以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瑞士已经达到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般所能取得的政治发展的顶点。瑞士联邦的新宪法是完全符合国家需要的；在币制和交通工具方面一直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工业生活的立法措施，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可惜得很！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要对这种改革感到羞愧，——传统的绊脚石是那样多，社会状态是那样原始，直到现在，一进行这些改革就暴露出来。
能够说明1848年瑞士宪法成就的，顶多不过是最文明的一部分瑞士人通过宪法的施行表达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由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愿望。但是他们能不能摆脱有特权的商业公所、行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中世纪的宝贝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国家的性质，只要一度看到过那些握有“既得权利”的尊贵人物是怎样死顽固地反对甚至最必要的改革，都会觉得很成问题。
因此，正当欧洲大陆以往的全部稳定局面都被1848年革命连根摧毁的时候，自行其是的瑞士人仍然继续安静地生活在自家的小圈子里。巴黎、维也纳、柏林、米兰的革命，都成了他们进行州际摩擦的多种借口。欧洲发生大地震，甚至瑞士的激进派也只是觉得地震可以把他们的保守的邻居家的锅碗震碎，造成麻烦而已。在争取意大利独立的时候，撒丁曾经迫切要求同瑞士结盟，如果当时瑞士能出2万或3万人加入撒丁军队，那末毫无疑问，奥地利人很快就会被赶出意大利的。在那不勒斯有15000名瑞士人站在敌对意大利自由的一方作战，既然如此，瑞士为了维持它那大受称赞的“中立”，总该派出同样多的人去援助意大利人，但是关于结盟的建议被拒绝了，这样，在断送意大利的独立事业方面，瑞士人和奥地利的刺刀就起了同样的作用。此后，革命派连遭失败，意、法、德的流亡者全部涌向了中立的瑞士。但是这时中立已经完结，瑞士的激进派对于既得的成就已经心满意足，于是，那些使瑞士的监护人和天然统治者——大陆各国的专制政府——的力量受到牵制并使瑞士人得以顺利进行国内改革的起义者，现在在瑞士就遭到了种种欺侮，只要追捕者提出要求，就被驱逐出境。而在此以后，瑞士的邻国政府就一个接着一个向它施加了一系列的欺侮和凌辱；如果瑞士的民族性有点基础，如果瑞士的独立不仅是存在于传说和颂词中，那末每个瑞士人看到这种情况血液都会沸腾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民族遭到过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那些二流的德国小邦对瑞士的那种待遇。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面对着即使是减半的屈辱性的要求而不作决死抵抗。各邻邦政府竟敢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瑞士领土上行使警察权力，它们不仅对流亡者行使这种权力，而且对瑞士警察人员也行使这种权力。它们表示不满意瑞士的下级警务人员，要求把他们撤职；它们甚至暗示瑞士必须修改某些州的宪法。而瑞士政府对任何无理要求都低声下气地作了回答。即使它在措词上有时带点抗议味道，那末也不必怀疑，它在实际上会用加倍的逢迎来弥补这一点。屈辱一个接着一个忍受，命令一个接着一个照办，直到欧洲对瑞士的普遍鄙视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瑞士所受的鄙视甚至超过了两个在“中立”方面同它不相上下的国家——比利时和希腊。而现在，在它的主要敌人奥地利向它提出的要求已经蛮横到甚至像德律埃先生这样脾气的政治活动家不稍作抗议都难以忍受的时候，瑞士在它给维也纳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决的照会中只不过是表演了一下它是如何卑屈而已。
瑞士在照会中痛骂争取意大利独立的战士们，其实这些人不仅根本没有表现过任何大逆不道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倾向，而且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希望意大利有甚至像瑞士现行的这种宪法；这些连马志尼的夸夸其谈都不敢学的人，瑞士在照会中竟然骂他们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和一切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当然，对马志尼使用的词句就更其凶狠了；然而大家知道，马志尼不管搞什么密谋和暴动，仍然和德律埃先生本人一样，是一个现代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因此，交换这些照会结果只弄明了一件事：在原则问题上，瑞士人已经向奥地利人让步。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瑞士人今后在实际事务中不向奥地利人让步呢？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一个蛮横和强硬的政府都能从瑞士人那里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大多数瑞士人生活的孤立性，使他们根本感不到共同的民族利益。当然，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河谷、同一个州的居民是同心合力的。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想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起来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共同目的而斗争。每一次外国入侵时，情况只要一严重，例如在1798年，这个瑞士人就对那个瑞士人变脸，这个州就出卖那个州。奥地利人毫无理由地从伦巴第赶走了18000名德森人。瑞士人为这件事正在大吵大嚷，并且为自己受难的同联邦人发起募捐。但是，只要奥地利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让那些德森人回去，那末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瑞士的社会舆论就要来个惊人的转变。他们对募捐将表示厌倦，并且会说德森人一向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这是咎由自取；还会说德森人实际上不是瑞士联邦可靠的成员（Keine guten Eidgenossen）。另外还会说，被驱逐的德森人要散居到瑞士其他各州，会“夺去当地人的工作”。要知道，在瑞士的一个人不算是瑞士人，而算是这个州或那个州的当地人。当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这些威武的同联邦人会怎样发泄自己的愤恨，会怎样制造各种各样的倾轧来对付这些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这些德森州的瑞士人将怎样同逃到瑞士的流亡者一样，成为被仇视、被迫害和被诽谤的对象。这样，奥地利就将得到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还有很多额外的东西，奥地利一要就会到手。
到欧洲各民族能够自由而正常生活的时候，它们就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处置这几个在反革命得胜时期对反革命曲意逢迎，对任何革命运动都采取中立的甚至敌对的立场，同时还冒充为自由独立民族的小小的“中立”国家。不过恐怕不到那个时候，病体上的这些赘瘤就连影子都没有了。
|
弗·恩格斯写于1853年4月26日左右 载于1853年5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7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88]“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之后接着又略加删节以“瑞士”为标题用德文刊载于1853年6月1日和4日的纽约“改革报”。从此以后，“改革报”就常常刊登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的译文或摘要。在“改革报”上转载马克思载于“论坛报”的文章的，主要是前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
“改革报”（《Die Reform》）是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多数成员是德国的流亡工人。该报从1853年3月5日至1854年4月26日在纽约用德文出版，起初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两次，从1853年10月15日改为日刊。该报的编辑之一是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约瑟夫·魏德迈，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保持着激进的性质。该报时常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也约请自己的同志（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为该报撰稿。这家报纸也受到编辑部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末期占了上风。——第101页。
[89]指维也纳会议（1814年9月—1815年6月）。1815年3月20日，几个大国，即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签署了一项关于保证瑞士“永久中立”的宣言。——第101页。
[90]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在1851年12月—1852年1月间，这次冲突是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驱逐法国的共和主义流亡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反对者而起的。在1836年，瑞士政府曾受到法国七月王朝的带有军事行动的威胁，因为当时瑞士政府让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路易·波拿巴本人，在瑞士避难；这次，瑞士政府又像1836年一样，被迫作了重大的让步。
纽沙特尔（德文名是诺恩堡）是瑞士的一个州，这个州同时又是普鲁士君主国的藩属。由于1848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纽沙特尔州宣布脱离普鲁士，成立共和国。因此在普鲁士和瑞士共和国之间便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次冲突一直继续到1857年，只是由于其他大国特别是法国进行了外交干涉，普鲁士国王才被迫放弃了对纽沙特尔的要求。
奥地利与瑞士在1853年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在1853年2月6日米兰起义失败后从奥地利统治下的那些意大利州，特别是从伦巴第州，流亡到瑞士的德森州居住。——第102页。
[91]见恩格斯的“瑞士的内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上，该报从1847年秋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85—393页）。——第102页。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