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九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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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SJx品论天涯网

［注：俏皮话：“肥皂”原文是《soap》；“贿赂”、“偿钱”原文是《sop》。——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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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知道，预算只不过是国家本年度预期收入和支出的一览表，它是以上一年度的财政经验即平衡表为根据的。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件作品就是1852—1853年度的预算平衡表。当迪斯累里先生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他曾规定1852—1853年度的预期收入为52325000英镑，同一时期的预期支出为51163000英镑；这样，他预计结余1162000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根据账目确定实际平衡表时发现，上一年度的实际收入等于53089000英镑，而实际支出额则只有50782000英镑。实际结余有2307000英镑，或格莱斯顿先生计算的246万英镑（这个数目是用我们不能理解的什么方法计算的）。
　　已经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或者确切些说，议会已经习惯于把财政大臣看做是一个神秘的魔术师，能利用谁也不知道的神秘的法术创造出国家的全年收入；所以毫不奇怪，不管这个重要人物是谁，他总是力求不戳穿这个对他说来是如此体面的假象。因此，如果国家由于扩大了生产而能够使税收进项超过规定的总额，那末可以确信，那个因为这个缘故而能使结余超过他的前任所答应的结余一倍多的财政大臣，无疑要被称赞为一位十分杰出的理财能手。格莱斯顿先生的光辉的思想也就在这里，这种思想在议院的捍卫联合寡头政治的人当中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应有的评价。
　　结余二百四十六万英镑！
　　但是，这二百多万英镑的结余，议院一文钱也不允许给予人民。那末，这些钱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格莱斯顿先生解释道：
　　议院曾经从迪斯累里先生那里知道，结余无论如何总要超过100万英镑。根据这种情况，议院筹款委员会[83]就大大方方地批准了以下预算之外的补充拨款：


　　此外，正如格莱斯顿先生宣布的，在这些支出中还应当加上：


　　格莱斯顿先生仍然认为总数是1654000英镑（大概是没有把同卡弗尔人打仗的拨款计算在内，因为这一次支出还没有确定）。如果从最初估计的（只是名义上的）246万英镑的结余中扣除这个数目，那末实际结余只有806000英镑，或格莱斯顿先生计算的807000英镑。尽管如此，议院还被警告说，甚至在这笔微小的款项中还要扣除22万英镑，因为这笔进款预计来自临时收入而不是来自固定收入。这样，起初大肆吹嘘的两百多万结余，最后终于缩减为587000英镑了，这个数目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以赖以进行哪怕是最微小的税制改革的真正广泛的基础。但是，既然一再向国家保证，政府是实行改革的，那末，改革就一定要进行，因而，格莱斯顿先生也就立即着手草拟改革计划了。
　　一个像休谟先生那样平庸的自由贸易论者，或许会劝财政大臣把自己的结余用来做一件好事：取消外国商品的关税（根据海关统计材料，外国商品所纳的税收恰好也是587000英镑）。但是，对于像格莱斯顿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和深谋远虑的财政炼金术士来说，这样的建议是陈腐的，平凡的和庸俗的！难道可以设想，对于一个打算不多也不少刚好消除全部国债的人来说，仅仅缩减50万英镑的税收就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吗？为了这个渺小的目的，当然值不得把那位桑科·庭伯尔［注：指查理·伍德，他从1846年起担任财政大臣，但在1852年联合内阁成立时被任命为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这里的名字是双关语：庭伯尔（timber）在英文中意为“木材”，“木料”，伍德（wood）意为“木头”。——编者注］打发到印度的巴拉塔利亚去，以便把他的位子让给联合内阁财政上伟大的唐·吉诃德。
　　格莱斯顿的税制改革就像牛津街上的店铺一样，傲视行人的招牌在闪闪发光：
　　“大减价！”
　　“马上省下五百几十万英镑！”
　　这倒是可以吸引人民的注意，甚至可以使最顽固的议会老太婆们着迷。
　　让我们到这个店铺里去看看吧。“格莱斯顿先生，请把您的价目表拿出来看一下。先生，您所说的东西实际上究竟是什么？降低500万英镑吗？”格莱斯顿先生回答道：“当然，亲爱的先生，您想看一看数字吗？下面就是这些数字：


　　当然，缩减5315000英镑的税收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个极端自由主义的预算是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呢？无疑是有的。否则怎么可以把它叫做改革呢？要知道，宪制改革也像牛津街上的店铺一样，不管它们的门面装点得多么好看，缺点必然是很可观的。
　　不管这个预算费了多少心机，人们的智慧最终会揭穿它的秘密。格莱斯顿先生的钱包里只有五十万英镑，但他却要送给公众五百五十万英镑的礼物。这些钱从哪里弄来呢？很明显，正是从那些现在被他的慷慨弄糊涂了的被愚弄的公众的口袋里弄来的。他送给公众一件礼物，同时却向公众提出了付出同等代价的要求。自然，不是以直接的挑衅形式提出来的，甚至不是向那些现在他想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人提出的。他立意要同各式各样的顾客打交道，于是魔术家罗素就教会了炼金术士格莱斯顿，应当用什么方法在明天来补偿他今天所作的慷慨牺牲。
　　格莱斯顿把旧的税收削减了5315000英镑。格莱斯顿增加了新的税收3139000英镑。这看起来仍然使人觉得，好像格莱斯顿使我们得到了2176000英镑的好处。但是要知道，格莱斯顿最多不过是只当一年的大臣，而今年他计划削减的税额只有2568000英镑，这将使收入减少1656000英镑，而这笔钱将由拟定在今年增加的1344000英镑的新税收来弥补。312000英镑的差额仍然应当从预算规定的807000英镑的实际结余中得到补偿。扣出这一切之后，仍然还有495000英镑的顺差。
　　联合内阁的预算的基本特点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想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内阁预期会特别受到赞扬的条目，以及议会中各个反对党派最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最后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尽管格莱斯顿力图引起轰动，力图借助大大降低税收的办法来保证他的财政专家的光荣和在人民中的声望，但他感到还是有必要利用一个漂亮的、乍看起来是合理的借口，来提出关于增加3139000英镑税收的建议。他懂得，如果不用议员和资产者的词句使他的谋划具有某些维护“原则”和“正义”的色彩，那别人就不会让他修改整个税收制度而不适宜地、绝非正当地专门满足个人的利益。因此，他很机灵地决定利用他摸得很清楚的立法界的柏克司尼弗们的弱点，说什么“要公正地扩大某些税收的范围，以便在这方面达到最终的和持久的平等”，用这样一些悦耳动听的话把他增加社会负担的计划巧妙地掩饰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他选择了以下几种税：
　　（1）遗产税，
　　（2）酒精消费税，
　　（3）所得税。
　　格莱斯顿要求把遗产税同样地加到所有各种财产上。由于地产至今都没有征收这种税，所以估计这个建议应当使厂主和商人感到满意。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应当征收酒精消费税，以便使那里的酿酒业和英格兰的酿酒业处于平等的地位。
　　最后，征收所得税的范围应当扩大到年收入为100至150英镑，以及扩大到爱尔兰。自然，格莱斯顿不能期待他的关于所得税的建议会引起特别的掌声。但是，这一点在我们谈到反对预算的意见时再谈。
　　除去关于遗产税和酒精税的建议之外，内阁无疑地认为根据自由贸易政策的精神降低大量进口商品税是最好的诱饵；而店主、家庭主妇以及一般小资产者，在还没有认识到消费者从降低关税中，至少是从降低茶税中只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因为大部分利益有被公司老板和垄断生产的资本家的利润吞噬的趋势）以前，也可能会纷纷赞成这样做。然而，肥皂税是完全取消了，像格莱斯顿所希望的，这一措施不仅应当帮助人民摆脱不整洁的、不卫生的寒伧相，使所有的面孔都变得清洁、潇洒和幸福，而且还应当彻底废除对黑人的奴役，结束无数“汤姆叔叔”的灾难，因为它将促进“非洲棕榈油的合法的贸易和生产”。格莱斯顿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他决心在吹嘘自己的手段方面赛过最世故的服饰商人和最会吹的江湖骗子。格莱斯顿还给这些诱人的前景添上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贿赂，其中包括送给爱尔兰旅的几百万英镑的贿赂，即豁免由于饥荒而贷给爱尔兰的国债，还包括送给“泰晤士报”这个“善良的阿伯丁”及其联合内阁的同僚的可靠支柱的贿赂。这后一种贿赂就是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附刊的印花税。大家知道，在所有的报纸中，只有“泰晤士报”发行大量这样的附刊。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反对派可能提出的对预算的反对意见。由于上星期一下院的辩论只不过是试探性的交锋，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定期刊物尽可能来了解各个党派的意图。然而，在定期刊物中我们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泰晤士报”、“纪事报”和“邮报”实际上已成了联合政府的附属品，而“每日新闻”也未必能算作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此外，这个报纸的立场非常动摇，看来它已经完全被自由贸易性质的建议迷住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先驱报”——托利党保守派的机关报，我们就会发现，该报已经发表了明确的意见，而且是以真正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发表的。
　　因此，托利党人无疑将会反对格莱斯顿的草案，而迪斯累里也一定会要求恢复他在扩大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和降低茶税方面被窃走了的桂冠的所有权，以及要求承认他的被格莱斯顿如此无耻地攫为己有的其他功绩。土地贵族即使不得不忍心再一次丧失自己的特权，那末它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保持自愿放弃这些特权的功绩。但是，由于它不能把关于遗产税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据点，所以迪斯累里将使它团结在要求区分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这个原则的周围。站在这个立场上，迪斯累里将能争取爱尔兰旅的很大一部分人成为自己在斗争中的同盟者。很明显，爱尔兰人永远不可能承认，而且也没有承认英格兰人预先使爱尔兰居民破产然后再强加于他们的国家的债务。姑且不谈这一点，从纯粹实际的观点来看，豁免想像中的300万英镑资本的利息，在他们看来是对实行所得税和酒精消费税的极其不等价的让步。至于曾经向自己的选民庄严地保证即使不废除至少也要修改所得税的曼彻斯特学派，所能期待于它的只是：它将像一个生意人一样，考虑的不是政治荣誉，而只是有没有好处。而从格莱斯顿的“整个”预算所得到的好处，曼彻斯特学派的先生们无论如何都不认为是很小的。
　　最后，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所最热烈希望的是内阁失败，因为这个内阁的对内政策反动而诡诈，同它的畏首畏尾的和阿谀逢迎的对外政策一样，都应该受到鄙视。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样的事件无疑将符合人民的利益。有一点很清楚：在贵族的联合内阁还能按照厂主和商人阶级的要求办事的时候，厂主和商人本身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努力，也不会允许工人阶级展开自己的政治运动。但是，如果土地占有者的党再一次占了上风，资产阶级不改革腐朽的寡头议会就不能摆脱它的控制了。而到那时，资产阶级就不能只限于宣传局部改革了；那时它就会被迫对人民群众的要求给予充分的活动余地。当然，人民只要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利益，是决不会附和资产阶级或者投靠资产阶级的，但是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得不依靠人民的支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这种情况就会引起目前财政制度极其彻底的革命。现在就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能不要求用单一的直接所得税来代替传统的财政olla　podrida〔大杂烩〕。直接征税的原则早已为曼彻斯特学派所接受；这个原则也得到了迪斯累里的承认，甚至得到了寡头联合内阁的确认。一旦征收直接所得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
工人阶级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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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83]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有关弥补国家开支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开会。这是下院作为全院委员会开全体会议的一种场合（见注65）。——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