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278]
1852年11月9日星期二于伦敦
随着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解体以及它们的特征的消失，愈来愈感到需要一个新的反对党，这是很自然的。这种要求正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约翰·罗素勋爵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演说中第一个提出了这个问题［注：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他宣称，得比勋爵发出的警报部分地是由于妄加在他约翰·罗素勋爵头上的那些谣言——所谓他持有“极端民主的观点”——而引起的。“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再指出，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是荒唐无稽的。”但是他宣布自己的确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接着，他就从毫无害处的意义上阐明了这个词。
“一个国家的民主，换句话说也就是指这个国家的人民。毫无疑问，民主也像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一样有权享有自己的各种权利。民主并不打算侵犯王室的任何特权。民主也不想废除上院的任何合法的特权。这种民主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财富的增长、智力的增长，就是那些更加开明的和更加适合于以开明的方法统治世界的观点的形成。但是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我想说，在民主的阵地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不能再求助于连我过去也非常熟悉的那种以旧的强制办法为基础的作法了。相反，民主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必须使它有一个法律所认可的合法机构来表现它的力量和影响。”
对此，“先驱晨报”慷慨激昂地说道： “约翰·罗素勋爵有两套原则，在他执政的时候使用一套，在他是反对党的时候则使用另外一套。在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原则是什么也不做，而在他不执政的时候，他却庄重地许诺一切。”
如果“先驱晨报”竟把我们在上面援引的约翰·罗素的那些胡诌叫做是“一切！”，如果它以弗罗斯特、威廉斯以及其他人的命运来警告小约翰·罗素是由于他的那种爱戴国王、尊重贵族和保护主教的“民主”，那我们倒很想知道，“先驱晨报”所说的“什么也不”是指的什么了。而整个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得比勋爵在上院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公开反对者，并且把民主说成是唯一的一个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党派。于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罗素出场了，他出来研究这种民主的实质，即财富的增长，这种财富的智力的增长，以及它们通过舆论和法律所认可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愿望的增长。由此可见，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愿望的体现。得比勋爵以这种民主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约翰·罗素则自告奋勇地充当这种民主的旗手。两人都一致默认这样一件事实：他们本阶级内部即贵族阶级内部的旧的内讧已经不能引起国内的任何兴趣。因此，罗素已经准备抛弃“辉格党人”这个称号而改名“民主主义者”，——如果这是打倒他的对手的一个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辉格党实际上将继续扮演过去的角色，正式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由此可见，罗素所提出的改组党的计划，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给党起一个新的名称。约瑟夫·休谟也认为必须组织一个新的“人民政党”。然而，按照他的意见，不能根据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要求和类似的建议来组织这样的党。“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六百五十四个代表中，您甚至连一百个也联合不起来。”那末，他究竟有什么可以获得专利权的新发明呢？
“人员同盟——或人民政党，或人民联盟——应当在一点上，譬如说，在秘密投票这样一个要求上达成协议；达到这一点之后，就能够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其他各点。尽管这个运动只能由下院中为数不多的一批代表发起，但是运动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议会外的人民和选民相信他们必须参加，并支持议会中的那个不大的人民政党。”
这个休谟曾经是人民宪章[279]的起草人之一。后来他抛弃了由六点构成的人民宪章而转向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的那个仅仅由三点构成的“小宪章”。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满足于秘密投票这一点了。从他给“赫尔报”的一封信的结尾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自己的新发明也只寄托多么小的希望： “请告诉我，有多少编辑会冒险去支持在议会保持目前这样的成分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执政的政党呢？”
因此，既然这个新的政党不打算在目前多少改变一下议会的成分，而只限于要求秘密投票，那末连它自己也承认，它是永远不可能执政的。建立这样一个软弱的政党（而且已经公开承认是软弱的政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除了约瑟夫·休谟的尝试之外，还有一个创立新政党的尝试。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政党。这个党不要人民宪章，而想以普选权作为自己唯一的口号，于是它就恰好丢掉了那些能够把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变为全民运动并使这个运动得到人民支持的条件。下面我还有机会谈到这个民族政党。它是由那些力图跻身于体面的上流社会的过去的宪章派，以及那些企图使宪章运动听从自己支配的激进派、资产阶级思想家组成的。站在他们后面的——不管“民族主义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这些人驱使和利用他们为自己打先锋。
因此，任何人都很清楚，所有这些卑鄙的妥协和叛变行为，所有这种追逐蝇头小利的行为，所有这些动摇不定和欺骗手段都只能证明：卡提利纳已经站在大门口；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即将到来；反对党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和无力反抗；一切建立新的防御中心的企图仅仅在所谓“后退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民族政党”从宪章后退到普选权；约·休谟从普选权后退到秘密投票；其他的人从秘密投票后退到平均分配选区，如此等等，最后一直到小约翰·罗素为止，在他那里，除了民主这样一个空洞的字眼之外，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作为口号的东西。约翰·罗素勋爵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民族政党的最终目标，也是休谟的“人民政党”和其他一切有名无实的政党（就假定它们之中有那么一个党具有某些类似生命力的东西）的最临目标。
一方面由于进入物质繁荣时期而产生了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和冷淡态度，而同时却不能不担心托利党仍然怀有某种不良意图；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领袖看到他们很快就会需要人民的支持，而同时某些有声望的领袖又清楚地意识到人民过于冷淡，因而不可能在目前发动一个独立的运动，——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各个政党做了相互靠近的尝试，反对党的各个派别，从最激进的到最不激进的，力图在议会之外通过互相让步结成联盟，最后一直到全都回到罗素勋爵所乐于称之为民主的东西上来。
关于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族政党”的企图，厄内斯特·琼斯发表了以下的公正的见解：
“人民宪章是政治改革方面所能采取的措施中的一种最全面的措施，宪章派是大不列颠的唯一的真正的民族政党，只有它极力主张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
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280]的委员之一罗·乔·盖米季是这样告诉人民的： “你们拒绝资产阶级的合作吗？当然不，如果这种合作是根据公正的、光荣的条件提出的话。什么条件呢？普通的和可以接受的条件。要承认宪章，而在承认之后就同它的为了实现它而已经组织起来的朋友联合起来。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那末你们不是反对宪章本身，就是因自己的阶级优势而自傲，以为它可以给你们领导权。在第一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忠实的宪章主义者会同你们结成同盟；在第二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工人会这样损害自己的尊严而崇拜你们的阶级偏见。工人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同时也接受真诚的帮助，不论这种帮助来自谁。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行动中所要遵循的方针是：他们要想得救，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
目前，宪章派的群众也被物质生产吸引住了。但是党的核心到处都在重新组织起来，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重新建立了联系。一旦商业和政治的危机到来，目前宪章运动的总参谋部毫不声张地进行的活动就会在整个大不列颠显示出它的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10月16日 载于1852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278]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38页。
[279]见注107。——第440页。
[280]这里指的是1840年7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它的成员曾达到四万名。在协会的活动中表现出它的成员之间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统一，也表现出宪章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后，这个协会也随之一蹶不振，到五十年代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活动。——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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