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七卷——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弗·恩格斯6dM品论天涯网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307]6dM品论天涯网

　　我认为，1852年巴黎任何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个战争将完全不同于1792—1794年的战争，那个时代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一

　　国民公会在军事上粉碎联军所造成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对于国民公会的14个集团军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场合是有理由的。拿破仑常说，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自身的失策，这无疑是对的。甚至在圣海伦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年8月，9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前进运动忽慢忽快，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尔艮高地的小道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门乌尔德遮断了敌军的道路。联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之后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行动稍微正确，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同时，联军也可以不冒任何危险就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联军的数量多，而且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质量又好。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而只是在瓦尔米进行滑稽的炮轰，当在此地战斗时，甚至在以纵队冲锋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三番五次改变战术：时而由坚决的变成软弱的，时而又由软弱的变成坚决的。两次冲锋，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或是就力量和毅力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这不是士兵的过错，而是由于指挥的不坚决。这与其说是冲锋，倒不如说是佯攻。全线的坚决猛攻，无疑地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现役步兵团陷于复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犹豫不决停在原地，一直到疫病开始在兵士中蔓延起来为止。
　　热马普之役[308]，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大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分兵把口、拉长阵线（由奥斯坦德到麦士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自己由于幻想夺取荷兰却犯了同一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涅尔文登的会战[309]和比利时的丧失。在涅尔文登之役，特别是在这次战役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不在杜木里埃亲身指挥之下而被如此称赞的英雄们——打起仗来决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些。
　　不久杜木里埃叛变，万第暴动，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革命也许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许会被夺取。正象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作了那样的蠢事，就会攻下巴黎了。但是可敬的联军首脑们不这样做，他们却围攻要塞，并竭尽全力，不惜战略上的巨大损失，而墨守成规地一点一滴去争取区区的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6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法军还有近12万人。1792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在1793年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征兵制〔levée　en　masse〕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万—35万人。征兵制的实行应使这个数字增加约70万人。如果把一切可能的淘汰数字除去，法国人在1794年初，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即是说，远多于联军开去进攻法国的人数。
　　1793年从4月到10月，法军到处挨打，但这些打击，由于联军拖延的战术，没有取得决定的战果。从10月起，战斗互有胜负，到冬季战争中止；1794年春，根据征兵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加入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略吕斯的胜利[310]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因此，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311]，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3月，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义勇军几乎未被重视。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和充分的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而在基伦特党人倾复后的10个月内，革命的政党完全有行动的自由。在拥有2500万人口——其中包括能持武器的正常名额100万兵士——的国家中，只要有一年的时间，建立一支75万（人口的3％）人的作战军队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不管这件事在当时是如何地新奇。
　　所有国内的起义，除了万第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了里昂和土伦起义以外，其余的都仅在6个星期内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征兵制征集的新兵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之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万人和其他兵士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第一次30万人的征集中召来的，他们有的已连战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会战，至于刚参军的，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应当受过3个月以上的训练。拿破仑在他论西班牙远征的著作中，曾计算过训练随营学校（école　de　bataillon）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一般地说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末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不是一群纷扰的、粗野的、“为共和国牺牲”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地与敌军相等的a　very　fair　army〔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特有的不求战果的战法，这种方法只能使久经锻炼而主要适宜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只限于防御的敌人军队受到训练和锻炼。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比敌方将军们却高明得多；但是如果除开国民公会议员们自己作了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以外，断头台则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动作的协调。Le　noble　Saint-Just　en　fit　plusieurs〔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
　　（1）众兵战术的未定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热马普胜利的机动而产生的，这个机动与其说是出于自觉的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法军的低劣状态是产生这种概念的基础，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以使自己多少感觉到自己的兵力有把握；数量用来弥补纪律的不足。卡诺在制定这种战术方面并没有起过显著的作用。
　　（2）众兵战术还完全没有制定，——例如在1794年土哥英[312]和弗略吕斯战役中这种战术并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6天的皮蒙特远征中，成功地en　détail〔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给人们启示了这种战术的思想，而在这以前，人们曾使用了这种战术，但并不懂得它。
　　（3）谈到卡诺本身，那末这个家伙愈来愈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最后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紧急信件。但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只是在于他的前任者帕希和布朔特的极端的愚昧无知和碌碌无能，以及公安委员会中其他一切人员对军事的一窍不通。这真是所谓：Dans　le　ro-yaume　des　aveugles，le　borgne　est　roi〔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军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法国人缺少什么。除此以外，他自然也明白象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但是因为在革命的征兵的制度下，在即使不如此也会有许多东西白白浪费掉的条件下，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才能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有人说众兵战术确实是卡诺pour　sa　part〔本人〕发明的，这特别使我怀疑，因为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最广泛的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不但没有集中，反而分散使用了法国军队，他对付敌人侧翼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事业也不完全与他天才的荣誉相称，例如，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的崇高的德行，他所指挥的有名的安特卫普保卫战（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凡的、墨守成规的、但赋有一定坚持性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安特卫普的围攻，并没有继续到3个月）；最后，当1815年联军以120万人的集中的大军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方法来与拿破仑周旋时，他那强使拿破仑采用1793年方法的企图，以及总的来说他那庸俗的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正直的人能够象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313]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
　　Summa　summarum〔总而言之〕，国民公会能够得救的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是和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在七年战争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也以同样的原因得了救，虽然那里法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比所有的敌军强大2倍以上，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便已集中完毕。1812年俄国战役使俄国在大陆战争上成为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基本的核心，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是在以后才集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主帅。但是自1848年后，神圣同盟便已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犹如莱茵联邦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附庸关系。尼古拉——id　est〔即〕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en　cas　de　guerre〔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迭是en　temps　de　paix〔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其次，至于谈到现代的军事学术，那末拿破仑已经使之十分完善。在下述的某种情况到来之前，将帅们，在情况允许下，除了仿效拿破仑的前例以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作了。但现代的军事学术已普及于全世界。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应贵族士官考试之前就已经背熟这门科学，至少背熟其中可以死记的那一部分。至于奥军，那末他们在匈牙利战争中认清了并在以后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特殊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所有的文迪施格雷茨派、韦尔登派、圭茨派，以及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进行的两次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已不是在新莱茵报时期写文章，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简直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明白这个老头子有bon　sens〔非常清晰的头脑〕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就够了。如果不是由于意大利将军们可恶的指挥、他们经常的动摇、他们之间的不统一、查理·阿尔伯特的阴谋和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的任务更容易完成，那末1848年在培斯克拉、曼都亚、列纳哥和维罗那4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是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于未得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军事学术上的范例。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中，因此他一点都不必忧虑他的军队的给养。
　　1849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皮蒙特人不以集中的兵力在诺瓦拉和摩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长）附近切断到都灵的道路（这原是上策），或者从这条线上用两三个纵队去进攻米兰，他们却占领了由塞斯塔到比森萨的阵地；这条阵线长达20德里，而皮蒙特军的人数为7万人，就是说每一德里只有3500人。同时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行程。这是对于米兰的一个可怜的分进合击，而且他们的兵力到处都是不够的。在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的是1792年奥军旧的作战方法之后，他便象拿破仑以前那样和他们作战。皮蒙特军的阵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冲破阵线，打入一个6万人的楔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3个师切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3个师（差不多集中有35000人），把他们追逐到阿尔卑斯山，而使皮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3天内结束战争的、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机动[314]（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个）无论如何证明了：奥军已不再墨守他们的旧习，象检阅式那样“缓步前进”[315]。在这次机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恰恰就是运动的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特别因为这个叛变供给了奥军以意军部署和计划的确实情报。萨伏依雅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进行抢掠的那种可耻行为也有同样的意义。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的巧妙机动已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最后，俄国人因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遵循非常接近于现代的军事体系。他们军队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战中，在大的战斗中，俄军从来都是以大兵群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进攻伊斯迈拉和奥查可夫时便已明白了这个必要性。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来进行机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人数多、不灵活，所以它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主要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民族军队［注：指法国、意大利军队。——译者注］的行动稍为迟钝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完成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部署中俄国军队不采取密集的纵队，这种纵队在纵深和密度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一切军队。
　　1812年以后，我们几乎不能把法军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优先的继承者。这些传统或多或少已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内，这些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它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相适合，便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平均化的影响；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于英国军队，现在都成为或多或少同样适应于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不过这绝不是说，它们在其他方面，如在白刃战等等方面没有各种不同的特点。但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略和战术，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的作战体系。
　　至于法国人，那末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失去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的线索。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起的坏影响是否能为那些使军队习惯于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个战争是否能使人们习惯于征战的生活，或者恰恰相反地因过度疲劳而耗尽他们的精力；最后，这个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coup　d’oeil〔判断力〕；——这些都还有待于证明。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是变坏了。它已不会运用密集队形的突击（这才是骑兵力量之所在），而习惯于散乱行动的方式，但是在这种方式中，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将军们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丢了丑，而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但所有这些还决不是grandes　épreuves〔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机会，在战略和战术的优势的意义上说，对联军和革命至少是相同的。

三

　　但是，使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是否会和第一次革命一样，创造出新的兵器和新的作战体系，而现在的拿破仑的体系与之相比就如同七年战争时代的体系与第一次革命时代的体系相比是同样过时和同样无用的呢？
　　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军事体系来作例子。现代军事体系的两个枢纽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运动性是庞大人数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象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约20德里的地区上来回运动。他们不能把一切必要数量的粮食都携带在野战仓库中。他们不得不象成群的蝗虫那样扰害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在骑兵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发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加以充实，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备有充分的存粮以供应军队一个月左右的需要。因此，现代的军事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内长期采用。这就是法军在西班牙慢慢崩溃而在俄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解体，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但俄国却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以大兵群作战的军事体系，甚至在波兰也不成。在它本国的领土内，只要没有铁路，这个体系便完全不能应用。如果俄国不得不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战，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土崩瓦解了。
　　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这里是指下列各点而言，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发展；每个兵士要有较大的积极性；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coup　d’oeil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但是，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在群众中没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一方面能够训练和机械地教练不加选择而征集的50—60万人，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发展或者保持这些人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coup　d’oeil。野蛮人由于本性是具有这种强盗式的coup　d’oeil的。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作为现代军事体系的前提的这个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是最先进的国家的士兵才有：例如在英国，那里的兵士虽然都是最粗野的农民出身，可是也进过城市里的文明的学校；在法国，那里的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游民（remplaçants［注：——由希望解除兵役义务的有产阶级的代表雇来代他们当兵的。——编者注］）组成的；在德国北部，那里的封建制度或者已被完全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这样的文化水平，甚至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到处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愈接近于自由的私有者，则军队就愈适合于现代的军事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兵士的运动性，而且军队本身的运动性也以适应于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水平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仅仅载运军官财物的行李车辆本身就阻碍了一切运动。军队和整个生活一样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的。君主专制中正在兴起官僚制度在军用物资管理方面，固然提供了一些办法，但同时它和haute　finance〔大金融家〕的勾结却造成了en　gros〔无穷的〕弊端。如果说官僚制度曾给军事以某种利益的话，那末它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和守旧精神给军队造成的弊害却加倍地大了。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吃着这些缺点的亏。到处被掠夺和被撞骗的俄国军队却真正地挨饿，兵士在行军中象苍蝇似的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供给它的军队以比较充足的粮食，因此才能希望他们有充分的运动性。
　　如此看来，运动性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质。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而且甚至常常可以代替后者（譬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尽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募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兵制、瑞士的民军制、法国的征兵制）各不相同，但近60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体人口7％，而参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如1793年秋人口为2500万，那末根据这个计算，全部应有兵士175万人，其中作战军队应为125万人。后者当时在边境，在土伦和万第（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所以说125万人是确实存在的。在普鲁士，目下人口约有1600万人，其7％和5％应各为112万人和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现役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民族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
　　Eh　bien〔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武装5％的人口，而在紧急时甚至7％，那末奥地利即使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5％，而俄国则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说，如其人口为3500万，那末5％便应为175万人。在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人——其兵力在科苏特［注：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为民族独立运动之倡导者，1849年曾建立匈牙利政府，宣布脱离奥地利帝国，但自俄军侵入后即失败而逃至美国。——译者注］文告中加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我们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蒙特军队中作战的50万伦巴第人，那末我们便得总数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体人口的2⅔％。同时，处于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各省至少尚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200万人，按5％计算，应征集军队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在这个数目当中，在它本土内，它最多能有100万人的现役军队。换句话说，它的兵力的总和从未超过2 ¹/₁₂％，而现役军队则从未超过1⁷/₁₈％或1.39％。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幅员广阔而人口稀少，交通工具缺乏，国民生产低微。
　　进攻工具的大量出现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的比例，是与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不一致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Cela　est　clair〔这是很明显的〕。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预言：这个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行将到来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就正如同现在尚未定形而且部分地还作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距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是一样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矛盾。
　　在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化〔vollständige　Konzentrierung〕的前提是：第一，英国参加这个过程；第二，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新的作战方法也正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象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同样，也正如象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更庞大的军队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500万而是3600万的话，那末这个数量的5％就不是125万，而是180万人。在上述两种比例中，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是相对地增高了。只有前者才有繁密的铁路网，他们的人口譬如比俄国的人口增加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论点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臣服愈来可能性愈少，至于长期臣服，那就简直不可能了。
　　但是，随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的力量并不在于：一个民族应动员的5％将随人口的增多而成为一个愈来愈大的数字，而是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到16％，即是说由成年的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或者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2/3。但是如果说俄国不在它的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它的生产上实行全部的改革，就不能把它的军事力量由2％到3％提高到5％，那末德国和法国不改革其生产而使之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所拥有的军队由5％增加到12％。只有由于利用机器等，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一倍，才能使一倍以上的劳动力从生产中解放出来，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短的时期；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它5％的人口长期服兵役。
　　如果具备适当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阶级消灭，——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一年的志愿兵[316]，只要他不是后备军的士官或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农民和工匠来比，从来都不是好的兵士），那末可能征集的限度将完全由能持武器的人口的数量来决定；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15—20％的人口，并使12—15％的人口加入作战军队。但这样庞大的人数又以更大的运动性为前提，而且这种运动性要比现代军队的运动性高得多。如无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由一地转运至他地。而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庞大的人数之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了。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至于战术行动的指挥则由各别的将军来实施。显而易见，在这样条件之下，战争可能而且应当在一个比拿破仑时代所需要的更短促的时间内结束。由于大量的耗费，是需要这样的，而由于这样庞大的人数所施行的任何一次突击必然将有决定的意义，而是必然要这样作的。
　　因此，按其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兵士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散兵线上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力量、技巧和机智方面，这些兵士一定会超过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兵士。不过可惜，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无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人数众多的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对所有这一切也还缺少基本的前提；尤其是1852年。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所占的人口的百分比，与1789年相比恐怕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1792和1794年间——的思想准备和in　tension〔紧张的情况〕都不亚于在最近期间。但那时已经看出，在与残酷的内部骚动相伴而生的革命战争的时期内，无产阶级大部必然要用来担负对内的任务。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发生，并且恐怕还要比以前更多地发生，因为立即发生内战的机会，随着联军的前进，而逐渐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作战军队里去。补充后者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城市的下层分子和农民。换句话说，革命将被迫采用在我们时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在作战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办法和发明利用这些力量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法。正如同纺织机的生产率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不创造与旧的手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增加3倍一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图伦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上发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矛以及燧石枪代替了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第一个改造并改良了旧式的战术而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Summa　summarum．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军事天才存在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ce　seront　alors　les　gros　bataillons　qui　l’emporteront〔多兵之旅必获胜〕。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两方面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去，同时又怎样运用它们。
　　（1）俄国　俄国军队在平时名义上是由110万兵士组成，但实际上大约只有75万兵士。自1848年后，俄国政府就竭力使战时编制的实数达150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到处亲自检查编制的情形。所以应当承认，俄国现在至少已使它的军队达到平时编制110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高限度应当除去：


　　因此，只剩下55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1813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许多。
　　（2）普鲁士　如第一和第二级后备军、超级后备军以及一切可能征集的人员被召入伍时，战时至少可以由65万人组成一支很好的军队。但目下政府至多仅能动员55万人。我们现在就拿50万作为计算的基础。从这个数目中还必须除去守备队等，其数量略多于第二级后备军（15万人）；超级后备军和下年度定额兵员的渐次召集——这是尼古拉所关心的，以及俄国军队继续不断的过境，保证普鲁士有充分的预备队以防国内的起义。除此而外，普鲁士军队病员的百分比将会较小，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的路程比俄国军队为短。但是，如同对待俄国军队一样，我去其一半，而认为只有另外一半，即25万人可以自由调动。
　　（3）奥地利　服役的和休假的兵士——但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60万人。这里，我照样去其一半，因为对于帝国2/3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未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作国内的预备队，镇压起义的策源地。因此，可以自由调动对敌作战的只剩下30万人。
　　（4）德意志联邦　因为这些小邦都在莱茵附近，同时一切联盟的军队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差不多完全不需要本国的警备部队去对付地方居民；不但如此，经过联军与法国斗争的最初胜利之后，预备队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最低限度可出12万人。
　　（5）意大利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8万人来计算。
　　这样，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130万人，他们或者现在正服兵役，或者可以立即征召入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加以缩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仅仅由恢复健康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即可编成一支35万人的第二批军队，开到法国的边境附近。但是这第二批军队的数量一定还要大得多，因为目下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作战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集新兵，而紧接着第一批军队之后开出。
　　如果按照下列计划行动，第一批军队（130万人）大约可在两月内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的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在去年11月动员之后是用不着怀疑的；至于说到俄国军队，那末他们的3个最后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每天以5德里［注：1德里或1地理里等于7公里420公尺。——编者注］计算，由彼得格勒到柏林差不多有45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有16日的行程，总共61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勒斯劳有48日的行程，由布勒斯劳到美因兹有20日的行程，总共68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40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22日的行程，总共62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特别是在上述的强行军之下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末显而易见：就是驻防于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3个月的工夫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但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而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15—20天。但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治情况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所以将有更多的武装力量派到那里。这样，俄军运动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也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麦涅茨，因此距离就大约缩短60德里，即是说减少12日的行军和4日的休息。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可以在休息日（每隔3天）至少乘车移动5英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至于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在这样条件之下则可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马匹和炮手可以行军队形前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以前的方法更加迅速地到达目的地。
　　从上述的一切，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以下列序列集中到莱茵：


　　实际上，在现代的条件之下，只要五、六个星期便可把30万俄军调动到莱茵，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次要联盟国军队亦可将上述的兵员开到莱茵；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联军在拿破仑于易北河战役后登陆时的部署，就他们进入法国的便利这点上说，很难象目下这样有利；不但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大战的时候，俄军已到达莱茵。
　　现在要问法国有什么样的人力后备可抵御联军呢？
　　（1）现役部队约45万人，其中5万人在阿尔及利亚，不能调出；在其余40万人当中还应除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不稳的地点驻屯的少数部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有25万人。
　　（2）目下的“红党”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兵士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6个年龄，也就是对于由27岁到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种年龄必须在征召时出8万人。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该地气候所受的损失，12年内的普通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濒于崩溃的时候以某种方法避免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6个年龄的以前的新兵归队的总数由48万至多减少到30万人。在这个数目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是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者来补充的。这样，只要采取稍好的办法，剩下的15万人是很容易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的。
　　（3）有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levée　en　masse〔实行征兵制〕，还有一切属于这种二等炮灰的人。在这一类人中，除了还需征集的约一万多的gardes　mobiles〔别动队〕之外，没有一个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兵士更善于使用兵器。固然，法国人学会这行要快些，但是两个月仍然是很短的期间。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4个星期之内从随营学校毕业，那只是因为他有最优良的干部；可是最近的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本身的解体。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国的革命者，是最相信传统的人，他们无疑将首先高喊：Levée　en　masse〔实行征兵制〕！Deux　millions　d’hommes　aux　frontières〔200万兵士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将重复1792-1793　anno〔年〕那样的大错，如果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步训练200万人，当然，有200万兵士是件漂亮的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相反的，在两个月内还会有100万准备作战的敌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对抗这百万大军而有取胜的机会。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末他们又将以200万人来作实验，而这就是说，他们好大喜功，以致由于时间短促其真正的结果将等于零。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8个星期内训练和编成150万人，实际上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人力和资源，就是使军队甚至得不到一个适用的营。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能干的陆军部长，稍微熟悉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同时如果在他的道路上没有因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而产生的那些愚蠢的障碍，那末这又当别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可能范围内掌握住自己，才能有所作为。那样，他必须大体上遵从下列的计划。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乡村中的农民自卫军（只要后者是可靠的）；（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
　　要塞由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来守卫。从军队中只可拨出最必要的一部分部队来担任这个任务。至于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麦次、里尔、发隆西纳等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的防卫，除了它们原有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队伍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而不担任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应当集中在教练营地，由不适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士官来担任教练，以补充作战军队中的伤亡。这个营地可以建立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的区域。
　　法国境内现役部队的数量必须增加两倍，就是说，它应由40万人增加到110万人。要达到这个数量，可用以下的方法。应当把每一营变为一团，同时必然要提升军官和士官的职务，这将大大促使他们尊重革命，其功效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在这种情形之下，干部必然将增加，但应当尽可能逐渐增加。必须把军官尽量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造就新的军官的条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法国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中还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陆军部有力领导之下，在战争胜利的机会存在的条件之下，再加上对叛徒和逃兵的几个示范的处罚，这类军官在最初时期即完全可以利用。军事学校的学生以及Ponts　et　chaussées〔交通部〕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会战之后便会在下级军官中出现军事天才（这在法军中是极其常见的），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斗，便能够指挥步兵连。至于兵士，那末他们是由下列必要数量的人员组成的：


　　留待召集和训练的有50万人，总计120万人，如果去掉10万病员，则为110万人。在这个名额中可以用于作战的有：


　　将来会证明：用这样一个军队可作些什么。在两个月内训练40万到50万新募兵以补充现役军队并把他们与正规军的兵士和归队的老兵补充到同一个团和同一个营里，只要le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人员都是来加强步兵和炮兵的，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可以训练成步兵甚至训练成能初步操纵大炮的炮手，但绝不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的增长将是不会很大的。
　　整个这一动员计划是以必须有一位精明的陆军部长作前提的，他要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擅长战略、战术，熟知各种兵器的使用法，同时还要具有充分的精力、机敏和decisiveness〔决心〕。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同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党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的，一切的机会都说明我们将要看到一幅平常的图画，也就是要找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作为一个bon　démocrate〔很好的民主主义者〕，自认为而且被人认为可以担任任何职务，他企图仿效卡诺，颁布征兵的法令，坚决地破坏一切；他的进取心将很快地消失，那时他就把一切事业委之于旧制度的平庸官吏的常规旧习，让敌军迫近巴黎城下。但为了对付欧洲的联军，在我们的时代，帕希、布朔特以及甚至卡诺已经是不够了，而应当有相当于拿破仑这样的人，不然他们所遇到的得是些特别愚蠢的敌人或者他们得特别走运。
　　不应当忘记，当我们作上述的联军兵力的计算时，我们一直注意到以最低的数字来估计军队总数而以最高的数字来估计一切的扣除；这样一来，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敌人军队的数量就会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多，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则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少。但是对于法国，我的假定都是根据相反的原则：即是我以最大限度来推算法国人所能支配的时间，以最高数字来推算他们所能编成的兵员，并作了最低限度的扣除；因此，在革命支配之下的军队的总额被我用尽可能大的数字加以估计。换句话说，假使不把意外的情况以及联军方面犯大错误的可能性估计在内，所有这些推算将描绘出一幅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局势的图景。
　　同时在上述的假定中，我是从革命和敌军的侵犯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的这一点出发的。在目前，即是说在法国最后一次内战以后的60年，我们不能确定地说，热狂的正统派除了昙花一现的暴动以外还能作出什么。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象1793年里昂和土伦的那样起义的机会，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政党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机会，即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能够胜利地解除暴乱的各县和各阶级的武装。
　　对于革命有利的机会也许由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可能的起义而出现，关于这些机会，我们下面来叙述。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军事行动本身。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等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的话，那末这个圆在南部将在庞－迭－博富阿森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莎姆伯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脉、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只在个别地方离开该河，但是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的话，那末在这个边境的全长上，从它不再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的这个地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大约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也许完全和地理条件相适应。在这一假定之下，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便成为一条正弧线，在这条弧线上，唯一暴露的法国边境的各点，同时是最接近于其首都的各点，距巴黎便相等了，其距离大约为70德里，或者14日的行程。同时这个边境又可为广阔的河流所掩护。主张莱茵河是法国天然国境的实际的军事根据便在这里。
　　但是莱茵河的这个同样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作战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几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由各方面威胁它，这些军队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虽然分进合击的行动，在集中的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与敌军的作战根据地相符的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但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带有分进合击的性质。其理由如下：（1）夺取巴黎即等于夺取整个法国；（2）边境上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点，都不能使之暴露，因为不然，法军便可向敌军后方派遣军队而在他们的本国内发动起义；（3）任何联军所必须征调来进攻法国的军队，需要许多作战线来保证供应。
　　必须以两个集团军来保卫的这段边境，是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不必注意。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同时又沿着逐渐离开巴黎的这一方向向前伸展，形成上述圆周的切线。这个边境只有在下列的场合之下才须注意：（1）萨伏依雅阿尔卑斯山设堡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隘落于法军之手时；（2）意图在沿岸进行牵制战时，但对于这个一定要有特别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其他一切方向都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之后，想仿效1796年拿破仑的先例，在这里转为进攻时。在一切其他可能的情况下，这一段边境是不值得注意的。
　　这样看来，积极的军事行动，无论对于联军或者对于法国都仅限于由莎姆伯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的这条线和位于该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上。而且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就地形构成来讲，好象专为防御而设，同时在这里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最有利的。
　　由罗尼河到摩塞尔河，边境为漫长的、只有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才能勉强通过的一条山脉——汝拉山——所掩护；佛日山与之相接，其延长线又有霍赫瓦尔特山和伊达瓦尔特山；这两个山脉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佛日山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塞尔河和麦士河之间，通巴黎的道路为阿尔登所遮断，在麦士河的彼岸又为阿尔艮所遮断。暴露的只剩下由松布尔到海的这一区域，但是在那里军队愈前进，危险就愈大，因为如果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战法时，他们就有由比利时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尼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整整的几省。
　　由汝拉山与佛日山连接点向西南沿奥佛尼蜿蜒着一条山脉，它形成北海及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塞尔河、麦士河、马尔纳河、塞纳河和云纳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又蜿蜒着许多绵亘的山脉形成支脉，这些河流彼此分隔开并为很少的几条道路所切断。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通行，但却是很贫瘠的。大的军队不能在那里支持很长的时期。
　　如果敌人的军队通过这个山区，甚或通过位于麦士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同样贫瘠的山地，香槟，那末他们就进入塞纳河流域。这里正充分说明了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的优点。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斯河口是由许多弧形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都朝向西北，差不多彼此平行着，如云纳河、塞纳河、马尔纳河、瓦斯河和埃斯尼河；这些河流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央。由地中海和些耳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到巴黎去的主要道路都沿这些河谷延伸，而汇合于巴黎附近。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常常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比进犯的军队更容易地由一个受威胁地点调动到另一地点，因为两同心圆中内圆有较短之周界。辉煌地发挥这个优点，也就是沿内圆周界不懈地移动，曾使拿破仑在他1814年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员牵制联军全部兵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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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07]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4月写的，本来没有打算发表，恩格斯在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答应写一篇文章，“从军事观点来详细阐述”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前景，并且答应写好后寄给马克思，这篇文章就是为实现这个约言而写的。手稿在恩格斯死后才于1914年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当时，手稿上的日期被弄错了，而所加的标题“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也与内容不太符合。这篇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时仍沿用了这个标题：本版的标题经过校正，已和手稿内容相吻合。——第546页。
　　[308]在1792年11月6日热马普（比利时）战役中，法国军队在杜木里埃的指挥下大胜奥军。——第549页。
　　[309]在杜木里埃指挥下的法国军队于1793年3月18日和奥地利元帅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在涅尔文登（比利时）交战时遭受失败。——第549页。
　　[310]法国军队在1794年6月26日弗略吕斯（比利时）战役中，击溃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能够进入比利时国境，占领比利时领土。——第550页。
　　[311]指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组成的吉伦特派内阁。——第550页。
　　[312]在1794年5月18日土哥英（法国）战役中，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战胜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第552页。
　　[313]热月9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卡诺积极参加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是指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波拿巴支持下所进行的国家政变，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处于危险地位，于是逃出法国。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是指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国家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怯弱地表现了反对拿破仑的立场，但他是赞成国家政变的。——第553页。
　　[314]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战役是1809年奥法战争时，拿破仑军队和奥地利军队1809年4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5日战役的两个阶段。累根斯堡战役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第555页。
　　[315]引自1813—1815年德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第555页。
　　[316]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凡受过适当教育，拥有足够的钱财来购买军服、武器和支付自己伙食费用的青年人，均可成为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期满后，他们可以有权要求升为预备军或后备军的军官。——第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