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七卷——一　莱茵普鲁士

一　莱茵普鲁士MFv品论天涯网

　　读者还记得，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是5月初首先在德勒斯顿爆发的^[74]。大家知道，得到农村居民的支持但被莱比锡小市民出卖了的德勒斯顿街垒的战士们，经过6天的战斗之后，被敌人以优势兵力打败了。这里的战士不超过2500名，他们的武器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他们的炮兵只有两三尊不大的轻型臼炮。而王室军队除了萨克森的几个营以外，还有两个普鲁士团。他们拥有骑兵、炮兵、步枪手和一个针发枪营。在德勒斯顿，王室军队大概比在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胆怯［注：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这里的《feig》（“胆怯”）一词曾改为《kläglicｈ》（“可怜”）以缓和语气。——编者注］；然而，同时无可怀疑的是，德勒斯顿的战士们在和这些优势敌人作战时要比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的任何人都更勇敢。当然，巷战是与野战完全不同的。
　　在柏林，由于实行戒严和解除武装，到处都一直保持着宁静的气氛。甚至也不曾把铁路炸毁，以便在柏林城下就把普鲁士增援部队截住。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为：弗罗茨拉夫。——编者注］那里曾企图发动街垒战，但政府对此早有戒备，因此，这个城市更是注定陷入军刀的专政之下。德国北部其余地区失去了革命中心，陷入了瘫痪状态。只有把希望寄托给莱茵普鲁士和德国南部；而在德国南部的普法尔茨此时也已经动了起来。
　　自1815年以来，莱茵普鲁士被认为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德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它有两个优越性，两个优越性兼有的情况无论在德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
　　莱茵普鲁士和卢森堡、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共同有这样一个优越性：1795年以来，法国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在拿破仑时代又得以巩固下来的社会、行政和立法各方面的成果，给予了这些地区以直接的影响。革命党在巴黎失败以后，军队便把革命带到了法国国外。在这些刚解放了的农民子弟的冲击下，不仅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了，而且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统治也分崩离析了。在莱茵河左岸已经有两代人不知封建主义为何物：贵族已经被剥夺了特权，土地所有权从贵族和教会的手中转入农民的手中，土地都被分成小块，农民也象在法国一样是自由的土地私有者。在城市里，行会和宗法式的贵族统治比德国其他的地方早10年就消失了，而让位给自由竞争了，最后，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75]总括了革命的全部法规，在法律上承认了整个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秩序。
　　另外，莱茵普鲁士拥有全德最发达、种类最繁多的工业，这也就是它同莱茵河左岸的其他各邦比起来所具有的主要优越性。在亚琛、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这3个行政区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了：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应有尽有，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其次，采矿业、军火生产和其他的金属生产都集中在这块没有多少平方哩的面积上，并且给德国的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与莱茵省紧相毗连，它部分地满足了莱茵省在原料上的需要，并在工业方面和莱茵省保持着联系。这里有德国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外，工业部门还敷设了许多铁路，并且每天都在扩大自己的铁路网。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大中心的直接频繁来往，以及在原料和铁路股票上的相反的投机买卖等，与这里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莱茵省工商业发展的程度，虽然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德国说来，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莱茵普鲁士，由于工业（它也是在革命的法国的统治下繁荣起来的）和与之有关的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强大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以及与它对立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德国其他各地只是零散地存在于一些地方，并且还处在萌芽阶段，然而，它们却几乎是唯一决定着莱茵省的独特的政治发展的两个阶级。
　　莱茵普鲁士比德国其他受法国人的影响而革命化了的地区优越的地方是它的工业，比德国的其他工业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优越的地方是它继承了法国革命。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社会发展几乎完全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地区，这里有发达的工业、广泛的贸易、资本的积累、地产的自由；在各城市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里占主要地位的是人数众多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制来统治无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农民，通过竞争来统治小资产阶级；最后，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资产阶级的陪审制和整个法权的承认。
　　莱茵省的居民为什么要憎恨一切普鲁士的东西，现在还不明白吗？普鲁士简直是把法国革命和莱茵省一道纳入了自己的国家；它不仅把莱茵省居民当做被征服的外国人来对待，而且还当做战败了的叛乱者来对待。普鲁士不但不本着日益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来改善莱茵省的立法，而且甚至想强迫莱茵省居民接受普鲁士法，而普鲁士法是一种迂腐的、封建而庸俗的混合物，它即使在东波美拉尼亚也未必适用。
　　1848年2月以后的革命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莱茵省的特殊状况。莱茵省不仅使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而且使整个的德国资产阶级具有自己的典型代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它使德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唯一的不仅在言论上或者以一些善良的愿望来代表无产阶级而且表达了它的真正利益的一个机关报，这就是“新莱茵报”。
　　尽管如此，但是莱茵普鲁士过去很少参加德国的革命运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不应该忘记，30年代的运动是为了空谈家和律师的那种立宪主义而进行的，它对于从事更为实际的事业即从事工业企业的德国莱茵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利益；当各小邦还在幻想德意志帝国的时候，在莱茵普鲁士无产阶级就已经公开地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了；在1840—1847年，即在资产阶级的真正立宪主义运动的时期，莱茵的资产阶级曾经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而在1848年三月事件的时候，在柏林它对斗争的结局曾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为什么莱茵普鲁士在公开的起义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任何成就呢？为什么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全省的总起义呢？为了说明这一切，最好是简单地叙述一下莱茵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德勒斯顿，斗争刚刚才爆发起来；在普法尔茨，斗争随时都可能发生。巴登、维尔腾堡、法兰克尼亚，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几乎已经谁也不隐讳自己要以武器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在整个南德，部队的情绪是摇摆不定的。普鲁士同样是处于群情激昂的状况中。无产阶级因为在1848年3月间自认为已争到手的那些权利又被人用欺骗的手段夺去了，所以只是等待机会报仇雪恨。小资产阶级处处都企图把一切不满分子联合成一个拥护帝国宪法的大党派，同时还希望自己来领导这个政党。在一切的报纸上，在所有的俱乐部和酒巴间，那种与法兰克福议会共存亡、不惜为帝国宪法而牺牲一切的誓言，简直是琳琅满目，处处可闻。
　　在那个时候普鲁士政府也已经展开了敌对的活动，它召集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后备军^[76]，即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所有的后备军。在和平时期发布征召后备军的命令是违法的，这不仅激起了小资产阶级的愤怒，而且也激起了富裕资产阶级的愤怒。
　　科伦市参议会宣布召开莱茵省各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大会。政府禁止召开这次会议；于是，人们决定不拘泥于形式，尽管有禁令，大会还是召开了。各市、镇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都宣布自己是帝国宪法的拥护者，他们要求普鲁士政府接受帝国宪法，要求内阁辞职，并且要求取消后备军征召令，他们完全公开地威胁政府说，一旦政府拒绝这些要求，莱茵省便与普鲁士脱离关系。
　　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当主席的那位采尔先生，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却以法兰克福帝国内阁^[77]的帝国专员的身分到了巴登；在那里，他不仅号召大家保持安静，而且和当地的反动分子共同策划了后来在曼海姆和卡尔斯卢厄所发生的反革命行动。此外，大概他至少还同时作为军事奸细替帝国将军波伊克尔效过劳。
　　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大资产阶级——3月以前的莱茵省自由主义之花——从一开始就企图在莱茵普鲁士领导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它的言论、它的决议、它的所有的行为，使它不能不对以后事件担负责任。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市、镇议员先生们的话，尤其是相信了他们关于莱茵省脱离普鲁士的那种威胁性的说法。一件事情，只要有大资产阶级的参预，那就可以认为已经注定成功，就可以指望一切阶级的居民的支持，因而也就可以去冒点险了。小资产阶级的算盘就是这样打的，于是它急忙地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不言而喻，这一点也不妨碍小资产阶级的假牌盟友大资产阶级一旦机会到来就将它出卖，而且到后来，当事情的结局十分悲惨的时候，还要在事后嘲笑它的愚蠢。
　　然而，激奋的情绪却有增无已；来自德国各个地方的消息都充满着战争气味。最后，事情演变到了装备后备军的地步。各营的人集合了起来，他们坚决声明不穿军装。少校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事情没有闹到威逼和动武的地步他们倒称幸不已。他们把人们解散了，重新指定了一个装备的期限。
　　政府当时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给后备军的军官以必要的支持，但故意地听任事态发展到那个地步。而现在，它却一下子就使用起武力来了。
　　那部分不服从命令的后备军，主要是属于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反抗的中心是爱北斐特和伊塞隆、佐林根和埃奈泊河谷。前两个城市立即就有军队开去了。
　　开赴爱北斐特的有第十六团的一个营，有一个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城里面一片慌乱。后备军的士兵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决定来一次冒险。许多农民和工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最怕的就是政府一翻脸便使他们遥遥无期地离开家园。当他们想到反抗的后果时，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species　facti〔构成犯罪〕、触犯战时条例、罚苦役，甚至可能枪决！总之，处于战斗状态的后备军士兵的数目（他们都有武器在手）一天比一天稀少了，最后，只剩下约40个人。他们在城外的一个小饭馆里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在那里等候普鲁士人到来。在市政厅大厦周围有市民自卫团和两队市民射击手；他们摇摆不定，并和后备军进行了谈判，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准备保护自己财产。在街道上到处是人群，这里有在政治俱乐部宣誓矢忠于帝国宪法的小资产阶级，有各种类型的无产者：既有坚决革命的工人，也有醉熏熏的运货马车夫。谁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市参议会想和军队进行谈判。司令官拒绝了谈判，并开进了城内。军队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到市政厅大厦的旁边列开队伍和市民自卫团对面相持。谈判开始了。有人从人群中向士兵扔了几块石头。前面所说的为数约40人的后备军，经过长时间的商议以后从城市的其他地方开到这边来了，他们也驻在军队的对面。
　　突然人群中发出了释放囚犯的呼声。在紧靠着市政厅大厦的监狱里，有69名佐林根工人已被监禁了一年，罪名是捣毁了要塞旁的铸钢厂。再过几天就要开庭审判。人群涌向监狱，要把他们放出来。大门被撞开了，人们就一拥而入，囚犯被放出来了。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军队开了过来，一排枪响，从牢门跑出来的最后一个犯人应声倒地，脑袋被打得粉碎。
　　人群后退了，但他们大喊道：到街垒上去！转瞬间，通向市中心的所有通路都被街垒封锁了。没有武器的工人很多，在街垒后面有武器的不超过50人。
　　大炮移到前面来了。无论是刚才的步兵或是现在的炮兵都射击得过高，大概是故意搞的。这两部分军队都是由出生在莱茵省或威斯特伐里亚的人组成的，他们都是用意善良的。后来，冯·乌滕霍芬上尉率领第十六团第八连来到了前面。
　　在第一座街垒的后面有3个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喊道：“不要向我们开枪，我们只打军官！”上尉命令道：“注意！”在街垒后面有个射手喊道：“你要是敢喊‘预备’，我们就地干掉你。”“预备，放！”一排枪响，而在那一瞬间，上尉也就倒下去了。子弹正中他的胸膛。
　　士兵们仓惶后退了，连上尉的尸体也没带走。又响了几枪，有些士兵负了伤。指挥官不想在起义的城市中过夜，便率领自己的部队出了城，同部队一起露宿在离城步行一小时之遥的地方。在各个地方，大兵一撤走，跟着就筑起了街垒。
　　普鲁士人撤退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到了杜塞尔多夫。人们大群大群地聚集在街头；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都兴奋异常。接着又传来消息说将有新的军队派到爱北斐特去，这个消息就成了发动的信号。有一些工人，他们不顾武器的不足（自1848年11月起市民自卫团就被解除了武装），不顾有相当强大的驻防军，也不顾这里以前公国小首府的宽阔而笔直的街道对起义者不利，就发出了号召：到街垒上去！新街和保凯尔街上构筑了几座防御工事；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方面是由于早已有军队集结在那里，另一方面是由于富裕市民和小市民胆怯，而不曾构筑任何的工事。
　　傍晚时分战斗开始了。这里也象别的地方一样，打街垒战的战士很少。不仅如此，他们到哪里去弄到武器和弹药呢？难得他们能够给予兵力占优势的敌人以持久的和坚强的抵抗，有几个本来可以守住的街垒，只是在敌方广泛地使用大炮之后，才于清早时分陷入普鲁士人之手。大家知道，这些行动谨慎的英雄们在第二天对女仆、老人和其他的和平居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就在普鲁士人从爱北斐特被赶走的那天，本来有一个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十三团的一个营）开赴伊塞隆去镇压当地的后备军。但是在那里这个计划也破产了：后备军和人民刚一知道军队迫近的时候，就在通往城市的所有进路上构筑了街垒，荷枪实弹以待敌人。这个营没有敢打就后退了。
　　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战斗以及伊塞隆的街垒，是贝尔格－易尔克工业区大部地方实行起义的信号。佐林根的居民用袭击的办法夺取了格莱弗拉特的军械库，用那里缴获的枪枝弹药武装了自己；哈根的居民大批大批地参加了运动，武装了自己，占领了通往鲁尔的要冲，并派遣了巡逻队去进行侦察；佐林根、龙茨多弗、勒姆谢德、巴门及其他的城市都派遣了自己的队伍到爱北斐特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地点，后备军也参加了运动，并愿听法兰克福议会的调配。在爱北斐特、佐林根、哈根和伊塞隆，安全委员会代替了那些被驱逐了的区政权和地方政权。
　　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自然是被夸大得更加骇人听闻：整个乌培河谷和整个鲁尔地区被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起义阵营；传说在爱北斐特有15000个武装人员，在伊塞隆和哈根两地也有同样数目的武装人员。政府由于突然大吃一惊而在最忠顺的地区的这次起义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镇压无方，这也大大地促使那些言过其实的谣言更加流传起来。
　　但是，不管这些可能的夸大可以打多少折扣，下面的这个事实终归是无可怀疑的：公开的、暂时还是所向无敌的起义曾席卷了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各个主要据点。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的。此外，还有消息说德勒斯顿仍是屹立不动，西里西亚发生了骚乱，普法尔茨的运动加强了，在巴登军队里爆发了胜利的起义，大公逃之夭夭，马扎尔人驻扎在雅布龙卡河和莱达河畔。简言之，这是1848年3月以来出现在民主党与工人党面前的一切革命时机当中最有利的一个时机，当然必须要利用这个时机。莱茵河左岸必须支援右岸。
　　那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莱茵省中比较大的城市，不是有坚固的堡垒和炮台控制着的要塞城市，例如科伦和科布伦茨等，就是有大批驻防军的城市，例如亚琛、杜塞尔多夫和特利尔等。此外，莱茵省还在威塞尔、幽里希、卢森堡、萨尔路伊，甚至美因兹和明登这些要塞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要塞和驻防军的兵力一共至少有3万人之多。最后，科伦、杜塞尔多夫、亚琛、特利尔早已被解除武装。因此，莱茵省的各个革命中心都已经陷入了瘫痪的境地。在这里，正如杜塞尔多夫的例子所已表明的，任何举行起义的企图都不能不以军队的胜利告终；如果譬如说在科伦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那末不论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消息传来，贝尔格－马尔克区起义者的士气都会一蹶不振。在莱茵河左岸的摩塞尔河、埃斐尔和克雷弗尔德工业区，运动虽然可能开展，但是有6个要塞和3个经常有防军驻守的城市把这个地区包围住了。与此相反，莱茵河右岸已经起义的各个地区，都是人烟稠密的辽阔地带，那里森林茂密、山峦重重，简直可以说是专门为进行起义战争而创造的一个环境。
　　这样，支援起义地区只可能有一个办法：
　　首先，在要塞和驻有防军的城市中，应该避免任何无益的发动；
　　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厂区和乡村中，应当进行佯攻，以便使莱茵的驻防军保持着紧张的状态；
　　最后，应该把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使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通过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心。
　　普鲁士的初出茅庐的揭发专家们，请不要因为我在这里暴露了一个有关叛国行为的阴谋，而过早地高兴吧。遗憾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阴谋。上面提出的3点措施并不是阴谋计划，而是本文作者正在他为了促进第三点的实现而前往爱北斐特时所提出的普通建议。由于民主党与工人党组织的瓦解、由于大多数地方领导人（他们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过分小心、最后还由于时间不够，所以事情没有发展到进行密谋活动的地步。如果说，在莱茵河左岸到底还是发生了试图破坏的活动，如果说，在克姆彭、纽斯和附近的地方发生了骚动，在卜留姆以袭击方法夺取了军械库^[78]，那末，这些事件决不是按一个总计划安排的，而只不过是居民的革命本能所引起的。
　　其实，在起义区内的情形远不象莱茵省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固然，爱北斐特这个城市，从它的街垒（虽然这些街垒构筑得极其紊乱和仓猝）、从它那许多的岗哨和巡逻队以及其他的武装人员、从它那全体涌上街头的居民（只有大资产阶级没有出来）、从它的红旗和三色旗^[79]来看，是的确不错的。但是，城里的其他方面却是一团糟。小资产阶级靠着一开始就成立起来的安全委员会，抓到了运动中的领导权。可是在刚刚达到这一步以后，却又对它自己权力害怕起来，尽管它的这点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它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市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来承认它的权力的合法性，而且为了答谢市参议会的这种盛情，还吸收了5名市参议员参加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使用这种方法巩固起来的安全委员会立刻就把所有危险工作摆脱掉了：它把外部的安全移交给军事委员会去负责，自己只保留对军事委员会的监督权，以节制其行动。那些被本城之主亲手移置在法律基础上的战战兢兢的安全委员会里的小资产者们，用这种办法使自己和起义完全隔绝了之后，就可以仅限于安定一下人心，料理一下日常事务，调解一下“误会”，抚慰一下起义者，把事情高高地挂起来，并且借口必须先等待派到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团的回音而阻止任何坚决果断的行动。其余的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完全追随着安全委员会，到处号召保持安静，尽力阻止进一步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和加强武装的行动，而且始终摇摆不定，不知应该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来参加起义。在这个阶级里面，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下定决心在城市遭到进攻时拿起武器来实行自卫，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努力使自己相信，只要威胁一下，就能把政府吓得不得不停止炮击爱北斐特并实行让步；在其他方面，这绝大多数的人也事事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防患于万一。
　　在战斗开始后的最初一瞬间，大资产阶级象遭到五雷轰顶似的吓破了胆。在它那受惊的想象中呈现出一片烧杀抢掳，灾祸无边的景象。安全委员会（它的大部分委员是市参议员、律师、首席检察官以及有威望的人士）的成立，出乎意料地使大资产阶级的生命和财产有了保障，大资产阶级因而欢喜若狂。从前那些大骂卡尔·黑克尔、里奥泰、赫希斯特等这些先生们是嗜血成性的恐怖分子的大腹贾、染坊主和工厂主们，现在却成群结伙地蜂拥到市政厅去，象得了狂热病似的把那些被他们目为吸血鬼的人们拥抱来拥抱去，并掏出成千的塔勒摆在安全委员会的桌子上。不言而喻，当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些狂热崇拜和拥护安全委员会的人，又不仅对运动本身而且也对安全委员会及其委员们开始散布种种最荒唐而卑鄙的谎言，并且还以同样的狂热感情来感谢普鲁士人把他们从空前的恐怖主义之下拯救出来。象黑克尔先生、赫希斯特先生和首席检察官海茵茨曼先生等这些无辜的制宪派市民，又被他们描写成脸上写着与罗伯斯比尔、丹东同宗的恐怖分子和吃人生番了。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责任为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彻底洗清这种罪名。总之，大部分大资产阶级都想尽一切办法携家带眷尽早地搬到杜塞尔多夫去，以便受到戒严令的保护，只有胆量较大的一小部分人留了下来，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也要保卫自己的财产。在起义期间，市长躲在一辆四轮朝天的马车下，上面盖满了牲畜粪。在斗争的时刻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当安全委员会里面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刚一发生动摇时，也分裂了。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厂工人、部分丝织工人坚决地支持运动，然而正是这些组成无产阶级核心的工人们，却几乎是手无寸铁。如所有在劳动中需要体力多于技能的工人一样，身体好、挣得多、不开化因而情绪反动的染色工人，从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就表现得十分冷淡。在街垒战的日子里，他们是所有产业工人当中唯一继续安静地工作的工人。最后，流氓无产阶级，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在运动的第二天就暴露出谁给钱就听谁使唤的习性；他们早晨向安全委员会要武器和薪饷，午饭以后却卖身于大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看家护院，到傍晚时候就去破坏街垒了。整个说来，流氓无产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因为资产阶级给他们的钱最多，他们就是拿着资产阶级的钱不亦乐乎地消磨运动结束以前的所有时光。
　　由于安全委员会怠惰和懦怯，军事委员会意见分歧（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本来就是消极派占多数的），从开初就难以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行动。第二天反动便开始了。马上就可以看出，在爱北斐特，只有打着帝国宪法的招牌、只有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调和，才可能指望有所成就。而这里的无产阶级，一方面不久前才刚刚从狂饮和敬神的泥坑中挣脱出来，因此连一点点关于无产阶级本身解放的条件的观念都还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在本能上对资产阶级怀着深仇大恨，对于资产阶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要求抱着十分淡漠的态度，因而不可能满腔热情地来捍卫这类三色旗的利益。结果，坚决行动派，即唯一认真地对待防御的那一派，就陷入了不妙的境地。他们宣布：拥护帝国宪法。但是小资产阶级不信任他们，在人民面前对他们百般地加以诽谤，阻碍他们在加强武装和巩固城防方面的一切措施的执行。任何一道真正能够加强城市防卫力量的命令，只要碰到安全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委员，就会立刻被取消。任何一个胆小的庸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门前在构筑街垒，他就会立刻跑到市政厅去弄一道取消命令来。守在街垒上的工人们应领的饷金（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为了不致饿死所最必需的起码数目而已），只有经过一番周折，安全委员会才肯发给，而且数目少得可怜。战士们的薪饷和给养都不按时发放，并且还常常少发。在五、六天的期间内，对服役人员没有检阅或集合过一次，以致没有人晓得，在需要的时候，究竟可以出动多少兵力。仅仅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才试图给战士们编队，然而这一次编队搞得不成功，编队时连现有的战斗力量究竟有多少都还完全没弄清楚。安全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是自作主张。所颁布的命令彼此极为矛盾，所有的命令几乎只有一点是彼此相同，即粗心和紊乱越来越厉害，因而无法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步骤。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打消了无产阶级参加运动的兴头，只用了几天的工夫，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可能使工人消极冷淡起来。
　　当我在5月11日到达爱北斐特的时候，那里至少有2500—3000名战士。但是他们之中可靠的只有外埠来的增援部队和为数不多的爱北斐特的武装工人。后备军是动摇的；其中大部分人因想到会被判处苦役而感到惊恐万状。起初，这样的人并不太多，但是他们的人数由于从其他部队流入一些不坚定的和胆小怕事的分子而日益增多起来。最后，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反动的和专为镇压工人而组织起来的市民自卫团，宣布保持中立，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保卫自己的财产。但这一切都只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发现的；当时由于运动停止发展，外埠增援部队和工人有一部分走散了，真正的战斗力量日益减少了；而市民自卫团却日益统一起来了，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现了自己的反动意图。在最后的几个晚上，他们竟毁掉了几座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起初毫无问题在1000人以上，可是到5月12日、13日就已经少了一半，最后，当宣布总集结令的时候才发现，能够指靠的全部武装力量，充其量也不过有700—800人。后备军和市民自卫团都拒不参加这次的集结。
　　这还不算！起义的爱北斐特的四周全都是所谓“中立的”居民点。巴门、克罗年堡、连涅浦、吕特林豪森等地方都没有加入运动。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人当中那些持有武器的都到爱北斐特去了。市民自卫团（所有这些地方的市民自卫团都纯粹是工厂主手中用以压制工人的工具，而且是由工厂主、工厂监工和完全依赖工厂主的小铺老板组成的）为了“秩序”和工厂主的利益而统治了所有这些居民点。至于工人们本身，他们由于极其分散地住在各乡镇，所以与政治运动发生了隔阂，而且在为人所熟悉的那些强制措施和关于爱北斐特运动性质的诽谤性报道的影响之下，有部分的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去了；这些诽谤性的报道也不断影响了农民。况且，运动的发生正是在15个月的经济危机之后，这时工厂主终于重新获得了许多订货，而大家知道，对于有活干的工人是休想讲革命的；这种情况也在爱北斐特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中立的”邻居只不过是隐蔽的敌人而已。
　　不但如此，而且和其余的起义地区的联系也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偶尔有一些个别的人来自哈根；伊塞隆方面的消息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有些人自告奋勇愿做联络特使，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据说，爱北斐特和哈根之间的许多信差在巴门和它附近的地方被市民自卫团扣留了。唯一有联系的地方是佐林根，而那里的情况也与爱北斐特完全一样。佐林根的工人虽然向爱北斐特派遣了400—500名战士，但他们的组织性仍然很好，意志仍然很坚定，因此完全能够在本市抵抗资产阶级和市民自卫团，不然的话那里的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爱北斐特的工人也象佐林根的工人那样先进，那样有组织的话，那完全可能获得成功。
　　情况既已如此，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必须采取一些迅速而坚决的措施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使运动获得新的战斗力量，使运动的内部敌人瘫痪下来，在整个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组织尽可能强而有力的运动。第一步就应该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课以赋税作为这样武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这一步骤将意味着坚决彻底抛弃安全委员会先前那种消极怠惰的态度，使无产阶级获得新的力量并且瘫痪“中立”区的反抗力量。而第二步措施的任务是从这些“中立”区内也设法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并有计划地组织整个地区的防御；能否采取这第二步措施要看第一步是否成功。其实，只要有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并且能够支配哪怕仅仅400名佐林根的工人，就可以在刹那间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后者的勇气是不值得一谈的。
　　为了保证还在牢狱中的爱北斐特五月事件参加者的安全，我认为有责任申明，所有这种建议都完全是由我个人单独提出来的。从安全委员会经费刚一开始支绌起，我便主张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
　　但是，可尊敬的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种“恐怖措施”。我所做的，或者毋宁说是我和部队的某些指挥官（他们全都幸运地脱离了险境，有一部分人现在侨居美洲）共同自作主张而做出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夺取了克罗年堡市民自卫团存放在当地市政厅大厦里的约80支步枪。这些步枪分发得极其轻率，大部分都落入好酒贪杯的流氓无产者之手，他们在当天晚上便把这些枪枝卖给了资产阶级。那些资产者先生们派人四出到民众中去，以相当高的价钱尽量地收买枪枝。这样，爱北斐特的流氓无产者就把几百支因临时政府的疏忽和糊涂而落入他们之手的步枪卖给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用这些枪枝武装了工厂的监工和忠于资产阶级的染色工人等等，而“心地善良的”市民自卫团的队伍也就一天天地加强起来了。
　　安全委员会的先生们对于改善城市防御的任何建议所给予的回答是，所有这一切全不需要，普鲁士人没有到这里来的胆量，他们不敢进入山地等等。他们自己很明白：这是在散播最荒唐的无稽之谈，从四周的高地甚至用野战炮也能轰击到这个城市，稍微象个样子的防御也是没有的，在起义停止发展而普鲁士人又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发生某种极为特殊的事件才可能挽救爱北斐特的起义。
　　其实，普鲁士的将领们，看来也不特别愿意向几乎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大举进军，至少在还没有集结起真正压倒优势的战斗力的时候是这样的。爱北斐特、哈根、伊塞隆和佐林根这4个不设防的城市竟使那些小心翼翼的战争英雄们敬畏到了这样厉害的程度，以至他们下令从威塞尔、威斯特伐里亚和东部的几个省份调集了一支配备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两万人的大军，其中有一部分是乘火车来的；这支军队不敢贸然进攻，却在鲁尔境外完全按照军事学的原则进行战略布署。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右翼、中央——一切都在这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好象它们面临的是一支非常强大的敌军，好象是要同贝姆、邓宾斯基打仗，而不是同几百个既没有组织、装备恶劣，又几乎无人领导、被给他们以武器的人暗地出卖了的工人进行一场众寡悬殊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起义的结局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工人们讨厌了小资产阶级的一贯拖拉、三心二意、胆小怕事以及消极怠惰的背叛行为，最后离开了爱北斐特，投奔帝国宪法能够给他们以某种保障的其他德国地方去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曾经遭到普鲁士枪骑兵和被唆使来反对他们的农民的多么凶恶的追击。大家都知道，他们刚一离开，大资产阶级马上又爬了出来，命人拆除街垒，并搭起了凯旋门以便迎接将要到来的普鲁士英雄们。大家都知道，哈根和佐林根由于资产阶级的直接背叛而落入了普鲁士人之手，只有伊塞隆和第二十四团这些已经满载战利品的德勒斯顿的征服者们还坚持了两个小时的力量悬殊的战斗。
　　有一部分爱北斐特、佐林根和缪尔海姆的工人到达了普法尔茨。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同乡，后者都是在袭击了卜留姆的军械库之后到这里来的。他们和同乡们一起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团中建立了一个连，这个连几乎完全是由莱茵省人组成的。凡是他们的战友都可以证明：他们无论在哪里打仗，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尤其是在牟尔克城的最后一次决战中，更是英勇过人。
　　爱北斐特的起义之所以值得比较详尽地阐明一下，就是因为在这里，各个不同阶级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彻底。贝尔格－马尔克区其他城市中的运动和爱北斐特的运动完全一模一样，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些城市里各个阶级参加或是不参加运动并不那样明显，因为在那些地方，各个阶级本身就并不象在这个区的工业中心那样相互间区分得非常明显。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几乎完全没有集中的大工业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成熟的大资产阶级，阶级的关系较为隐晦，具有比较平和的和宗法的性质，所以体现这次运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交错关系更加复杂。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一点，同时也会看到，在那里，所有这些参加起义的分子最终也都聚集在作为整个光荣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核心的小资产阶级周围。
　　去年5月间莱茵普鲁士起义的尝试清楚地说明，在革命运动中德国的这个地方能够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在莱茵普鲁士，周围有7个要塞，其中有3个是德国第一流的要塞，经常驻有几乎1/3的普鲁士军队。它的铁路四通八达，有一支运输船队归军事当局调配；在这样的条件下，莱茵的起义只有遭到某种完全特殊的情况才有成功的机会。只有要塞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莱茵省的居民才能够以武力取得某些成就。但这样的事情只有遇到军事当局被某些外部的重大事件吓昏头脑或者军队整个地或部分地加入了运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莱茵省的起义都注定要遭到失败。如果巴登的队伍向法兰克福迅速推进，普法尔茨的队伍向特利尔迅速推进的话，那就很可能使得起义马上在摩塞尔河与埃斐尔、在拿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中爆发起来，使得当时还是可靠的中莱茵各邦的军队加入运动。如果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莱茵的所有的军队，特别是整个第七和第八炮兵旅，也都会学他们的榜样，或者至少是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情绪来，弄得普鲁士的将领们束手无策。也很可能有几个要塞会转到人民手中来，这样，即使不是爱北斐特，那无论如何也会是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地区会得到挽救。所有这些，也许还远不止于这些，都因为绝顶聪明的巴登委员会实行了拙劣的、小市民式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政策而终成泡影。
　　随着莱茵工人的失败，被工人们认为唯一能公开而坚决地捍卫他们的利益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倒闭了。总编辑虽然也是莱茵普鲁士当地的人，但却被逐出普鲁士去了；其他的编辑们也都受到或者监禁或者马上被流放的威胁。科伦的警察极其坦率地宣布要这样对付他们，而且极其具体地指出，它掌握了每个人的足够的罪证，所以有的是办法来处治他们。这样一来，报纸恰恰在销售量空前迅速增长、收入有余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止发行。编辑们都分散到德国各个已经起义的或就要起义的地方去了；有些人到了事态又要发生转折点的巴黎^[80]。这些编辑们在今年夏天的革命运动期间或者在运动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被捕或流放；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科伦警察殷勤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命运。有一部分排字工人跑到普法尔茨，加入了军队。
　　莱茵的起义同样是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莱茵省3/4的地区宣布了戒严，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随后有3个袭击卜留姆军械库的参与者被枪决，起义就此告终，其时适逢霍亨索伦王朝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诞辰的前夕。Vae　victis〔惨哉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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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74] 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的领导者是赛·契尔奈尔、米·巴枯宁等人。为了回答德勒斯顿街垒战战士们求援的呼吁，莱比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作了口头宣言。莱比锡的市参议会和市民自卫团不仅拒绝援救德勒斯顿的起义军，而且残酷地镇压了那些想阻止莱比锡卫戍部队开往德勒斯顿去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莱比锡发动的起义。——第134页。

^[75] 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是拿破仑于1804年公布的民法，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占领的区域内甚流行，莱茵省归并于普鲁士后在该省仍继续采用。恩格斯称它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典法律全书”。——第135页。

^[76] 后备军是一支包括常备军和预备军中退伍的、年长的兵役义务者的武装部队。按照普鲁士的法律，只有在战时才能征召后备军。——第138页。

^[77] 法兰克福帝国内阁是根据1848年6月28日作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成立的。这个实际上既不掌握预算也不掌握军队的政府，没有任何实际力量。不久，它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第139页。

^[78] 民主主义者在特利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1849年5月17—18日袭击卜留姆军械库。夺取武器和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是这次参加袭击者的目的。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快就被开来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第145页。

^[79] 三色旗在这里是指黑红黄三色的旗子，是争取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运动的旗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这面三色旗被宣布为德国的国旗。——第145页。

^[80] “新莱茵报”被封后，该报编辑前往巴黎的有卡·马克思、斐·沃尔弗、恩·德朗克。在巴黎，这时山岳党和革命俱乐部准备发起反对执政的秩序党的群众运动。——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