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注：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门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因此，人们总以他来比喻两面派的人物。——译者注］式的头还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行政权力的一面，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平淡线条。1849年5月28日，它已显示出它的另一面，即立法权力的一面，盖满了由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的狂欢酒宴所留下的许多伤痕。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的建立，即建成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形式，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的统治，联合起来的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所有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列强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迪诺则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注向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注向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完全基于事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
进犯罗马就是进犯宪法，进犯罗马共和国就是进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Ⅴ条[32]说：“法兰西共和国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在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罗马自由。宪法第54条规定行政权力未得国民议会［注：从这里起到本文结束止，国民议会一词是指从1849年5月28日起至1851年12月止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编者注］同意不得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断然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恢复它最初的目的，可见它同样是断然地禁止对罗马进行战争，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是叫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内阁部长们的证人。他代表宪法向国民议会的保皇主义多数派当面发出了威胁的声明：“共和党人定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要诉诸武力也是在所不惜的！”山岳党以百倍的声音跟着喊道：“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怖的喧嚷声；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了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下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或其内阁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就炮轰罗马问题通过的决议，不过是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罢了。
难道赖德律－洛兰希望借助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而借助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但是，据内阁所说，法军在罗马所进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有自己在制宪议会中的全部经验而仍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是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是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仍然不懂得，对于宪法条文是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其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吗？仍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主义多数派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教士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象奥迪隆·巴罗这种人就曾破坏过它的意志，难道新由普选产生出来的国民议会还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所束缚的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竟已忘记就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吗？竟已忘记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内阁部长们无罪，从而业已承认炮击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吗？竟已忘记他在本质上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告的判决提起上诉，并且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在一项特别条文中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正是依据着这一项条文。但是，在另一方面，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反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在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所企图发动的，是“纯粹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粹是议会范围内的起义。它指望被民众武装起义的远景所吓坏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去消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因而消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及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难道制宪议会顽强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时，不是已经企图用类似手段推翻波拿巴当选的事实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不是有过由议会里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那末为什么前一代的山岳党能做的事情，后一代的山岳党就不能做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是有利于这种举动的。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军队照其在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并不是拥护政府的；立法议会的多数派还太年轻，未及牢固组织起来，而且它是由老年人所组成的。如果山岳党把议会里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权柄就会直接落到它的手中去。至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它热烈渴望的，照例是莫过于斗争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在议员们的阴影之间发生。最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是想借议会里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目的：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党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发动起义。山岳党断然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运动的领导权；它对待盟友是与对待敌人一样疑心多端的，而它在这方面原是对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激动过巴黎无产阶级的行列。然而无产阶级是受它与山岳党联盟的束缚的。山岳党在议会中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握有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最后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的行列又因受霍乱瘟疫和迫使大批无产者离开巴黎的失业影响而变得松懈了——就是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但却是在已没有当时那种推动无产阶级进行拚命斗争的情势下重演这事件。工人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责成山岳党败坏它自己的声誉，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国民议会否决时超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注视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开始严重坚决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使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一旦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则已经成立好了，这公社必定要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接受了1848年6月的流血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开始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夜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了，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了“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里，跑到了“和平民主日报”[33]的编辑部里。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丧失了力量，也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丧失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注：参孙是圣经里的神话英雄，据说有非凡的力量。——译者注］，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人。掀起了冗长、嘈杂而空洞的论争。山岳党满怀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34]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残余所自命的称号。它残留在议会中的代表者，虽有6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而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虽把他的军刀供秩序党御用，但是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求摆脱其政治贱民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的确，他们岂不正是这个以他们的盾牌，以他们的原则，以宪法为护身符的民主政党的自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之前，“山岳党”一直在分娩的苦痛中。它产下了一个“告人民的宣言”，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35]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出来。这个宣言宣布总统、各部部长、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即无非是表示要“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所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沙托－得奥出发沿着林荫路行进的列队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有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着林荫路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的呼声是机械的，冷漠的，不是由衷的，这些呼喊声并没有扩大成为轰隆的雷声，反而在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中遭到了嘲讽的反应。唱歌的声音很多，但没有发自胸腔的声调。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的会场所在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三角墙上出现了一个雇佣的宪法使者，竭力挥动他那戏院捧场者的帽子，挣破他那巨大无比的肺，向朝拜者们头上冰雹般地撒出“宪法万岁！”的叫声，——这时，似乎游行者自己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实在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来福枪兵在和平路和林荫路的拐角上为游行者准备了怎样一种全非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怎样顷刻间就向四面奔散，只是在奔跑中稀稀疏疏地发出“拿起武器！”的喊声，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起义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有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路上被杀害，街道上愈来愈慌乱，当这一切似乎都在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拯救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占据了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及手工博物馆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徒然等候了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慎重的自卫军让自己的代表者去听天由命，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扰民众建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则逃跑了。6月13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的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没有被它所决定；所以，6月13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其余各处对6月13日事件发生过反响的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生存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了这个共和国的确立，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过阴谋，曾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过无产阶级。6月13日这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的事实。从此时起，国民议会就单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了。
巴黎置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于“被告地位”，后者则置巴黎于“戒严状态”。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而多数派则以违反宪法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受到剥夺公权的惩罚。山岳党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里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这个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消灭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各种惩戒手段，如提出谴责、科以罚金、停发薪金、暂时逐出会场、逮捕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则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悬挂的不是什么刀剑，而是一根鞭子。残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保全名誉计，本应示威式地卸去代表职任。这样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秩序党在甚至再没有一种对抗的影子来促使它团结的时候，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当小资产阶级已被夺去议会力量时，它的武装力量也一并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列和卢乌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处，非法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递送员之后，却得到了国民议会讲坛方面的奖励。在法国全国各处，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样被解散了。
新的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概被封禁，里昂及其邻近5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到处实行监视，早已清洗过许多次的大群官吏重受清洗——这都是反动派获胜时必不可免和经常重复的惯用办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提起，只是因为这次它们并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各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充满着各种镇压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勒住了报刊的喉头，并消灭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与其说是词句，还不如说是使词句生动起来的音调和姿势。保皇主义信念公然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对共和国施以贵族式的轻蔑侮辱，娇媚而轻浮地道出复辟这一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便是使这一时期具有其特殊音调和印记的风气。“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所喊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即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已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已经看到复辟是在叩着法国的大门了。秩序党各派领袖之间发生了十足的竞争；他们争先恐后地力图在“通报”上以书面证明他们的保皇主义立场，坦白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过失而表示悔悟，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总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总有一个正统主义者的外省地主庄严地宣称他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总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其英雄勋业，说只有路易－菲力浦的仁政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结果，好象在二月事变中值得惊叹的，并不是获得胜利的民众表现了宽仁态度，倒是保皇党人表现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而让民众战胜了他们。有一位人民的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象。梯也尔称宪法为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表示后悔他们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表示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一般君主国的倾复；梯也尔后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后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后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3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来加以迫害。在滑铁卢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侵入法国，没有象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在里昂及其邻近诸省造成的恐怖而发出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从国民议会上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语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甚至当最微小的共和仪式套语——例如以《Citoyens》〔“公民”〕一语称呼议员——受到违背时，也都使秩序的骑士们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状态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一大部分拒绝投票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缺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进入罗马[36]，以及随之而至的异端审判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使六月胜利又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陶醉更甚了。
最后，在8月中旬，保皇党人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这部分地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已为好几个月来的保皇主义狂宴累得疲劳过度了。他们以公然恶作剧的风度留下了一个由25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有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的一些精粹，如摩莱与尚加尔涅。但是这种恶作剧的意味却比他们意料中的还要深长些。他们原已被历史判定要去促使他们所心爱的君主国倾复，同时却又被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期，即其保皇主义的狂暴嚣张时期。
巴黎的戒严状态重又撤销，报刊重又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的时候，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的时期中，立宪君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老旧的文坛代表“世纪报”[37]，转向于共和主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旧的机关报“新闻报”[38]，转向于民主主义，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老旧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转向于社会主义。
公开的俱乐部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就随之愈益普遍增多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已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上层拆去，然而留下的群众却生长出了他们自己的头脑。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反革命在匈牙利、在巴登和在罗马获胜后所干出的卑鄙兽行和极端恐怖，却已把“红色共和国”洗成白色了。而法国社会的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其恐怖还成问题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对革命宣传做了更多的供献。A chaque capacité selon ses oeuvres！〔每个天才均按其所行而定！〕［注：马克思在这里戏弄圣西门主义者的著名公式。——编者注］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主义者跑到爱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后裔[39]，而秩序党的大批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务必要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出的话，务必要使他们要求立刻修改宪法。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可以进行这种修改。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法国的呼声还会不能迫使国民议会牺牲宪法的贞洁吗？国民议会所期望于这些省议会的，正如在伏尔泰的“亨利亚特”中尼姑们所期望于叛乱兵的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彭提弗里在外省碰到了为数并不少的约瑟夫。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解这种烦恼的开导。宪法的修改，被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即各省议会的表决所阻碍了。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在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重新复会——tantum mutatus ab illo！〔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它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了。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否决了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给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党人因正统主义者往爱姆斯巡礼而产生疑心，正统主义者则因奥尔良党人跟伦敦[40]来往而惶惶不安，两派双方的报纸都煽旺了火焰，衡量了各自的王位僭望者们相互间的企求。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多少露骨的企图摆脱宪法束缚的行为，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有权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为维护这个国民议会而背叛他。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上，以及在由阁员帕西提议的而为保守派骂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发30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年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国负债簿上增添了700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怯乞丐——角色，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意允许这种增加，于是路易·波拿巴又照例要二中取一：Aut Caesar，aut Clichy！〔不做凯撒，就进债狱！〕
内阁第二次要求拨发900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又更加剧了波拿巴方面与内阁和国民议会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从武官埃德加尔·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motu proprio》〔“出乎真意”〕[41]，拒绝对他那恢复起来的权力加以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故意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他的内阁的台幕，使他自己能在楼厅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未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42]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振翼飞腾的意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救出面子而提议要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书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议员，却是维克多·雨果。《Allons donc！Allons donc！》〔“滚开！滚开！”〕——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感叹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Allons donc！Allons donc！》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你以为我们相信你是真正相信总统吗？《Allons donc！Allons don！》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间的决裂，又因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的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表兄弟［注：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威斯特伐里亚前王的儿子，乘内阁议员们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主义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僭望者弄得与波拿巴派的王位僭望者不相上下的地步，或者确切些说，弄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僭望者的地步，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高峰之上的。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所表示的愤怒，立即迫使波拿巴收回了这个竟将神圣东西与可恶东西，将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将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的办法，并给这两个提议中的每一个以应有地位。多数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主义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无遗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僭望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波拿巴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所剩有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而以一个普通的私人身分回到法国来住的话，那末人家会怎样看待他呢？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波拿巴，他之处在国内是什么也没有赢得的，而如果联合保皇党人需要他在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那末真正的王位僭望者则必须以流亡的雾气遮住俗人的目光。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报了立法议会，他在这件咨文中用颇辛辣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而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党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现在已不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作为行政权的首领，已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了，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了他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失掉人心，那末秩序党则是根本不得人心的。难道他不能指望，一方面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僭望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期，这一时期是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的。宪法机构间的那种受到基佐赞美的习见的玩意，即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此。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 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 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原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充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被任为新内阁财政部长的是富尔德。把富尔德弄成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为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富尔德一被任命，金融贵族就在“通报”上宣布了它的复辟。这个复辟是必然补充着其余一切复辟，而与它们一起形成为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未敢于任命真正的loup-cervier〔交易所豺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证明个人大公无私的思想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同的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所曾隐匿于后台的东西，到处都已出现于前台了。它已把君主国所曾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已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仙人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其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作出的。从富尔德就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重又归还到金融贵族的手中去了。
有人会问，资产阶级联合势力怎么能忍受那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以把资产阶级其余各阶层排出政权范围或使其听命就范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构成为重要的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党人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曾是金融贵族旧日的同盟者和共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党人队伍中的黄金重镇吗？至于正统主义者，那末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已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机、矿山投机和铁路投机生意的狂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就是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比之国家债务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乃是投机生意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交易所则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无数人们，不能不对国家债务，对交易所投机生意，对金融感到有切身利益。难道所有这些二流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参加者，不会把在巨大的规模上从总体方面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那个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人员，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强自己的镇压措施，加强自己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强自己通过国家机关去到处出头露面。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
或者是国家必须试图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上而至少暂时使预算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应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Pas si bête！〔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若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有国家债权人、银行家、银钱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敌手比较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有个科布顿、有个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农业。英国工业需要free trade〔自由贸易〕，而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看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着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要捍卫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资产阶级其他各集团侵害，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叫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谁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43]；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一个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们不只是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出地盘给那些适于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租税制度！保留酒税！拒绝帕西提议施行的所得税！
帕西也并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位老部长。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替罪羊戴斯特［注：1847年7月8日，在巴黎元老院里开始了对于巴尔曼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部长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所有这3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3年监禁徒刑。（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的最知心的朋友。帕西也曾称赞旧赋税制度，他也曾提议保留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财政赤字的帷幕。他宣称，只有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才能避免国家破产。以前曾向赖德律－洛兰推荐过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向立法议会推荐了国家财政赤字。他应许节省，而这种节省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6000万法郎，而债款却增加了两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金融贵族有资产阶级其余各个互相竞争的集团和它并驾齐驱，它的食欲当然就没有象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那样表现得横蛮无耻。但是制度是依照旧的：同样是国家债务不断增加，同样是财政赤字被伪装起来。过了些时候，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昂铁路的法律，巴黎全市一时都在谈论的国家证券价格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便是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很快就不免要重新回到2月24日那样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故意废除了1850年度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已提议要把酒税保存下去。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就颁令恢复酒税。
极力为这次恢复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郎贝尔。他所持的论据是异常简单的。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政府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谋害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谋害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酒税当然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古老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尊贵的赋税。Vive l’im-pôt des boissons！〔酒税万岁！〕Three cheers and one more！〔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就把他设想成税吏。自从蒙塔郎贝尔把赋税宣布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为不信神的人，变成为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教徒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永远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他伯父的侄儿”并不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受蒙塔郎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酒税之害的。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说过，恢复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就已是民众憎恶的主要对象（贝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间又把它在形式上稍加改变后重新采用起来了。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还有废除酒税的诺言。当然gentilhommerie〔贵族阶级〕是不一定要遵守他们对gens taillable à merci et miséricorde〔无权的下等阶层〕所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许诺了废除酒税。这一年是根本不爱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的。1848年许诺了废除酒税，也如它许诺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许诺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命令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10天，立法议会又把它重新实行了。这样，法国人民总是白费气力地企图赶跑这项赋税：当他们把它从门口摔出去的时候，它又从窗口飞进来了。
人民普遍憎恶酒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项赋税中集合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点。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配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对最普通的酒和对最高贵的酒征税的税率都是一样；从而，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低，税额便按几何级数逐步增加；这是倒转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就使劳动阶级受到经常的毒害。这税使每个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市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个这样的市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所谓小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板，都是酒税的死敌。最后，酒税既使消费额减少，就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使城市工人无法买酒来喝，就使酿酒农民无法把酒卖出。而法国酿酒人数大约有1200万。因此全体人民对于酒税的憎恶就可以理解，尤其是农民对于酒税的狂热仇恨也就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不是把恢复酒税视为一个多少带着偶然性的单独事件。农民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特殊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向他们许诺废除酒税，而当它已把农民骗住时，它就把酒税保留起来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酒税来试验政府的香臭，试验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酒税，就是表明路易·波拿巴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但他又不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他是农民创造出来的，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酒税的请愿书中，就把他们一年前所投给“他伯父的侄儿”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态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态偿付过的贡赋。一方面由于人口愈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愈益分散，小块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加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地的价格越提高，则农民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就必然随着增大起来，——不管这小块地是由他自己购得，或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周围积集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地周围积集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块地制度下，土地对于所有者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的。但是土地被割碎的过程愈发展，小块地连同其极可怜的农具就愈益成为零细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愈少，贫农〔Kotsass〕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私有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比例而减少，然而这私有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土地面积的不断分小，生产工具即土地则按照同一比例而昂贵，其肥沃程度则按照同一比例而减低，农业则按照同一比例而衰落，农民所负债务则按照同一比例而增加。而且，曾经作为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一辈人都留下更多的债务给其后辈，每一辈新人都在更困难更不利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债务又产生新的抵押债务，所以当农民已不能再以其小块地作抵押而借得新债时，即不能把新的押据再叫土地担负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掌握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发巨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又以向高利贷者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只是把地租，不只是把营业利润，总之，不只是把全部纯利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这个过程，在法国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加快了速度。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典对地产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壤和互相交错的许多小块土地所有人间的无数纠纷所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的官司狂所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全部乐趣都是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生产总额为52亿3717万8000法郎。从这个总数中必须除去35亿5200万法郎的耕作成本，这里包括农民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生产量是16亿8517万8000法郎，从这里要去掉5亿5000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亿5000万法郎用于赋税，1亿零700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纯生产量剩下的只有1/3，即5亿3800万法郎；全人口每人所得的纯收入不到25法郎[44]。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一种符咒，它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资本一向就是借口这个所有权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立宪共和国是它的剥削者们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它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是看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来决定的。他们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小品文中，在论丛中，在日历中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中，都曾是这样说的。这些思想已因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易于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把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向加以公然无耻的夸大和歪曲，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渴望尝试禁果的情怀。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自己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情绪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当时在里昂周围5个省内宣布的戒严状态，表现于在6月13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注：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的前任议长；表现于在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45]选出一位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位去世的正统主义的议员，而加尔省原是正统主义者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terreur blanche〔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的政府所颁布的措施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各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觉醒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在对各地大小行政官尤其是对自治局长的关系上成为刑讯官，并且到处实行谍报制度，直到穷乡僻壤；取缔学校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教育者、保护人、思想家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处于受地方行政官任意摆布的地位，把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象追逐野兽一样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取缔自治局长法案，在自治局长们头顶上悬起了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注：根据希腊传说，纪元前4世纪时叙拉古王迪奥尼西阿斯于饮宴时，在他的廷臣达摩克利斯的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宝剑。表示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意思。——译者注］，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农民公社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17个军区改变成为4个帕沙辖区[46]，并使兵营和野营变为法国人的民族沙龙；教育法，秩序党用以宣布说法国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拚命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些放空炮的拙劣办法。重大的措施，如保留酒税和保留45生丁税，嘲弄般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10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就从中心大批袭来而震惊了农民阶级。上述各项法律和措施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农舍中的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把它农民化起来。
在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采纳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47]后，立刻就在卡尔利埃[48]——这个人是对福适的一种污秽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模仿一样——随后所发出的咨文里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事业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间的同盟。联合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统治，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在互相争夺支配权中彼此攻击时给予人民的那个武器，在人民已跟它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又从人民手里夺过来吗？任何事情，甚至连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合同〕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间的冲突，以及国民议会与波拿巴间的冲突，还是在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coup d’état〔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重新擢升为行政长官的王朝残废人物招拢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主义者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49]，这报纸公开说出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免要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这些欲望表示否认；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一切不信任投票而坚决不肯辞退自己的部长们；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额外多发4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士官，又以剽窃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荣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公然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残存的六月起义者放逐于阿尔及利亚，以使立法议会en gros〔一下子〕就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en détail〔逐渐地〕博得人心。梯也尔说出了关于《coup d’état》〔“政变”〕和《coups de tête》〔“冒险举动”〕的威胁话，而立法议会则对波拿巴进行了报复，办法是否决他为私人利益提出的一切法案，而对于他为共同利益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用喧嚷的猜疑态度予以考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以加强行政权力为借口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来进行了报复。
再则，使正统主义者也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机灵的奥尔良党人重又夺得了几乎一切国家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则是希望靠实行地方分权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造成一套机构。反革命既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的行价，于是就把法国的金银也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党人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又受到重新浮现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吆喝和鄙视，正象一个贵族丈夫鄙视资产阶级出身的夫人一样。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如何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一种联合。从稍微改良旧社会紊乱状态到推翻旧社会秩序，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党”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即自由贸易派的要求在法国就都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危及秩序党的一般垄断啊！
在革命进程中，情势已是极迅速地成熟了，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主张变革的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党”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它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在某些人说来，这是故意骗人的，而在另外一部分人说来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为它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有“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较为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缚。这是代表工商业、农业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利益因为与那班参加秩序党的工商业、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他们摒弃。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Parexcellence〔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剥削这个阶级时主要是以债权人姿态出现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组合；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所以它自然就把未来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理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信奉着现有社会主义体系，信奉着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制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由金融贵族占居领导一样，在“无政府党”中也必然是由无产阶级占居领导。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团聚起来的时候，当各省愈益变得不可靠，而立法议会本身愈益对法国的苏路克所提要求表示牢骚不满的时候，——为填补6月13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的那个延搁已久的补缺选举就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受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逃出这个不堪忍受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巴黎发生暴动就会使政府有所借口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就不免要对政府表示让步，否则他们自己就会显得象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了。
于是政府就来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伐了自由之树[50]，来向人民挑衅。徒劳无功！如果说自由之树已丧失了安身之所，那末政府自己却已弄得惊惶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所吓退了。国民议会以冷淡的不信任态度回答了波拿巴的这种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51]上取去长生花圈，也没有得到较大一点的成功。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有所借口来对内阁投以多少隐蔽的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止普选权和勾引哥萨克人入境侵犯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无功。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也是枉费心机；他挑拨左翼分子跑到街上去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所取得的结果只是议长令其遵守秩序，而秩序党就以默然幸灾乐祸的神情许可了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加以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有革命发生，也是枉然。政府所取得的结果只是人民在2月24日毫无表示。
无产阶级没有任人挑拨去进行暴动，它要干的是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举动只是加强了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情绪，并没有阻碍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于6月遭受放逐，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博取人心才获得赦免的；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发动。维达尔著有“论财富的分配”[52]一书，因以共产主义作家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委员会内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一个抗议耶稣会教徒所定教育法的具体象征。这3个候选人代表着3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代表着革命无产阶级；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共和党，这个党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本来的意义了。这是象在2月那样的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是无产阶级居于革命联盟主脑地位。
不管敌人如何拚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军人部长拉伊特。秩序党惊呆了。各省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放逐和屠杀过六月起义者的人们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由被放逐者陪伴并且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骗走的山岳党回到国民议会来了，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号兵了。这是12月10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部长奥赛在1830年间的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得到多数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多数的抗议。3月10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的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而踏进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重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又来拯救秩序；波拿巴重又是他们的中立人物了。如果他们有时也想起自己的保皇主义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无望了；如果波拿巴有时也想起他是王位僭望者的话，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无望罢了。
为了表示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来做内政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国民议会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压倒自己所感到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开始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个你死我活的决斗，一个不停息的冷酷的战争；在这个殊死战争中，两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万7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注：1572年8月24日（8月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译者注］！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是曾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的。
受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1848年6月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只代表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私产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臣民——小私产——已到毫无私产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去采取它那必不可免的老办法。“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10倍！”但是它的镇压势力已减少了10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已增强了100倍。难道不是连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都需要加以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一言：“必须把窒息着我们的合法状态铁环打断。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对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身于特洛伊木马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依利翁城，但我们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希腊人［注：双关语：《grecs》是“希腊人”，也是“骗子”。（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那样潜入进去的，我们不是占领了敌人的城池，反而是自己成了俘虏。”
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止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一言，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一言。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实现这种专政的权利。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谴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视为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取消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本身中间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岂不就是消灭全部安定状态，岂不就是时刻把一切现存权力弄成问题，岂不就是破坏权威，岂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现今不在法国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靠山，这种作法是首尾一贯的。
这个第二号科布伦茨[53]既选定法国本土作为居留地而号召外国入侵，也就是甘与一切民族情感为敌。它既然攻击普选权，也就是为新的革命造成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的。任何局部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中各个集团互相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突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性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的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一个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中各个集团既已抛弃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既已抛弃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立宪共和国，而向后跑回到较低级、不完备、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它们就是自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象是一个老人，他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时代的衣服，妄想把他的枯萎的四肢硬塞进去一样。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它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3月10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Après moi le déluge〔我去后哪管他洪水泛滥〕［注：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注释：
[32] 第Ｖ条是指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本文中的条款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次序的。——第75页。
[33] 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在1849年6月12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编辑部举行的（该报于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由维·孔西得朗主编）。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第78页。
[34] 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社民主联合会”在发表于206号“人民报”（《Le Peuple》）上的宣言中，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第78页。
[35] 山岳党的宣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上。——第79页。
[36] 马克思指的是由3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的支持，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教穿的是红色衣服。——第83页。
[37] “世纪报”（《Le Sièclｅ》）是1836—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19世纪40年代，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84页。
[38] “新闻报”（《La Pressｅ》）是1836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纸。——第84页。
[39] 指尚博尔伯爵（自封亨利第五），他是法国波旁王朝长辈系统中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在德国西部的经常驻地除维斯巴登外就是爱姆斯。——第85页。
[40] 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出法国的路易—菲力浦住在伦敦近郊的克勒蒙特。——第85页。
[41] “出乎真意”（《mlotu proprio》）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谈教皇区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第86页。
[42] 引自德国诗人格·海尔维格的“来自山上”（《Aus den Bergeｎ》）。见格·海尔维格的“人之歌”（《Gedichte eines Lebendigen》）。——第86页。
[43]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一书中成了一个最后确定的公式，这个公式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弗·伊·列宁根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几个甚至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或大多数的国家中取得胜利。这个新的结论是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第92页。
[44] 总数不符：应该是5亿7817万8000，而不是5亿3800万；显然数字印错了。但是这对总的结论并无影响；不管按哪个数字平均每人的纯收入都不到25法郎。——第98页。
[45] 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的死亡，曾举行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汪在36000票中得了2万票，以多数票当选。——第99页。
[46] 1850年3月10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领土分成了5大军区，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4个区的包围之中，而这4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的报纸为了强调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称这几个区为帕沙辖区。——第100页。
[47] 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总统致立法议会的信件，他在这个信件中通知说，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第100页。
[48] 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号召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善良”。这个信件公布在1849年11月11日的“通报”上。——第100页。
[49] “拿破仑”（《Le Napoléon》）是波拿巴派的日报，路易·波拿巴的机关报；1850年1月6日至5月19日在巴黎出版。——第101页。
[50] 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自由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并且当时国民公会也对此作了明文规定。——第105页。
[51] 七月纪念柱是1840年为纪念1789年7月14日攻破巴士底狱而在巴黎建立的；自1848年二月革命后，柱上又装饰了纪念花圈。——第105页。
[52] F．Vidal．《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Paris，1846．——第106页。
[53] 科布伦茨是西德的一个城市，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者的中心。——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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