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6月25日则强使法国接受了革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6月的斗争是由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所领导的，胜利自然是把政权变归了他们掌握。戒严状态把手足被缚而无力抵抗的巴黎压倒在他们脚下了，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戒严状态的精神气氛、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那种耀武扬威、扬眉吐气的骄横以及农民肆无忌惮的私有狂。这样，在下层方面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击破的同时，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也被击破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界是“改革报”[21]。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一起在4月16日进行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个党所赖以支持的基础，因为小资产阶级是只有当它背后有无产阶级为其后盾的时候，才能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作为同盟者已遭到轻蔑遣弃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堕落到了替三色旗共和党人保镖的地步，他们不能从三色旗共和党人那里取得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共和党人统治亦即共和国仿佛受到资产阶级中那些反共和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自始就是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的。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除非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就甚至不敢出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暂时团结到了卡芬雅克周围，认为他是自己的救主，而当反共和党在六月事变后不久又重新独立出现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状态只容许它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集团以其作家、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为代表，以其名位野心家、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集聚在巴黎“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立有自己的分馆。“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国家职位——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中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力，而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已成为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了。同时他在接见宾客时，却又象一个司礼官执行着代表“正直的”共和国款待宾客的职责。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作家，也因怀着一种崇拜共和主义传统的思想而有一种谬见，仿佛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并且三色旗共和党人在议会外的影响愈是降低，制宪议会就愈坚决地摆出自己的共和主义气派。当问题在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时，制宪议会在自己方面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党人的选票；当问题在于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那末制宪议会甚至连它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中的保皇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并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活生生地腐烂掉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舞台前头给可敬的观众表演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决治罪，或是不经审判就实行放逐。制宪议会居然老实承认，它把6月的起义者不是当作罪犯审判，而是当作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首先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6月事件和5月15日事件，并调查社会主义党派和民主主义党派的领袖们在这些事件中所参加的活动。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实行复仇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化身，这个nullité grave〔目中无人的小人〕，这个艰涩的空谈家，不只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还要和那些把他的内阁首相地位弄掉的革命家算账。当然保险他一定要狠狠地干上一通！正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十足的诉讼案，这个案件归结为如下各点：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害，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这番博学的刑事探究工作引伸到2月24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做了回答[22]：2月24日事件是一种罗马开国奠基的事件啊。国家的起源散失在神话世界中，而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自身清洗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对抵押征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了；限制工作日为10小时的法律被废止了；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一大部分的文盲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他们的选举权又何尝不可以一并剥夺呢？重新施行了报纸缴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他们急忙实行为旧有资产阶级关系恢复其旧有保证，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个将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斗争得最热狂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咖啡店和餐馆的主人、marchands de vin〔酒商〕、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铺奋然而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店里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的是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的是他们的债权人。当街垒被击毁，工人被击溃，而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奔回到自己店里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官方代理人堵住了，他拿着威胁的通知单迎接了他们。期票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拯救这种财产，正是反对他们自己，——是为着那些将房屋租给了他们住的房东，是为着那些给他们期票贴了现的银行家，是为着那些贷给了他们现金的资本家，是为着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售卖的工厂主，是为着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而拯救这种财产。恢复信用！但是，恢复了元气的信用已表明出自己是一个活生生和满怀复仇心情的凶神，这首先就表现于它把那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室儿女一起逐出了住屋，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则抛进了那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赫然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它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它那从2月起就象慢性病一样地延续着的、仿佛没有被人注意的破产，如今在6月以后已被正式宣布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人家需要驱使他们去为拥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现在，既已和无产阶级算清大帐，也就可以跟小店主来算小帐了。在巴黎，过期的期票总值在2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100万法郎以上。巴黎有7000多家商店老板，自2月以来就没有缴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2月以来的政治犯罪，那末小资产阶级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纠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用威胁口吻申述了自己的要求：每一个商人在他已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他的生意情况在2月24日以前曾是良好的时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而债权人则必须在偿付少量利息的条件下取消自己的诉讼。这个问题，曾以《concordats à I’amiable》〔“友好合同”〕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室儿女数千人在圣丹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阶级看见复活的六月幽灵就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就又变得强硬无情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concordats à I’ami-able——友好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这样，当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代表早已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表推开之后，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现实经济的意义：小资产阶级债务人被交给资产阶级债权人去任意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在完全受资本奴役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concordats à I’amiable，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最厉害的时候，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在文森监狱囚禁着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银行家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的大批破产不免涉及比直接受害者更多得多的人，因而重又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商品流转，同时六月起义的耗费又更加扩大了国家财政赤字，国家财政收入又因生产停滞、消费和输入缩减而愈益降低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只能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是破产和拍卖，而卡芬雅克部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以及在马拉斯特这位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武士的沙龙里大家对“年轻的社会救主们”纷纷表示的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通过自己的“国民报”用以吸引了一部分军队和农民同情的那些民族幻想，已经尽行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扮作仲裁者串通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只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18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迦太基应被毁灭〕这句话过日子的；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而“国民报”是曾要求过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的。历史的恶作剧竟使“国民报”的前任外交组编辑员巴斯蒂德当了法国外交部长，使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曾一度相信，军事专政将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并不体现着用军刀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专政，而是体现着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兵士现在只需要当作宪兵用。卡芬雅克板着一副古老共和主义委屈求全的面孔，隐藏着他甘心屈从于做资产阶级的官所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的真相。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竟也和制宪议会一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所应该进行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要拟定出这个形式，要拟定出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决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制定这个宪法也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问题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这个宪法就把已经存在着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郑重其事地登录了共和国成立的事实，施行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存在的事实。于是，它就登录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把永恒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暂时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4年的总统制。其次，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日和6月25日的惊吓后专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那种非常权力，也提高成为根本法了。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术语问题。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先前任“国民报”总编辑而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颇为贤能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象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那必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火山爆发即将到来的时候，还在预备划分地界来更精密地确定地产的范围。制宪议会在理论上从事于制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的精确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它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sans phrase〔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状态来支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延长了戒严状态的期限。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党派彼此已经达到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这次的宪法却根本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droit à l’assistance——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不免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法律——中删去，把“劳动权”当作邪说来加以诅咒。但制宪议会还不就此罢休。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所得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实则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措施，并且还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于“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攻击的手段。
在concordats à I’amiable〔友好合同〕问题上，三色旗共和党人实际上是为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既用立法方式禁止了累进所得税，就是把上面这一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革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既然如此，到底还有哪个阶级留作为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但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来重新巩固旧经济关系，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曾打算利用旧社会关系巩固的机会来恢复那些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延做共和国的部长，尽管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拚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既已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既没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同时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和最狂热拥护旧制度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权。它把临时政府险些侵犯到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了。于是，它所推翻了的一个国王，就化身为这种终身制的法制刑讯官而成千倍地复活起来了。
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
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它向一方面要求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方面则要求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是不大理会这些矛盾的。既然他们已经不是必要的人物，——他们只有作为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先锋队才是必要的人物，——所以，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降为一个派系了。宪法在他们手中是一个大阴谋。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系的统治。总统应该仍由卡芬雅克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继续。他们打算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弄成一种虚构。他们甚至指望能很容易地利用虚构来经常恐吓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使其从六月事变时期的两条道路中选定一条：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已于10月23日结束了。在9月2日，制宪议会决定在未颁布补充宪法的所谓必要的补充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早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生命活动尚未终结很久之前，就已要使它自己的产儿即总统出现于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一定会称得起是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选举权就由国民转归制宪议会行使。
真是无益的谨慎！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里面放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它所找到的却竟是“伯父的侄儿”。扫罗－卡芬雅克获得了一百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5倍[23]。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反映出奸诈的天真，反映出矫揉造作的高尚，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迷信，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滑稽剧，是一种荒诞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野蛮风气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Plus d’impôts，à bas les riches，à bas la république，vive I’Empereur！》——“打倒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一个富人共和国。
12月10日发生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存政府的coup d’état〔政变〕。自从他们把法国的一个政府取消而给它创出了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的视线就经常注向于巴黎了。他们曾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角色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制宪议会的倒台，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推翻六月胜利。对小资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公开和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实行决裂，这个集团想要在宪法中把暂时的东西固定起来而使他们马上就感到不能容忍。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公爵方面羞怯点头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24]。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注：“平庸的”：德文是einf?ltig，本来含义是“单重的”，转义为“平庸的”。“多方面的”：德文是vielf?ltig，本来含义是“多重的”，转义为“多方面的”。——编者注］意义[25]。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但是所有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连同这个名字写出如下的口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en bloc〔共同〕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表示反对卡芬雅克，并且是为了把全部选票都集中于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使制宪议会没有可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党派的普通名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称——前者是民主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称，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称。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领袖高呼投拉斯拜尔一票。而投拉斯拜尔的票只是带有示威的性质；这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群众抗议；同时这又是投票反对赖德律－洛兰；这是表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党派脱离民主主义党派而分立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党派，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者——山岳党，对赖德律－洛兰的候选是象它惯常庄严地愚弄自己那样十分认真的。不过，这是它要想与无产阶级对峙而作为独立党派出现的最后一次企图。不仅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还有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前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在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现象的毫无生气的讽刺图象罢了。正如带着蛊惑家姿态和借用着1798年辞句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这样，迷信1793年的传统和迷信拿破仑的传统同时都归于结束了。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现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点又只有在新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庄严地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了可能的事情。可以说，12月10日事件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粗野的玩笑打破了对旧革命作经典式比拟的迷梦。
12月20日，卡芬雅克宣布退职，制宪议会就宣告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若把自己不经审讯而判处15000个起义者流放的6月27日法令宣布取消，岂不就是表示自己根本否定六月屠杀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首相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个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自12月10日，而是始自1804年的上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总理职务不是始自12月10日，而是始自2月24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下旧的内阁以缓和政府的变动，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出现于人世，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被用坏。
他选择的这个办法是资产阶级各保皇派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旧日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曾是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的过渡桥梁，现在他完全有意识地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桥梁，当然是更为合适的了。
奥迪隆·巴罗乃是那个唯一因从未争到首相位置而未及丢尽脸面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很迅速地把所有各个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好象就是为了使它们不只在行为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或否认自己旧日的辞句，使它们终究被人民当作一团可恶废物尽行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显赫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望，——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作为一个总理所具有的自持力和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自负心理。在他前面镜子里容光焕发的是基佐，——就是那个向来都令他羡慕和经常都把他当作小学生轻蔑看待的基佐，——简直就是基佐本人，但是却生着奥迪隆的奥林匹克式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到自己身上的一件东西——迈达斯的耳朵[26]。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表露出来；他原是一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而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教徒的法卢又作为信仰部部长跟他联成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政部就交给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掌握了。法学、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样样俱全，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了。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扮演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27]。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已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局——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的君主制走卒的手中去了。正统主义者尚加尔涅一身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团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司令。这种官职上的更迭，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主义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演员部位、戏剧动力、冲突本质和整个局面——全都变样了。不过那过了时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到共和国已经建成的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这个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在大地已创立成功之后，它的创造者除了逃到天上去，就别无他事可作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仿效他的榜样，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如果说它已被夺去了行政权力的一切杠杆，那末它手中不是还留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主权岗位，并借着这个岗位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一推翻巴罗内阁而代之以“国民报”派的内阁，则保皇派的官吏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将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要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予了国民议会一个方便得简直是它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施行攻击的绝妙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目中，路易·波拿巴是意味着打倒捐税！可是，他在总统椅子上还只坐了6天，在第七天的时候，即在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税和酒税分享着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特别在农民的眼中是如此。巴罗内阁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其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丧失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味道，——农民起义的拿破仑就象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阴谋的令人莫测的形影。而巴罗内阁把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横蛮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也就很高兴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借以推翻内阁，又能够借以扮成保护农民利益的角色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1/3，从而使5亿6000万的国家财政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来静待内阁的辞职。你看它对于它自己周围的新事物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该是多么不了解啊。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600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公然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从此就开始了贯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生存时间的长期决斗。1月29日事件、3月21日事件、5月8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journées〔巨大事件〕，是6月13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1月29日事件看成是国民议会与总统在宪法上的矛盾的表现：一面是具有主权、不许解散、由普选权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面是只在纸上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则也象国民议会一样由普遍投票批准的总统；并且总统一身集中了百倍分散地分配于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的全部选票；况且总统掌握有全部行政权力，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飘荡于行政权力之上。对于1月29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在议会中、报刊上、俱乐部里表现的斗争语言形式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根本不是代表着同一个宪制权力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波拿巴并不是一个跟立法权力对立的行政权力。波拿巴乃是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这个共和国和自己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具相对抗，和资产阶级中革命派的名利为怀的奸计和思想上的要求相对抗，这一派人建立了共和国，现在却因发觉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完全象一个复辟的君主国而感到惊异，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连同它那些特殊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勉强延长下去，不让那个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最终完成的和典型的姿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是代表着滚回到它中间去了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了还没有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了已经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当选一事，只有当一个名字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已经表露的时候，只有当这个事实已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了一次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已于12月10日被宣告废止了。这样，在1月29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一方为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另一方为已经建成了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个阵营里是个不大的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共和国成立，用巷战和恐怖手段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式的特征；另一个阵营里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主义大众，——唯有它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剥去宪法的那套思想上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真正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暴风雨，是在整整一个月后中酝酿建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宣布辞职。但巴罗内阁却为回报这点而提议制宪议会自己对自己表示最终的不信任，判处自己以自杀死刑，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提交了制宪议会，提交了这早在8月间就已决议在它尚未制定许多补充宪法的必要的补充法律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拥护内阁的富尔德向制宪议会率直地声明说，解散制宪议会是“为恢复陷于动摇的信用”所必需的。的确，制宪议会一味拖长临时状态，硬要弹劾巴罗而使波拿巴跟着成为问题，弹劾波拿巴而使业已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成为问题，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奥林匹克式的巴罗立刻就变成了狂怒的奥兰多，因为他已感觉到了人家又要把他终于弄到手了的内阁总理位置夺去，连两个星期的总理老爷福也不会让他享足，这个位置是共和党人已经一度迫使他等待了整整一个“德村尼姆”即一连10个月之久的啊。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来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了。他嘴里最柔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它此时确实也只是代表着过去了。巴罗又讽刺地补充说：“它不能在共和国周围确立什么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设施。”确实如此！随着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态度受到挫折，它的资产阶级精神也受到了挫折，而随着它对保皇党的敌视态度重新复活，它的共和主义热情也重新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设施来巩固它所再不能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依靠拉托的提议，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大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处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的一束一束的billets-doux〔情书〕，都或多或少断然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并立下自己的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其中表示请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拿破仑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表示赞成或表示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态复活了。请愿是对12月10日事件的补充注释。这种鼓动在1月里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个月。
制宪议会在它与总统发生的冲突中，不能借口说它是普选权的产儿，因为敌人正是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它的。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是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试图过的那样用表示不信任的方法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当时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产阶级各中心机关——俱乐部。六月事变的英雄别动队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也好象在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厂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先前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一经决定要把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结束，就粗暴地攻击了国家工厂一样，波拿巴的内阁一经决定要把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结束时，就来向别动队进行攻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解职和抛到了街头上，另一半则被重新改组，由民主制的组织改成了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地位，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有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表示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总统，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团结了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一切制宪分子，所有一切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和用强力手段把它回复到原有状态，想要把它变为表现他们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党派。凡已发生的一切，都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凡从革命运动中所结晶出的一切，又都重新消溶了；斗争又是为着各个党派各有其不同理解的含糊的二月共和国而重新开始了。转瞬之间，各个党派重又采取了它们旧有的二月时期的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又来依靠“改革报”方面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党人（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调解和团结），并在俱乐部里准备着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把“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看作复活的六月起义者，原是不差的。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部长福适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刻不容缓的法案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所谓刻不容缓性的问题，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法案，其内容是说内阁因犯违反宪法罪应交付法庭审判。其实，提议把内阁交付法庭审判不是意味着泄露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一个软弱无力的抗议，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却偏偏要这样做，——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每次危机关头打出的那张伟大的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准备对同一个议会在道义上把5月15日事件重演一遍，想强令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同是这个议会还曾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罪犯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在对制宪议会扮演着保皇党的布朗基角色，而制宪议会已在跑往俱乐部去，想从革命无产阶级方面，从布朗基党方面找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方面转交他们“国民报”派所设计的hautecour〔最高法院〕，来和制宪议会为难了。值得注意的是，怕失去内阁位置的恐惧心竟从我们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相比的机智珍珠！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起义者的问题上，又回复了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与总统和内阁的斗争中不得不走上起义的道路，那末总统和内阁在与制宪议会的斗争中则不得不走上政变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可能把制宪议会解散。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消灭自己的共和主义的法律基础。那时他就只有拿出皇帝的权利，而皇帝的权利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权利，但这两种权利都是比之正统王朝的权利相形见拙的。合法共和国的颠复，只能使它那个对极物即正统王朝重新得势，因为这时奥尔良党人还只是二月事件中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事件中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都只是自己那种从君主国方面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权利。正统主义者知道情况对他们有利，就来公开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能盼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28]。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公开宣告过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有一次被顺利镇压下去的起义，就可使内阁免除一切困难了。“合法性会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起义就使人可能借口挽救salut public〔社会治安〕来解散制宪议会，借口拯救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粗暴的发言，建议封闭俱乐部，公然撤销50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党人，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凌辱别动队长官，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为人所不容的列米尼耶教授被恢复职位，正统主义者的狂妄行为受到宽容——凡此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起义势力总是默不做声。它所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最后，1月29日来到了，在这一天要讨论马蒂约·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波拿巴党人、别动队、山岳党、各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阴谋活动，既阴谋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阴谋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和谐广场检阅一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有声有色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作为交错起来的一切希望、疑惧、期待、酝酿、紧张、阴谋汇集中心的制宪议会，猛如雄狮，在这个对它空前严重的世界历史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的举动好象是一个战士居然不只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还觉得自己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自己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它自己已处于戒严状态之下，于是就把自己的立宪活动以巴黎戒严状态作为必要界限而加以限制。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所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而它的这种报复办法是和它相称的。山岳党暴露了自己缺乏革命斗志和政治见识，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做这出阴谋大喜剧中的宣告人。“国民报”派作了最后一次企图，想要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过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1月危机时的问题是在于制宪议会的存亡，而3月21日危机时的问题则是在于宪法的存亡；前一场合是关系到“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场合则是关系到这个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是把他们超然物外的思想出卖得要比世俗政权的占有权便宜些的。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是福适所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8条保证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禁止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制宪议会却不免要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须知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本身是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资产者的。而俱乐部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不是组织独特工人国家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制宪议会和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共处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体面运用了笼统的公式，那末难道没有政府和国民议会来解释并在具体场合运用这个公式吗？而且，如果说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因戒严状态而被禁止了，那末难道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就不能依法加以禁止吗？三色旗的共和党人所能用来反对这样平淡解释宪法的，不过是宪法上的堂皇辞令罢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巴涅尔、杜克累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头目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禁止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委员会的房子里去“开了一个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没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法定票数。这时克莱米约先生在委员会的房子里及时地提起，从这里出去的道路直接通到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就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随着是再度受欺的山岳党也回去了。山岳党经常为革命的念头所苦恼，但它同样又经常寻求合乎宪法的结局；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是对宪法意义的唯一正确的解释。
还有一点需要解决，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充满了异常愤慨的气氛。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到耻辱和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法兰西共和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了背信弃义的谋害，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赖德律－洛兰照例在主席桌上放了一份控告内阁——这一次并且是对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旬就派遣了一队军舰到契维塔未克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载往法国。教皇得去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要连同教皇把神甫勾上，连同神甫把农民勾上，而连同农民又把总统位置勾上。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的目的说来虽是一个选举广告，同时却是对罗马革命的抗议和威胁。这里面包含有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协同奥地利和那不勒斯一起进行的干涉，是于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坐在内阁里，这就是意味着教皇坐在罗马，并且是坐在教皇的罗马里。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保持教皇权力来为自己保持农民的拥护。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了总统。他们一失去信仰，就会失去轻信态度，而他们一失去教皇，就会失去信仰。至于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那末须知在恢复国王之前，必须先恢复那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主义思想，——若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若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若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若没有宗教，那末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所享有的对于天国幸福的抵押权，保证着资产者对于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恢复了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权力。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同的联盟，是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的。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内阁当即表示否认，于是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面的事项了。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总是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但是，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分内的事情，那末假装相信这种拯救共和国体面的谎言，就已是国民议会分内的事情了。
这时，皮蒙特被攻破了，查理·阿尔伯特宣告退位了，奥地利军队叩着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提出了激烈的质问。但是内阁已证明了，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予全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适当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必须是或者让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蒙特一并陷落下去，或者是法国向奥地利，亦即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委员会了吗？或是把自己当作国民公会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末法国军队又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某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掩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出发；4月16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给内阁拨发12万法郎的军费，以便使它能把地中海上准备随时用以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3个月之久。这样，国民议会就授给了内阁为干涉罗马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反对奥地利。它没有看见内阁所作的事，只是听见内阁所说的话。这样的信仰，甚至在以色列也是找不到的。制宪议会陷入了不敢过问已建成的共和国应作什么事情的地位了。
最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远征意大利的进军恢复其原定的目的。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表示最崇高的谢意。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正是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阁员们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撕碎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能在这里扮演富吉耶－丹维尔的角色，但也不过是在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暴露出自己身上那张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罢了！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主人；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是实现宪法；在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争取自身解放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等于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在退出舞台之前，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两日，还称心满意地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哩。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为那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所粗暴地推开和轻蔑地抛弃掉，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表示否认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做出大事而将来又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点地腐烂下去，所以它就只知勉强复活自己的尸体，经常召唤着六月胜利的魂灵，重温着六月的胜利，再三判处着已被判处的人们，这样来使自己能确信自己还存在于人世。真是专靠六月起义者的血为生的吸血鬼啊！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财政赤字，并且这种赤字更因六月事变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人奴役制度而给予种植场主的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酒税的取消而增大了；酒税这一项是制宪议会临终时才取消了的，它活象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乐于给自己幸福的继承者硬加上一个令人身败名裂的债务。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有两大集团互相敌对：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所谓“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党人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特别的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12月10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即与“国民报”派决裂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所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派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乃是代表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奥尔良乃是代表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其相互间的竞争。如果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末，它不是以正统主义者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主义者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并不是他们阶级中具有经济基础的什么大集团的代表。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是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各自只知道自己的特殊政治制度的两个资产阶级集团相反，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将它加以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当然是把它当作自己朋党的统治来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顶峰上站立着联合的保皇党人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则同样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派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末他们的化学结合的产物却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了；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一定要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互相中和起来。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倾向于作为自己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全部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不免要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咬牙切齿地同意保存共和国形式，最后却竟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统治自然使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恢复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阶级统治的生存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转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的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有支部，它以薪资豢养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布于全部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薪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作是天然保护他们那种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在公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住这样一种欺人之谈，即仿佛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其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及波拿巴党人。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的集团，而只是一团迷信的老弱残废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往立法议会送进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已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表，即山岳党，曾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结成联盟，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曾如何由于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合同〕被否决，由于人家蛮横坚持资产阶级利益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相互间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2月大宴会上它们又确认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了社会民主党，即结成了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一度因紧跟六月事变而来的绝望挣扎陷入了麻木状态，从撤销戒严状态时起，即从10月19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颤抖。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热的审判案[29]，在这次审判案当中，与总统、联合的保皇党人、“正直的”共和党人、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等渺小人物对比起来，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就显得好象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遗留于社会表面的，或者是只能先于社会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庞然大物；选举鼓动；对布莱阿的刺杀者之处决[30]；接连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政府对于宴会运动所施行的暴力的警察干涉；保皇党人的蛮横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象被悬在耻辱柱上；制宪议会与已建成的共和国之间的不断斗争，这斗争每回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上去，每回都使胜利者变为失败者，失败者变为胜利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民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处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门前的可耻失败——在这运动漩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心动魄的起落中，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对于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自己的发展时期，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许多省份已经革命化了。因为一则他们已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再则红党答应给予他们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是空幻免除租税，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主义者的10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
甚至军队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票拥护波拿巴，原是表示拥护胜利，但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一个小士官，本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统帅，而他却还给了军队许多高傲的将军，实则他自己竟还是一个平凡的士官。无庸争辩，红党，即联合的民主党，纵然得不到胜利，也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省份，都必定要投票拥护红党。山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在5个省内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人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前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而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许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不免要投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就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任何分裂。在制宪议会生存的后半期中，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热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在“国民报”派全能时代被摈出了舞台的山岳党，现在随着“国民报”派因态度不彻底而听受保皇党内阁压制的程度而抬起头来，并且获得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各派即保皇主义各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而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他们的物质利益要求着民主的机构。与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是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而由于革命斗志的表现只是限于进行议会性的攻击、草拟控诉书、提出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辞令的极端措施，所以这种重要角色的意识就使他们变得更为勇敢了。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与秩序党的斗争，必定首先把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提到第一位来。
“国民报”派，“quand même〔坚决〕的宪法之友”，républicains purs et simples〔纯粹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选进了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个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之奥菲士［注：奥菲士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唱家。——译者注］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31]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5月8日的冲突重又恢复。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的违反宪法炮击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固然并不是去打巷战，而是去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不过是1848年6月的既可笑又拙劣的滑稽模仿罢了。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由于被秩序党封为伟人的尚加尔涅提出了还要更伟大的战斗报告书，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2月20日，只存在有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只存在有总统。5月28日，补全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在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1848年6月反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了历史生辰簿上的；在1849年6月，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由它与小资产阶级所演出的难以形容的滑稽剧载入了这个生辰簿。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尼密吉达［注：尼密吉达是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译者注］。在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毁灭。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狱之灾的可怜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大权独揽，——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注释：
[21] “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9页。
[22] 指1848年8月28日“辩论日报”的社论。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41页。
[23] 据圣经上的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承继了犹太的王位。——第49页。
[24]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波拿巴党人的标志。——第50页。
[25] 马克思引用的是刊载在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上的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迪南·沃尔弗的通讯代号。这里的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审过。——第51页。
[26] 迈达斯的耳朵，按古代神话，是阿波罗赏给弗利基亚国王迈达斯的一对驴耳。——第53页。
[27] 海地共和国总统苏路克1849年8月26日自封为皇帝，他是个著名的残忍凶狠、爱好虚荣的人。反对波拿巴的报刊称路易·波拿巴总统为苏路克。
杜山—路维杜尔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海地岛上黑人反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统治的革命运动的领袖。——第53页。
[28] 指英国将军约·蒙克；1660年他曾利用他手下的政府军队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第61页。
[29] 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尔热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见注19）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有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第70页。
[30] 布莱阿将军曾指挥一部分军队镇压巴黎无产者六月起义，于1848年6月25日在枫丹白露哨兵站为起义者打死，因此起义的参加者有两人被处死刑。——第70页。
[31] 在第一版以及以后各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都误为5月29日。实际上立法议会开幕于1849年5月28日。——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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