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compère〔教父〕［注：双关语：《compère》——“教父”，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官职，从内阁大臣起至官立烟草店止。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是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而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又愈是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6]被残酷镇压后，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了，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卢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最狂热拥护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在法国反革命派当中挤上基佐那样的地位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作为投机事业走狗的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当时现存的统治制度。
所有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正式反对派的行列里或是完全处在pays légal〔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诸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经常使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起来。当没有恢复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若不缩减国家支出，即若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变税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财政赤字。每过4年或5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一般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座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市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财政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法国每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亿5000万法郎，而每年国家非常开支却差不多达到4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额金钱，又为欺诈包工，贿赂往来、偷盗窃取以及各种各样的舞弊勾当造成了良好机会。在发行公债时盗窃国家资财是批发式地进行的，而在执行官方包工合同时则又零售式地重复进行。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统治阶级，在铁路建筑上也如在国家的一般支出与公债上一样，乘机进行了掠夺。议会把主要的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那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分参与过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国家出资进行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反之，任何一点点财政改革，都因受银行家反抗而遭到失败。例如，邮政改革就是如此。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敢于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24万选民和他们的随从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7]。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势力，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上至宫廷，下至café borgne〔最低级的妓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腐朽的欲望泛滥横流，甚至和资产阶级法律都步步抵触，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是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情形来说，都只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同样地公开表演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上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丑剧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参加政权的各个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à bas les grands voleurs！à bas les assassins！》〔“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自己利益受到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怒起来了。诸如《La dynastie Rothschild》〔“路特希尔德王朝”〕、《Les juifs rois de l’époque》〔“高利贷者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了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揭露了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统治。
Rien pour la gloire！〔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利润！La paix partout et toujours！〔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将使3分息和4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让法国民族自尊心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柯夫而完成了对于波兰的掠夺时，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8]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方面时，法国民族自尊心更是感到了特别强烈的愤激。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微小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摩人民的流血起义则象电流一样激动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注：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柯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进行的；巴勒摩的起义爆发于1848年1月12日；在1月末，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9日的炮击。（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最后，由于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普遍不满的爆发便加快起来，而不平的怨言便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深了人民中的普遍不满。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如同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不免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9]，而在巴黎大腹便便的欺诈者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必定会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了一个后果：大批工厂主和大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能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只得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他们开设起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方式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冲突起来，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弄得束手无策，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10]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末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是统治着巴黎的。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去诉诸清醒的法国，借以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作，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即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所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象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决心要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争得共和制度。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此事。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回来质问。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那种治国安邦的智谋和按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在两小时的期限未满以前，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赫然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字：
République fran?aise！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也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个别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后，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归于消失，因而由此种假象所引起的许多派生性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却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作斗争的基地，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由于成立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主义者摆脱了七月王朝使他们陷进去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无怪乎“法兰西报”[11]曾与反对派方面的报纸一起进行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曾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赞助革命。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归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主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资本隐藏于其后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地显露出来了。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提出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过几天后已忘却自己的诺言，好象是把无产阶级完全忽略过去了的时候，就有两万工人群众涌向市政厅，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不得不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要它去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同业公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议事厅，而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国家的实权在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他们得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里在忙着探求点金石，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
可是必须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确实也只能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朦胧形式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协力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身边捍卫自己的利益，——须知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临时政府里面坐到了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哩。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本身已是用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近旁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正如工人们相信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同样，他们也以为能够在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存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难道法国能够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而挑不起一场对于统治世界市场的英国有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吗？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的，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法国占居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财产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赖有略经改头换面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能够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去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外省各地，它却只是集聚在个别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充分发展的现代的反资本斗争，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所以，无怪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是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12]。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13]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弄得面红耳赤，这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邪书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就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甜言蜜语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关系这种想象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fraternité——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轻松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痴心妄想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由于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了一些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un gouvernement qui suspende ce malentendu ter-rible qui existe entre les différentes classes》〔“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厚道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
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地使这个共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废止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持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是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引以自慰的，是他们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和制服敌人。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强横的国家高声陈述了自己爱好和平的情怀：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口号。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按照自己所处情势的特殊条件——起来革命了。俄国和英国——后者本国情况也不稳定，而前者则被吓呆了——对此都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共和国面前连一个全民族的敌人也没有碰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来刺激活动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其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是把共和国看作自己的产儿的，所以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这个政府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措施，自然都受到它的欢迎。它很乐意地协助科西迪耶尔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城内的私有财产，并且让路易·勃朗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point d’hon-neur〔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丧失了力量。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从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上最能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狂热地担当起这一任务来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是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靠确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来维持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就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完全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这样，在二月革命还没有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被麻痹，商品流转已遇到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靠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来维持的，而革命已在使资产阶级生产根本受到威胁，已在使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已在用卢森堡的怪象去与交易所相对立，那末这样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多少，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多少，革命的创造力就增加多少。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债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信实精神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丢人而且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满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5分、4分5和4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踌躇满志、非我莫属的神态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金钱支绌，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尽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稍许减轻。金钱支绌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阶级、仆役和工人就不免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偿付政府对国家债权人备好的这种称心满意的礼物的价值。
政府宣布，凭储蓄银行存折取款，不得超过100法郎。所有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都被没收，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国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阶级这时所领到的已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国债证券，于是它就不免要把这种证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即听任那些正是二月革命打击对象的人们去宰割。
银行是在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坏共和国的信用。它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纸币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立刻象洪水泛滥一样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把共和国的这个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也必定会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乞求大家来为爱国主义担负牺牲，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有工人才施舍给它几个钱。于是只得采取英勇手段——施行新税。然而向谁去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吗？但这样去作是不能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的同情的。这样作就会一方面破坏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事业，另一方面又使它受到很大的屈辱和牺牲。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到底是谁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了牺牲呢？就是Jacques le bonhomme [14]，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4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恩赐的10亿巨款[15]占有者的身上。实则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免要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45生丁的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的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封建负担，而1848年的革命，却为了使资本不致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详尽地描述，说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的高利贷者、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建议。可是，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却是智慧树上的苹果哩。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于是就受到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陈年旧帐，反而陷进了应该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积欠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贷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一句关于这种解放的言词——都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主张工人解放就是经常反对恢复靠绝对确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来维持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干掉才行。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抛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充分强固能把无产阶级对付下去。况且，国民自卫军已被迫实行——虽然是经过了极顽强的抵抗和用尽了一切阻挠办法之后，虽然只是局部实行，渐渐实行——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自己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24营别动队，每营1000人，由15岁到20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可遇见，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其组成部分都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们，即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查罗尼[16]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雇于临时政府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的事迹，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付给他们1法郎50生丁薪饷，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他们的指挥官，一部分是由政府指派常备军军官担任，一部分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弟担任，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都把他们迷住了。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拚命蛮干的24000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它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它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它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10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23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进行厌烦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17]。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是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但因为它们打着相同的幌子，也就往往引起了犹如西班牙家臣喜剧中那样的误会。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于是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虽不是就其内容来说，但就其名称来说，国家工厂乃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认定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厂，是他们可以发泄自己的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是消耗着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是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装装样子的工作尽有国家年金可得，社会主义不过如此罢了！——他们这样嘟囔着说。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濒于破产而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显得那样汹涌澎湃；每一次来的邮件，或从意大利那里，或从德国那里，或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陶醉情态，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他们胜利的新证据，而这个胜利本身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
3月17日事件和4月16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3月17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再回到革命轨道上来，使它在一有必要时就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排出去，并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举行[18]。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喊着《à bas Ledru-Rollin！》〔“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口号涌到市政厅去。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为了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只得出而保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服从于自己，反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3月17日事件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4月16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有许多工人举行集会，要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当前的选举。突然有一种风声飞快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有大群武装工人由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集会，打算从那里进攻市政厅，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总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互相争立头功，——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10万人荷枪整装以待，所有通向市政厅的道路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巴黎全城各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准备要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很惊奇地知道，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曾在布置极为严密的虚幻斗争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怖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整个这出拙劣的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的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注：从本页到第66页的国民议会都是指由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的制宪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编者注］开会了。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人民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citoyens〔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人民偶象崇拜主义。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分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表示拥护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然而，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同时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能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消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各个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脸上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使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丧失信用，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一律蒙上反对派的光彩。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是“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起初也只是戴着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假面具才敢出头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并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置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并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反而是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主观上、在想象上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则其全部活动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它整个存在的时期都是在不断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斗争的。
整个法国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匆忙地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的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狂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先前，在建立对社会主义有所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时，曾经是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的；现在，为了要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要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却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不免要用武器来打消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因为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作出了一个徒劳无功的尝试；目的本来是想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却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19]。Il faut en finir！此风不可长！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要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决心。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工人和谩骂工人的言论。但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国家工厂。制宪议会饬令执行委员会来对付这些国家工厂，而执行委员会本来是只等候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定出的计划的。
执行委员会开始是多方阻难工人进入国家工厂，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生长的工人都赶到索隆，借口说是要调到那里去做土工。这种工程，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自己的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以掩饰工人被逐事实的一种好听词令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是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5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000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到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了，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几星期的时候，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当时简直是被那冲散了他们虚幻的共和国的火药浓烟熏得头昏眼花了。
请读者允许我们从“新莱茵报”中引出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炮火。这就是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fraternité。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
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20]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这样企图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既已摆脱了一切桎梏，于是它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而决不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不免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强一样，现在他们必定要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处境的认识，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君主制结成了联盟来反对人民，那末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就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没有让它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有让它能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强暴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与各邻国保持和平。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本身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摆布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因此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不免要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得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注释：
[6] 1832年6月5日—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
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这次起义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了。——第12页。
[7] 罗伯尔·马凯尔是个典型的狡猾投机的骗子手。这个典型人物是法国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创造的，由于奥诺莱·多米耶给他作了一组漫画而长久流传下来。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14页。
[8]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7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组织的单独同盟，其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这个同盟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叶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议会里占了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议会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在11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西欧强国的立场。——第15页。
[9] 1847年春在比桑歇（安德尔省）在附近农村中居住的饥寒交迫的工人的带领之下，发生了袭击投机商的粮仓的事件；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桑歇事件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1847年4月16日把4个直接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判处死刑，其他的很多人被罚做苦役。——第16页。
[10]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机关报。这一派在临时政府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第17页。
[11]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是从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报，19世纪40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主义者的机关报。——第19页。
[12]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存在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一世帝国时候所用的蓝白红三色的法国旗帜。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一个红色的旗绦。——第22页。
[13]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它从1789年至1869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通报”各期必定刊载政府的法令、议会的公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第22页。
[14] Jacques le bonhomme或Jacques Bonhomme（意即笨伯雅克），是法国贵族给农民取的轻蔑的绰号。——第26页。
[15] 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是用来补偿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中被没收的财产的。——第27页。
[16] 拉查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鄙称。这些人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第28页。
[17] 根据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即把他们安置在习艺所里；这里工人们从事的工作生产率低、单调而且累人；当时人民都称习艺所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29页。
[18] 指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4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结在布朗基和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第30页。
[19] 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次发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涌入制宪议会会场的示威者要求议会实现诺言，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内阁；他们企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5月15日的人民发动结果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第34页。
[2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53—156页。——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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