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ckv品论天涯网

　　科伦10月28日。在“新莱茵报”第116号横线下面［注：根据当时书报检查法的规定，双横线下面为非政治栏，报纸对刊登在该栏中的文艺作品、杂文等不负责任，文责由作者自负。——译者注］，即在报纸的非政治栏中，登载了一篇由“黑克尔”署名的“告德国人民书”。这一“历史性文件”在“新莱茵报”刊登以前，好几家德国报纸早已发表了。其余的德国报纸（莱茵-普鲁士的报纸和旧普鲁士的报纸也不例外）后来也都发表了这个文件。甚至“科伦日报”也有足够的历史见解来登载司徒卢威的公告，就象登载傅阿德-埃芬蒂的公告一样。
　　我们不了解，这也许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羡慕共和主义者黑克尔的荣誉？也许是为了让惊愕的世界知道，德国革命的双重失败是由于共和主义者黑克尔逃往纽约和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留在科伦的缘故吗？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的后代将把这两个伟人看作是现代运动的种种矛盾的戏剧性的体现。未来的歌德将在新“浮士德”中一起来描写他们。至于让哪一个黑克尔扮演浮士德，哪一个黑克尔扮演瓦格纳，这完全由作者自己来决定。
　　不管怎样，在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作了荒诞无稽的临别致词之后，紧接着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就提出了同样荒诞无稽的控告。
　　莫非是我们搞错了？也许国家检察官认为，“告德国人民书”是“新莱茵报”自己伪造的，而在自己的公告下面狡猾阴险地署上了“黑克尔”的名字，以便使德国人民相信：国家检察官黑克尔侨居在纽约，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国家检察官正式批准革命的良好愿望？
　　这种阴谋诡计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登载在“新莱茵报”第116号附页上的文件下面的署名不是“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而tout　bonnement〔索性〕是“黑克尔”。黑克尔的签名用的不是花体字，而索性是黑克尔！难道在德国不是有两个黑克尔吗？
　　而其中谁是“索性的黑克尔”呢？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索性中有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说，有引起对“新莱茵报”怀疑的某种东西。
　　不管怎么样，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公然认为“告德国人民书”是“新莱茵报”自己伪造的。他把它看作是推翻政府的一种直接号召，是一种明显的叛国行为，或者至少是参与叛国行为，按照Code　pénal〔刑法典〕规定，这“索性”是叛国。
　　因此，黑克尔先生向预审推事建议的不是把签署报纸的负责发行人，而是把报纸的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确定”为叛国者。但是把某个人“确定”为叛国者，换句话说；就是立刻把这个人投入监狱，暂且先把他拘禁起来。这里问题是“确定”单独拘禁。因此预审推事拒绝。然而，黑克尔先生一旦被某种思想所激动，他就和这种思想难分难解。“确定”“新莱茵报”的总编辑，对黑克尔先生说来已成了固定观念，正象他把“临别致词”下面的署名“黑克尔”看作是虚构的一样。因此他诉诸高等审判厅。高等审判厅拒绝。他又向上诉法院控告。上诉法院也拒绝了。但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从不放弃他的“确定”（仍然是上述意义的）“新莱茵报”的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固定观念。可见，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思想，而是具有康德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启示。
　　即使报纸转载革命事实或公告是一种叛国的行为，那也绝不能直接把卡尔·马克思“确定”为叛国者，而首先应当追究报纸的发行人，在上述文件刊登在横线下面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那怎么办呢？一种思想产生另一种思想。人们可能按照Code pénal〔刑法典〕第60条控告卡尔·马克思是报纸发行人所犯罪行的同谋者。如果愿意，也可以把他控告为刊载任何一个声明的同谋者，即使“科伦日报”也刊载过这个声明。于是卡尔·马克思收到了预审推事的传票，他出庭并受到了审问。据我们了解，被传去作见证人的有一些排字工人、一个校对员以及印刷厂的老板。最后，被传去作见证人的还有报纸的负责发行人〔Gerant〕［注：科尔夫。——编者注］。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把后者传去作见证人。
　　难道虚构的作者应当作证反对自己的同谋者吗？
　　为了把事情叙述得很全面，我们必须指出，“新莱茵报”的编辑室曾被搜查。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压倒了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一个黑克尔进行了叛乱的活动，发表了煽动叛变的公告。另一个黑克尔不顾一切地从现代历史中，从报纸中删去既成的事实。他颠倒黑白，混淆事非。如果“坏报刊”发表了革命的事实和公告，它就犯了双重的叛国罪。它是犯罪行为的精神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叛乱活动就说明它内心喜欢这种活动；它又是通常法律意义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这些活动就是宣传这些活动，既然宣传这些活动，它就成了叛乱的工具。不管从哪一种意义上讲，它都是要“被确定”的，因此它就获得了这种“确定”的果实。相反地，“好”报刊却有报道或不报道、歪曲或不歪曲革命文件和事实的特权。拉德茨基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禁止米兰的报纸报道来自维也纳的事实和公告。而“米兰报”[267]向公众报道的不是维也纳的大“革命”，而是专门由拉德茨基所杜撰出来的维也纳的小叛乱。虽然如此，据说在米兰还是爆发了起义。
　　大家知道，黑克尔先生——国家检察官——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注：见本卷第202页。——编者注］。作为我们的撰稿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原谅他，只是他反对我们报纸的渎神“精神”的罪过是不能原谅的。可是他正好犯了这种罪过，他毫无批评嗅觉地（这对一个“新莱茵报”的撰稿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把流亡者黑克尔的公告变成了“新莱茵报”的公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对待运动的态度是慷慨激昂的，“新莱茵报”则是批判的。弗里德里希·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重大作用上，我们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经济关系引起的冲突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研究“共和制度”，“新莱茵报”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找到了比那个合众国更加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在那个合众国里，西部还根本没有阶级斗争，东部的阶级斗争也只是按照旧的无声无息的英国形式进行的。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看来，社会问题是由政治斗争产生的，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而“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
　　例如，“新莱茵报”并没有完全背弃自己的过去，它怎么会向德国人民发出这样的呼吁：
　　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并不是“议会的”机关报，因此我们有时甚至不怕招惹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愤怒。我们号召法兰克福的那些先生们靠近人民，但从来没有号召人民靠近法兰克福的那些先生们。而“共和起义的英勇领袖们”在哪里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大家知道，黑克尔在美国，司徒卢威在监狱里。海尔维格呢？“新莱茵报”的编辑们，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在民众大会上坚决反对海尔维格在巴黎所进行的活动[268]，而不怕引起激昂的群众的不满。果然，他们当时因此引起了那些自诩为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怀疑（参看“德意志人民报”[269]）。现在，当我们的预言不止一次地被事变所证实的时候，难道我们应当附和那些同我们意见相反的人吗？
　　但是我们将采取公正的态度。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还是我们报纸的一个年轻的撰稿人。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一样，都象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红色。至于espèce〔各种各样〕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较为细微的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而且，黑克尔先生难道不受“确定”“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吗？这种固定观念既不能被侦察机关的涤罪火熔解，也不能被高等审判厅和上诉法院的涤罪火熔解，因此，应当承认这是一种耐火的固定观念。
　　三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用布鲁土斯-巴塞尔曼的话来说，无疑是“最高尚的和最优秀的人的统治”和他们沿着这种统治的阶梯扶摇直上。因此，我们希望我们那位可敬的撰稿人——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的丰功伟绩会把他抬上国家的奥林帕斯山［注：希腊帕撒利之一山，传说为众神住地。——译者注］的顶峰，就象那些驾着阿芙罗狄蒂的车子的白鸽闪电般地把她拉到奥林帕斯山上去一样。大家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实施宪政的政府。普富尔热衷于立宪制度。在立宪国家中，都有细心听取反对派报纸的意见的usus〔习惯〕。因此，如果我们建议政府把杜塞尔多夫最高检察官的空位授给我们的黑克尔，也不算是离开了宪政基地。据我们了解，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阿蒙先生暂时还没有获得拯救祖国的奖章，因此，他即使有自己的奢望，但是在有更大的功劳的人面前，他也会立刻恭敬地放弃自己的奢望。如果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海姆佐特先生成了司法大臣，那我们就建议让黑克尔先生担任总检察长的助手。但是我们认为黑克尔先生能做更大的事情。只是黑克尔先生还年轻。就象一位俄国人所说的：沙皇是伟大的，上帝更伟大，不过沙皇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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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67]“米兰报”（《Gazzetta　di　Milano》）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16年创刊，1875年停刊，19世纪50年代以前是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当局的官方机关报。——第524页。
　　[268]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第525页。
　　[269]“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是民主的报纸，1848年4月在曼海姆出版，主编是弗吕贝尔和佩尔茨，司徒卢威、黑克尔、卢格等人也参加了编辑工作。4月17日该报中登载了一篇巴黎通讯，其中声明德国共产主义者对海尔维格的举动持否定态度。——第525页。